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庆霖“告御状”的作用和意义
来源:《缅怀 回顾》 作者:余鹤元 时间:2024-07-31 点击:
作者 余鹤元
——纪念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50周年
五十年前的1973年4月 25日，毛主席收到福建省莆田县小学老师李庆霖的信，读信之后不禁掉下了眼泪，随后给李庆霖回信并寄去人民币300元，信中说“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如何看待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作用和至今的现实意义？
我国知青的上山下乡，最早起源于延安时期。1946年毛主席把长子毛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农民劳模吴满有家参加农业劳动。建国后不断有不少知青自愿回乡或下乡，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杨华等5名青年，得到北京团市委的批准，组织了60人垦荒队奔赴北大荒，出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成批奔赴农村的知青。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到1965年的十年中，陆续上山下乡的总人数已达182.28万。
1968年12月20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上山下乡成为全国性持续性大规模运动，到1979年，人数达1600多万，其中有1400万是插队入户知青。
上山下乡，既是缓解当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也是为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实现防修反修战略目标。到1965年的十年中，去农村的知青虽陆续不断却是小批量的，上山下乡也处于摸索阶段。1968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培养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大兴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就显得特别重要与迫切了，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在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上山下乡人数多的史无前例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各项政策与具体措施还处于摸索阶段。上山下乡初期，中央上山下乡机构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正如周总理批评的那样，“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后来立即成立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总理亲自主持，李庆霖也被吸收为领导小组成员。各级政府也建立起各级知青管理机构，研究、调整和出台适合本地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从边干边摸索到边调整、边改进，李庆霖“告御状”的信，及时地帮助政府重视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与偏差，促进了上山下乡的健康发展。
反腐防修，是毛主席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思想，正如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带七常委到杨家岭参观时发出的感叹，在延安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建国后，不少干部的屁股在政府机关的位子上坐久了，脑袋里的“官念”越来越重，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到百姓“父母官”的位置上。李庆霖为儿子的生活困境到他所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上访，也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级干部思想修养不同，清正廉明的风气也不同，但当时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当年下乡的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的区长蒋应仕同志，他的品行是我人生航船的灯塔。
记得1970年3月初，乍暖还寒的初春之夜，在连队蹲点的蒋应仕正召开七人连部会议，冷风嗖嗖，直往一指宽门缝里涌进来，背寒透凉，年岁大点的副连长杨德全、副指导员骆开忠都把被子披在背上。大门忽然敞开，炊事班长带人端来七碗热气腾腾的猪杂汤。猪肉香味、葱蒜味混合着扑鼻袭来，我差点儿流下口水，馋哪，多少天不见荤了，这下好了，今晚能美美地吃上一碗了！只听蒋教导员问炊事班长“哴嗝事？”（绥阳话：怎么回事）蒋卫良班长解释：连队杀猪，把猪杂碎给大家做了几碗汤嘞火嘞火身子（绥阳话：暖和暖和身子）。不料蒋教导员挥了挥手，“拉嘅！”（绥阳话：拿走），明天中午倒在食堂大锅菜里给大家吃”。完了！口水只能往肚里咽。他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在食堂排队吃不见油的大锅菜啊！他不馋吗？！那刻有点抱怨的我脑海里却升腾起无比高大的党员干部形象，崇敬之意油然而生。
追忆的影像延伸到1969年夏粮收割前夕，蒋区长下乡视察。一到我公社，就来知青点，询问我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和思想情绪。
到了11点多，总要留他吃午饭吧。他也不客气，也不讲究我炒什么菜（自留地只有棚瓜、青菜），端起碗就往嘴里刨饭。
不料他走时，“余同志嗳，收道”（绥阳话：收下）拿出了四两粮票，二毛钱递过来。他是客人，我是主人，哪有主人收客人的饭钱之理！我推开了他递过来的手，可他坚决要给，围着灶台他追我跑。突然一声“不拉（绥阳话：不拿），以后不来喽”他拉下了脸，把钱和粮票往灶台上一放。这下轮到我傻了，低下头慢慢地伸手检起他扔在灶台上的粮票和钱，心中交织着惭愧与钦佩之情。而他红鼻子两侧的脸颊上总算又露出了微笑。从此我和他之间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他来公社，必到我家（知青点）；我留他吃饭，必收他给的四两粮票和二角钱。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也是多数党员干部的形象。正是因为毛主席在一次次的运动中给干部们上着“紧箍咒”，才使得干部勤政廉政。
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干部问题现象虽说少数，已是当时最大的腐败，比起现在的腐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反腐除了巡视、举报、检举等方式外，如何给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层干部有效地上“紧箍咒”，防止塌方式腐败、割韭菜式腐败，降低党员干部腐败率，如何能像在毛泽东时代对腐败强力遏制，仍然有现实价值和警钟长鸣的意义。
