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友真情赐稿录
来源:原创 作者:陈克希 时间:2024-07-11 点击:
二0二四年，上海图书公司创建七十周年，庆典需出纪念集。公司命我组稿，时在一月三十一日。过后不久便到春节，于是，我在与书友过年问候之际，顺便约稿，共三十余人，均为读书界有声誉者。至六月下旬，文章全部到位。
我们上图公司是福州路文化街中，以古旧书刊经营为主业之书店，来稿者均为与公司有往来，且与我熟识者。倪兴祥原“中共一大”纪念馆老馆长，撰文《中共一大纪念馆与上海书店渊源》。张霞，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撰文《上图公司助两馆建设》。他们文章叙述上图公司自五十年代起，便优先提供馆中所需之相关文献，颇感谢我们对其长期支持。倪兴祥我们早在送《申报》影印本时，便时有接触。但是，互相熟悉倒是二00五年，我被邀请去鉴定《共产党宣言》，这是陈望道一九二0年翻译之初版，马克思红色头像，是册错版本，封面为《共党产宣言》，发现马上收回。二个月后，重版为蓝色马克思头像，业内分别称“红本”“蓝本”。此次，参加鉴定的还有两位，上海图书馆张伟、鲁迅纪念馆王锡荣。我认识张霞是二0一一年，那是上图公司安排我参与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备，每星期五去一次，主要职务为版本鉴定工作。我在该馆一直工作至二0一七年。
王雪霞，《藏书报》总编辑，撰文《我眼中的上海图书公司》。二00五年，石家庄创办《旧书信息报》，该报邀我写文章，当年王雪霞还是个刚入行之小姑娘，她负责与我联系。她勤快聪敏，还宣传我们上图公司，报道我们古旧书活动，报道古旧书刊拍卖消息。而今已炼成总编辑，在藏书界颇具声望。
彭震尧，北京中国书店拍卖行总经理，撰文《我与上图公司二三事》。震尧兄是我同行，小我两岁，也去过北大荒上山下乡。中国书店几代人均与上图公司有业务往来，线装古籍，他们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版本数量和质量，均属老大哥。而民国书7刊则是我们强项。故我们有互相支援，互通有无之业务。北京称为“串货”，上海则称“叫行”。我与他属于该行业之第一代接班人，认识三十多年。作为拍卖师，主持古籍版本、民国书刊拍卖，从容自如，无人可比。
韦力，当代古籍善本大藏家，撰文《上海博古斋老牌古旧书业之精》。我们认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为人谦和，处事低调。但对收藏古书则大手笔。他著书立说颇丰，对古代藏书家及藏书楼亦进行深入研究，并付之文字。本世纪初，他亦为我们编辑之《博古》杂志赐稿支持。
李福眠，《文学报》编辑，撰文《我在古籍书店买的第一部书》。我们首次见面，应是八十年代，地点在老期刊部，福州路338号二内部供应处。周振鹤与陈子善就是在该处认识。我经常要将配套完整那些民国老期刊，送至负责内部接待同事肖顺华验收。但与福眠兄只是点个头而已。正式接触倒是一九九五年。福眠兄淘旧书有个性。只见他不紧不慢，沿书架视察，时不时抽出一本翻翻，又放回原处。有时不买一本。有时，回过头取出刚才看过之一二册，付款走人，一言不发。只是，曾因天降大雨，店堂仅他一人，便不得不和我闲聊起来。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原来，他与不熟悉者，不轻易开口。偶尔，来一位书友，我们坐在一室，数小时，他不说一句话，但亦不尴尬。
韦泱，早期新诗作家，供职建设银行编行业金融刊物。上海作协理事。撰文《五十年的旧书缘》。我们认识近三十年，他在之前便与福眠兄有交往。福眠长我一岁，韦泱小我八岁，我们常一起聊天，聊华夏书人书事，但从不说三道四。我们一起接待南来北往之华夏书友。有三四年，他俩经常相约一起到我处喝茶聊天，也为我编这《博古》撰文捧场。我和福眠对健在前辈沈寂、丁景唐、罗洪、金性尧、周黎庵、王辛笛、赵家璧等人，只是尊重，打个招呼，维持礼貌。而韦泱则勤与他们交流，抢救了历史。
薛冰，专业作家，南京作协副主席，撰文《因书结缘卅六年》我们相识二十五年，我认识薛冰之名字是《旧书笔谭》，我在书店购得这册他的书话集。我向福眠兄打听此人，因为该书不仅内容好，而且文字功力极佳。之后，我将该书四处推荐，直至《旧书笔谭》不知去向。他是南京城市史专家。
