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访谈录：关于《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时间:2024-03-17 点击:
贾植芳与李辉
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
在复旦读书期间，李辉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这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
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冯至）
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此后，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文学江湖，人的恩恩怨怨难免，李辉可谓“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
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
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种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夏衍）
李辉：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都是轮廓性的，有些细节可能只凭记忆，是不可靠的。80年代是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各种演出、电影都是在那几年突然来到中国的，让人眼花缭乱。从文艺评论界来讲，很多概念兴起也是在那几年。
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开始，一直到很多新观念兴起。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的，比如高行健的一批话剧，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所以这些节目单的留存也让叙述更有真实感，比如《绝对信号》最早预告的名字叫《在守车上》，如果不是节目单，我肯定早忘记了。
所以，叙述历史，资料越多越好。史料只有重要不重要，没有好不好，都是有用处的。
李怀宇：现在想起来觉得你很幸运，80年代有那么多老前辈还都健在，像沈从文、曹禺、萧乾、朱光潜
（郁风）
另一个栏目是编辑的“居京琐记”，主要请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来写在北京生活的各种感受，而且以批评为主。当时很多人写的都是现实的弊病，作者队伍由作家扩展到其他的文化人。这是我无意识中的一大收获，像画家吴冠中（1919-2010），翻译家王佐良（1916-1995）、董乐山（1924-1999），像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吴晓铃（1914-1995），还有美术界的常任侠（1904-1996）、常书鸿（1900-1995），他们都是作家圈之外的文人。
这个栏目的书信来往最多，我最初发出去一百多封信，几乎每个人都回信，写来稿子，包括韦君宜（1917-2002）、梅志（1914-2004）、陈敬容（1917-1989）等。冰心当然更不用说，我请她开了个人专栏，请萧乾写了《北京城杂忆》、《欧战杂忆》、《“文革”杂忆》等系列文章。我喜欢保留资料，这些手稿、来往书信全保留下来了。这些资料对于我回忆那个时代很重要。
（丁玲 与韦君宜）
我是媒体人，不是在大学里专门做学者，所以对于作品之外的兴趣可能更大。老实说，对作品的研究我是不够的，这是我的弱项，虽然说我能谈一些巴金（1904-2005）、沈从文、胡风的作品，因为写他们总是要读作品。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家本人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作品写作的过程，以及作家性格造成的历史关联。这可能算是另外一种的文学史吧。
李怀宇：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怀念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念的情感？
李辉：我觉得怀念是分几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真实的怀念。我是真的怀念，那个年代让二十一岁的我从小县城走到了复旦，视野大大开阔了，接触那么多文化界的人，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向前走得比较顺利和幸运。另一个层面是对青春的留恋，不论青春什么样
有的知青留恋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哪怕很艰苦，是时代的一种扭曲产物，他们也很怀念。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唱五六十年代的歌。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恐怕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唱歌，因为那是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旋律的温暖。
现在人们谈论80年代，当然留恋80年代文化多样性的拓展，比如80年代思想的变化，或者激荡岁月的东西，还是令人向往。同时80年代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怀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对80年代完全肯定。我在80年代没有意识到很多东西的价值，错过了很多。比如丁玲（1904-1986）、周扬（1908-1989）、曹禺（1910-1996），都没直接深入地采访——本来应该好好采访的。而且我是研究巴金的，为什么不采访曹禺呢？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幼稚、不成熟。
（周扬）
那个年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人们还是简单的政治斗争思维。其实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现在。有时候周边熟悉的人谈问题的方式，还是和阶级斗争时候形成的思想方式分不开。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别人一说我就相信，也不愿意轻易下结论。我一定要琢磨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实际，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
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的人更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不管其中的逻辑关系。只要观念很刺激很新奇，马上就大量传播。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偏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用“恶”的心态看待别人，不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利于客观地历史总结
尤其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这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
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历史的真相，只会越走越远。
（晓歌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