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望道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陈振新 时间:2024-02-10 点击:
父亲陈望道、母亲蔡慕晖和我

1952年,毛泽东主席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 陈振新

      我的父亲陈望道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任命的复旦大学校长,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5年,为复旦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复旦人都尊称他为“望老”。我与他一起生活了28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2年。他不但是一位好父亲,更是一位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好老师和好校长。

      1 影响一生

      我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上海解放后,才从义乌乡间回到我父母亲身边的。来到上海后父母亲即带我去市区北四川路商店购买衣服,把我一个乡下的孩子打扮得与城里孩子一样漂亮。当时我们住在复旦大学的第一宿舍17号,父母亲为了照顾我,还专门为我在他们睡的房间放了一张小床。在父母亲的身边,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我当时就读于复旦校区的国权路腾飞小学。在去学校前,父亲跟我说,我们想把你的名字改一下,你原来叫“陈振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处处都是新面貌,就叫“陈振新”吧,改一个字。从那时起我就沿用“陈振新”这个名字到现在,但义乌亲戚仍然叫我“陈振兴”。

      在我就读腾飞小学时,由于浙江义乌的家乡话与上海话相差很大,我既听不懂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也无法与同学交流,加之乡间教育与上海大城市教育之间的悬殊差异,我当时的学习压力很大,且男孩子多顽皮,不爱读书,所以学习成绩也不好。父亲在接到腾飞小学送来的成绩报告单后,仅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了“新从乡间来沪,语言生活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这么几句话,然后微笑着摸摸我的头,叫我带给老师。父亲当时的和蔼可亲,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初中升高中后,我已是一个大小伙子,父亲完全可以不管了,但是当他看到我高一的成绩报告单时,因为班主任老师在评语栏内写了“要注意遵守作息制度,看书不要太晚”一句话,他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家长栏内写了这么一句话:“看书时不要不注意身体健康”。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此后我极注意锻炼身体,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晨练的习惯。

      父母不但关心我身体的健康也十分关注我思想上的成长。在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班主任老师都对我很好很严格,在他们的教育下我初中即加入了共青团,从初中到高中的几年时间 里我一直都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班干部、团干部,而且在高中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事后我才得知,父母亲利用开家长会的机会,曾对班主任提出希望他们关注我各方面表现的要求。

      在我就读小学和中学的这段时间,母亲是复旦外文系的教授、校工会副主席、复旦托儿所的负责人,父亲不但是复旦的校长,还兼有华东行政委员会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第二任总主编等十多项职务,父母亲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不但提供了一般父母都会给予子女的衣食住行,还念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而在教育和培养上,仍能给予及时的鼓励、引导和严格的要求。在复旦校区,从小和我一起玩大的朋友,每当提起这些,都为我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高兴。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为此父亲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现在工作了,我们很高兴,但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一般复旦老师犯错、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复旦的一校之长,我作为复旦的一位普通老师,父亲对我要求更严格,是完全应该的。

      2 爱生如子

      在复旦大学,我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老师,在身为校长的父亲领导下工作了十二年,其间亲闻、亲历了复旦人广为流传的老校长爱生如子的感人故事。

      1919年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应经亨颐校长邀请去浙江一师任教,父亲说,自己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然而反动当局已视改革为洪水猛兽,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镇压。父亲挺身而出站到学生中间:“你们不要怕,老师同你们在一起!”从那刻起,学生就成了父亲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袒护、引导他们,成了他终身之责。

      父亲于1920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文部,1926年出任国文部主任,1929年创建了中文和新闻两个系科并出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1923年父亲受党所托去“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兼课,实际上“外国语学社”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父亲在这里亲自为他们讲解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青年指明前进方向,引领他们走上革命之路。1923年秋天,受党委派,父亲又前往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三分之二上大师生都参加了示威游行。1929年父亲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他的名字一次次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在1931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个年代,复旦左派与右派学生对峙厉害,中文系的一位左派学生,为了召集左派学生紧急聚会私自敲响了校钟。根据学校的规定,学生是不能私自敲响校钟的,因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但要时任系主任的副署,父亲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结果学生没有被开除。但是此事很快传到国民党中央,蒋介石下文点名要对陈望道等人采取措施,父亲被逼不得不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离开了复旦。

      当时在复旦,父亲是一位身着长衫的穷教授,但在学生眼中被誉为“青年导师”。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革命青年逃来上海没有去处,如夏征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复旦中文系就读。

      1931年父亲离开复旦后蛰居于上海寓所,悉心整理多年来讲课用教材并在自己与汪馥泉、施复亮等人合办的大江书铺里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一书。1933年去安徽大学任教,1935年父亲又带着他的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去了广西桂林师专任教。1940年他才辗转香港回到了抗战期间迁校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2年他出任新闻系主任,为了解决学生没有实习场所的问题,1944年他冒着酷暑到处募捐,1945年终于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被师生称为“夏坝的延安”。

