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金一虹 时间:2024-04-27 点击:
图为金茂芳驾驶拖拉机的形象，是1962年第三版人民币一元纸币上女拖拉机手肖像原型之一。[图源：news.ts.cn]
专题导言
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
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劳动社会保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父权的式微——江苏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女性叙事与记忆》等。
内容提要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
劳动性别分工 蓄水池机制 动员模式
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1）相关统计资料；（2）20世纪60、70年代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那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文章；（3）作者本人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包括：N市郊区2个原“铁姑娘队”的队长和3个做过铁姑娘的老知青，N市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的5位成员，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的指导员、队员及现油田工会主席、女工部长等；（4）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全国妇联有关文献及一些省、部门的《劳动志》《妇女志》；（5）报刊杂志发表的当事人回忆文章。此外，还有笔者本人曾作为铁姑娘班副班长的亲身体验。
一、背景与问题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是50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文化革命年代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60、70年代再向前延伸，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性别结构之形成和变化。
蒋永萍在一篇对5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回顾和反思的文章中，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妇女就业按就业机制分为三阶段：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计划就业阶段和80年代后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过渡阶段。（蒋永萍，2001）
蒋文把1949—1957年称为“不完全计划就业阶段”是有充足理由的。虽然这一阶段妇女就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此时由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就业机制尚未成型。以1952年为例，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不过60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就有58.2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邓颖超，1952）。政府鼓励妇女普遍参加社会生产，是在大跃进的1958—1960年，这也是蒋文称为计划就业的第二阶段。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1957—1960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从328.6万增至1008.7万，增长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劳动部，1987）。这样巨大的变化，只有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才能发生。
在这一阶段，女性就业的领域也不断拓宽，遍布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建筑工程中首次出现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如新华社1959年一则电讯所称：“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新华社讯，1959）《劳动》杂志在1960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仅1958年就有5500万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工的劳动范围也空前扩大了，过去没有女工或女工极少的冶炼、机械、化学、基建、交通运输等行业，现在都有大批妇女参加”（杨之华，1960）。
图为金茂芳驾驶拖拉机的形象，是1962年第三版人民币一元纸币上女拖拉机手肖像原型之一。[图源：news.ts.cn]
中国劳动用工计划分配机制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大约是从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号召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成型的。女性进入各个行业不能不说与这一统配机制有关。1958年，在全民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就业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61.02%是集聚于工业部门的，而以往这个比例不过30—40%——说明大量新增女性劳动力是由国有部门吸收的。
另一个特点是，进入工业领域的女性大量涌入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妇女进入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部门是得到政府明确鼓励的——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撰文要求劳动部门：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他举例说：“……旅大市纺工系统妇女劳动力占44%，轻工业系统占33%，重工业系统10%左右，这个比重还可以扩大。”（马文瑞，1958）哈尔滨市劳动局副局长更明确说：“……她们不仅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轻工业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基本建设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张琢琨，1958）。再以全国建筑业为例，1957年女职工比例为9.6%，以后逐渐提高，到1982年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22.5%（蒋永萍，2001）。妇女较多涌入重工业部门是基于中国以重工业带动工业化的政策背景，所以全国妇联强调，妇女是“为了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参加了过去从来没有妇女参加过的生产部门，方形成女职工在重工业部门逐年地增加的局面”（邓颖超，1991／1953）。
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及90年代以后重现性别行业分化，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述“去性别化”反向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当时的劳动部长在回顾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时称：“全国各地的商业和服务业正在“以女代男”，全面调整社会劳动组织，以致某些地方劳动部门在工作汇报中称之为：“男子进工厂，妇女上柜房”的商店妇女化运动，98.3%的男子调出商业（参见《劳动》社论，1958）；在工业布局上，尽管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倾向，但为考虑妇女就业和地区性别平衡，还注意到轻重工业搭配，如国家在邯郸地区投资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吸收大量女性的纺织厂。