作者简介：余鹤元，上海市汾州中学68届初中，1969年到贵州省绥阳县原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插队落户，1972年在贵州有机化工总厂工作。中国质量协会质保中心高级审核员。
责任编辑：日升
如何看待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作用和至今的现实意义？
我国知青的上山下乡，最早起源于延安时期。1946年毛主席把长子毛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农民劳模吴满有家参加农业劳动。建国后不断有不少知青自愿回乡或下乡，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杨华等5名青年，得到北京团市委的批准，组织了60人垦荒队奔赴北大荒，出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成批奔赴农村的知青。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到1965年的十年中，陆续上山下乡的总人数已达182.28万。
1968年12月20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上山下乡成为全国性持续性大规模运动，到1979年，人数达1600多万，其中有1400万是插队入户知青。
上山下乡，既是缓解当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也是为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实现防修反修战略目标。到1965年的十年中，去农村的知青虽陆续不断却是小批量的，上山下乡也处于摸索阶段。1968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培养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大兴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就显得特别重要与迫切了，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在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上山下乡人数多的史无前例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各项政策与具体措施还处于摸索阶段。上山下乡初期，中央上山下乡机构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正如周总理批评的那样，“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后来立即成立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总理亲自主持，李庆霖也被吸收为领导小组成员。各级政府也建立起各级知青管理机构，研究、调整和出台适合本地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从边干边摸索到边调整、边改进，李庆霖“告御状”的信，及时地帮助政府重视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与偏差，促进了上山下乡的健康发展。
反腐防修，是毛主席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思想，正如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带七常委到杨家岭参观时发出的感叹，在延安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建国后，不少干部的屁股在政府机关的位子上坐久了，脑袋里的“官念”越来越重，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到百姓“父母官”的位置上。李庆霖为儿子的生活困境到他所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上访，也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级干部思想修养不同，清正廉明的风气也不同，但当时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当年下乡的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的区长蒋应仕同志，他的品行是我人生航船的灯塔。
记得1970年3月初，乍暖还寒的初春之夜，在连队蹲点的蒋应仕正召开七人连部会议，冷风嗖嗖，直往一指宽门缝里涌进来，背寒透凉，年岁大点的副连长杨德全、副指导员骆开忠都把被子披在背上。大门忽然敞开，炊事班长带人端来七碗热气腾腾的猪杂汤。猪肉香味、葱蒜味混合着扑鼻袭来，我差点儿流下口水，馋哪，多少天不见荤了，这下好了，今晚能美美地吃上一碗了！只听蒋教导员问炊事班长“哴嗝事？”（绥阳话：怎么回事）蒋卫良班长解释：连队杀猪，把猪杂碎给大家做了几碗汤嘞火嘞火身子（绥阳话：暖和暖和身子）。不料蒋教导员挥了挥手，“拉嘅！”（绥阳话：拿走），明天中午倒在食堂大锅菜里给大家吃”。完了！口水只能往肚里咽。他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在食堂排队吃不见油的大锅菜啊！他不馋吗？！那刻有点抱怨的我脑海里却升腾起无比高大的党员干部形象，崇敬之意油然而生。
追忆的影像延伸到1969年夏粮收割前夕，蒋区长下乡视察。一到我公社，就来知青点，询问我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和思想情绪。
到了11点多，总要留他吃午饭吧。他也不客气，也不讲究我炒什么菜（自留地只有棚瓜、青菜），端起碗就往嘴里刨饭。
不料他走时，“余同志嗳，收道”（绥阳话：收下）拿出了四两粮票，二毛钱递过来。他是客人，我是主人，哪有主人收客人的饭钱之理！我推开了他递过来的手，可他坚决要给，围着灶台他追我跑。突然一声“不拉（绥阳话：不拿），以后不来喽”他拉下了脸，把钱和粮票往灶台上一放。这下轮到我傻了，低下头慢慢地伸手检起他扔在灶台上的粮票和钱，心中交织着惭愧与钦佩之情。而他红鼻子两侧的脸颊上总算又露出了微笑。从此我和他之间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他来公社，必到我家（知青点）；我留他吃饭，必收他给的四两粮票和二角钱。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也是多数党员干部的形象。正是因为毛主席在一次次的运动中给干部们上着“紧箍咒”，才使得干部勤政廉政。
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干部问题现象虽说少数，已是当时最大的腐败，比起现在的腐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反腐除了巡视、举报、检举等方式外，如何给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层干部有效地上“紧箍咒”，防止塌方式腐败、割韭菜式腐败，降低党员干部腐败率，如何能像在毛泽东时代对腐败强力遏制，仍然有现实价值和警钟长鸣的意义。
作者简介：余鹤元，上海市汾州中学68届初中，1969年到贵州省绥阳县原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插队落户，1972年在贵州有机化工总厂工作。中国质量协会质保中心高级审核员。
责任编辑：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