政审和走后门,断了我的大学梦

来源:范卫平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4-08-25 点击:

从左至右,戴思平、叶腾虎、范卫平、陈永强。
 
1976年3月,中国政治大环境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我的人生境况也落入了低谷;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煎熬,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已下乡6年的黑龙江德都县,转点去父亲的老家扬州,继续插队落户。
3月29日早晨,乘坐县城的大客车离开,当车轮滚动视野所及,是团结公社的村屯,它们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窗外熟悉的一切渐行渐远,心里涌出说不清的感觉,爱恨交织、眷恋与不甘……
又一次想起巴尔扎克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的一段话:“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有才能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基督徒是一口受洗礼的池子,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我曾把这段话作为人生座右铭,临下乡前,用钢笔抄写成字条,贴在木箱的内盖,每次打开箱盖总会看一遍。诚然我不会狂妄到以天才自居,但至少以“苦难是一笔财富”来勉励自己。当下我以这种方式悄然离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是否该归入“弱者”而沉入万丈深渊?我的内心是不服输的。

1964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市重点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南模的篮球常年保持全市中学生冠军,数学方面也很有名气。66届、67届开始试用苏步青主编的《数学》(将代数、几何合并),数学老师给我们的课堂训练题又多又有难度,且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记得有一本课外练习册有8872道题,号称攀登珠穆朗玛峰)。老师带着自豪的口吻:你们的数学进度,已经达到普通中学高一的水平了。英语的进度是一学期学完一册,普通中学是两学期学完一册。
自小我喜爱体育运动,在康平路家院子里玩单杠、立地跳远、跳绳是我喜欢的项目。南模校运动会上,我的铅球是年级第一名,超过高一年级第一名1米多。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一切都被颠覆了。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父亲母亲,被打成走资派,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父亲范征夫,17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在新四军队伍里先后担任几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身经多次战斗曾任溧高警卫团营长兼教导员。文革被造反派打成“陈(丕显)曹(荻秋)死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审查、隔离八年之久。母亲的单位以整党建党,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为名,强迫我去黑龙江德都县插队落户。
9年的插队生活,曾多次梦见自己考进了大学 ,在教室里和同学们愉快地交谈,醒来却是一场梦,身处异乡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炕上,孤单的内心要经历多少悲喜沉浮—— 
1972年3月 ,北京工学院到德都县来招生,9个名额分配到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太平公社、建设公社、团结公社 ,每个公社3个名额。这年上大学的要求:本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所谓推荐,按三个里面选一个的原则,从生产小队到大队,到公社,到县里,通过三次筛选,已经是27比1了。
这年的招生结果,太平公社的上海知青杨东平,建设公社的上海知青顾伟被北京工学院录取了。杨东平的父亲原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这时刚刚解放,杨东平政审通过了。顾伟下乡前是上海中学红代会常委,据说下乡后当了县革委会委员。
第一次报考大学对于我来说,参加完体检后就没有下文了,父亲的原因我的政审没有通过。所谓政审就是查本人政治表现、查家庭成员、查海外关系……父亲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隔离审查遥遥无期,对于他本人,对于家庭的成员都是至关重要,甚至致命的!
父亲从1956年始主持写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是市政府的主要笔杆子;张春桥(时任柯庆施秘书)是上海市委的主要笔杆子,张春桥发表文章《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引起毛的关注,后成为他腾云升迁的机遇。张希望父亲写文章呼应他,父亲因与其所述观点不同,拒绝了。1962年,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张春桥夫人提拔为新华社上海分社副社长的问题,因她曾经叛变演过汉奸剧,父亲表态“不宜提拔”,又得罪了张春桥。
参加县动动会,我举领队标志牌。团结公社每年都是德都县社会组的团体总分第一名。
文革初期,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劝父亲揭发“陈(丕显)、曹(荻秋)”问题,又被拒绝。到了1966年12月,张春桥派他夫人李文静坐镇市人委(市政府)办公厅 ,指挥造反派指定打倒范征夫。

上海知青和大队书记刘久祥合影,后排左至右,刘久祥、范卫平、杨卫,前排左至右,陈永强、於贻圣。

1973年的大学招生似乎开始走上正轨,除了层层推荐,公社对报名者进行文化考试,一轮淘汰后,县里又进行考试。考作文时,监考老师站在我的桌旁看了一会儿,似乎对我的作文有兴趣。
考试结束后,碰巧在县城的马路上遇到这位监考老师,他握着我的双手说:“我看了你的作文,写得很好,你肯定能录取!”当时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凭我67届南模中学的底子,文化考试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政审能通过吗?父亲还在“五七”干校劳动,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啊。
不久,全国报纸刊登了张铁生的文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自此“白卷英雄”张铁生横空出世,当年全国考生的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这年上海外国语学院来我县招生了,给了1个名额。因为是外语专业,招生组特意安排了对考生的面试。这天晚上,县文教科安排我住在县委招待所,和招生组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因为全县就我一人参加面试,我心里特别忐忑,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但父亲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录取的学校又是在上海……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回到生产队我耐心地等待消息,一天天过去了,同大队的北安知青都到学校报到了,我还是没有等到消息。后来才知道,又卡在政审上,最终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名额转到其他县去了。