但是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1957—1980年间，女性劳动力被商业服务业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5%左右。因为当时强调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单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劳动力支援工业，另外补充女性劳动力；大量增人的单位应当主要补充妇女劳动力，然后由企业或系统内部进行调整（张琢琨，1958）。“先进门、后调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劳动力在重工业部门分布偏高的原因。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及其对妇女自身产生的影响呢？对于1958年大跃进时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多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这是败笔了。
然而蒋永萍考虑到了国家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各方面影响，她认为，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的就业政策对城市妇女就业的影响是，妇女就业规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妇女就业领域继续拓宽，但行业、职业间的平均分布为日后妇女就业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已被全社会确认，但过度的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概言之，国家使就业成为城市妇女的一种不可选择的权利与义务，她同时认为，近30年的计划就业制度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义（蒋永萍，2001）。除了蒋永萍所说到的，我认为指出另外几点也十分必要。
（1）1958年以来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非市场配置即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与此同时，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
（2）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男女从未混合过，也就谈不上“平均分布”。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在工业生产上，女性虽然遍布各部门，但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如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提到进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妇女从事的14项工作基本是粗重且没有技术的“小工”，有的工地上，除少数技工外，绝大部分是妇女（张琢琨，1958）。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
（3）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在形成妇女较高程度的经济参与的同时，一个以妇女和农村劳动力为主要后备队的“蓄水池”机制也在同时形成。只不过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结构调整”，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大跃进带来了劳动力一度短缺，而在此之前，女性就业形势并不被看好。根据一些城市调查，城市闲散人员中妇女普遍占到90%。但劳动部门宣称，1956年中国已基本解决了城市失业问题。1958年初，劳动部称城市多余劳力中，有过半数以上的女劳动力须动员她们安心从事家务劳动以减轻城市就业负担（田子进，1958），可见在劳动力不感到紧缺的时候，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并未被看作“伟大的人力资源”；这么多妇女“闲散”，也没有被认为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到了1958年，劳动部门开始感到当前仍然有千千万万个妇女“英雄无用武之地”，她们仍然过多地被束缚在繁重的家务事中（马文瑞，1958），甚至把鼓励城市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拔高到拔白旗，插红旗的政治高度。
大跃进时期之所以对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特别热情，意识形态的原因当然不可忽视——妇女的被解放始终是宣传大跃进成就和跃进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重要例证之一，但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经济因素：工业化给中国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出的难题是，如何解决工业需要的后备大军问题，以及用谁作后备军更合算的问题。在工业总产值翻几番的情况下，工业职工人数也将翻一番，甚至更多一点……工业方面要补充的大批劳动力，如不从城市妇女中挖掘潜力，就势必要从农村大量招工。但是，既然农业生产也正用得着更多的劳动力，以及避免过多增加城市人口和加重生活供应服务的负担，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尽可能地少从农村招工，尽可能地使用城市妇女劳动力（马文瑞，1958）。农民和妇女同为后备军，但是两相比较起来，使用城市妇女的国家代价要小些，必要时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妇女潜在“人力资源价值尽现，于是在“先城后乡”的原则下，城市妇女构成一级蓄水池，农民构成了二级蓄水池。
据当时报道，不少地方农村组成了随时待命的“野战军”，如山西五台县把农村的劳动力参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从各个农业社抽调15—25岁的青年男女1万人（妇女占20%）组成一支“野战军，随时准备供应国营、省营、专营工业企业所需劳动力；另抽调26—40岁壮年2万人（妇女占22%），组成一支“地方部队”，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其余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为农业部队专门进行农业生产。三者比例是1：2：7。如此组建后备军，堪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大创举，当时此经验还在山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大力推广（长奇，1958；《前进》社论，1958《前进》（未署名），1958）。
紧接而来是经济收缩期的降临，大跃进式的工业化受挫，蓄水池自该发挥它的排水效应了。1960年3月8日《人民日报》为鼓舞妇女斗志而发表的社论还宣称：毛泽东主席1955年提出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不需要很长时间将得到实现（《人民日报》社论，1960），下半年就开始了为缓解经济困难的三年大幅裁员，2000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则去。无论是招来还是挥去，农民和城市女性都首当其冲。精简对象第一就是1958年1月以后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其次是妇女。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就比1960年一下减少352.1万，减幅高达33.3%，比同期男职工下降比例高7.6个百分点（劳动部，1987）。集体所有制女工更是难逃一劫。以上海为例，当时市府就明确精简对象为：“对近几年来吸收的临时工、里弄工，本人生活有依靠的，动员他们退工回家从事家务或家庭副业”，因此上海市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从业人员一下从1962年的40万减至12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99：221）。此外，还包括职工户口在农村的家属返乡、郊区农民“归队”、城里“五类分子下乡、黑户清理，等等。这些数据都未分性别，但精简的性别指向是很明显的。以南京市为例，1960年一年共清退5.96万人，其中，进城家属就有2万，是各类清理对象中人数最多的（南京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99：746）。