徐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撰文《福州路收罗古旧书》，我是在电视专题介绍他为南京藏书家，方知他名字。我们认识是与薛冰同时，他俩相约来沪，到福州路我们书店，和福眠、韦泱一起相识。他对古旧书业有专题研究，专著《中国旧书业百年》，并专门采访我数次。做学问很认真。这时段，徐雁兄与我往来频繁，我们并未止于聊古旧书业之历史，以及现状。他还带着硕士生，四处游学，参加活动，甚至暑假还有几位来我上图公司实习。这些学生名字，我至今仍记得，叶安然、肖永钐、童翠萍、林英、江少莉等。我还参加过他主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两次活动。徐雁倡导全民非功利性阅读，支持华厦各地之读书会。他与薛冰、蔡玉洗、董宁文，是我南京最熟悉之书友。薛冰兄和陈子善兄二位，七十大寿，在先锋书店庆祝，我和福眠，韦泱还前往南京祝贺捧场。那天，薛冰兄与往常那张笑咪咪脸庞，是他招牌。
董宁文，《开卷》执行主编，出版家。撰文《我与上图公司点滴书缘》。我们在二00三年认识，那是蔡玉洗举办“首届自办读书报刊讨论会”，邀请华厦十余份自办报刊前往。这年，时任上图公司总经理彭卫国，主编《博古》杂志，让我和俞子林前辈，一起编辑。当时，家父陈伟仑知道后和我说，你读书界、收藏界有许多朋友，一定能办得出色。家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退休编辑，他告诉我，他同事康嗣群，原本是银行家，后来办《文化小品》杂志，虽然仅六期，但作者均为大名家，就是因为他朋友多。果然，《博古》好稿源源之断，被蔡玉洗看好。这次讨论%会，日后被誉为“全国首届民间读书年会”。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一些华厦有影响之书友。
北京谭宗远，嘉兴范笑我、十堰黄成勇、李传新、济南自牧、于晓明、芜湖桑农、 汪应译、新化姜晓铭等新书友。宁文兄当年才三十多岁，身体健壮，工作效率高，经过多年历练，而今已成为读书界名人。
杨柏伟，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撰文《书店——我的自信源泉》，我们认识二十余年，他原是辞书出版社编辑。活动能力很强，擅长组织活动，在出版界颇具影响，经常在我们书店淘旧书，勤读书、富藏书。尤其是长着一副书生脸，白净、优雅。他还精于棋类，无论围棋还是象棋。柏伟兄还有个特点，那是勤于在微信朋友圈发文化类信息，为推介上海诸多优质活动，颇有贡献。
完颜绍元，民国军政人物考据专家，上海书店出版社老编辑。撰文《上图淘书五十年》，我们相识近四十年。同事关系，他在出版社，我在旧书店。每天中午，均到我处，与金良年一起进店淘书、聊天。有时，我也会去编辑部喝茶聊天。我写过一文《远房同事姓完颜》，描述其穿衣特征，冬天穿一麦尔登中山装，春秋天著灰蓝的卡中山装，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未见添新衣。他见文章后，笑得合不拢嘴。他说，“你文字描述鲜活，定能写出好小说”。答曰：“我不会受那罪，整日浑浑噩噩埋在故事情节里”。他社会活动很多，常会开个讲座，参加些研讨会什么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这天请我们这些曾参与筹备工作之相关人员，开会表示感激。当天下午，完颜兄被邀，与王锡荣等一行策划事宜，我们如蜻蜓点水般见面，聊了不到五分钟，他进门开会，我告辞回家。
卢润祥，上海辞书出版社老编辑、编审。为沪上出版界德高望重之前辈，也是我此次为上图公司七十周年纪念集组稿书友中，年龄最长者。他一九三七年出生，身体健康，思路敏捷。否则，我不会约他稿子。撰文《古旧书店暖我心》。我们认识至少有三十年，因同属出版系统，哪次初识无法记清。润祥前辈常会忽地出场显身。数十年，他对出版界之贡献可谓如同“润物细无声”一般。当然，他在许多读书微信群，均常与年轻书友交流，提携后进。
鲍广丽，文汇出版社副编审，才女。撰文《书缘短、情缘长》。我们认识有二十年，是通过庞荣棣和文洁若二位接触的。文洁若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她随萧乾来上海书店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时，我向她了解周作人五十年代与她翻译工作联络情况。此后，我们未断过通讯。十多年前，文先生电话告知，要来沪新书发布会《一生的情缘》，尚未确定在何处。于是，我请文先生将此活动放置在上图公司。这天，《一生的情缘》发布很成功，编辑是鲍广丽。自此，我与这位才女更熟悉了。今年，还相约与福眠、韦泱，一起上海乘轨道交通至苏州，去拜访书友王稼句，留下轨道游佳话。
