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新中国电影的见证人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 丘保华 时间:2024-07-01 点击:
我母亲丁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进步文化青年，建国后参与电影业的筹组发展，担任了2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见证了中国电影业的起步、曲折和辉煌，以及文革前后电影业的起伏兴衰。以下是她文革前（60年--66年）以及文革后（76--85年）从事上影厂的主要工作经历。
1.初涉电影
1960年，母亲丁一被认为是“长期担任党务工作，政策水平较高”，调来“电影战线”担任领导工作。尽管只有中专文化，从未涉足过艺术界，母亲的想法倒也简单，就是“听从安排”。于是，在1960年1月，母亲走马上任，到天马厂担任厂党委书记。
初到电影厂，当然要先了解情况。有人对母亲讲：“天马电影厂是资产阶级大染缸，你必须防范自己被染变色！”还有一些工人讲：“咱们厂，创作人员大都不按时上、下班，自由散漫极了！”于是，母亲把“染缸”和“自由散漫”联系了起来，认为必须加强技术干部的纪律性。母亲在到厂不久的一次全厂大会上宣布：“今后技术、创作干部一律实行坐班制。”这个措施经过厂党委讨论，宣布后无人公开反对。但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却发现无人去认真执行。她找了许多干部了解情况，组织认真讨论。在具体分析电影厂实际情况后，她认识到要求导演、编剧、作曲、编辑等每天8小时在厂内办公室“办公”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电影厂特殊规律。她很后悔，当即做了自我批评，并在1961年创作会议上宣布撤消要所有创作、技术干部每天8小时到厂上班的决定。“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这一理论虽为母亲担任厂党委书记壮了胆，但碰了钉子以后，她还是认识到许多实际问题必须谨慎对待，多和大家商量，多向内行请教。这是母亲到电影厂后调整自我，实事求是的开始。
1959年反右运动时母亲虽未到天马厂，但到厂后不久，母亲却看到运动的后遗症无处不见。在运动中受到过批判的、运动中积极批判别人的，以及说过不少过火话的人都分别向她反映情况。于是她一方面出于维护大局，“治病救人”的需要，对受到批判的人表示同情和理解，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党性”，在理论上不打消那些积极反右的人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不计个人恩怨、团结一致搞好创作、生产。”她的这种做法从总体上起到了稳定大局，调动积极性，“求同存异”搞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她也常思索：应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如何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电影厂是块是非之地，她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文化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她当然要一靠“党的领导”二靠“群众”，可问题在于，这“党的领导”随时会变，还常常因人而异；而电影厂的“群众”也是既可分为“党内”、“党外”，又可分为“专家”、“普通职工”。这就让这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在到底应该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上颇费心思。
2.先学再干
到电影厂当领导,看电影成了母亲的首要工作之一。母亲在刚入电影厂的日记中大量涉及观看电影的情况。母亲观看的电影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所谓的“清理影片”。这类影片包括天马、江南厂58年以后的影片共23部，主要是当时的应时、应景之作，暴露出严重的浮夸、粗暴之风。尽管母亲也在这些影片中也看到了当时的“干劲、热情”，但那些影片中的不实事求是、不深入实际的倾向引起了她的警惕。
第二类的范围要宽泛一些，包括很多外国名片佳作（注7）。对这类影片，母亲是一边学习（其艺术特色），一边评论（其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
对法国二战片《影子部队》，母亲印象不错，认为它歌颂妇女的辛勤、默默地劳动。对同样是讲二战的日本片《裸岛》她没什么感觉。对获戛纳奖的法国纪录片《阿拉亚》，她觉得没语言，很沉闷，和《裸岛》相似。对苏联影片《两种人的生活》，她感到画面好，但内容差。对《晴朗天空》，她态度最明确，因为“反斯大林”，事关政治，所以是“荒唐至极”。对《安娜.卡列尼娜》（上），她知道这是名家名著，态度比较谨慎。
由肖洛霍夫原著改编的电影《一个人的遭遇》，母亲看了三次。她叙述道：“写苏联战争年代一个人参加作战，被俘，逃跑出来得休假回家探亲人。而亲人除一儿子外都死掉了（三个孩子和老婆），以后又工作，希望胜利后和儿子一道生活。胜利了，儿子死了，他只好一人，并带了一个孤儿游逛。这是一部描写战争残酷，战争剥夺了人的幸福，反对一切战争的电影。”这里的“反对一切战争”既是叙述，也是某种程度的批判。因为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反对一切战争”就是也反对“革命”战争，再加上“描写战争残酷”，这当然可以引申出“资产阶级人性论”。
在当时的日记中母亲还做过两部电影的比较：“下午看了两部描写战争的片子。对照起来很有意思。1）《阳光普照》。苏。写战争残酷，逃兵、残废。女人不要失明的丈夫。2）《劫后情火》。美。写战争中士兵英勇。士兵杀敌多受到政府奖励，人民爱戴，爱人尊重。主人公也是瞎子，但却和前一部结局完全不同。鼓励英雄主义，爱国主义。”这个比较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写战争残酷的是前苏联电影，而写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是美国电影。批苏联的可以，因为那时苏联已经“修”了。美国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在那时可以肯定吗？天晓得。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工作需要，母亲开始认真对待电影了。由于教育水平，生活经历和工作性质，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母亲很难对那些经典大片有深入客观的把握。但她在学习，以她的方式。她尽管会因视野不够而排斥很多艺术价值很高的东西，如人性、历史的悲剧性等，但依靠常规常理，她也能够被罪恶所惊愕，被美好所感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的浸润，她也在实践中改变自己。
3.还是要“双百”
当然，看电影只是她的一小部分工作，作为电影厂领导，她必须参与到电影制作的实际工作中并发挥“领导”作用。往简单了说，党委的工作就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可在天马厂，她的“党性”却帮不了太多的的忙。原因很简单，“党性”的现实体现就是“听领导的”。从组织关系上说，她归市委领导。但从业务上，她又受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在当时，这两个部门并不同调。而作为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她又必须拿出一套可行的方针政策。于是母亲通过不断的试错和学习，在慢慢摸索自己的工作原则和思想方法。