以上说明，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历来是有前提的：即“计划就业，统分统配”的体制，以及在这样的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机制中，女性扮演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力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
二、政治动员和理想性别分工模式
进入风云多变的20世纪60、70年代，无论妇女的劳动、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国家的动员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图为重庆覃家岗乡举办宣传贯彻婚姻法干部培训班。[图源：thepaper.cn]
20世纪60、70年代城镇用工是以往劳动力的“统分统配”政策的惯性延续。尽管文革期间局部的调配机构一度陷于无政府状态。但文革期间仍发生过几次政府对劳动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配的事件：大约1650万知识青年（其实是城市待业青年）被送往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400万人从农村被招工进城或到三线工矿就业，其中女性约占25%。
这种城乡大对流几乎没遇到多少阻抗，特别是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现实，显示出强势政治动员手段在中国的非常时期还是非常有效的。这期间政府似乎对劳动力的性别结构没有明确的考虑和政策干预，特别是通过老职工子女顶退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难的政策，是女儿还是儿子顶替，只受家庭决策影响。对顶替而来的新职工，不论是否有合适的岗位，单位也只能照单全收。然而所有流动过程中性别的差异仍然存在，只是缺少分性别统计数字来说明。我们从一些现象中可以分析出这种差别，比如男知青有参军的渠道，女知青没有；工农兵学员中，女性也就占11%左右；到了70年代后，知青点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现象（刘小萌等，1995）……都可以说明男女知青流动机会的不均等
（二）动员妇女模式的高度政治
《人民日报》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个惯例，即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要发表有关妇女的社论（非常时期除外），我们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是年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下面将文革前后不同年份有关社论题目列举如下（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谈的是维护妇女儿童自身权益问题——这是一个例外，其他年份的主题都是如何动员妇女，将妇女整合到当前的政治运动之中
——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话语，因而，妇女解放被等同于妇女运动，而全部妇女运动目的也不外是一个动员妇女的过程。文化革命之前，这种动员模式已臻成熟。在文革的两个非常时期：1967—1973年，文革风暴初起和造反派夺权的关键时期；1975—1976年，各派政治势力此长彼消、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的阶段，“妇女运动出现中断，“继续革命”主题压倒一切，阶级分野问题代替了性别问题，所有有关妇女的“解放话语”一概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与历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附属地位是相契合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阶级的解放，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毛泽东，1977／1932），到了政治的关键时刻，妇女运动自然而然遁出主流。如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全国妇联机关杂志《中国妇女》，在苦苦支撑的1966年中，该杂志除了转载两报一刊社论和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已无法涉及任何女性话题。全国妇联在那一年除了紧跟中央搞大批判外，还发出了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推”出的学大寨、学大庆、学王杰、焦裕禄、刘英俊、3211钻井队、蔡永祥、彭秀华等学习通知7个，均与性别毫无关联。
而在论述中国妇女劳动的时候，是无法回避政治动员对一般社会动员、组织行为的影响的。运动群众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动员模式，也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一个构成当时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在60、70年代向左再向左，这一情势也自然给“动员妇女”、整合妇女力量的模式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即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一特点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不仅论及妇女必冠以革命的妇女“贫下中农妇女”、劳动妇女”或资产阶级妇女”、不革命的妇女”，而且所有的性别问题都被纳入政治斗争范畴。需动员妇女全力“促生产”时，则上要批刘少奇散布“妇女落后论”和妇女无用论，下要联系本地“一小撮阶级敌人吹冷风”；远要批孔孟之道，近要联系自己错误认识。政治动员一树立斗争靶子一先进典型引路一达到动员目标……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是组织各种各样妇女专业队还是一般的生产活动，很少是出于妇女自己的选择，表现出被动性和高度一致性。
其次是动员的直接性。由于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基层政权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冲击，也由于最高领袖对他们可能采取“阳奉阴违”手法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动员大都采取直接向亿万群众发号召的方式。这种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和崇拜，也需要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热情推动，要制造一个又一个能激起群众极大热情甚至狂热的口号、符号和仪式，所以我把这个时代称为“燃情年代”。
（三）主导与从属：主流倡导的劳动性别分工
谈到文革期间劳动的性别分工时，有一个典型不应被忽视，那就是由大庆油田首创的“男工女耕”模式。大庆油田5.5万名家属忙时务工，闲时务农，经营着101个农副业生产基地，种地32万亩，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粮，还参加了工业的辅助性劳动（李长荣主编，1995：171）。这一模式在文革前已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多次报道，一出反映这一模式的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出现在首都舞台上，但在文革中大庆家属模式再次被大力褒扬却另有新意（参见新华社讯，1966；《人民日报》，1966）。如果我们阅读文革前夕发表在《红旗》上的一篇关于大庆模式的文章，就可以通过热情洋溢的文字看到一个非常熟识的“男工女耕”“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理想蓝图：“……原来从工业战线上调来帮助建设工人新村的职工统统给戴上大红花，被家属敲锣打鼓地送回工业前线了。农业完全由家属自己搞……工人新村的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理发、澡堂、作坊、邮政、储蓄、书店、商店、粮站……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家属……牧牛羊的是家属，赶马车的也是家属，还出现了女扶犁手……“无论是搞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的家属，全都是评工记分，按劳分配，不拿国家的薪金……家属生产的产品归全民所有，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孩子们上托儿所，大些的上小学或半工半读中学。