1974年,上海交通大学给德都县两个招生名额,是内燃机系和铸造工艺及设备系。内燃机系属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建设公社的上海知青忻晓笛被录取了,他的父亲在上海财贸口工作,政审时他的父亲已经解放了。
 
 
这一年,这两个专业都非常吸引我,一方面想通过上大学回到上海 ,另方面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有特殊情结,因为上海交大的前身是南洋公学,而南洋模范中学以前是南洋公学的附属中学,南模的毕业生被录取上海交大的比例很高,自然作为南模生,上海交大是我求学的一个梦想,由于政审没有通过,我和上海交大擦肩而过成为终生遗憾。
1975年初,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大环境下,父亲被审查了8年之后,“回班”了,也就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了,但还留有一个尾巴“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留党察看两年”,他可以不用下大田劳动了,回市里参加一个古文注释组,组长裴先白(原任市财办主任)。据说那时毛主席视力很不好,阅读古籍有困难,上海有关部门专门找一些人,将毛需要阅读的古文进行注释、校对,印成大字本供毛阅读。老干部中也挑选了古文底子好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参加这项工作。 
这一年我在农村的处境也有了很大改善,终于在24岁时入团了(再过一年入团就超龄了)。还有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和我们上海知青的处境。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久祥腰部长了一个肿瘤,德都县医疗条件有限,他就到上海来检查治疗,住在我们家一个多月。父亲托人到第六人民医院找到院党委书记,专门安排了专家就诊,最后确诊为良性肿瘤,做了手术摘除。刘久祥书记在上海得到良好的治疗和康复,回到大队后,上海知青的处境有了明显改变,他们已不用下大田劳动了,干一些农村人说的轻巧活,如看靑、打更、看水库值班、当教师等,只要你开口,刘书记就给安排。 
1975年县里招生名额下来了,我所知的上海院校有:上海师院政教系,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我依然被一级一级推荐到县里。到县里打听才得知,口腔系只录取女生,不要男生,那么只剩下上海师院政教系一个名额了 。往年因政审被卡,连连落榜,今年会有希望吗?
对于已下乡5年劳动锻炼的知青,多么希望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县城回村子的路上,我掂量了自己的各方面,感觉这次上海师院的录取非我莫属,希望很大:政治上我已经入团,父亲的问题已经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会影响到我上大学了。几年的大学招生,县文教科对于我的情况已经很了解。我爱好体育每年参加县运动会,多次获得县铅球、铁饼、标枪、手榴弹第一名;跳高、跳远公社前三名的成绩,为团结公社、前进大队增光,在县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因为在知青点表现突出,我已经是大队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在农村我发挥自己的特长,大队部墙上的标语口号,是我用大排笔书写的。我已经在大队办的前进学校(一年级~七年级的小学连中学)教书2年多了。从教一年级~五年级的全科教师 ,上升到教六七年级的中学生,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学生身上…… 

在等待上海师院录取通知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1972已去北京工学院上学的顾伟,在离开德都县两年后,通过关系,把他的弟弟从呼玛县调到了德都县,因为呼玛的上海知青太多,不容易有机会上大学。顾伟弟弟调来后被借到县委宣传部,75年的招生,在县宣传部长张某某的帮助下,生生把我挤掉了。 
这一年,有省、地联合招生组的同志在县里调研,我找到一位负责的女同志反映情况,她说已听到这方面的反映,但县里已经定下来了,她也无法改变。她给予一番安慰后,答应过几天去黑河地区开会,看看有没有可能调剂一个名额过来。 
所有录取的人都走了,我也没有等来所谓调剂的名额,等来的却是顾伟的弟弟去上海师院读书后,把他的女朋友从呼玛调了过来,就调到我们团结公社。据说副书记曾经在呼玛工作过,与她的关系很好……这个消息于我而言打击巨大,即使等到下一年招生,我还会有希望吗?
我在黑龙江下乡六年了,四次上大学都没有走成,原因种种,是何等令人伤心啊!从每一年的5月份听到招生信息,报名、体检、政审、等待……到9月份的彻底绝望,再到下一年的重新期待,我的精神承载了巨大的压力,还有繁重的农业劳动,宿舍里大家收工后劳累都不愿意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终于我病倒了,天天发烧38.℃以上,大汗淋漓衣服全湿了,放在炕上烘干了再穿。我以为是感冒,吃些退烧药没有重视,但半个月过去了,还是天天发烧。有一天,村里刚从辽宁过来的赤脚医生说了一句“可能是伤寒吧?”引起了我的重视。这时候同宿舍的沈京文也被传染到了,我们一起到德都县医院去看病,碰巧那天医院停电,我们没有看成病。后来上海家里寄来了氯霉素,服用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康复。
几年以后,我南模的同班同学因为上大学被人挤掉,精神失控在安徽蒙城的建筑工地跳楼自杀了(他的母亲曾任上海市委常委、公交政治部主任),这个消息令我震惊!作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我们为了获得原本该有的资格,但生生被剥夺的大学梦,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1976年4月我转点到老家扬州插队,又一个消息迎头痛击,转点插队的知青,必须满三年才有资格报考大学。
 
1979年随知青大返城病退回到上海,这年我已经28周岁了,超过了大学报考的年龄。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彻底破碎了!                 
  2024.8.23完稿于伊春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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