1960年，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周克根据市委的指示，提出了用三结合方式，大写解放以来各条战线上斗争的十大题材的指导方针。 这当然符合母亲的党性原则，也得到了她的支持。于是，党委做出决定，文学部贯彻落实。母亲将这些政策拿到北京，却遭到夏衍、陈荒煤等专家型领导的坚决反对。他们明确提出：“天马厂拟定的十大题材是错误的，违背了题材多样化。”又说：“周克同志实际上是单纯完成政治任务，忽视艺术规律，简单粗暴。”母亲碰了钉子，又认错又检讨。那时，周克亲手参与创作的描写公社干部的《好当家》也因桑弧、黄宗英等的抵制而流产。母亲痛定思痛，分析说：“三个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周克和某公社书记）也写不出一个剧本，看来这个方法是有问题。”周克本人也受到党内外诟病，后离开了天马厂。
周克的教训说明这头走不通。既然如此，母亲就往那边偏。
母亲走得很小心，她尽管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参与了《风流人物属今朝》，《英雄小八路》等不少影片的创作活动，却主要是通过问、听、看，向专家请教，也发表一些比较有把握的意见供参考。她注意在需要支持的地方尽力支持，避免主观硬性地干涉创作活动。面对创作活动，她甚至还往前走了一步。1960年，天马厂成立了“创作集体”。“创作集体”具有独立选择题材，确立题材，审查影片，通过完成片，各组人员配备等大权。有人还提出要搞自负盈亏。对此，母亲非但未表示反对，反而将年度生产规划、题材规划等等重大事情，先征求“专家权威”的意见，而不是放在党内讨论。
4.“新侨会议”
领袖有一句话一直被党的干部奉为圭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注8）这个问题也成了母亲在电影厂面临的首要问题。
1961年６月８日至７月２日，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它和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期同地举行，被合称为“新侨会议”。这次会议因周恩来等高层领导的参与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艺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会议的主要宗旨是高举起反“左”的旗帜，分别围绕《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１０条）和《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的意见》（２５条）两个文件，总结大跃进以来文艺和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贯彻“双百”方针、改进工作、繁荣创作的具体措施。
出于某种原因，母亲作为唯一的专职电影厂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中她可以任意参加各组的活动，这使她有了一次广泛接触创作干部、充分听取他们意见的机会。会议中，创作干部发言积极，内容丰富具体。母亲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人们在发言中有的激昂慷慨，有的和风细雨，诉说在创作中遭到来自党组织一些领导的粗暴干涉，导致他们创作受阻挠，心情不舒畅。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北影导演水华等创作干部，他们谈到前几年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时情不自禁，声泪俱下。
会议中，天马厂的编剧黄宗英、桑弧等反映，在创作《好当家》的过程中，三个书记挂帅都出不来本子。《好当家》是领导上交给黄宗英等集体创作的一部反映优秀党支部书记形象（即好当家人）的剧本。领导上先规定了主题思想，再决定三个书记参与“挂帅”。本子反复讨论若干次，最后没完成任务。这是当时很典型的强调“书记挂帅”解决不了创作问题的例子。
天马厂老导演杨小仲在会上也讲，1958年“大跃进”时，领导上要由外厂派到天马厂学习的青年艺徒任支部书记干涉他的创作活动，说当时的口号是“支书挂帅威震摄影棚！”杨小仲讲他思想不通，精神受压抑！……
有材料显示（注6），叶明（注9）在小组会上对前电影局党委副书记陈育辛《加强摄制组的支部工作》的文章提出质疑，也批评了天马厂原党委副书记周克主持制定的十大题材论，说周克在粗暴干涉创作。“海燕”（写知识分子参加上海第三次起义，被认为有严重缺点）停拍总结时，周克批评叶明对塑造英雄人物缺乏热情，使他背上包袱等等。母亲连忙向叶明打招呼，肯定叶明不存在对塑造英雄人物缺乏热情的问题。第二天的大组会上，母亲第一个发言，肯定叶明是正确的，并赞扬叶明参加创作会议的态度积极，鼓励叶明“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在创作会议上，总理周恩来看了当时有争议的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及几年来发生在各电影厂的一些创作生产领导情况方面的有关资料，并在创作会议上做了报告。周总理明确阐述了应如何理解和贯彻毛主席文艺思想，批评了当时严重影响创作生产的“左”的领导思想和做法，反对“定框子、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挖根子”的“五子登科”的简单粗暴做法。周总理在讲到领导问题时，特别强调要调查研究，提倡“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周总理除了做报告外，还到旅馆看望与会者，并陪大家到香山玩了两天。在香山时一件事令母亲终生难忘。看到总理和黄宗英在个别交谈时，母亲也兴奋地凑了过去。正巧黄宗英在给总理反映党组织粗暴干涉创作的问题，总理指着母亲笑问黄宗英：“粗暴干涉你创作的是她？”黄宗英说：“我讲的例子不是她！”母亲赶紧向总理表示：“我没把工作做好，影响了同志们创作积极性的发挥！”总理则说：“不能单怪基层干部同志，也怪我当总理的没向你们讲清！”母亲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诚恳地向总理表示说：“这怎么能怪总理？我一定认真改正错误。”
目睹总理和知识分子关系亲密无间，互相信任，母亲很受触动。她在以后也把总理当作党与知识分子关系方面的典范。回到上海，在传达北京创作会议的全局大会上，母亲公开谈到过自己这方面的感受。在那段时间，根据陈清泉的回忆（注10），母亲亲自登门拜访担任编剧、导演、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的同志，嘘寒问暖，倾听意见。叶明的老婆，被打成“右派”的沈浩，从北京青年调天马厂后，被摘了帽子。母亲亲往她家道喜。1962年精简人员时，文学部一批党团员、青年被调离，母亲从江西调入曾被打成“右派”的技术干部杨华。经过反击右派、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拔白旗等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她的到访无疑是送去党的关怀。大家奔走相告：老丁到咱们家来过了。
只是，说说容易做做难。在实际的电影制作中，几乎每一部都充满了风波。
5.“鸡毛”飞不上天
1961年初，天马厂按计划拍摄了一部反映苏北地区农村改变落后面貌的电影《鸡毛飞上天》，导演是付超武。该电影梗概如下：
苏北地区，十荒生产大队由于守着上千亩的盐碱地，年年闹饥荒，靠救济。社员们一心希望早日改变大队的落后面貌，但是出身富裕中农的钱信贵却散布：“要是能拔掉穷根，除非鸡毛飞上天!”大队党支部蔡刚书记听到钱信贵的话立即反驳，“毛主席说，鸡毛就是要飞上天!”蔡遵照县委精神，积极带领大队引水开渠，改种水稻。大队长张友望思想保守，担心开渠难度大，万一开不成，今年社员的口粮就要落空。在社员们遇到困难时，公社王书记来到十荒大队，鼓励大家要树雄心、立大志，并提醒蔡刚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困难，更要注意落后分子形成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最后，十荒大队上下一致，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了 。