戴建华，训诂学者，汉语大字典编委分册主编。撰文《风景福州路独好》。我们相识二00五年北京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我俩每年相缘一两次，甚至更多。我每次赴京参加活动，定要相见，他每次到沪有活动，亦定要见面喝茶聊天，小酒多为老正兴、德兴馆、老半斋三家。值得一提的是，二0二0年初冬，建华兄来沪到辞书出版社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委会议，特安排陈子善、周立民、上官消波、韦泱、陈韵等书友，为我设宴七十岁生日。建华兄笔健，每天撰文用文言写读书心得，发在诸群。他之文言流畅易懂，朗朗上口。我也每日转发给我几位年轻同事，也转发我那在执教向明中学语文之侄女受用。
龚明德，新文学版本学者，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之前二十五年从业四川文艺出版社，任编辑。撰文《从<古旧书讯>到<博古丛刊>》。我们认识三十余年，经常通电话，也通过数次信。有一回他与长沙彭国梁相约来沪，下榻福州路老正兴，剃着光头，将淘获之旧书，从这本翻到那本。活像个农民摆弄自己收获之农产品，一脸满足。识得有一年，彭卫国任上图老总时，举办旧书活动，邀请全国书友前来捧场。这次还顺带徐雁和我的新书发布会。令我感激的是，明德兄上午飞机赶到，下午散会前便匆匆赶飞机回成都。还有一次，我去九寨沟游，黄昏飞机至双流机场，将我接去他玉林北大街家中喝小酒，聊书、聊书事，半夜送至宾馆，不耽误第二天游行九寨沟。明德兄在新文学研究领域，考据紧密不漏。对他人亦很顶真，指谬不留他人情面，被誉为文字警察。这也是他那可爱之处。
杨继光，原静安区文史馆馆长，学者，书家，至于书家，他很少在书法上显示、张扬。撰文《赵冷月的“三点一线”》。我俩认识三十年，那时我们共同朋友、书法家金重光在南京路朵云轩办书法展。我分别去祝贺，之后因投缘，交往从未间断。继光兄在职期间，挖掘了许多名人故居，毛泽东、史量才、蔡元培、张爱玲故居等等。他还经常组织研讨会，我被邀请参加过三次，即张爱玲、史量才和铁皮玩具。继光兄退休后，在张罗静安区收藏活动，经常有高品味人员参加。让我难忘的是，在九十年代初，他推荐我去大连路教育电视台，做“线装古书如何防蛀、防潮、防火”节目。这是我首次上电视。这节目之内容，是我职业范围，没问题。但对着镜头，倒有些心虚，他鼓励我大胆讲，一定能讲好。
储有明，美术评论家，上海报业集团老编辑，撰文《良贾为读者找书》。我们接识于一九九九年末，那时，原本《新闻报》改版成晨报、午报和晚报，《新闻报》，我一直在周末《闲适人生》之休闲版写文章。于是，我继续将文发该报，晚报之休闲版。版面编辑正巧是有明兄。当时，我文章主要是给《新民晚报》《夜光杯》版、《文汇报》《笔会版》，偶尔也给《家庭报》《老年报》什么的。记得《夜光杯》稿费八十元，《笔会》一百元，《家庭报》《老年报》三四十。问题是《夜光杯》要半个月才给我登出一次，《新闻晚报》则虽稿费四五十，但几乎连续不断用我文章。有明兄抬爱我，惹得报纸领导责备他。其实，该领导陈云发，我也认识。《新闻报》大报时，我就给他供稿。事后，有明兄将此事如笑话般告诉我：“我们稿费那么少，你能约到如虎闱那么优质文章吗？陈云发无言。”当时，我主要笔名虎闱，以及沐目、老爻等。如《湘菜辣煞根》《别有天地话郭洞》《看热闹》《小组长助理》《人吃猫食》《帮忙、帮闲、帮凶》《东街长西街短》之类在读者引起些反响文章，便出自有明兄版面。其实，有明兄本人就是文章高手，其文字功力亦好生了得，在本群可与其相当者，李福眠耳。
蒋禹照，原上海华联集团党委书记、收藏家。撰文《一个爱书者诉说》。我们认识三十二年。那是一九九二年，我去南京西路江宁路上海旧书店南京路门市办业务。只见有一读者戴着口罩，在收购处童钟毓处淘书。童是老收购员，他介绍我们认识。此人就是蒋禹照，因患感冒，为避免传染他人，都戴口罩。可见此人颇自律。他长我一岁，时任纺织品公司经理。嗜书如命，之后，我们便经常聊书。他文言功力超过我，且擅长书法，尤其是章草。而今，他每日生活有规律，锻炼哑铃、读一段“论语”、书法 。依然精力充沛，整理收藏、分类书画册。偶然与我通个电话。
陈克涛，原上海拍卖行副总经理，上海收藏协会副会长。撰文《三代人缘系上图公司》。他是我胞弟，一九五二年出生。童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的父亲，就引导他和我看书。以致我哥俩养成一辈子的阅读习惯。父亲支持我们读闲书，用当今说法叫非功利性阅读。文革动乱，父亲蒙冤被抄家，被造反派搬走家中字画、瓷器和藏书，关进“牛棚”。一九六九年我哥俩去黑龙江格球山农场上山下乡。当了十年农民，一九七九年返沪，克涛在延安有机玻璃厂工作，并考进业余大学。同时，随父亲学习字画、瓷器鉴赏，成为文物鉴定行家，进上海拍卖行工作。
