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天，就有未来”
来源:文汇报 作者:沈芸 时间:2024-02-06 点击:
40年前的1984年，隆冬二月。
朝内北小街的小院儿里，阳光洒进了南向的正房，爷爷坐在他的老藤椅上，面前的木质茶几是他的写作桌，摆放着一本《读书》杂志，和近期流行的一本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一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热度。三联书店的范（用）老板马上就给他送来，先睹为快。
在“啃”那本五百多页的《第三次浪潮》的那段日子里，爷爷痴迷“未来学”的概念，逢人便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会用计算机。当时已是83岁的高龄了，但是，他认为，只要有明天，就有未来。
对于《浪潮》中所描绘的未来，他读之有悟，不吐不快，来年一开春就写下来一篇文章，很快就在《读书》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对此，沈昌文有过记述：
我们很荣幸地能请到一些老革命家为我们写稿。例如夏公，一九八四年二月特地给《读书》写了篇《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有很大影响。于光远老先生也经常来稿。这些，大都由范用亲自组稿。或者他指派董秀玉办，我很少插手。（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繁体字版中配发有夏衍手稿的图片）
对于读书，爷爷有种饥饿感，“饿得发慌”。在日新月异的知识面前，他是永远虔诚的知识分子，一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他说：“我们这些二十年代的留学生所占有的知识，正如我国五十年代进口的机器一样，早已经老掉牙了……”在巨大的新浪潮冲击下，他全然不是暮气沉沉的老人，急迫的心情就像是一个乘风破浪的青春少年。用这样一篇经过设计的问答式对话体，表达了他按捺不住的内心焦灼，和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正是在40年前远见卓识的布局，及（19）80年代全社会的共识和蓬勃朝气，让《第三次浪潮》描绘的许多前景，成了我们今天的日常。
1986年，爷爷从中顾委委员的职位退休了，同时，他也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位置退了下来。1988年，他卸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的职务，爷爷一直留在任上。
“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致袁鹰，1987年2月26日）
逐渐退休的爷爷依然很忙，访客不断，有一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问他：“您关在秦城监狱时做些什么呢？”他回答：“我在想问题，系统性地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党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左的路线，右的路线……”静思，是我爷爷生活中的常态，他有时读书读累了，就停下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言不发地坐着，神情若有所思。这种时候，我们谁也不走进去打扰他。
在外人眼中，他是文艺家，又是革命家。到了晚年，在饱经磨难、不断反思后，他以思想者的风貌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这些成熟、完整、深邃的思考被写进了《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里，写进了《懒寻旧梦录》的序言里……
1992年1月10日，爷爷在辞旧迎新之际，写下来一篇《壬申杂记》，内地并未发表，登在香港《明报月刊》的1992年4月号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写惯了新闻时评的手又痒了！面对世界时局的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岿然不动，他有话想说。我爷爷总是怀念抗战时期，他的办报生涯是最愉快的，每天一篇社论，酣畅淋漓。
《壬申杂记》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结尾语重心长地写道：“……这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和坚决地走这一条路，新中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这段话写于三十多年之前，蓦然回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前瞻性令人惊诧。
爷爷于上世纪20年代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入党，又是经历过残酷的“文革”十年的老党员。此言一出，发自肺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的背景下，更彰显出一位早期老共产党人上下求索的独立之思想。
1927年12月，开明书店出版沈端先（夏衍）的译著《妇人与社会》（倍倍尔著），他在扉页上写下一段珍贵的赠言：
“怀疑者一般的思索，殉道者一般的实行”赠给叔厚同志：端先
受赠人是中共早期党员、特科成员、同乡蔡叔厚。这一年的冬天，蔡叔厚刚刚入党，我爷爷比他早七个月入党，这段赠言可以看作是两位找到共同信仰的战友，相互之间的共勉和誓言。
如今，《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中所期许的人类文明趋势，和《壬申杂记》中所阐释中国式道路的选择，都预言性地成为了现实，重发这两篇《夏衍全集》漏收的文章，不仅有补遗的价值，也是“盛世如您所愿”的告慰。
窗外，阳光正好。窗台边，趴着我家猫咪沈胖胖。是谁在唱：“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重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见你未见的世界……”