根据梗概，我们大概能感到，影片的艺术水平不敢说，“政治水平”应该是很高的。但令母亲始料未及的是，这个电影的问题就是出在政治上。五月中旬已传来消息，“鸡毛”因包产到户问题，无法修改，只好放一段时间再说。“鸡毛”暂时不飞了。五月下旬，市委领导石西民（注11）和刘瑞龙、杨永直（注12）、等一块来看了“鸡毛飞上天”，认为其既“真实地反映了59年修水利的情况”，也存在五方面问题：1）把某些具体工作中的争论问题当成阶级斗争；包产到户缺内容；2）正面人物简单命令又浮夸，不以理服人；3）中农有两面性，有保守一面，也有有经验一面，搞生产还得团结，戏内只反映他落后；4）倾家荡产堵流沙不现实，老年人没被尊重；5）人物没发展。他们的结论是:现不能放映。
以上五条意见中，只有最后一条和文学创作有点关系，其余全是政治问题。母亲只好向“鸡毛”摄制组通报了暂停工作的意见，随后又赶紧和创作干部通气。就这样停停改改，到了1963年4月份，厂里又组织有关领导观看。文化部夏部长、华东局吴部长、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宣传部长杨永直等都参加了观看，意见似乎更多了：1）指标高低不是大问题，不能当主线。大队长批评过火。2）片头主席话应删掉，轻率引用不好。3）包产到户等报上没登过的事，电影里不便有。富裕中农的活动可以加强。他自私自利，要个人单干，不愿合作；不提“包产到户”，不要大字报、斗争会。4）可以改。鼓干劲发奋图强好。艺术质量不高，改后有些小缺点不要紧。5）电影中提到的改水利事，要查对一下看那地方是否可搞水利，如不行，要把地名拿掉。最好请农委和农村工作干部们再看看。母亲还从领导那里得到提示：“报上没登的即不能在电影里表现”。到了63年8月13日， 《鸡毛飞上天》的最后命运宣布：不放。
出师不利，母亲当然感到很内疚。上任不久，本想抓几部片子，却栽了跟头。痛定思痛，母亲认为问题不在艺术处理，而在政策。 “鸡毛”没飞起来，工作还要干，电影还要拍，只是尝到了“触电”的滋味后，母亲的步子似乎迈得胆战心惊，从下面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1963年6月13日--15日 ，
今年计划一般说没问题了，但1）“金沙（江畔）”是否通过？没把握。2）财务计划是否完成？没把握。这局面是现在再努力也用不上劲的，因“金沙”已完成，如中央发现有大问题，则今年肯定没办法了。前些时担心“蚕花（姑娘）”、“双珠（凤）”，现在经努力没问题了，而“金沙”却出人意料的出现更大问题，那将是个更大打击，要作精神准备！
全厂干劲不小，现在棚内外热气腾腾，许多同志都高兴地说“58年的干劲出来了！”全厂上下为全面、超额完成任务而奋斗，如果有一部戏质量有问题而不通过，那将如何交代？须有准备！要先和少数人研究一下！
6.《鲁迅传》夭折
1960年初，母亲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一个重大政治任务——拍摄《鲁迅传》。由于是“重大题材”，所以背景深，耗时长，过程也更加曲折。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超越鲁迅”的口号。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先了解鲁迅、学习鲁迅，才能谈到所谓的“超越鲁迅”。为此，他指示上海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拍摄一部反映鲁迅生平的电影，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了解鲁迅。剧本首先由与鲁迅有过交集的作家叶以群完成。
据记载（注14），一九六○年初，叶以群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剧本的情况，周总理指出：“既然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就指派上海电影局长张竣祥和叶以群在一月七日晚上邀请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唐弢、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
一九六一年初，上海市委决定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鲁迅传》（上下集），《鲁迅传》摄制组(筹)成立，。摄制组中汇集了全国电影界的精英：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白尘、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集体编剧，陈鲤庭执导，一九六三年，电影《鲁迅传》已经选定演员阵容：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Q。
鲁迅被毛主席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电影又有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创作班子又是如此强大。母亲于是披挂上阵，亲自主持了《鲁迅传》摄制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激昂慷慨。在此期间，为了《鲁迅传》能顺利面世，母亲竭尽全力，先是确定“鲁”本最好由夏公（即夏衍）定稿，然后就督促编剧不断修改。她还一次次拿着剧本去见电影局陈荒煤 、瞿白音局长、杨仁生等有关领导，征求他们对《鲁迅传》文学本意见。她与创作、演出人员进行的交流更是不计其数，请看她的日记：
1962年 2月15日 ，
中午在局（里）吃饭后到赵丹家。下午三时到（陈）鲤庭家参加小会，确定鲁（迅传）片进行计划。
1963年9月11日，
上午到（电影）局，听（陈）鲤庭同志谈“鲁迅传”情况。“鲁迅传”四稿为夏（衍）部长改。在时代真实性和人物性格方面都更真实，更具生活气息。写法上更顺畅。但（陈）白尘同志等有意见。他们又找出了一些缺点。这样也好，可以改得更好些。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的重大题材照样命运多舛。当时对该剧本的指导原则是“一定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但说说容易。鲁迅一生跨越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与诸多历史人物存在恩怨纠葛，尤其是众多敏感人物，譬如陈独秀、李立三等，鲁迅与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可不可以在电影中表现，有没有表现的空间……这可不是原创叶以群和编剧陈白尘可以决定的。
有资料证明（注15），由于众多因素干扰，剧本竟然大量出现史实虚构！例如，鲁迅1926年离京南下，主要原因是为了爱情——为了与许广平的关系，为了摆脱与朱安形式上的婚姻。但这样的事实不能写入剧本，因为在当时看来完全没有政治意义，对鲁迅的形象有贬低。所以，鲁迅离京必须是出于政治理由。于是就有了：李大钊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催促他前往南方去体验那里澎湃的革命气息。1927年鲁迅离开广州去上海，同样还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但这样写不行，于是陈延年的劝告再次被虚构出来。剧本中有共产党人护送鲁迅和许广平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而事实是：鲁迅离开广州时只有一个名叫廖立峨的学生前去送行，廖并不是共产党员。连史实都可以更改，剧本在细节方面就更是随意编造了。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停地提出补救方案，力促剧本的完成，直到最后。执笔者陈白尘纵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抵挡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指责。正如其女儿陈虹事后说到：“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父亲已没有了自已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已都糊涂了。”
在《鲁迅传》中饰演鲁迅，成了赵丹的又一梦魇
即便审慎如此，《鲁迅传》折腾了三年，只留下一部蹩脚的上集剧本。而且，上海市文联、作协副主席、《鲁迅传》剧本创作小组组长叶以群，1966年因《鲁迅传》而横遭批判，跳楼自杀!