王毅，原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古墨鉴定专家。撰文《上图公司心中圣地》，我们认识三十年，第一次见面在《上海滩》杂志社。我们都是该杂志作者，故经常会前往送稿。王毅知识面广，记得本世纪初，他得过一次知识竞赛一等奖。他为人和气，一脸笑容出自内心，是他之招牌。在职期间，经常来我们博古斋拍卖公司，参拍有关上海旧时文献资料。来门市淘书，在我收购处喝茶聊天，探讨民国时期历史文化。让我感激的是，他对我学生陈韵在知识上多有指点。王毅兄还热心公益事业，他曾前往天津捐赠民国1915年版饮冰室文集，给梁启超纪念馆。媒体一时竞相报导，他还常向中共一大纪念馆捐赠红色文献。此外，他还经常参与民国收藏品鉴定，我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一起被邀请鉴定就有好几次。
柳和城，文史学者、作家。撰文《不淘书•著书•捐书》。我们认识二十年，缘起编《博古杂志》向他约稿。他民国时期颇有研究，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其他穆藕初、史量才之类大名家均有涉及。和城兄为人真诚，考据扎实，故文章颇获各界欢迎，还常参加各类研讨会。我在史量才研讨会上，还遇到他几次。他有个好老伴，因患腿残疾，拄杖行动不便。因此，外出全需老伴全程陪同。老伴身体羸弱，但坚持非常支持丈夫之文史工作。有件事我很欠意于他。那是，我和俞子林编了十期《博古》。我们将所有稿件,图片资料什么的,均移交接任之几位。如北京文洁诺文稿什么的。其中亦有和城兄一些图片。之后，文洁诺文章登在第十一期上，和城兄之图片却找不到。
陈青生，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撰文《夭折的东方》,我们认识近三十年。研究孤岛文学有较大贡献。我比他大几岁,也常接触。有一次,他问起是否知道董林肯。我告诉他,人我熟悉,我只能告诉其家庭情况。他妻子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大儿子董白波,小儿子董小波是我一起下乡到黑龙江格朗山农场之分场畜牧连之知青朋友。我曾住一个宿舍。他家住上海音乐厅对面大楼顶楼之晒台搭建房。家父陈伟仑也认识他。董林肯是搞儿童话剧的开创了“立化出版社”,在南昌路。其实当时董林肯在儿童文学领域之影响,与陈伯吹不相上下。五十年代,家父进上海文艺出版社,董林肯进大众美术出版社。林肯前辈之资料很少，不知青生兄研究董林肯收获有多少。
甘世佳,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策划部编辑,音乐词作家，上海青年文联理事。撰文《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们认识二十余年,他复旦毕业，一九八〇年出生,是我书友中最年轻那位。他曾荣获第三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为我辅导过作文这些人中，最有成果之一位,他让我记住了一辈子。另外记住一辈子的是吴关镛,他长我近十岁,是塘沽中学语文老师。吴关镛兄,本次作者中卢润祥老师也认得他。再说甘世佳出道早,为上海世博会总撰稿,世博会主题歌歌词便出自他手,此外，甘世佳对儿童歌曲创作颇具造诣,也取得一定效应，被社会认可。我熟知儿童文学领域居然有我长辈一代董林肯,下辈一代就是甘世佳,而且前景无限。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专攻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我们认识二十余年。撰文《一张发票》,这篇文章，我推荐给《藏书报》王雪霞总编,并告知立民兄。只是，立民兄告知,该文已让《文汇报》《笔会》要去,于是，只能与王雪霞打招呼撤稿。立民兄一身书卷气,为人和气、学者气象,他主持过一届读书年会,参观巴金纪念馆这天,让我有了用武之地,因为我在武康路113号，为巴老赠北京现代文学馆之书本、手稿，打过包,故对整个花园、及底楼很熟悉,故能为全国书友讲解当年这处是干何用,那处放置什么。巴老那位妹妹站在何处与我聊天等等往事。立民兄工作很繁忙,即便是每年书市,我每每见到他,总是有许些活动,或张罗着事情安排。我们见面在展览中心之某活动点,他只能匆匆与我打个招呼,摆个手。