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人人生活在制度之中（孙维世，1965。加重号为笔者所加）。这不正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曾经企图全面实践、但遭到败绩不得不暂时搁置的理想类型吗？文革中重提大庆家属模式是全面推行毛理念的一部分，只是这次不再是立即落地开花，而是谨慎地在类似基地中，通过政治动员模式来逐渐推开。大庆的性别分工模式的积极作用，是在工业体制之外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劳动就业问题，也解决了大型工业基地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之困。它的代价就是这些始终被称为“家属”的劳动妇女的保障不足和工作的附属性。尽管她们在生产和政治上已被纳入体制之内，但却无法纳入体制所提供的保障之中。如据《大庆妇女志》披露，1979年大庆一批参加农副业生产和工业辅助性劳动的家属，因工伤亡、致残却因“没有文件规定”而得不到妥善处理，“造成上访时有发生”，此外“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属”的生活待遇等问题也提了出来（后来的处理意见——如因公致残按前一年平均出勤天数记工分；在大庆劳动15年以上，年龄在50岁以上者，给一定生活补贴——基本是非制度化的补偿）（李长荣主编，1995）。而在各油田中，大庆家属待遇还被认为是最高的。2001年笔者到另一大型油田作调查时，正逢油田的家属工集体在总部请愿。中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后，“家属连”已不复存在。土地实行分片承包后，她们几十年的“拟工龄”也一夜之间化为零，她们又一次回归没有劳动保障也没有福利保障的农民队伍。她们和众多里弄生产组、在街道从事工业加工的临时工、散工的城镇妇女一道，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非正规就业者、边缘劳动者群体。
引起笔者强烈兴趣的因素是：大庆男工女耕的模式暗合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别分工类型。如果我们看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中国的宣传画，符号化了的工农兵形象中，与工人老大哥相对应的是一个女性农民，如一首流行歌曲中所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向阳花，女性的形象）。男性的工业和女性的农业，工农业部门社会符号的性别化，不仅是对劳力上的强势与弱势关系的体认，也是农业附属于工业、女性劳动从属于男性劳动的关系的具象化表征。
三、铁姑娘：“燃情”年代特有的符号
一说到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妇女，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一个时代符号——“铁姑娘”以及催生她的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那是上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特殊历史遗产。需要反思的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执行“男女都一样”的？这一被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话语”又是如何影响那一时期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的？中国城乡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样？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男女都一样”的思想是荒谬，是对正常性别差异的背离、扭曲，还是曾经起到过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作用？对于当时的妇女劳动者而言，是加重了负担，甚或是灾难，还是起过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解放”作用？需要我们今天反思并作出评说的问题很多很多……
（一）解放新话语和新的妇女英雄符号
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妇女“解放话语”。因为要面对工农大众宣传动员，所以这些话语通常都好记易懂，琅琅上口。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妇女翻身、当家作主人”；大跃进时期的“走出家门“妇女解放；文革期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80年代的“大干四化”和“四自”话语，以及当下正盛行的“发展话语（“一手抓维权，一手抓发展”）……所有这些话语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因而能够成为主流倡导的，莫过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做正式语录引用过）；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本是1964年6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看到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发出的感慨。《人民日报》首次披露，也只是作为“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报道中的一件轶事（《人民日报》，1965）。正式引用这段语录是《人民日报》在1970年3月8日，以此为通栏标题报道了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此后，这个语录便频繁地被引用，有时甚至是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而且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
作为妇女英雄符号，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穆桂英和“花木兰”，但是，用她们比附还只是从历史中获得激情和想象。而“铁姑娘”却是20世纪60、70年代独特的创造物，是从毛泽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论述中汲取意涵所创造的一个专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英雄的新的象征性符号。
铁姑娘，最早是人们对大寨青年妇女突击队的赞誉之称，赞扬其“铁肩挑重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并无与男子竞争之意，更无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目光。但在后来则演变成为“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思想的体现、一个具象化的符号、批判“妇女无用论”和“妇女落后论”（这“两论”无论批刘还是批林，都是必不可少的靶子）的利器，并以此掀起一场女性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甚至挑战生理极限的运动。
毛泽东一句无意而发的感慨，为什么在几年后被重新发现并赋予女人可以做男子所做之一切的含义？根据前文论述，可以认为，妇女被鼓励做男人能做的事情，是因为那时需要她们去做男人无力包揽的事情，与在政治参与领域妇女从未得到过“男女都一样”的鼓励相比较就可证明。而“铁姑娘”怎样被改造成具有“男女都一样”的具象化代表？20世纪60、70年代，与“铁姑娘队”类似的妇女专业队中，见诸报端的有：女子采油队、女子钻井队、女子带电作业班、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雷锋女子民兵班、女子拖拉机班、女子锯木队、女子海洋采殖班……分布在石油、电力、港务、煤矿、林业、渔业等行业。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会以为是领袖一呼百应，妇女自动揭竿而起”求解放，铁姑娘队遍地。这未免把政治动员简单化了。实际类似“铁姑娘队”的典型虽确实存在，但就笔者所调查到的来看，几无妇女自发组织而成的，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