出师不利。在整个过程中，母亲如在云里雾里，既惊诧于电影制作的风险，又深感自己的卑微无力。惨痛的经历使她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电影厂党委书记，懂不懂艺术还在其次，若不懂政治，早晚有可能栽跟头。
7.《红日》出山
电影《红日》也是当时天马厂的重头戏之一。
《红日》是瞿白音(注16)根据吴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原著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该剧本以解放军军长沈振新率领的一支英雄部队为主线，从1946年第二次涟水战役我军失利写起，到最后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小说通过半年多的山东战场形势的变化，对三大战役做了艺术的描绘，展现了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歌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用现在的说法，这完全是一部“主旋律”作品，拍成电影不会有任何问题。于是天马厂投入“重兵”，由汤晓丹（注17）执导，马林发（注18）摄影，于1960年投入拍摄。
开拍时，母亲就信心满满地说：“要把《红日》拍成超过《南征北战》（注19）的抒情战争片。”1963年5月20日《红日》拍摄完成后，母亲对外宣布：“天马厂又出了部好片子。”但如前所述，厂党委书记的意见决定不了该片的命运。影片拍完后，汤晓丹按规定先将片子送到文化部和中央电影局送审。由于文化部领导此前并不看好该剧本，汤晓丹等人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母亲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有关领导”的一些看法：
1963年6月15日，
丁局长告诉：《红日》在华东局会议召开时招待看了一场，不少负责同志都参加过打张灵甫的战斗，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有：1）打那个仗是许多部队共同作战，影片只写了6纵队，引起意见不得了。（其实影片写的未指哪一部分） 2）敌人指名道姓，真事；而我们的没用真名真姓，仍会知是谁打的。（敌人也改假！？） 3）政委写得像小丑。4）敌人写得太顽强，不符合真实。5）我们士气（从军长到战士）太消沉，打了败仗军长要请处分，战士说怪话。……其实我们是在战略思想指导下一步步打的。6）刘胜死得不值得。7）戏的主题思想不明，没有《南征北战》好。
-----这些意见如照办，每条都解决，那整个戏须重拍。如何处理？已决定再派导演把片子送南京正式审。 ......”
文化部电影局有些领导看了片子后很是不满，说：“人物性格不连贯，陈坚、刘胜、石东根都是时隐时现。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不够。总之，人物情绪没有展现。”好在军委方面对这部片子还是比较赞赏的，陈毅在审看了片子后激动地说：“我看《红日》影片拍得不错。这么长的小说，能提炼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是部好片子，可以让全国的解放军都看看。告诉他们（指摄制组），片子能拍成这样，不容易了，可以公开发行。”陈毅发了话，电影局只得签发了审查通过令。汤晓丹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感激地说：“要不是陈毅副总理发话，《红日》还升不起来。”《红日》公映后，广大观众反响非常强烈，许多评论家撰文称赞说：“《红日》写了战争，也写了战争中的人物命运，确实是部好影片。”
然而，江青看了影片后却大为不满，说了好些指责的话。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又将《红日》打成“大毒草”，小说作者吴强及导演汤晓丹等参与该片制作的许多人都遭到迫害。后来大家才知道，江青指责这部片子的理由就是由于陈毅肯定了这部影片，她这是成心要和陈毅唱对台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山东举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回顾展，《红日》终于再见天日。这些是后话。
从《红日》的命运再一次看出，在当时的社会生态中，一部好电影的出世可以说是有凶险的。《红日》一开始遭到领导的非议，并不仅仅是源自政治方面，也因其艺术上不过关。但大概是因为题材原因，得到了上到陈毅元帅的军界的认可，《红日》才得以“冉冉升起”，成为当时继《南征北战》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战争题材作品。
对于母亲来说，这是她进入电影界后成功出品的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她当然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积极支持，在作品完成后充分肯定。另外，她也是从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认识了导演汤晓丹，并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8.《燎原》面世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共萍乡矿委宣传部编写、出版了一本反映安源革命斗争史的回忆录———《红色安源》。该书的第一作者彭永辉根据有关素材，与上影的李洪辛合作，写成了电影剧本《燎原》。1960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李立三在庐山休养，偶遇江西省煤炭管理局局长刘登仁，提及安源过去的事，李立三笑呵呵地说：“我就是历史上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刘登仁得知眼前这位首长就是当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李主任，马上向他汇报了《红色安源》的出版及电影剧本《燎原》的创作情况。李立三闻后大喜，当即提出要看剧本。李立三饱含热泪看完了剧本，除给予肯定外，还建议缩短工人自发斗争的篇幅，重点突出党组织成立之后，启发工人觉悟和领导工人罢工等情节。
影片《燎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完成。公映后，李立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看了《燎原》以后”的文章。文中大量提到有关毛泽东多次去安源，并指导大罢工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提到刘少奇在大罢工中的作用。原作者彭永辉回忆说：最初的剧本是有毛主席去安源情节的，后来导演张骏祥怕把握不好领袖人物的戏，便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安源的历史事实归纳成一人，起了一个象征性的名字“雷焕觉”作为党的领导者。
