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各界庆祝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摄于1941年6月9日]
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地图上连名字都找不到的川南李庄，终于放下了一张“宁静的书桌”。
一时之间，小小的李庄名流荟萃：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董作宾、李济、曹禺等…..
在我们列举这些璀璨名字的同时，也请朋友记住下面这些名字——来自小小乡镇上的名流——没有这些伟大的乡绅，就没有伟大的李庄，他们是：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张访琴、李清泉、罗伯希…..
这个事实，再一次应证了我早前的说法：中国文化的根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的乡绅地主队层，才得薪传不朽的。没有乡绅文化的中国，尤其是广袤的农业文明空间，将成一片废墟——不仅仅是建筑或群落意义上的废墟，而是心灵或灵魂意义上的废墟！
孔子当年说：礼失，求诸野（《汉书·艺文志》）。没有乡绅的乡野，就真的野了，再也找不到礼的影子。
以下文字来自《成都商报》：抗战时期，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硝烟驱赶之下，与民众流亡同步的是“文化迁川”运动。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辗转流徙来到李庄，终于寻得一张“宁静的书桌”，直至抗战胜利。 那是李庄人口与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李济、梁思永……3000多人的李庄，人口最盛时增至12000人。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送达。覆巢之下，得有完卵，如果说最耀眼的中国学术群星，照亮了战时的李庄，以罗萼芬父亲罗南陔为代表的乡绅群体以及李庄乡民，则是星空下岿然宽厚的大地。天空斗转星移，大地生生不息。
1940年8月的一天，羊街8号罗南陔府邸，聚齐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全镇名流，商议“下江人”来李庄的大事——“绅等以同大系著名高级教育机关，政府非常重视，千里流亡，亟待整理。且该校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这份李庄32名乡绅1941年的签名呈词间接说明了当初接纳同济的用心。很快，“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电文就由李庄发出。
建镇上千年历史的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码头和粮仓，不仅水运便利，又有“九宫十八庙”等大批公共建筑可资利用。1940年10月，同济大学，以及同样几经辗转迁至昆明、饱经忧患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历经五六轮迁徙，最后落籍李庄，从此结束了似乎无休止的颠沛流离。“九宫十八庙”悉数腾出。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今慧光寺），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师生们的住宿靠租用大户人家的私宅民院来解决。
变得拥挤的李庄让人有些头痛。在《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四川省档案馆编），一份罕见的史料记录了乡绅们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要求政府当局让出房产的事。“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而粮税分柜独延宕不迁……该祠既属公产，主权应属本镇全体人士……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在这份名为“南溪县李庄士绅为将孝妇祠依法由同济大学租定祈令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迁让呈”的信函上，依次署着“南溪李庄镇士绅：张访琴、罗南陔、李清泉、罗伯希、杨君惠……”一共32人。时为1941年3月29日。李庄乡绅的见识与担当并非偶然。高傲如傅斯年，在《李庄忆旧》也赞誉有加，“知今日西南之系于中国者，盖远过于巴蜀之于炎汉矣。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
在南溪县县志办主任李梓林笔下，“李庄罗南陔，出生于1885年，自幼聪颖，勤功书史，擅长书法金石，性善交游，在家乡建有植兰书屋，约集诸诗友彼此唱和，故有‘小孟尝’之雅号。”罗南陔将患肺结核的考古学家梁思永接到自家疗养，可见其急公好义。 张访琴是李庄张氏望族的族长，德高望重。张访琴、张官周为李庄捐建全县唯一的村镇初中。罗南陔则以推崇实业救国闻名，早在1918年就创办“期来农场”，引进意大利蜂、美国来航鸡、北京鸭，并专门送儿子罗莼芬到成都蚕桑专科学校学习。
李庄、同济本相去甚远，这批崇文重教、开明包容的乡绅，是两者在动荡年代不期而遇的前提。其间，张官周还被聘为中央研究院李庄办事处主任；李清泉则受聘为同济大学校办文书。恰如岱峻所说，“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
外来的先生们在这里感到了宾至如归的礼遇和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来访的费正清震惊于这里的艰苦，“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史语所在此出版的石印线装书《六同别录》即以李庄旧名命名，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也在这里得以完成。同济大学在李庄得以生息壮大，新增法学院，德文补习班改为新生院，造船组扩为造船系，增设机械专修科，培养在校生1300人，毕业生700余人。生物系的童第周坚持在“沙漠”中进行“金鱼实验”，令1943年到访李庄的李约瑟赞叹不已。
李庄也得到反哺，乡绅们的远见被一一证明。当时，李庄及周遭子弟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拥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完整并高规格的教育系统，中国乡镇仅李庄一例。比如罗萼芬就毕业于同济附中，农民子弟罗哲文则考上了营造学社的练习生，追随梁思成，成长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大师级人物。