与上山下乡运动通过领袖直接号召，中央发红头文件，各级行政组织强制推行不同，“铁姑娘”只是倡导，并没有强制推行，二者动员的强度和手段不一样。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也多出现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电力系统等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大型工业基地，比如，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口号下，大庆油田与大寨一样，一举一动都可能“出经验、出典型”。根据《大庆妇女志》，大庆第一支女子采油队是在1970年成立的，1974年3月8日又成立了女子钻井队，以后又相继成立女子作业队、运输队、射孔队、管工班、电工班等，1976年全油田共有这类女子专业队129个。采油虽然是野外作业，但因自动化程度较高，劳动强度较小，所以女子采油工本来比例就较高，到1977年全油田一线采油女工已达1.6万人（李长荣主编，1995）。真正艰苦的、劳动强度高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是钻井和作业队。其他油田如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也有类似女子采油和钻井、作业等专业队伍。“高压带电作业”是1958年创造的一项“技术革新项目”，1973年水电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带电作业现场会时，特别安排了鞍山电业局2个女电工做带电作业表演，大概原来属于弱质劳动力的女性表演更能凸显新生事物之新。报称上海、广州、鞍山、武汉、郑州、长沙等地电业局已都建立了妇女带电作业班（新华社讯，1973）。农村有路线教育工作队或基层党组织组织的青年突击队，但冠以“铁姑娘队”的并不普遍。
政治动员的成效如何，当然首先决定于动员的力度，其次与基层的创造性发挥以及机缘有极大关系。那些组织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的兵团、基地，通常是因为基层领导的政治敏感性，及在各种运动中练就的将最新政治口号套在原本先进典型上的本领。投机派需以此挣得政治资本，务实派也需以此合法地关注国计民生抓生产。但究其组织者的深层动因，所谓女做男活”，多是面对现实矛盾的务实之举。
（二）“铁姑娘”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动因
1．农业整体的劳力过剩和局部、暂时的劳动力不足并存
尽管文革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整体上仍供大于求，有些地方的农村甚至出现不得不轮流出工的现象，但“农业学大寨”带来的兴修水利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动辄千万人大会战，又使农村劳力出现严重不足现象。《人民日报》引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频率最高的3年，恰恰是中国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仅1971年，各地兴修完成的土石方就有50多亿立方，修筑旱涝保收田3000多万亩。1971年起，南方推广双季稻，改稻麦两熟为三熟制，长江以北推广两熟制，农村劳动力的紧缺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期间报刊出现的农村妇女突击队的报道，蜕去意识形态外衣后，真正动因无一不是因男劳力在外面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活没人做而组织起来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男女同工同酬的评论和报道，也都集中在农村劳力告紧的1972、1973、1974三年（如：宣化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1972；金继祖、洪格，1972；启东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1973；横山县通讯组，1972；本报通讯员，1972：《人民日报》社论，1974）。
其次，社队企业在发展初期吸收了男性劳力，也使农业出现男劳力不足的问题。如黑龙江省一些地区男劳力出工在外，仅有十几个人参加农田劳动，妇女实际已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力。以夏锄为例，男性承当了11.5%的工作量，其余都是女劳力承担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兰西县革命委员会联合调查组，1969）；上海郊区女性劳动力已占到65%，个别地区甚至达到70%（金继祖、洪格，1972）。调动妇女劳动补缺已势在必为。《人民日报》也曾以五小工业怎样不与农业争劳力为主题，介绍山西晋城如何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以调动妇女劳力积极性的经验（本报通讯员，1973a）。农业的女性化实际在那一时期已初露端倪。
2．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造成某些重工业部门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女性劳动力难以安置的矛盾
在对N市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班长、指导员Y珠和L维等5姐妹进行访谈时，问及女子搬运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我所听到的是最实在、最质朴的问答：她们都是插队到最艰苦的苏北农村的N市知青，1975年前后政策照顾回城。如何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难问题？“谁家的孩子谁来抱”——N市政府采取知青家在哪个区由哪个区安置的政策。她们因家都在G区，区政府又把任务分派到各个企业，而G区最大的企业就是港务局了，因此分配到港务局的知青有300多，其中女知青就有200多个。港务局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女青年，没有那么多的后勤工作，辅助工也很少，不做搬运工又能做什么？于是300多男女知青都做了搬运工，男的分在搬大件的支队，女的分在搬日用品的支队。女子搬运班的班长Y珠说，港务局的难处她们很理解：“港务局的活就是搬运，当时不那么分（指妇女分到搬运班）叫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分了。”在那样一种就业机制下，她们确实也别无选择：“知青回来本来就是最下层的了，还能挑什么呢？另一方面，“装卸工虽然工种不好，但是铁饭碗、工资收入高，有劳保福利，看病不要钱，还要怎样！那时的人也单纯，（我们）从没想过换工种，因为一动就变工变薪，这是一条最狠的。”
对地方政府，首先是为了安置人，完成上级指令性任务；对基层单位，在没有用人选择权的情况下，想的是怎么调配劳动力；对这些女搬运工个人，则主要是为了就业、生存。因为与农村连口粮都挣不够相比，她们很满足，也很努力。无奈中的组合，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搬运班女知青多，每个班30几个，本来不多的男工也陆续走了，剩下清一色的女知青，人们看这些28、29岁的女孩很能吃苦，经常评先进，就叫她们女子搬运班，这一叫就出了名，“三八女子搬运班”在全市都叫响了，也有称她们是铁姑娘”的。她们成了全市的标兵、评上三八红旗手。“我们铁姑娘不是领导”任命”的，是群众“任命”的”，另一个铁姑娘班班长L维说，“其实，那时大队的领导都很纯朴，作业区的主任都是装卸工出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和我们一样都没想那么多，谁知给群众这么一叫，就出大名了。“铁姑娘”的政治效应让她们大出意外。1992年劳动部照顾到妇女生理特点要求解散“三八妇女搬运班”时，她们还舍不得解散，“（19）92年下了一个文，女的做装卸的都要下来，这一来反而搞坏了，我们全都转成了辅助工，工资少了一大块，退休待遇按辅助工的，退休年龄又按装卸工的”。与她们密切相关的，是生存、工资、福利，当然，还有荣誉。即使今天她们在叙述这一经历时，也没想过女子搬运队的成立和解散与男女平等有什么关系。
再以油田为例。大庆是1960年4月起在松辽平原展开石油会战的，创业阶段女职工主要是女性科技人员，到1962年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8.9%，分布在生产、科研、文教、生活服务等部门，那时已有“向秀丽女子焊工班、三八女子测井队”“三八女子砖厂”和女采油工。女子专业队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专利”，1964年女职工已占到全战区职工总数的10%，这样高的比例使女性不可避免要较多参加野外作业，其中采油三矿四队的女采油工就占到63%。如何解决这一职工性别结构背离生产需要的矛盾呢？SL油田工会的女工部李部长有一生动比喻：“计划经济时代，女的招的多了，后勤60%都是女的。都上后勤也不行，总得有人上一线呀。一线也是女的多，男的就像‘葱花’一样，给每个队分几个，给壮胆。后来男的‘葱花’不够‘撒’了，干脆就组织女子班组了。”
