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之前的寻找和思索

来源:原创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4-01-31 点击:
在此之前,我们主要探讨知青在下乡过程中的文化体验,下面我们要把观察的重点放在知青的返城过程中。 
对多数知青来说,初到农村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过去之后,“既来之则安之”就成了长期务农的心理准备。但完全将身心埋进“广阔天地”并不是每个知青能做到的。从历史背景上看,林彪事件后,红色文化的根基发生动摇,宏大叙事的感召力逐渐褪去,负负得正,“父母在,不远游”,“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甚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一些知青大多在批判中才得知的老话却时时泛起于心头。众所周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下乡是政府统一安排的,户口一经转出,知青若是自己回城的,最多是临时户口,没单位给安排工作不说,连保证基本存活的各种票据都没有。鉴于当时的普遍状况,“若周围没人返城,也许我就一辈子呆在农村了”是当时一些知青的判断。 
但形势比人强,“革命”并未成功,知青开始回家。从总体而言,与知青在自上而下的领袖号召、政策推动下如阵阵潮水般涌入农村不同,返城是广大知青自觉自愿、自下而上地利用上层各种政策甚至“漏洞”进行的。这种现象开始如涓涓细流,最后却汇成气势汹涌的返城大潮。
首先,就大多数知青而言,刚到农村不久,他们想到的并不是返城。但是,来自城市的知青本能地感到他们生存其间的那块“广阔天地”其实并不“广阔”。虽没有如今年轻人“诗与远方”的浪漫,但生命之树常绿,青春总伴随着好奇与不甘寂寞,知青出于青春的不安分与求知的本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摆脱生存空间和信息视野方面的局限和压抑,哪怕是暂时的。他们想要“走出去”,踏进比领导安排的那块区域更广阔的天地。 
原湖南邵阳赴遂宁插队知青邓乾秋的经历,生产队常有外出任务,他参加过送粮、送玉兰片、挑化肥等工作,还参加了全县公路大会战3个月、修关路桥抬石头、拌砂浆一年,他认为“走出去”不仅仅能“驱赶寂寞”,也能让人长见识,也能“利用下山的机会,与山下的知青们会面,听一些知青中的新闻趣事和来自城里的消息。”


 
在兵团农场里,这种走出去的特权只有少数知青干部容易获得。原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江戈谈到,“兵团的知青很少能有机会外出”,但作为三连司务长他却有一次“终生难忘,历尽艰险”的出公差机会。1972年,做面食的碱不够了,团里商业股的领导派他去买碱。买碱首先要找关系,领导让他去找肇源农场党委书记马金堂。于是作者登上经由哈尔滨北上的列车,经“让湖路”站,那个“王进喜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再转车到肇源车站,最后还要步行二十多里。进入农场的地界他发现“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比兵团更苦。”“这里没有了知青们晚上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热闹气氛”。到了那里才得知,“买碱是要到他们周边的村屯去自己收购。只是,按规定水碱是不能允许私自买卖的。” 农民不敢明着卖,当地的李队长帮他想办法搞证明,让他买上四瓶酒送上。尽管这四瓶酒让他自掏腰包花上十几元钱。拿到证明后,又是扒车,又是夜路,还骑了一段破自行车。最后,按照当地李队长的安排,他终于避开了供销社的干扰,让各屯子的村民把水碱都送过去,集中在一起,再找机会送往火车站”。 这一波三折让作者睁开了双眼,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笔者自己也有两次不再“面朝黑土背朝天”,离开农田大地走进林区干活的机会。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夏之交,我所在的二连某班被派到一片原始森林去修筑森林备战公路。那是笔者下乡后第一次走出连队,第一次深入原始森林,第一次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田工作之外的修路工作。而且,也是第一次看到知青一方面冒着蚊虫叮咬,挥汗如雨地起草皮、炸树根、填方(往低洼地填沙石)撤方(将高坡铲平),一方面也投机取巧,在需要填方的地方先堆木头。甚至,笔者还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民间口头文学”。那几天连着下雨,不能出工干活,大家只能呆在大帐篷里打发时光。正巧来了个讲故事高手,那帮农工供吃供喝,围成一圈听他讲故事。只见他烟不停,酒上脸,口中念念有词,把个卖“迎风拔毒膏”的赤脚游侠说得似真似幻。这种民间的口头文学还真非一个“粗俗”就可以打发的。 
 
四川插队知青作家谢非在回忆中详细生动地描绘了自己的“走出去看看”---“赶场”:作者及周围不少知青十六岁就下乡当农民,生理和心理都还未成熟,“有时心情沮丧,又遇上好天气,我们便不想去挣工分,就自己给自己休假一天。”知青间的互动来往越来越频繁,在一队作者也找到了相隔不远的三队的儿时伙伴又兼学友W君。虽说常常是不约而至,“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无论谁来到谁的住处都首先相互一笑——不需要说明,也不必说明,既然对方来了,明天就是彼此的假日。当晚,我们就躺床上,乱吹、海吹,直吹到大脑迷迷糊糊,昏昏而眠。”
他们也不是老待在屋里,那天就打算到约20里远的金鹅去赶场。“金鹅虽小场小街,但凡逢赶场天,倒也人群熙攘、嘈杂喧闹。碰见几位认识的落户在附近的知青,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知青赶场基本既不卖什么、也不买什么,只是凑个热闹。“赶场这一天,平时冷清的场街很闹热,拥挤着很多周边的农民。他们有的背背篼,有的担箩筐,里面装满着各种山货和农副产品。那些装满东西的背篼和箩筐,随意摆放在街路上,等待售卖,好换点日用开支;还有的人上街来,打算在供销社的商店购买一些平常不可或缺的如盐巴、煤油、布料、针头线脑等商品。实际上,乡村赶场,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低层次的商品流通交换。”
知青们在人群摩肩接踵的街路中,缓慢地走走停停。“本来,咱就不买东西,却没事找事,偏要看看货品,问问售价,甚至佯装买主和卖主讨价还价,觉得好玩,眼看即将成交了,却找个借口,不买了——搞点恶作剧。” 
农活、工分哪栓得住刚过十六岁的知青,“赶场”成了他们一种生活习惯。作者还在赶场日有了特殊的经历。那天,作者在游动的人流中,一边挪动脚步,一边东张西望,找到了老朋友。他们早有约定,要好好玩玩,还要吃一顿。“吃什么?场街上有鸡,没钱可以偷。”他们在场街一条偏僻的小巷尽头发现了目标。但是,鸡飞惊起狗叫——事情搞砸了!“有人偷鸡!”随着一声高亢的吼叫,他俩还未来得及撤退,便被飞速冲出房子的三个大汉围上来了。老友跑得慢些,脸上挨了一拳。两人在对方的追击下,惊慌失措,分别夺路而奔,各自狼狈地逃回自已的生产队去了!
 
是的,走出去是年轻人的本能。经历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知青的脚既然迈了出去,就再也不可能往回收了。他们开始用双眼去寻找,去认知,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辨别,去思索。
 

[作者简介] 
 丘保华,男,上海知青。1951年生,1969年赴黑龙江龙镇农场。19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后为英语副教授,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现已退休,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研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知青》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
 
 
(责任编辑   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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