小小李庄比南溪县城提早10年用上了电灯。同济大学工学院用直流电机发电，供应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同大医学院经科学化验，查出食盐中有氯化钡，导致中毒，从而根治了当时流行于川南的麻脚瘟，造福一地。同济工学院王达生在李庄发明了适于川江行舟的浅水汽船，苦于无钱实验，罗南陔牵头集资创建股份公司，促成第一艘“达生浅水汽船”下水。
[梁思成、莫宗江在李庄绘制图纸]
1948年底，费慰梅在美国收到了林徽因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对费正清刚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的评论。仅仅几天之后，解放军占领了清华园，新政权成立了，林徽因再也不可能与外界自由通信了。
当梁思成、林徽因在北京为新政权装饰门面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装饰一新的大门里面是些什么。在北京灿烂的阳光之下，他们还会怀念李庄的雨天吗？他们在李庄的房东张乔英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后来死在里面，他的房子田地被瓜分一空。当年力排众议、予以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以栖身之地的李庄当地头面人物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等三人，则一同被处决。
那一天李庄的雨下得很大，在当地人记忆中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新政权在原同济大学的运动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公审大会，当地农民被发动起来参加大会，每人手持一根木棒，不断振臂高呼口号，现场群情激愤，声嘶力竭。按大会最先的计划，由手持木棒的农民排成所谓“水火巷”，当罗南陔等三人被解押着从巷中通过时，两边乱棒齐下，先打得他们皮开肉锭，血肉横飞，生不如死，要让他们受尽折磨之后再行处决，最后还要点天灯曝尸三天。但那天暴雨下得天昏地暗，电闪雷鸣，气氛极为恐怖，至今还有好多人对此记忆犹新。最先的计划已无法进行，大会临时决定将三人匆匆处决后散场。
也许罗南陔等三人罪大恶极吧，当地农民才对他们怀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吧。但据当地农民回忆，每年腊月三十，他们都要发动当地士绅赈济穷人，每个穷人都可以从他们那里领到“一品碗”白米过年。“一品碗”在当地方言中指最大的碗。有一年来领米的人实在太多，在拥挤中还踩死过一个小孩。一个参与过当年公审大会的老人对我说：“想起来他们其实还是很好。”
“他们对你们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还要拿木棒去打死他们？”当我质问那人时，他脸上出现了一副无辜的神情。他说：“那是政策呀，我们有什么办法。”他怕我不懂，还向我详细解释了土改时的政策，有多少亩地的人该被枪毙，有多少亩地的人该送去劳改，有多少亩地的人该被管制。根据新政权的政策规定，财富等同于犯罪，罗南陔又叫“罗半街”，意指镇上有半条街都是属于他的，拥有的田地更是不计其数。财富如此之多，当然就属于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了。
土改结束了，合作社建成了，人民公社成立了，在取得这些伟大胜利之后，李庄人才发现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这一次不会再有人来赈济他们了。人们嘴里高喊革命口号，心里却在盘算今天该如何糊口。在大饥荒的年头，望眼欲穿的公社食堂连过年会餐都只能端上几样青菜，人们好几年都没有见到猪肉了。连毛主席都不再吃肉而改为吃鱼了，他最喜欢吃鱼了。对过去的回忆如果不是企图复辟的话，那也是十足的闲情逸志，是饥饿的人民所无法负担的奢侈，没有人还会记得以往的历史。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向宜宾当地人询问李庄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20多年后，随着中美两国开始接触。1972年5月，费正清夫妇又来到北京访问，这对他俩来说真是一次伤心之旅，他俩最好的朋友梁思成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他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去世之前，他遭到自己的学生殴打，被挂上牌子示众，受尽人格侮辱，最后被当作反面教材养起来供人批判。北京巍峨坚实的古城墙被拆除，许多古建筑被捣毁。费正清、费慰梅新婚居住的地方，一个有着两进庭院的优雅四合院竟住进了30多个人，变成了粗俗的大杂院，原来的花园被种上了白菜。北京的其他朋友还活着，甚至被允许与他俩见面。当金岳霖等人穿着新做的制服来到酒店时，除了老友重逢的兴奋之外，他们已无话可说。
林徽因去世得更早，那对她来说十分幸运，象她这样具有高贵气质的女人不太可能承受人格羞辱，她孱弱的身躯也不可能经得住肉体折磨，只有死亡才能让她全身而退。很多年前，林徽因见证的是另一种死亡，她所认识的8名空军飞行员全部战死疆场，没有一个苟活到战后。她的同父异母兄弟林恒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于1941年在成都战死。当时他的飞机还没有拉起来就被击落在跑道上，连一次像样的战斗都没有来得及参加就阵亡了。他的军人佩剑被珍藏在家留着纪念，因剑上刻有“蒋中正赠”的字样后来竟成了梁思成的罪证。林恒战死后，林徽因在病床上写过一首悼亡诗，最后一句是“万千国人像已经忘记，你死是为了谁！”
林徽因还有一个名叫林樱的远亲在美国，当林樱还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时就因设计了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而闻名于世。她后来又设计了韩战纪念碑，两座纪念碑分别位于城市中轴线的两侧，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在韩战纪念碑的黑色花岗岩上刻满了在战争中阵亡的54,246名美军士兵的名字，水池里的潺潺流水漫过这些名字，犹如时光流逝，而英名永世长存。整座纪念碑上文字很少，其中一句是用银色的不锈钢镶镌在黑色背景上的，那是一句值得我们用一生时间来深思的文字：“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还是那句话，没有乡绅的李庄，早已不是李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