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比如铁姑娘突击队，“突击队要专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春天要下秧、催水、踏水车……收割的时候整整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样出工。两个棒小伙都累倒了，一倒在地下就睡着不肯起了，我们比他们强，有个比我大点的姑娘腿上全长了‘核子’，都化脓了还是不歇。”（原N市Y区双闸镇铁姑娘队队长G珍，1997年访谈）“我们干的比男人还要强，男的干不过我们。他们都是整件的活儿，时间没有我们长。我们要赶轮班，我们有耐力，拖得长，让他们来干我们的活，他们还受不了呢。”（Y珠，1998年访谈）“75年上来，76年就当上了局先进，一个个干得像疯子似的”（L维，1998年访谈“过去女的受一定照顾，多开机器、做统计、后勤，现在（组成女子作业队后）什么事都要自己干了......作业队好多活都挺重的，有时两个人抬一根钢管，抬不上肩，抬不动，就两个人各抬着管子的一头上下悠，一悠管子一荡一荡地就悠到肩上了，可重重砸到肩上那滋味可不好受……有时还很危险，井喷的时候，人要赶快跑，油能窜上来7、8米高，十几根钢管喷出来软得像面条似的，围成一大圈，你就知道井的压力有多大……就是干体力活，我们女子作业队也比男的完成得出色，在局里我们年年都是先进，两次被省里评为又红又专女子先进作业队”（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W静，2001年访谈）
我们也可从以下两段叙事看出单一性别的组织模式的有效性：
图为铁娘子修建红旗渠
（作业队的生活）真累，真苦，但我们都能坚持下来……我们都是部队编制，连排班，三化五齐（军事化、革命化，被子、鞋什么都要放成一条线似的整齐——作者注）每天早上宣誓似地背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没人叫苦，那时的人真单纯！（W静，2001年访谈）
毛泽东的妇女解放话语，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集体宣誓的“仪式强化着信念，男女铁人”形象的鼓舞，女性组成单一性别群体后对女性性别和能力的认同感加强，等等，都可以在一定时期起到维持超强度劳动的精神动力作用。还因为女性在女子专业队比在男女混编队中更容易得到社会关注和荣誉，使她们在被关注中感受到被尊重，荣誉带来了巨大的激励。
问题又回到为什么重型工业部门会吸纳如此之多的女性职工？以SL油田为例，笔者2001年访问的时候油田有职工23万，尚有女职工8万，占34.8%，接近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所占比例。油田女性成员的来源：油田1965年代开始勘探时，八方调遣人马，一部分职工是从新疆、大庆等油田转战过来的，其中已有一部分女职工；同时在当地前后招工大约10余次。因为占了农村的地，要按比例在周围农村提供一定数量的招工指标作为补偿，其中有一部分女性，如我所访问过的原油田女子作业队指导员W静就是征地招工进的油田。她回忆当年与她同一批进油田的女性大概占到1／10左右。“油田不招女的也不行，没有女职工男职工不好找对象”——女工部长补充解释，这是从婚姻角度考虑一个石油基地性别比要尽可能平衡，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劳动用工计划时不成文但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女性的另一来源是非农业户口的家属，以及油田的女性“子弟兵”——直到2000年，凡油田职工的子女都能在油田内安排就业。综合起来，油田年轻职工中就有近半数的女性。用组织女子专业队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男女劳力配置不当的办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通过分流、提前退养等方法，油田女职工的比例已直线下降了，但目前在SL油田依然有女子作业班组2899个，只不过改称巾帼示范岗了（当然在劳动保护方面亦有非常大的改善）。
从N市港务局和SL油田等实例可以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劳动力的统一安置、征地招工、职工子女“内招”以及职工子女“顶替等政策都是造成女性在重工业部门比例偏高的原因，造成不得不把部分女性推向野外、井下和不适合女性的重体力劳动岗位的局面。而文革期间强有力的动员模式又有把“不得不”变成妇女“激情燃烧”的“自觉行动的神奇作用。
（三）“铁姑娘”运动的代价和收获
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对“铁姑娘”式的专业队已有怀疑和不同的声音。笔者与SL油田女子作业队老队员座谈，她们回忆道，当时队里“落后的队员”已不想坚持，有的想法调走，调不走的也变法请假，但她们实际没有多少选择。一般女队员干到结婚生孩子就不行了——野外工作流动性太大，天寒地冻老在野外作业，女子作业队差不多个个都落下病：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得“老寒腿（关节炎）的，还有得妇女病的，有的小便失禁——女工部长解释说：都是憋尿憋出来的。野外作业，
男的转过身子就行了，女的还得找个沟洼蹲下来。怎么都不方便，平时不敢多喝水，有尿也憋着。女子作业队年纪最小的S娟当年进队时只有16岁，病倒没落下，手指给钢丝绳砸断了。这个作业队维持了5年，1979年解散。用女工部长的话说：“再不解散不行了，一个个都落下病来了。1981年大庆市工会女工部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精神，对全市女工的劳动进行大检查，发现女工从事的有害工种230种，分布在1200个作业点上，其中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女工3079名，约占1／3，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女工1744名（李长荣主编，1995：171）
1979年全国妇联也对妇女专业队委婉地发表了否定性意见：“近几年来，不论在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部门，农业、林业、牧业生产等各个战线上，都涌现了一批妇女专业队，这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对于完成生产任务，提高妇女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创造新经验，打破束缚妇女的旧习惯，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树立妇女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妇女干部等方面，都起了良好作用。绝大部分妇女专业队的劳动，是适合妇女干的，能够发挥妇女特长，可以长期坚持，继续发展的。但目前某些专业队，劳动过重，不利于保护妇女劳动力，不利于保持妇女的持久的劳动热情。对这种专业队，要在肯定成绩，保护妇女劳动积极性的同时，合理地加以调整（全国妇联书记处，1979）。此后，工矿企业各类女子专业队纷纷解散。农村铁姑娘队”存在的时间本来就很短暂，通常“铁姑娘”到了嫁人的时候，也就后继无人了——从没有过两代铁姑娘。群众运动的特点就是随风而起，随风而逝。企业从事重体力和野外作业的女职工到20世纪80年代中也都基本调整了岗位。1990年1月18日，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
怎样评价“铁姑娘”们男同志能够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实践？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以男性标准作为标准（何况男人那时同样是被动的）是对男女平等的曲解，是妇女解放的歧途。但是，如果我们听一下当时直接参与其中的人的声音，就会发现评价是多样的，具体到每个人，其体验之复杂多元，正可用“爱恨交加”来形容
W静（原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现公司工会女工主任）：“女子作业队解散的时候，就像分家一样有点凄惶，生产管理部门来拉设备，后勤来拉桌椅板凳，人员大都回后勤，我到团委。那些怕苦的挺高兴，但多数人很留恋作业队。我觉得那段日子虽然苦，但挺锻炼人，培养了不少女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干部，我们队还出了两个处级的。（2001年访谈）
Y珠（原女子搬运班班长，已退休）：
装卸真不是人干的！现在想想都后怕。最重的时候我背过240斤，一般也有一百多斤，192斤重的地毯要连装好几车，猪鬃、棉布一包84公斤……头一天还扛大包呢，第二天（孩子）就生了（按规定怀孕到7个月不扛包了，做辅助工。但大家结婚的时间差不多，怀孕生产的时间也差不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辅助工好做，像Y珠等积极分子都是干搬运到临产——作者注）。（产后）一上班奶就没了，衣服从来就没干过……现在不能想象自己当时是怎么干的了。（1998年访谈）
L维（另一女子搬运班原班长，已退休）：
我干了5年，后来调到机关，心里还是离不开这个集体，每天都要去码头，看水，有空就到班组……就像人的初恋一样，刻骨铭心。（1998年访谈）
S琴（原女子作业队第一任指导员、现技术检测中心工会主席）：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男女平等不应是硬要女同志去和男同志比体力。硬比的结果——你摸摸我这儿（她的腰部终日扎着宽宽的护腰）我的腰还绑着呢，腰椎间盘突出。但是那段红红火火的生活永生难忘。不能因为打倒了江青就全盘否定了女子作业队。但要是现在要再组织女子作业队，我会坚决反对！（2001年访谈）