如果说母亲对电影《红日》的拍摄的参与还只是比较宏观的话，她对电影《燎原》的参与可以说是“亲力亲为”了。当然，要拍这样一部电影，谁也不会要求党委书记深入电影拍摄第一线。但母亲认为，自己要了解电影，就必须深入其中，从感性入手，多获得第一手资料。根据陈清泉（注10）的回忆，为了取得对创作生产的发言权，母亲直接担任《燎原》摄制组党支部书记。在外景地安源煤矿，她与全体创作人员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她深入到上千米深的煤矿，爬进了采煤的“掌子面”，了解矿工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回来后，她还私下跟我说过，她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那里矿工的工作情况还那么落后原始。）母亲还走访了当时还健在，参加过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老工人。她认真了解他们的斗争史，听取工人们介绍刘少奇当时的革命活动。当她发现身体过于肥胖的导演顾而已在外景地行走艰难时，就与身边人商量用椅子绑上竹竿当轿子使用，使顾而已避免了行走困难的尴尬。母亲身先士卒、不惧困难以及对创作者体贴入微的精神也使创作人员感到了温暖，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电影《燎原》拍成之后，特意送了一个拷贝给安源。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的大操坪上，电影连放了7个晚上，盛况空前。因为片中王尚信扮演雷焕觉形似青年的刘少奇（安源俱乐部里有刘少奇当年穿长衫的照片），加之历史上又是他出面与路矿当局谈判，留给安源人的印象是：影片中的雷焕觉就是现在的刘主席。安源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最深，刘少奇在安源工作过3年，走遍矿山的每个角落，当年健在的老工人大都认识他。那时在矿工俱乐部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树下立着一块红牌，上写：少奇同志当年亲手栽种。这在后来的“文革”中当然犯了大忌。“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这部片子的命运可想而知。
母亲对《燎原》的参与并不仅仅是“身先士卒”，“同吃同住”。根据母亲的回忆，上级文化部门领导，尤其是文化部长夏衍，对《燎原》的指导成了她初入电影的启蒙。她写到：“当我回忆这些作品创作、生产过程时，我必须指出，这和以夏衍同志为代表的文化部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帮助分不开！”她强调，夏衍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外行领导”要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尽快将自己从外行变为内行，以便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她引用夏衍的话说：“我本人原来不懂电影，我从研究电影说明书开始学习电影，我不服气人家瞧不起，说我外行。我自己研究，学习，自己动手写剧本，慢慢地他们就不能再讲我外行了！”听了夏衍的教导，母亲对号入座，决心尽快让自己摘掉外行帽子。
根据母亲的回忆，在拍《燎原》过程中，夏衍不只对剧本本身提过不少宝贵意见，而且对摄制组创作人员的配备也直接关怀。当他发现制作人员配备不够恰当时，不是站在上边批评，而是亲切地对母亲个别提醒。待母亲提出补救方案时，他立即支持。夏衍每次到上海，总要找有关同志一块讨论剧本。母亲从中每每看见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具体、亲切的关怀，总是非常高兴地愿意多听他的意见。连创作干部都尊称夏衍为夏公，对他的意见心悦诚服地接受。夏衍讲过：“剧本要注意凤头、猪肚、豹尾”，即开头要漂亮，中间要饱满、充实，结尾要有力、紧凑。夏公的榜样给母亲极深的影响。她当然没有奢望自己能变成夏公那样的专家级领导，但她至少认识到：一不能瞎指挥，不能去伤害创作干部积极性；二要努力去关怀、支持创作干部！母亲认为，自己在天马厂做党委书记的一段时间里，要是说还能够和周围同志们和谐相处，能够和知识分子较好地一起工作、学习的话，和夏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就是在63-64年搞“四清”时，母亲还说过:“创作上发生问题，我不去请示市委，而去请示夏（衍）、陈（荒煤），因为他们内行，指示简单明了，容易顶事。如夏衍、陈荒煤到上海来，解决问题很具体，一天能看几个剧本，我很佩服这一套。”
9.《舞台姐妹》祸起
1962年，谢晋与王林谷（注27）、徐进二人共同编写了文学剧本《舞台姐妹》，并邀请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担任越剧指导。看了《舞台姐妹》提纲后，母亲和杨仁生夸王林谷有才气，内秀，居然能写出“好的本子来”。影片开拍前，母亲又说：“写了《舞台姐妹》，塑造了鲜明的人物，一个(指春花)是反抗不屈有大志，高尚品格的人，一个（指月红）是慕虚荣、求安逸，走向堕落的道路，这个戏搞好，在兴无灭资中会起很大作用。”
1963年1月8日，母亲在《舞台姐妹》组成立大会上说：“我们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要以导演为首来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我提的所谓政治挂帅，是突出解决什么问题，首先是要全组同志有远大的眼光，立大志，站在摄制组，看到中国伟大的电影事业，看到中国的电影在世界革命中的责任。我们要拿出好作品来打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有人后来说母亲是在提倡“好影片挂帅”(注28)。
这部电影的主题完全符合文艺为革命服务的主旋律，其中的人性描写也相当细腻。影片细节中用情之深、造型之佳，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实属罕见。特别是随着季节、地域的变换而创造相应的视觉风格，融合戏曲与电影美学，建立民族化的视听造型，在当时的国产片中都是少有的尝试。有人甚至认为，影片中出现了当时无人敢碰的，月红凝视春花这样的情欲镜头。因此，这部电影后来被评论界称为谢晋前期最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份量，没等电影完成，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就对影片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并明确提出多处修改意见，逼得谢晋删去了很多片段，形成了“边批边改”的局面。为了保住这部片子，夏衍也参与了剧本的修改。谢晋回忆（注29）道，“我拍到一半的时候，信心已经开始不是很强了。张春桥具体干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改到后来，连影片最后春花一句点题的独白：“要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都被改成了“今后要认真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戏”！因为张春桥认为：“清清白白做人”怎么搞运动？
当时政治形势趋紧，有人把谢晋、丁里坚持在《舞台姐妹》组里由主创人员把关批为排挤党的领导。母亲只好让步：“是啊！这些人是有问题。但是，电影总是要拍的。”剧本完成后夏衍、陈荒煤认为《舞台姐妹》是部好戏，应列为重点。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高兴，匆匆和杨仁生、蔡贲（注30）、齐闻韶等四人决定，不向市委汇报便投入拍摄，并召谢晋进京与夏衍会晤。63年5月29日，母亲在北京给谢晋写信：“……我和杨仁生、蔡贲、齐闻韶在北京开会，利用休息时间又讨论了一次《舞台姐妹》，大家觉得基础不错，有些问题还拿不准。我已经要求夏公、陈荒煤看看，帮助掌掌舵。……今天遇到陈荒煤，他说已经看了本子，认为大有可为。所以请你立即来北京，来了也顺便商议一下。”