虞云国,宋史专家,上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撰文《五十年前的海上书事》,他是我们上海图书公司数十年老读者。我们交往应是比较聊得来的读者,有时在店堂相见，只是握着手问候一句。没有很深之私交。但我对这样的读书人一概很尊重,也很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碰巧一个月前，上海图书馆采编部,要我去鉴定古书。机构让我鉴定古旧书刊是常有之事,也遇到些同去鉴定之书朋文友。但此次鉴定的是四部明、清家谱,云国兄比我先到,于是我们便各抒己见,又商讨着鉴定,完成任务后完成任务后，又一起吃晚饭,又互留微信。可见,我们的确既熟悉、又无私交，是实情。于是我决意向云国兄约稿,为上图公司七十周年庆典纪念集约，作为一位数十年老读者之代表人物。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共同书友叫陈克艰,他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常有人误认我们是兄弟,说多了,我俩均不再解释了。
樊东伟,上海企业家文史学者,我们结识二十余年。撰文《淘书杂记》。东伟兄收集研究上海近现代出版文献资料,从而挖掘整理颇有成绩。尤其是为获取更多文献史料,还开设“开卷书屋”,作为藏书类之实体书店,经营高品位之文史类旧书。在读书界很有口碑。其力著《海上书局图文史话》，是东伟兄之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之成果体现，对考据该历史阶段之学者、专家提供了工具书。因为书中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之书局、书店之资料。东伟兄学养深厚,又是正当人一生中之黄金年龄,还将出更大考据出旧时出版业屡试惊天史料。
周洋,公务员,青年作家,撰文《我在上图公司淘旧书》,我们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那上海书展活动中认识的，仅十多年,为我熟知书友中交流时间最短一位。因为从年近六十起，我不再交新朋友了。他常在《藏书报》发表些文字,因该报赠阅我，故能了解到他笔勤。周洋是个正派人，为人热情,一身朝气。对购书淘书热情有加,我们上图公司常有其身影,即便是我们举办那“樱花谷淘书乐”活动,仅一个星期功夫,也会抽时间赶去寻寻觅觅。周洋也与华夏各地诸书友多有读书交流。去年内蒙电视台张阿泉兄，来沪拍摄内蒙古在沪商会事宜，同行还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总编黄妙轩,他指定四位上海书友,其他十六位让我代他们请来一同聚会。这指定四位中就有周洋,可见，他已经被华夏读书界认可了。
严山山，晨报记者,我和他认识刚过半年。那是去年末,我们福州路401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博古斋要装修,此阶段严山山兄对此事进行报道。我是在这篇报道才知道记者叫严山山。碰巧的是,翌日我去博古斋看望同事,顺便了解装修情况。正遇有人在向我同事小苏了解旧书经营事情。并自报家门新闻晨报记者。听闻后即向其打听严山山,不意来者就是。于是，我们就在办公桌喝茶聊天,他还向我询问上图公司之前世今生,古旧书刊之收购营销状况。更巧的是,山山兄和我还同在一个读书微信群内，在群聊中亦经常对话。山山兄是个勤奋之记者。记得年底我患肺炎病危入急诊抢救,住留院观察室。一日深夜,山山兄来电采访我有关书店事宜。急诊陪夜的女儿,为此加深担心受怕。他对上图公司举办数次“樱花谷淘书乐”活动之报道亦很尽力,采访更是到位、详细,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我采访除上图公司外,还对我祖辈开设群益书社,出版《新青年》之实情亦做了些了解。还有一次，向我询问群益书社帮助芜湖汪孟邹,在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之过程,真是个出彩记者,几乎将我所知，悉数挖尽。
杜恩龙,浙江越秀外语学院教授,原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撰文《老杂志创刊号赏真》。我们认识二十六年,缘起他问我，是否可编写一部民国老期刊创刊号图册工具书。于是，我请示时任上海图书公司总经理彭卫国,于是，他和成为了文友。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