在农村妇女中也能体会到她们“爱恨交集”的感受。2002年笔者在一次对农村妇女积极分子的访谈时，做过二十几年妇女队长的C芹忽然抛出一句：“妇女解放，扁担上身”（意即“解放是“解放”了，但妇女要和男人一样做挑担重活了），另一位老妇女积极分子先惊愕，怎么能这样讲？后又不语，表情十分复杂。让我感到每个人对“男女都一样的感受，都是复杂多元的。
尽管毛泽东始终把妇女作为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强调：“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毛泽东，1978／1940）；组建铁姑娘战斗队”一类女子专业队，也是旨在向男性看齐的妇女群体性运动。但要回答对参与其中的妇女有没有解放的意义，有没有触及到性别平等本身（甚至超出了它的组织者本意），就不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分析，分析对那一代女性产生的影响，也不能离开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在做过多项个案访谈之后，笔者首先感到，同为“铁姑娘”，农村和城市妇女存在很大的差别：回顾“火红年代的“战斗生活”，农村妇女常常把它视为平淡无奇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城市企业女职工则大多语气平淡，没有想象中应有的激情。究其原因，对于城市女子专业队，同工同酬是无需争取的当然权利；她们要挑战的，往往是技能的限制、体能的极限，比如造船厂女焊工要打破的是女焊工不能焊接船体“大接头”的老规矩，女子高压带电作业班要突破的是以往女子不能带电作业禁区，她们只需改写”纪录，无需挑战。而农村妇女要面对的却通常是坚固异常的文化规范、文化禁忌，比如“女人不能扶犁（N市Y区铁姑娘访谈，“女人不能进场院”“妇女不能跨网走，妇女跨过的网就不能再用；妇女不能上船，妇女上过船，船就没运气”（参见本报通讯员，1973b），“妇女臼墙，人畜不旺；妇女模梁，人病畜亡”（河池专区革命委员会、环江县革命委员会联合调查组，1971）……她们不可避免地要与种种旧的性别角色规范、禁忌发生直接冲突。农村妇女一向受男权文化压抑较深，在各个领域包括劳动的性别分工领域，她们体验到的更多是“男女不一样”和男女不能一样，因此当她们一旦敢于说男女都一样，并试图做以往男人能做、而女人被认为做不来的事时，无疑就是挑战。接受了“男女都一样”的领袖箴言，对于她们无异于一场精神解放，也使她们获得了合法性支持。一种思想一经传开，其影响也许超出它的本意——1973年以后，因为政治动员需要的变化，《人民日报》固定的语录框中有关妇女的语录已改成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和“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革命胜利之时”了，但“男女都一样仍然不胫而走，传播四海，并影响了一代妇女。不能不承认它具有挑战男性中心文化的潜在力量，而且妇女们的实践活动确也触及到了性别平等的某些层面。
（1）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妇女尝试从事了许多过去没有从事过的生产活动，尽管这个空间很有限，但毕竞有所“拓展”。
（2）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对于当事人来说，尽管她们是被动参与，但一旦参与了，就对其精神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最起码是发现、肯定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曾经努力去证实过女性的能力不输于男子的妇女，都被激发出一种激情：
我当时只有17岁，身高只有1米5，体重不足80斤……在工地上，我一小时挑了17担河泥的“壮举”，吓得别人瞠目结舌。一次，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来工地视察，为此，铁姑娘班和雷锋班搞了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当地的棒小伙，一下挑起4箩筐河泥（两筐对扣）向铁姑娘班叫板。一个绰号叫“刘大个”的姑娘（当地女青年，身高1米8）也挑4箩筐河泥，只是一紧张摔了一跤，连人带筐跌进河。我大喊一声：看我的！就稳稳当当地走上堤埂，面不改色气不喘。人群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那位县领导连连和我握手，问了我的姓名又从他的黄包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奖给了我。顿时堤上堤下一齐向我鼓掌，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齐大姐竟然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她说至今我们大队还没有一个女同志受过县、公社领导的嘉奖呢。（李适年，2002）
也许我们今天会嗤笑那个因为上级一声表扬就能激动得哭起来的齐大姐，但在一个男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农村社会，突然的荣誉（哪怕是虚假的、表面的）也会对一直被轻看、被忽视的妇女起到肯定性作用。还有这个当年被称为“假小子、李小伙”的女知青李适年，不知道今天她在哪里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是否和同代人一样下岗了内退了？但我们知道，时隔31年，在公元2002年，她还在怀念在铁姑娘班的日子，那个使她这个“发育不良”又没有女人味的贫家女孩（本人自述）感受到被人尊重、感受到自己不同寻常”能力的日子。每一个参加过类似铁姑娘班的妇女，在与各方面（体力和心理上）处于优势的男性一比高低的过程中，通过发现和肯定自己的力量（当然，女人的力量并不仅在于此）而肯定了自己的价值。Y区的老“铁姑娘”们也认为，做“铁姑娘”使她们得到特别的尊重，“社会地位高”，连对象也比其他姑娘找得好，因为“那时的男的喜欢能干、能吃苦的女孩，不像现在只图漂亮。那时你积极肯干有技术，还经常当先进，男人是很佩服、很爱慕你的，我们外出开会认识人的机会也多，见识也广”（W珍，1998年访谈）。在所有访谈和报道中都谈到，由于铁姑娘干得毫不逊色，使多数男人不敢再轻视她们，甚至心生敬佩。如原SL油田作业队男性指导员高某说，当时的女子作业队队员身价比别的女孩高，为很多男士心仪，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女子作业队待过的，还会差吗？”（高某，2001年访谈）
把“男女平等”解释为男女都一样，让女性不顾其生理特点，硬去做男子做的事，这大概是今天的人对那一段历史批评最多、也是我们最需反思的地方。但是从认可男女不一样，到质疑、批判男女不一样，并用行动去挑战“男人做男人的事情，女人做女人的事情”的成见、定规，是人类寻求平等难以绕过的阶段。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平等观，都只能在时代所提供的舞台上寻找男女平等的标杆。妇女中的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间也有对男女平等的不同理解，对仍然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始终生活在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格局下的农村妇女，当她们发现能和男人做得一样好的时候，难道不是一次精神的解放么？
（3）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
农村社会从结构、规则到观念系统都从未把男女一样看待。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男女都一样仅仅理解为在体力上比拼，也有人有意识地与旧的分工模式冲突和交锋。比如，镇江市QL镇的生产队长M华坚持男女同工同酬。男社员不服，要和女社员比挑担，她说你不能光和妇女比力气活，要比技术、比贡献。男的又说女的没技术，她说你不让她摸，怎么知道她没技术呢？她就鼓励妇女学技术。当然，要想让人服，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体力上的比拚也是少不了的，用她的话说妇女也得干“争气活”。（M华，1999年访谈）
与N市Y区原“铁姑娘”们座谈时，她们谈到参加铁姑娘队、当积极分子，不仅给了农村妇女脱颖而出的机会，也给了她们部分背离传统性别角色的空间。做过21年村妇女主任、也做过生产队长的L珍说：“我们家是男主内女主外，倒过来了。我成天在外忙，丈夫比我心细，会缝会补……我是做不了旧社会的媳妇的，不会做针线，搁旧社会，打死为止！不打死也要给撵出门！”（W珍，1998访谈）能够把男主内女主外倒一个个儿，这大概也得力于社会对铁姑娘的肯定。
当时，在理论方面，也有部分触及不合理的性别分工结构，把批判锋芒指向“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本身的。如一篇驳斥妇女没有技术的文章说，现在固然有些技术女社员尚未掌握，这并不是她们力所不能，而是有些干部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旧社会残留下来的所谓“男人农活”、“女人农活”的区别，不允许妇女学习农业技术（金继祖、洪格，1972）。另一篇文章重点批判了“男不治内，女不治外”的观念，提出“家务事，女同志要搞，男同志也同样要搞，要支持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自觉地与那种‘男不治内，女不治外’的旧传统观念进行坚决斗争，与之彻底决裂，做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派”（中共湖南省委写作小组，1971）。