但事与愿违，领袖发难了。64年8月，张春桥同志向电影界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文艺界存在问题的指示，并指出《舞台姐妹》是宣扬“合二而一”（注31）。当审查《舞台姐妹》样片时，市委领导指示：“柯老（指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已经很久了，你们仍搞《舞台姐妹》。”同时指出《舞台姐妹》有原则错误。《舞台姐妹》在拍摄时，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做宣传，“大众电影”对宣传也有犹豫。母亲仍然不合时宜地打电话给洪林（影协书记）要求扩大宣传。母亲还亲自找袁雪芬征求修改意见。批判《早春二月》（注32）后，当时天马厂各部门也奉命批判《舞台姐妹》，指出“这是毒草片。”母亲仍然说：“这片子不在全国批判，在报纸上自由讨论，你们（谢晋、王林谷）自己可以写文章重新认识，你们要争取主动。”以后，在一次部分党员参加的讨论会上，母亲仍然说：“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没有什么不好。”“四清”以后，她仍说：“《舞台姐妹》是部有缺点的好片子，和《早春二月》性质不同。”
《舞台姐妹》的结局可想而知。影片还没公映，上海就头版头条批判。文革爆发后，更是先有江南造船厂3万人挂牌批判谢晋、袁雪芬，然后再看“批判电影”。但当时也发生了十分吊诡的事：影片送到王洪文发迹的国棉十七厂批判，2万多人一边看“批判电影”，一边被感动得痛哭流涕。这部片子的命运知道文革后才峰回路转，该影片于1980年获英国第24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1981年获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应该说，这部电影是新中国文革前所有电影中获得西方赞誉较多的一部。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她对《舞台姐妹》是认真思考过，并做出了选择的。当然，她当时不可能知道为这个选择她会付出多大代价。她只知道，这个电影主题是革命的，质量是高的，对这样的电影党委书记应该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10.“拨乱反正”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被永远开除党籍后，“文革”结束了。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看来，电影创作还得按过去方针办。但文化大革命毕竟发生过，其后果已经显现，“电影战线”还有很多事情要解决。
从7月11日到17日的一周中，上影厂“三大讲” 全面展开。导演组宋崇控诉了受迫害经过；参加演剧队的人控诉“四人帮”通过搞演剧队把矛头引向周总理的罪行；也有人谈到自己不受重用，日子一混几年，浪费青春。母亲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批判“四人帮”以帮篡党，以帮害党、以帮害人。
到12月中旬，自从“四人帮”“第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厂内运动面貌大变。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发动起来了。经控诉，揭批，“讲清楚”，人们解放了心情，开始自觉参加运动。 “四人帮”的罪行活生生摆了出来，受迫害的尽情控诉，“打砸抢”被定为犯罪，打人凶手遭到了揭发批判。毋庸置疑，“三大讲”就是对极左派的清算，好在对他们的方法已不是文革初期造反派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残酷斗争，无限上纲了。
文革后第一次见到了邓大姐
1978年1月13日，在厂党委会，杜文林委托江雨声宣布了母亲和徐桑楚、齐闻韶（原海燕厂副厂长）参加厂党委工作。此时的母亲浮想连翩：这是她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被撤职“打倒”十一年后，第一次回到了党委！多少曲直，多少眼泪，多少不眠之夜，今天终于有了答案!曾经以为党员当不成，干部更别再想,“解放”已是心满意足，如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己逐步有了继续革命的希望。”
这“党委工作”既然真开始了，“自己就得真的像个‘党委’的样，不能辜负群众的愿望和党的委托啊！”
25日，全厂大会深入揭批三个已经作组织处理的人并对江进行揭发外，母亲代表领导小组宣布了到三月底的运动打算，并把约法三章向群众宣布。同志们热烈长时间鼓掌。这使母亲很感动，“没想到批了我五六年，喊了多少次‘打倒丁一！’口号的人现在又这么热烈地鼓掌欢迎我进领导小组！”
2月29日市委宣传部车文仪部长宣布成立以孟波为首的电影局领导班子，成员有孟波、任干、丁正铎、洪林、丁一、徐桑楚。7月22日，局党委任命任干为上影厂领导小组组长，丁一、徐桑楚为副组长，杜文林调局运动办，李忠留厂运动办。母亲个人认为，这样的配备基本上可以，但年纪偏大，缺懂导演业务的权威。
历史继续它的书写。“不当一把手”只是母亲的一厢情愿。1978年7月10日，孟波、杨仁声、宋定中等局领导参加了全厂大会。孟波代表局党委宣布丁一为上影厂党委书记、徐桑楚为厂长。此时，全厂热烈鼓掌。母亲重新做“书记”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母亲在那天日记上的感言是“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
1978年11月3--25日，作为总工会成员，母亲带着良好的心情再次进京参加工会九大。在京20天，她两次见到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还和邓大姐握手问好。
1979年1月18日，母亲的复查结论出来了。电影局肖忠信和方正二位同志到上影厂向母亲宣布了结论，和母亲所期望的完全一致！原来，母亲还顾虑能否取消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加在母亲结论中的“运动中有新交代”一句。现在，她的思想包袱放下了！她在日记中谈到，“我和党的关系恢复了本来面目。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我对党忠诚，和党没二心！感谢亲爱的党！”
1979年10月，在电影局重新组建之际，母亲担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首先，母亲带领党委一班人，在市委和局党委领导下，进行全厂的“清查、复查”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她们基本上查清了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处理、批判了少数紧跟“四人帮”迫害干部和打砸抢严重的人和事。她们还对“文革”中发生在上影厂的多达378个冤假错案进行了逐个复查，推翻了诬陷不实之词，为受迫害诬陷的同志平反昭雪。（参见附录2） 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紧接着，她们还为历史上错划为右派及其他旧案进行了复查，并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分别给予平反和改正。这些工作使队伍面貌一新，调动了全厂知识分子和职工的积极性。
以上可以算是抓革命。只是，这次革命是革“文革”之命。抓了革命还要促生产。
在厂党委集体领导下，上影厂由厂长徐桑楚为首的行政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精神抓创作、搞生产，很有成效。由于生产秩序比较好，又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条例、制度，上影厂 那几年出了《喜盈门》、《牧马人》等一大批在广大群众中受欢迎，也得到领导和专家称赞的优秀影片。
