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墓碑 她们永远与大江相守

处在兵团地域最北端的3 团，位于黑龙江沿江地区，如今叫作红色边疆农场。场部以东 有一座名为一架山的丘陵高地，由南向北缓缓伸向黑龙江。在距离江沿不足两百米处有一片 独立的长方形坟场，6座灰色的水泥坟墓面向黑龙江一字排开，里面埋葬着5 个人的尸骨和1个人的衣服，这6 人就是震惊兵团的“5·28 沉船事故”的遇难者，全部为女知青。

在1970 年5 月28 日傍晚发生的那次沉船事故中，共有8人落水，其中只有1 人有幸逃生， 她就是天津女知青杨大丰。为了调查这场事故的原委，我在第一次去天津采访时曾向配合我 组织采访的荒友胡宝平提出面见杨大丰的愿望，宝平闻风而动，铩羽而归。他告诉我，杨大 丰拒绝接受采访。

我和宝平要来了杨大丰的手机号，在离开天津后给她发了一个短信，简单介绍了一番我 的身份、经历和写作计划，并对她的拒绝表示理解和遗憾。其实，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她为 什么会拒绝我，只知道她在接受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采访后，已不想再和媒体或作家 谈起这件事。但我对她的这个充满雄性的名字，对她作为沉船现场唯一见证者所掌握的事件 细节，对她在事件后40 多年里为死难战友所做的一切都有太多的问号，我想再试一试自己的 运气。但我对运气并不抱什么希望，经验告诉我，作家通过中间人提出的采访意愿一旦遭受 拒绝，再尝试直接沟通一般不可能奏效。

没想到杨大丰对我的短信做出了反应。在回北京后的一天晚上，我意外地接到了她的电话。 她原本只想对我的短信做个回应，就拒绝采访的事向我表示一下歉意。但人与人的沟通有时 是会发生共鸣的，我和杨大丰在电话里的谈话让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失时机地向她 介绍了我的写作设想、计划和看待历史的观点，使她逐渐有了和我进一步交流的兴趣。我们 同一年出生，同为“干部子弟”出身的知青，同样喜欢写作，又同样属于不愿意因需要而违 背个性做事的人。这些共同点把一场本应短暂的礼节性通话拉长为近一个小时的电话长谈， 我们都感受到了由共鸣而生的交流快感。

她说了拒绝接受我采访的原因。她发现一些文人在表现那段历史时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需要，来决定文字的立意和观点，甚至会歪曲事实、臆造故事。在 围绕“5·28 事件”而写成并发表的报纸或书籍文字里，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杨大丰很不喜 欢这样的文章，她不愿意让再现历史变为“戏说历史”，她要为死难的姐妹维护历史的真实性。 “我的经历我自己写”是她的信条。尽管我们谈得比较投机，但直至结束通话，她依然没有 松口说可以和我面谈，但表示很 愿意看看我写的《德意志的另一 行泪》这本书。

第二天我通过邮局快递把这 本书寄给了杨大丰。她很快发来 短信，说很喜欢这本书。接着我 们就开始了电子邮件的联系，话 越说越多。她在一次来信中表示： 原来我不想见你，现在我希望尽 早见到你！于是就有了我二赴天 津，有了我和杨大丰的一次长谈， 有了她对我将“5·28 沉船事故” 的记载材料的全盘端出，有了她 对我的“战友”之称。她说，你 虽然不是兵团战士，但你为兵团战士书写历史的态度，让我有了战友的感觉，我愿意称你是 战友。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一批兵团知青成为了我的神交之友，杨大丰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在天津旧租界区内一家咖啡馆的单间里做了一次长谈，其后杨大丰又为我提供了大 量资料，其中包括她在“5·28 沉船事故”发生后几天内写下的过程证词，她历年来为纪念遇 难战友所写的文章，她张罗为6 位死难知青重修墓地的行动过程的记载，她在探望事故中唯 一遇难的男性、转业军人刘长发排长的家属的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她为纪念父母而编纂的家 庭书籍……她给我的这些资料，足以成就一本厚厚的《5·28 寻踪》纪实文学作品。这里我只 能概略再现杨大丰讲述和记录的历史。仅仅是有限的再现，已足以让人感受到一场灾难在死 里逃生者心中留下的印痕之深，并由此产生出关于人性和生命的种种联想。