（4）争取女性的权利。
尽管组织类似铁姑娘突击队这样的女子专业队，目的仅仅是为了动员妇女投入生产活动，以补局部劳力不足，但为了调动妇女积极性，不能不一再强调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如前所说，在劳力最紧缺的时期《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多篇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调查报告、经验报告和评论员文章，批驳了“妇女技术低，低分是合理的”，或“男一工，女八分”是不合理。但家家户户都有男女，女的少了，男的多点，从一户来说，经济上无所谓吃亏，也不会影响妇女积极性”等论点。尽管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普遍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现象，但多少在妇女中激起了些许涟漪，特别是那些努力去实践男女都一样”的铁姑娘们，她们强烈感受到男女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从而意识到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如河北束鹿县一间房公社马家庄大队植棉组的姑娘，创造出比男性高得多的财富却不能与男劳力评同样高的工分，经过不断争辩，最终有部分姑娘被评上了一级（《河北日报》稿，1974）。在笔者所做的苏南农村调查中，老妇女队长也回忆道，那时妇女们和男人一样兴修水利，男人记10分，妇女却仍只有7、8分，妇女们也闹将起来（虽然没闹出什么结果）。（2002常熟访谈）
当然“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说，在文革中被重新发现并大加宣扬，无非是为“点燃那一代妇女的激情，更利于政治动员，所倡导的男女平等也只在性别平等的表层，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极大的局限性。（1）这种平等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准，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去争取形式的平等，女性为此付出许多代价。与此相适应的是“去性别化”的性别文化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审美趣味。不过问题不在于是否赞美女人中性化，而是对所有违背这一标准的“另类”产生的排斥。如油田遇到井喷时，人往往被喷得全身都是油，洗都洗不掉，男子就推一个光头，爱美的S绢实在舍不得剪掉长辫子，一边用汽油洗一边哭，指导员就训她：“哭什么哭！再哭把你头发揪下来！”（2001访谈）女性爱美不仅意味着喜作小儿女态，革命精神不足，也可能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N市三八女子搬运班一个爱美的姑娘，因为“没活干的时候就换衣服、洗脸、擦雪花膏，对小镜子梳头、学说普通话”就被人称为“妖精”，入了落后分子的另册，动辄被勒令写检查。（Z兰，1998访谈）
（2）由于“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宗旨本在于鼓舞妇女向男人看齐，多做贡献，而不在于平等的权利，女性在实践中亦只知多尽义务，却无相关的权利意识。农村的男女同工不能同酬是普遍且经久的现实。铁姑娘们即使做了“男人的活”，也不能拿到同男人一样的报酬，她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在访谈中她们把这解释为妇女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小姑娘开始拿不到高工分的，也就4分、6分，后来队长还是给加了一点，不过我们有精神支持，我们是在干社会主义，年龄小，要多做贡献，根本不想工分。”（W珍1998年访谈）“我们铁姑娘劳力、气质都很棒。工分吗，最多8、9分吧，那时我们不计较这个。”（G珍）甚至做了生产队长的L珍，带领108个男劳力脱贫致了富，“还是拿女人工分”—男劳力一年500多元，她只拿420元。问她为什么不拿一样多？她说：“女的收入不能超过男的。我干的多，拿的少，群众才能服我。至于为什么女的收入一定不能超过男的？因为窗户再大大不过门，女人再能能不过男。”（1997年访谈）在不触动父权制的结构、不破坏男权文化的前提下提倡女性单方争取“男女都一样”，其结果就是有更多的义务却无相应的权利。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未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但那时无论男女，都不具有争取个体权利的合法性，以至马继敏们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时，还要从意识形态另找合法化的依据：我们坚持斗争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多得工分，而是为了破除“男尊女卑”的旧思想（《河北日报》稿，1974）。
即使当时的小部分妇女已触及男女平等的较深层面，即争取平等的义务与平等的权利的统一，但对平等权利的理解也仅限于男女同工同酬，既没有推动女性争取平等学习掌握核心技术，平等分享资源，更没有鼓励女性提出争取平等管理权、参政权的诉求。这是铁姑娘运动的最大局限。
（3）当部分妇女在社会生产领域一马当先地“外向”扩展时，女人必须包揽家庭内务的格局依旧，男性并未因此而多分担一点家务。女人在社会领域努力推行“男女都一样”运动，给自己换来的是双重的劳累和重负。文革时期的铁姑娘运动并没有真正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有一个问题曾令人颇为费解：为什么在当时全国服务业萎缩、突击性生产任务又是如此经常和繁重的情况下，妇女双重角色紧张程度大为提高，但却并未发生剧烈冲突，也没有出现重新建构性别角色的需要？其中原因很多，比如存在着某些矛盾缓冲带和妇女有自己的缓解矛盾的智慧，等等。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准备另文探讨。在此只想强调一点：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公共劳动是妇女解放前提”的论述作为妇女解放理论的经典，造成在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内，把留在家里“围着锅台转”视为与蒙昧、落后、不解放同义。这一“解放话语”使母亲的角色自1949年始被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重新建构，家务和孩子成为妇女要进步和工作的负担和“拖累”。
文革期间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62年《人民日报》三八社论《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深入更细致》还强调：“给女社员安排家务劳动时间”，但1966年后所强调的就是诸如“大寨女社员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贾忙妮学老三篇，用‘完全’、‘彻底’这两把尺衡量……克服孩子多家务重的困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去年出勤200多天”（本报通讯员，1968），等等。“先治坡，后治窝”这一经大寨喊响的口号，通过先后的顺序排列，把工作和家务提到公/私分野的高度，甚至提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这也可以从文化革命中独霸舞台的样板戏中有关性别的象征意义中看出。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8个样板戏中，也有女性“一号”人物，如《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中的江水英和《杜鹃山》中的柯湘，她们是党支部书记、党代表，但她们是否是妻子、母亲在剧中都隐而不谈，似乎表现了她们的家庭角色就会削减她们的英雄气概。样板戏作为当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着起码在主流媒体中，中国人进入了一个“无性无家”的时代。在这一政治文化引领下，妇女们以特有的悲壮将那些困难一一“克服”了。这也是那个时代用政治化手段“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的特色之一。
本文来源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转载自上海知青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公正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