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梦回青山——湖南邵阳知青回忆录》
来源:湘楚山地文学 作者:阿旧 时间:2024-07-12 点击:
《梦回青山——湖南邵阳知青回忆录》一书，由龙国武、陈建湘两先生主编，作家谭谈题签，邵阳市原副市长李兰君作序，收录74位作者的74篇文章和25首古今体诗歌及40余副珍贵图片，记录了部分邵阳知青亲历上山下乡运动的过往事迹。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年龄多在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多是初高中文化程度。上山下乡，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以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运动伊始，这时候天下粗定，新中国敌我矛盾已非主要矛盾，而主要致力于内部矛盾，以消除隐患，防微杜渐。伟人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诗人，深具浪漫气质和理想情怀。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真实意图或更为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及备战），这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是，人所在地域和其职业本有差别，收入自然也有差别，消灭是实无可能的，至于缩小弥合，庶几近之。也正因为如此，伟人在1968年的最高指似乎只是单方面针对知识青年，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旧中国之沉疴痼疾，医治需用猛药，运动便成为最惯用的手段之一。它多体并进，强力推行，能在短时间内大范围地解决问题，达到目的。广度，无远弗届；强度，“矫枉必须过正”，而古人有云，“过犹不及”；速度，如龙卷风，但古人云“欲速则不达”，因而从长远看来，运动的效果并不见佳，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上山下乡运动时间很长，从1955年开始倡导，中间经历文革，在文革后期达到了高潮，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才告结束。1968冬季起（即在伟人的最高指示之后），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高潮，其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
书里记载了生活的艰辛和知青经受的磨练，如邓乾秋写了一个要强的女知青的另类遭遇；肖立元写了插队时常见的农活——砍柴和车水；许厚文则在长文详细记述了他与他们一家在1969年的苦难历程；张素云称艰苦的下乡生活是她“刻骨铭心的回忆”；李良时回忆了学习耕田施肥的经历。
书里写到了插队各地的民俗风情。于光荣写了他放牛牛偷吃红薯藤后被“罚约”的事情；吴人豪的《山村险事》记述了农妇产子不顺，主家责怪他暗中做鬼的离奇之事。周惠荣在《遥望三乡》描述了他在涨水时“放木排”和上山岭“守野猪”的惊恐经历。
深挚的情感是很多文章的主题。李龙记录了他插队时与恋人相识相爱后终成眷属的故事；杨屹楼记述了生产队长对他的关爱照顾；石勇深情回忆了憨厚善良的乡下青年“堂个子”；萧维岳的《路遇》则记述他邂逅了一段纯洁而朦胧的感情；龙国武则深情回忆了他的父亲母亲。
朱鹏涛、曾淑艳两人对邵阳知青红卫兵“小兵司令部”的运作有详细记述，陈龙龙、唐喜山记述了邵阳知青宣传队的事迹，这些文字对于相应的文史专项课题，极具参考价值。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1968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但从本书中文章来看，邵阳的情形有所不同，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并不以农场模式为主，而多是插队模式，如于光荣1962年秋时年方8岁，随母亲下放插队到武冈县秦桥公社；1963年10月，李林森等12名邵阳知青插队到城步县清源公社；1964年程显武插队到武冈县大甸公社青龙大队；1964年吴人豪插队到邵阳县千秋公社；1964年伍智勇插队到洞口县江口区江口公社山牛大队；1964年李自强插队到绥宁县寨市西河公社下寨大队；1964年，李龙、姚锡云插队至城步县丹口公社；1965年李兰君、朱鹏涛插队至绥宁县西河公社；1965年曾淑艳、潘尔立、申伊新、胡思平、杨飞霞、朱炜插队到绥宁县竹舟江；1965年杨慰慈插队到绥宁县党坪公社界溪大队岩壁界；唐喜山1965年插队到绥宁县武阳；1965年，萧维岳插队到武冈乡下。
而属于农场模式的仅何永成、戴经邦、段思安、刘恒兰、杨屹楼、钟曙光、周惠荣等数人。1964年，何永成下放到黄茅穇子坪农场；1964年，戴经邦、段思安下放邵阳市共青团园艺场（1968年第二次安置绥宁县白玉公社插队）；1965年刘恒兰下乡到邵阳市共青团农场。1965年，杨屹楼上山下乡分在洞口茶铺农校（1968年插队到洞口山门公社）。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生活相对艰苦很多。而这也在此书文章中有所体现。如杨屹楼文章称：“回想在农校的点点滴滴，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无忧无虑的三年。”刘恒兰《难忘赖枚忆往事》：“与离家四五百里远的绥宁城步插队的同学相比，这里显然好多了，过着集体生活，周末可以回家，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
此书也存在些许不足。如在文章选取的地域上有所失衡，以插队于绥宁、城步、武冈的居多，而邵东、隆回等地极少。又本书将知青回忆录按上山下乡的时间分为60年代初中期、60年代后期、70年代，而“60年代初中期”、“60年代后期”之间当以1968年冬为界为妥，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布最高指示后，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达到高潮，且从农场模式转为插队模式，因此钟曙光、周惠荣两人文章应划入“60年代初中期”为妥。
知青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插队农村，历经磨练，付出巨大。但有研究者认为，从客观上说，知识青年下乡给边缘地区的落后农村带来了科学文化知识。但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又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因而从短期看，获益更多的是知识青年本身。上山下乡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的生存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加强，远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如本书中的作者大多数成了邵阳市各部门领域的精英。而对知识青年的历史作用，可能需要过较长的时间后才能加以准确的评判，而这正是此书价值之所在。
(晓歌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