在抓创作生产中，以母亲为首的厂党委一方面注意发挥有丰富经验，在政治上遭受迫害打击达十多年的老艺术家、老技术人员、老工人的积极性，还注意中、青年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培养、锻炼，帮助大家把被文革夺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党委重视队伍建设，大力支持徐厂长领导的行政工作，保证了上影厂队伍基本上没有出现青黄不接现象。
11.当好“班长”
上影厂当时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作为厂党委书记，母亲重新工作后注意保持了厂党委领导核心的团结，从而带动全厂团结一致，集中精力干事业。“内耗”，“扯皮”很少见到。母亲在厂党委反复强调党委一班人一定要取长补短，互相补台，有意见当面谈，会上讲，不准私下乱议论，谁也不准说和做不利于团结的话和事！母亲自己是严格按原则办事，坚持大事事先和厂长徐桑楚商量，从不做拆台之事。
新上影党委清醒地意识到：经过“十年动乱”，那些本来还算年轻的艺术家虚度了他们的创作旺盛期，现在正努力夺回失去的十年。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
这些艺术家已经或者正在进入老年，人才“断层”开始出现。于是，母亲主持党委通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议，要只争朝夕地培养各种人才。厂长徐桑楚根据党委的决议，向沈浮、汤晓丹、桑弧、谢晋等知名导演交代了任务，请他们各带一两位年轻人。徐桑楚还在党委会上提出：应该从现在起，努力配备15个左右人员相对固定的摄制组，成员包括导演、制片、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甚至要有置景组长（制作）与照明组长参加。这些摄制组应该随时随地能拉出去，完满地完成拍摄任务。徐还在全厂建立了5个创作集体，并建立了总制片主任制度。 这些主任各率几个摄制组，行使一些本应由生产厂长行使的职权，让上（厂部）、下（创作集体）两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这方面，徐桑楚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走到了时代的前面，因为当时城市和工矿企业的改革及权力下放还未启动。母亲还支持徐建立一支女导演队伍。她曾说过：“女性的感情细腻，处理问题细致，他们的作品也会与男导演有所不同。”后来，上影果然出了一批女导演，像黄蜀芹、石晓华、武珍年、史蜀君、鲍芝芳、卢萍……新上影实行的是“三驾马车”政策，其中以厂长徐桑楚为业务领导，书记丁一为政治保证，副厂长齐闻韶为业务支持。
以上是总体而言，这“三驾马车”的具体运作如何呢？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能说明书记与厂长的关系。一次，市电影局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徐桑楚处理创作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曾大发雷霆，准备在一次会议上指责徐桑楚。徐知道以后也准备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眼看一场冲突不可避免了。母亲知道，徐发起火来很容易失控，便找到他说：“在会上，你可不许先讲，由我先说。”母亲在这里用了“不许”二字并且带有“命令式”的语言，可见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十分牢固。徐没有犹豫，点头答应。果然，母亲在会上将事情的始末根由说得一清二楚，消除了那位局领导的误解和怒气，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事后，徐桑楚称赞母亲说：“如果不是老丁，场面就不好收拾了。”这类事徐桑楚牢记在心。一次，在母亲的追思会后，徐曾对人说过：“我的脾气不好，碰到要发火的时候，丁一总会劝我冷静些。她往往冲到前面向上面作解释。”他还说过：“与丁一合作时有一种十分和谐的气氛。我们的配合，可以说非常默契。在关键时刻，她总是毫不含糊地支持我，并且常常把我挡在她的身后，自己却站在承担责任的风口浪尖……”。
“三驾马车”当中谁说了算？徐桑楚是业务主管，把关掌舵理所当然。但电影厂的体制是党委领导，母亲的政治把关不可或缺。双方能审时度势、密切配合是电影之幸。母亲也是认清了这点才在“保证监督”上持审慎态度。
12.再创辉煌
文革刚结束，人们开始“痛定思痛”，当时不少文学作品被冠之于“伤痕文学”，电影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白桦编剧，沈浮导演的《曙光》反映了第二次大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同志和人民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杀害了一些优秀共产党员。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则在与“左”的路线斗争中迎来胜利的“曙光”。该片一出，就有人提出，这是部反映共产党杀共产党的片子，消极面太大。有人直接说如果厂长徐桑楚坚持，一定会犯错误。看到这种情况，母亲挺身而出，对徐桑楚说，有什么责任我们共同承担。不过，这部电影虽然经坚持得以出品，却未能在全国广泛放映，原因不言自明。
在当时上影厂的影片中，《天云山传奇》无非是很有影响的。该片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罗群57年被打成右派， 未婚妻宋薇离他而去，宋薇的同学冯晴岚却相信罗群，在危难时刻与其组成家庭，共渡难关。该片由谢晋执导，石维坚、王馥荔、施建岚、仲星火、洪学敏、牛犇等出演，于1981年11月14日上映。
由于该片涉及"反右"题材，而当时尚未全面否定"反右"扩大化，所以在影片尚未拍完时，很多人就认为谢晋的这部电影会出事，他的老友甚至认为他是在拍摄一部"丑化党"的电影。当时一篇文章说：吴遥不是人，在影片里却是共产党老干部，共产党里怎么会有这种人？
但赞成这部电影的也不少。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名誉会长梅朵评该片“是一部具有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的影片。”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也站出来在《文汇报》上为影片说话。毫无疑问，母亲自始至终对该片持支持态度。
影片一公映，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该片于1981年在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术奖，在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获最佳故事片奖。该片还获得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这说明，一向被视为"政治的晴雨表"的电影终于开风气之先,开始突破了"左"的藩篱。
但“开始突破”并非已经突破。电影《牧马人》的遭遇颇说明问题。
1982年出品的《牧马人》是上海电影厂，也是谢晋导演继《天云山传奇》之后制作的又一部反映57年“右派”问题的电影。
该片剧本由李准（注7）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故事梗概如下：