2024年1月27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日升
朝内北小街的小院儿里，阳光洒进了南向的正房，爷爷坐在他的老藤椅上，面前的木质茶几是他的写作桌，摆放着一本《读书》杂志，和近期流行的一本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一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热度。三联书店的范（用）老板马上就给他送来，先睹为快。
在“啃”那本五百多页的《第三次浪潮》的那段日子里，爷爷痴迷“未来学”的概念，逢人便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会用计算机。当时已是83岁的高龄了，但是，他认为，只要有明天，就有未来。
对于《浪潮》中所描绘的未来，他读之有悟，不吐不快，来年一开春就写下来一篇文章，很快就在《读书》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对此，沈昌文有过记述：
我们很荣幸地能请到一些老革命家为我们写稿。例如夏公，一九八四年二月特地给《读书》写了篇《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有很大影响。于光远老先生也经常来稿。这些，大都由范用亲自组稿。或者他指派董秀玉办，我很少插手。（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繁体字版中配发有夏衍手稿的图片）
对于读书，爷爷有种饥饿感，“饿得发慌”。在日新月异的知识面前，他是永远虔诚的知识分子，一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他说：“我们这些二十年代的留学生所占有的知识，正如我国五十年代进口的机器一样，早已经老掉牙了……”在巨大的新浪潮冲击下，他全然不是暮气沉沉的老人，急迫的心情就像是一个乘风破浪的青春少年。用这样一篇经过设计的问答式对话体，表达了他按捺不住的内心焦灼，和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正是在40年前远见卓识的布局，及（19）80年代全社会的共识和蓬勃朝气，让《第三次浪潮》描绘的许多前景，成了我们今天的日常。
1986年，爷爷从中顾委委员的职位退休了，同时，他也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位置退了下来。1988年，他卸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的职务，爷爷一直留在任上。
“岗位和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致袁鹰，1987年2月26日）
逐渐退休的爷爷依然很忙，访客不断，有一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问他：“您关在秦城监狱时做些什么呢？”他回答：“我在想问题，系统性地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党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左的路线，右的路线……”静思，是我爷爷生活中的常态，他有时读书读累了，就停下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言不发地坐着，神情若有所思。这种时候，我们谁也不走进去打扰他。
在外人眼中，他是文艺家，又是革命家。到了晚年，在饱经磨难、不断反思后，他以思想者的风貌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这些成熟、完整、深邃的思考被写进了《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里，写进了《懒寻旧梦录》的序言里……
1992年1月10日，爷爷在辞旧迎新之际，写下来一篇《壬申杂记》，内地并未发表，登在香港《明报月刊》的1992年4月号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写惯了新闻时评的手又痒了！面对世界时局的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岿然不动，他有话想说。我爷爷总是怀念抗战时期，他的办报生涯是最愉快的，每天一篇社论，酣畅淋漓。
《壬申杂记》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结尾语重心长地写道：“……这就是说，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和坚决地走这一条路，新中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这段话写于三十多年之前，蓦然回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前瞻性令人惊诧。
爷爷于上世纪20年代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入党，又是经历过残酷的“文革”十年的老党员。此言一出，发自肺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的背景下，更彰显出一位早期老共产党人上下求索的独立之思想。
1927年12月，开明书店出版沈端先（夏衍）的译著《妇人与社会》（倍倍尔著），他在扉页上写下一段珍贵的赠言：
“怀疑者一般的思索，殉道者一般的实行”赠给叔厚同志：端先
受赠人是中共早期党员、特科成员、同乡蔡叔厚。这一年的冬天，蔡叔厚刚刚入党，我爷爷比他早七个月入党，这段赠言可以看作是两位找到共同信仰的战友，相互之间的共勉和誓言。
如今，《关于读书问题的对谈》中所期许的人类文明趋势，和《壬申杂记》中所阐释中国式道路的选择，都预言性地成为了现实，重发这两篇《夏衍全集》漏收的文章，不仅有补遗的价值，也是“盛世如您所愿”的告慰。
窗外，阳光正好。窗台边，趴着我家猫咪沈胖胖。是谁在唱：“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重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见你未见的世界……”
2024年1月27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