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上海前，陈毅这番话对干部们教育很深
来源:上海老干部 作者:周程祎 邬林桦 时间:2024-06-15 点击:
【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在上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少年时代便见证风云激荡、参加革命工作，他们既参与“战上海”，又投身“建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和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红旗漫卷大上海，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即日起陆续刊发多篇亲历者口述实录，与读者共同重温红色记忆，追寻信仰足迹，奋进伟大征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在上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少年时代便见证风云激荡、参加革命工作，他们既参与“战上海”，又投身“建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和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红旗漫卷大上海，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即日起陆续刊发多篇亲历者口述实录，与读者共同重温红色记忆，追寻信仰足迹，奋进伟大征程。
讲述人：李仁杰，男，1932年生，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曾任长宁区委书记
为革命锯铁链离家出走
我老家在无锡，小时候正逢抗战全面爆发，日军打到无锡，我们家一路逃难到了上海。我父亲在一家纱厂当总务主任，把机器运到上海后重新建厂，我们也就定居下来。
1946年10月，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4岁。1948年2月，我担任南洋模范中学党支部委员，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
少年时期的李仁杰
由于参加地下党的活动，我遭到学校多次警告，最后被父亲锁在了家里。我们家有两层楼，我被关在二楼一个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父亲上了两把锁，一把锁在门上，一把锁在我的脚上。我悄悄用小工具锯断了脚上的链条，又跟母亲说想下楼吃饭。趁母亲在后厨，我翻过铁门离开了家。再次回家，已经是上海解放后的事了。
1948年9月，因我的地下党工作暴露，组织安排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我们一行6人先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再乘汽车到扬州，接着到了高邮，然后坐船渡过京杭运河。路上为了掩护身份，我们三男三女扮作未婚夫妻，中间还发生过一些插曲。那天晚上，国民党警察来旅店巡查，问话时发现两个同志关于订婚的说法不一样，就产生了怀疑，准备把我们都带到警察局。好在护送我们的交通同志穿得很像国民党政府官员，警察以为我们家长是国民党政府里的，怕“大水冲了龙王庙”，再加上我急中生智，把同志的话圆过去了，他们也就放过了我们。
接管好上海意义重大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苏北的合徳（今射阳）。当时合徳是华中党校所在地，校长由苏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兼任。我在党校接受了短暂的学习，就被派任蒋管区的地下交通员。在进解放区时，应组织要求，我改原名谢绍申为李仁杰。
1949年1月1日，我和另一名交通员从益林乘船出发，经仙女庙到无锡，找到组织，接上关系，接送从上海撤退到解放区的技术人员及家属。其时已是3月，国民党封锁长江，我们从丹阳转赴镇江，白天侦察地形，半夜偷渡，返回华中党校。
说起来，国民党那时候真是腐败得不得了。他们控制了沿江几十里长的地带。我们上岸后，一个国民党军官来接洽，说只要交钱就能放行。我们给了钱，由另一个军官押着船，一路跟各岗哨打招呼，就这样把我们送到了解放区。
李仁杰夫妇
5月1日，我们渡江赴丹阳。为了准备解放上海，党中央要求凡是从上海到解放区的地下党，一律回去接管上海，加上由解放区抽调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我们是南下干部第2纵队独立支队第5大队。大家学习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认识到接收好、管理好、建设好上海这样一座城市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对我们教育很深的是一次陈毅同志的报告。他针对极少数人进丹阳城时军风纪不整齐的情况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一定要有铁的纪律。当时还专门成立了军风纪检查队。
丹阳集训，陈毅就入城纪律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上海市档案馆藏）
5月25日半夜，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上海从西郊攻入市区！26日，我们从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地下党的同志组织了车辆来接我们。27日清晨，我们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住在新文治堂。当时这个礼堂还没建成，桌椅等都没有，我们都睡在水泥地上。
根据部署，南下干部按照党、政、军、群众团体等系统开展接收工作。我们分在青年团系统，先接管陕西南路三青团的一处房子，又到余庆路接管汉奸任援道的房子，也就是在这里开始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一区工作队。之后，我也被分配到区里，队长是钱其琛同志。钱其琛是地下党区委的领导同志，他以身作则，平时写材料、作报告都是亲自动手，也很注重深入群众。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李仁杰与钱其琛（右二）
与广大青年打成一片
那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党的中心工作。比如1949年6月，上海已经解放了，人民币也成为法定的流通货币，但银元仍在流通，贩子很活跃，破坏市场秩序，价格持续攀升。为此，全市组织打击银元贩子，我们也发动团员、积极分子到街头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一场“银元之战”以我们的胜利告终。此外，我们还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和参加军干校等等。
组织工作方面，解放前交通大学等学校都有地下党组织，我们公开这些组织，并开始建立青年团组织，发展团员。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学校，我们通过发动群众，发展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团组织。1950年，又到工厂等单位开展建团工作。我们还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我负责组织和秘书工作，通过各个渠道，输送了数百人参加革命工作。
做好青年工作，其实也没什么诀窍，关键就是用心。我们当时花了不少力气向青年作报告，这些报告往往紧跟时事形势，能够启发青年思考，引导他们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比如他们当时缺少学习机会，我们就组织他们进夜校学习，以便他们在工作之余增长知识，还关心他们的婚恋问题等等，总之就是跟青年打成一片。这些工作得到了党委的肯定。截至1956年，我们长宁区建立了2个团委、46个总支、602个支部，共有13824名团员。
回过头去看75年前的上海，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刚解放时，老百姓对新政权还是将信将疑的态度，之后通过一件件大事小事，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百姓做事的，民心也就稳了。后来我在市、区工作，始终不忘的正是当时那份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
对于当今的青年，我想说：首先要有志向，为国为民、胸怀天下，做一个“大写的人”；其次要有知识，有本领，这样才能为国家作出贡献；最后要有强健的体魄，真正担负起时代重任。
稿件来源：上观新闻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