      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1947年5月30日的晚上,因为国民党进行大搜捕,复旦新闻系的左派学生何晓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躲到了系主任望道先生的家中。父亲让何晓沧睡在楼下客厅旁一个小房间里,自己则坐在客厅看书保护这位学生。到了凌晨,警车呼啸国民党开始抓人,父亲急忙把这位学生叫醒(这位同学因为感冒发烧睡得正熟),让他睡到楼上卧室里去。警察敲门进来查看并吼叫盘问有没有陌生人来过,父亲镇定回答:没有。这位学生没被警察抓走,其实在上海,父亲还设法营救过多名进步学生,其中学生杨贵昌就曾写过回忆文章《深切怀念我的救命恩师陈望道》,描述他的被捕和被营救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父亲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上,父亲多次要求后勤部门的领导关心学生的饮食,关心教学楼教室的照明,以及图书馆和宿舍的照明,并且说,如果学生在复旦四年都搞坏了身体,成了近视眼,我们不但对不起学生,更对不起送他们来复旦读书的家长。如果学校里有学生犯了事,公安局要抓人时,父亲知道后总是跟学校保卫科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慎重,要调查清楚。一旦抓错,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完了,千万马虎不得。”父亲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3 爱校如家

      1949年7月,父亲受命出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为主任委员张志让另有安排去了北京,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父亲就全面主持复旦的工作。1952年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校长,这样,从1949年至1977年,父亲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27年。我在复旦三十几年,亲身经历了父亲“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一办校务、二办教务、三搞科学研究,以及还必须有一个良好学风、校风的办学理念的实践。身为校长的他爱校如家。

      父亲主持工作后的1950年,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进行了第一次的院系调整。1952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复旦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农学院全部调出,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厦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以及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18所大专院校的有关文、理科系则并入复旦大学,复旦的文理科一下子大大加强。如何把院系调整后形成的复旦大学,办成一所为人民所需要的新大学,这个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父亲陈望道的肩上。

      面对由十八所大专院校文理科形成的复旦大学,因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也个性迥异,要把这样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一个有资历有声望的校长,实在难以振臂一呼凝聚人心。身为校长的父亲坚守“以人为本”信念,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因院系调整调入复旦的外校名教授,亲自找复旦老教授谈话,让贤给调入的教授出任教务长、系主任。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还作了一次长篇的演讲。他不但讲了新复旦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更对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次讲演无疑是一次大动员,一篇“战前”的宣言,大大调动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为办校务,父亲提出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的办校方针,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由校委会讨论决定后,再由正副校长、正副教务长、政治辅导处主任和总务长组成的行政办公会议通过后予以执行。为办教务,父亲提出了集体办学的思路,在全校各系成立了学科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全校教师都被编入各系的学科教研组内。教研组在系主任的领导下工作,负责编制教学大纲、编教材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每年开学后父亲都十分注重正常教学秩序的执行,常去各教学楼了解教师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情况。

      一天,父亲巡视到一个教室门口,听到上课铃声已响,同学们安静地等待上课却不见上课教师的身影,过了好几分钟一位青年教师才急急忙忙地赶来了。父亲当即严肃地批评了这位老师:“对老师来说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怎么可以因为老师迟到而浪费了几十位学生的宝贵时间!”此事一经传开复旦再也没有教师敢上课迟到了。

      对于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言,校务办了,教务办了,还必须搞科学研究,父亲说,如果不搞科学研究,教学质量也一定上不去。为此,学校专门成立了科学研究处(简称科研处),同时鼓励各系也成立自己的科学研究组(简称科研组)。在父亲这一思想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

      父亲认为,校务办了,教务办了,科学研究也开展了,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为此,复旦大学在1961、1962和1963年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尤其是1963年3月26日,父亲更是主持召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的、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父亲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正确决策指引下,复旦一跃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父亲为复旦大学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复旦的校园内,复旦的师生员工随时都可以见到自己的老校长身影,他因此与复旦员工广结朋友。一天,我因为实验室需要增配钥匙去学校后勤部门,想不到一位师傅一眼就认出了我,问我:“你是不是陈校长的孩子?”我说:“是啊,你怎么会认识我?”师傅说:“我来复旦前曾经去你们家配过钥匙,那时你还小啊。”我问:“那你又是怎么到复旦来的呢?”师傅说:“那就要谢谢陈校长了。我本来是在马路边摆摊帮人配钥匙的,一天陈校长看到说,你年纪大了,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外面帮人配钥匙,太辛苦了,我们学校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到复旦来工作?就这样,我进了复旦。”闲聊中,师傅已帮我把钥匙配好了。1977年10月29日父亲离世,参加葬礼的有2500人之多,从照片可见,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很多都是复旦最基层的员工。

      父亲在复旦近半个世纪,爱校如家,凡学校的事他都尽心尽力去办。1950年复旦校名用的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复旦大学”四个字,父亲认为还是请毛主席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信,又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托人请毛主席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的“复旦大学”四字就是毛主席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另外,院系调整中,上海市教育局根据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身为校长的他专程赴北京找到教育部,又找到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主席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薪火不断的院系。

      还有两件事,老复旦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是父亲资助建校门的故事。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60周年,学校决定建邯郸路220号新校门,需要2万多元,学校却只有1万元的投入。为此父亲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一万多元稿酬资助建了新校门。二是解决了复旦划归市区户口的问题。现在复旦大学属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地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复旦却是被划在上海郊区的。在那个年代,国家供应十分困难,而复旦因为未划归市区,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要差。身为一校之长的父亲,为此多次向市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直至父亲病危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去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仍然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近半个世纪,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33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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