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善于解决复杂重大问题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 作者:唐晴雨 时间:2024-05-14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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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作风实在，工作细致，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1936年7月1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万里转战，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任弼时在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后，与其围绕分裂和反分裂，控制和反控制，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任弼时教育红军干部战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有分歧的不讨论，免得节外生枝。他烧毁张国焘派工作团送来的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容的材料，坚决挫败张国焘分化和控制红二、六军团的阴谋，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六军团的企图。当张国焘提出召开红二方面军干部会，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时，任弼时站出来质问，报告谁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有理有力把张国焘顶了回去。任弼时在会师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任弼时细致耐心地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工作，使大家对目前形势和党中央策略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他力促建立集中统一领导，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组织保障。任弼时还两次致电党中央，建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成立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为了防止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反复不定，任弼时随红军总部和朱德、张国焘一起行动。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
任弼时胸怀全局，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在挫败张国焘分裂行径，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出使共产国际，为我党成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明曾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给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实际上是要中共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由于王明自称是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在党内造成了思想混乱。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
1938年4月，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阐述中共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方针政策、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以极大的说服力，改变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两次作出决议案，肯定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号召援助中国的抗战。
任弼时为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认可和支持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党成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提供了保证。
协助领导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实现丰衣足食
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调动40多万部队筑起五道碉堡封锁线，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陕甘宁边区财政极为困难。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带领边区党政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在中直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组织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获得第一名。在党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广大军民的努力下，边区经济发展成就喜人。1943年运盐60万坨。到1944年，军民开荒335万多亩，余粮52万石；植棉30万亩，一年产棉花500万斤，棉花再不要边区境外供给；纸、肥皂、火柴、煤油、铁等都实现了自给；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村劳动力已经组织起来。军民实现丰衣足食，边区渡过了难关。
为了克服边区内部生产与消费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加强经济建设中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在与国民党的经济斗争中保持胜利，任弼时及时提出了关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第一，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大生产运动保障了革命和战争的物质需要，巩固了新的社会制度和民主政权的基础，积累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
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在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肃清全面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一度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任弼时积极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发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要与党内和党员自身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为整风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指导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在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以服从真理的革命精神，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为了在反“三风”的基础上创立新风，任弼时积极协助毛泽东改造了党校、党报和中宣部的工作。任弼时直接领导了“政治意义最大的”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在学习动员会上，他强调，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是“历史的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要以文件为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本部门的工作，开展批评时“对己要严，对人要宽”，要全面看问题。
任弼时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深刻理解。他认为毛泽东具有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毛泽东的系列著作“是一种带创造性的文献，对于党对于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他和毛泽东纠正了审干运动的偏差，保证了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
他驻会指导西北高干会议，澄清了陕甘根据地历史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坚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延安整风的深入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摘编自《教育学文摘》2021年第22期 唐晴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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