1957年，许灵均被打成"右派"，来到西北牧场劳动改造，牧区人民关心使他坚强的生活下来，获得了勇气和力量。“文革”时，从四川逃荒而来的农村姑娘李秀芝与许灵均相识，两个人建立起一个贫穷但却幸福的小家。“四人帮”粉碎后，许灵均得到平反，走上讲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牧场的后代。1980年，华侨企业家许景由回国，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许灵均。许景由为30年未尽父责深感内疚，他决心把儿子带回美国，继承遗产，但许灵均舍不得妻子秀芝和儿子清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民歌在许灵均的心中回响，他想起信赖和理解他的妻子，确定自己不能离开祖国。许景由不再勉强儿子，并嘱托儿子在大陆为他买块墓地，在他死后葬在祖国。
其实，用现在的话说，《牧马人》是一部传播“正能量”，宣扬爱国主义的片子。1979年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之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诱惑引起了出国潮。 影片中许灵均“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毅然决定留在国内。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片子，刚开机就遇到了麻烦。上海电影局主要领导M*（注8）不同意开拍这部又表现"老右"的影片。那天，母亲到北京电影局开会，碰到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陈好意对母亲说："听说你们又要拍一部右派的片子？《天云山》的苦头还没吃够啊？上面领导不喜欢这种题材，你们还是要加小心！"母亲一时六神无主，只好赶回上海来商量对策。但其他厂领导也摸不准。陈荒煤的话是对影片的正式意见，还是随口说说？为了慎重起见，徐桑楚让时任上影总技师的韩尚义给陈荒煤打电话探口风。结果没找到陈，只给陈的秘书留了口信。意思是，如果陈对影片有进一步指示，可直接电话通知上影；如果没有电话来，就视为同意拍摄，剧组就不再请示。结果等了一个礼拜，陈并无电话打来。于是，厂里决定，按时开机。
剧组一班人马奔赴宁夏，来到祁连山下的外景地山丹军马场。转眼一个月过去，一切顺利，人们悬起的心慢慢落了地。可天有不测风云，剧组这边拍摄正在快马加鞭，上海总部却后院起火。上海电影局那位领导见上影不听话，便向上海市委报告说，上影不顾文化部领导意见，坚持拍摄右派电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没有表态，只说你们电影系统自己看着办，市里不便过问。
听了这话，电影局长M*勒令母亲代表上影厂到电影局做检讨。母亲抗命不从，说现在是厂长负责制，开不开拍党委书记说了也不算，干嘛让她顶这个缸？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消息传开，剧组创作人员的家属先乱了阵脚，纷纷发电报到宁夏外景地，让剧组里的家人多加小心。这种情况下，剧组自然乱了方寸，一时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谢晋控制不住，只好叫了暂停。
正当上海这边乱成一锅粥，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老厂长徐桑楚约了张骏祥、母亲和其他几个厂领导到市委向陈沂做申诉。陈沂说，你们什么意见？几人一致表示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往下拍。陈沂回答："既然你们定了，那就拍吧。"厂长还是放心不下，继续请示说，部长是不是看一下剧本？陈沂也没反对，让他们留下剧本，回家去等消息。就这样过了三天，到第三天晚上，陈沂一个电话打到徐桑楚家里，就一句话：“剧本看过了，很好，拍吧！”事后徐桑楚才被告知，剧本最后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手上，汪看完剧本，给予了肯定。
影片拍摄完成。为了保险起见，徐桑楚特意从上海市委请了四百多位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审片，把个锦江小礼堂塞得满满当当。影片放映完后，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全场忽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激动地高声大喊道：“好戏啊！真是一部好戏！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戏了！”宣传部一位干部兴奋地拉着徐桑楚说：“这个片子一定要报今年的金鸡百花奖，肯定能把大奖拿回来！”果然，影片公映后，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获1983年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牛犇）、最佳剪辑奖（周鼎文）；获1983年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男配角奖（牛犇）。
有幸也好，不幸也好，《牧马人》的制作与完成，是母亲在上影厂的最后一次“惊心动魄”。
1985年3月，上海电影系统正式进行体制改革试点：上海市电影局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组建成上海电影总公司。5月，又恢复上海市电影局，由吴贻弓任局长，陈清泉、成志谷、李民权、张元民、吴孟辰等任副局长。同时恢复上海电影制片厂建制，撤销上海电影总公司。到了1995年8月，市委、市府又决定，撤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上海市电影局，组建成立了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好在，母亲的舞台已经落幕，轮到新的一代去充当时代的弄潮儿了。
以下是原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陈清泉在他的回忆文集《月朗星稀》中对母亲为首的领导班子在文革后以及文革前工作的一个概述：
所有这一切都使上影人精神饱满地投入创作生产，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新上影“三驾马车”的运转期间，共有《从奴隶到将军》、《曙光》、《天云山传奇》、《南昌起义》、《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喜盈门》、《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近40部影片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大众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香港国际电影节金像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优秀奖以及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塔什干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吉福尼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外的电影节中获奖。他们的努力，创造了上影的第三次辉煌。他们（丁一、徐桑楚、齐闻韶）与吴伟、沈浮、陈鲤庭等对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我们将永远记住创造了上影第二（指60-65年）、第三（指76-85年）两次辉煌的“三驾马车”和他们的不朽业绩！
同事的评述也算是给母亲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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