杨大丰在六十多年里前后有过4 个名字。我和她说，我觉得写你还是用你的老名字比较 好，她说，你来决定。这样，我决定在讲她的故事时仍使用她在兵团时期的名字“杨大丰”。 从感觉上说，这个名字更能彰显她大气、丰富且极具个性的人格特征。

在见到她之前，光听杨大丰这三个字，我就感到她应该是一个“女汉子”，否则她不会 在那场事故中成为在滔滔黑龙江水中找到生路的唯一幸存者，不会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十年里 一再重返故地，去看望死难战友并张罗为她们修坟立碑。但当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又感 到了她身上具有的鲜明女性特征：外形清秀、思感细腻、衣着雅致。

也许是天津相声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以前总有一点“天津人说什么都别当真”的感觉， 而杨大丰用纯正天津话讲述的故事告诉了我，阐述的语言和阐述的真诚之间并无关联。她说： 

“1952 年2 月4 日我出生于天津，那天是壬辰龙年的正月初九。龙是十二生肖之首，正 月是一年12 个月之首，而9 又是10 位数中最大的数，所以我自小为自己的生日感到自豪。

“其实我最早叫杨达风，是父亲为我取的。我出生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党内整风 运动，父亲在我的名字里隐含了他对国家大局的态度：达风——通过这次运动能达到改善党 风的目的。以后这个名字被简化了，成了杨大丰，还是像男人的名字。

“我小学上的是天津实验小学住校班，班里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小时候跟平民 的子弟接触不多。1965 年升初中报志愿时，班主任老师建议我去天津河北大学附属中学，因 为我父亲当时是河北大学的副校长，老师说我去了能得到关照。这所学校的前身叫圣功女中， 是解放前天津唯一的一所教会中学。‘文革’后改名为新华中学，目前是天津市5 所重点中 学之一。当年的好出身、好学校，让我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

“但是升中学后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 年8 月，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河 大的红卫兵批斗并关进了‘牛棚’，多拨红卫兵到我们家来‘抄家’。我家8 个孩子靠父母 两个人的工资生活，原本就不富裕的家被抄得家徒四壁，除了锅碗瓢盆外，几乎没有了一件 家具，我们姐妹们只能常年睡在地板上。

“1968 年的2 月21 日，‘中央文革’和部队的一些干部接见了天津市的运动汇报组，时 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江青在谈话中说，河北献县和深泽县有一个大叛徒集团，并点 了天津公安局局长江枫、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的名，说他们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幕后黑手， 号召红卫兵小将既要揪出向江枫、王亢之这样的‘变色龙’，也要揪出跟随他们的‘小爬虫’。 江枫和王亢之在江青的‘2·21 讲话’一周后先后自杀，我父亲与王亢之同为冀中干部，关系 很好，被扣上了‘小爬虫’的帽子，这一来我父母难逃厄运，都被正式关押了起来。

“那年我16 岁，姐姐19 岁，最小的妹妹不到12 岁，一夜之间我们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准 孤儿’，到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因为没有钱买菜，我们只能就厚着脸皮去副食店捡人 家不要的菜帮子，因为没钱交房租，家里的一间房子也被邻居占了。隔三差五的，我们还要 被造反派叫去训话，让我们跟父母划清界限，跟父母面对面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开父母的批 斗会。让我们最痛苦的是，为什么一向正面教育我们的父母突然变成了阶级敌人？虽然我们 不知道父母犯了什么罪，但在思想意识中是要跟父母划清界限的。

“1968 年，兵团开始在天津招人了。姐姐杨卫知道必须下乡后，就和同学刘淑英、章秀 英开始商量去兵团的事。她们3 人当时都属于‘黑五类子女’，按理说出身不好的人没有资 格去兵团，但她们看中了去兵团有生活保障、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好处。10 月6 日，她们 自作主张偷偷跑到了兵团1 师的师部所在地孙吴县，行李什么的都没带。

“1 师的副师长刘水经不住她们的软磨硬泡，破例收了她们，把她们分到1 师的工程连， 还补发了兵团战士服。接到落户兵团的批准后，三个家庭开始在天津分别为她们置办生活用品。 我父母都在接受审查，姐姐的东西当然需要我来打理，就这样我认识了章秀英的姐姐章秀颖。

“章秀颖比我大5 岁，是我 在河大附中的高年级校友，‘文革’ 开始那年她是高二的学生，附中 的学习尖子。在我的眼里她是一 个无所不能的姐姐，告诉我准备 什么物品最实用，告诉我买箱子 和衣服应该去什么地方，还告诉 我怎么用草绳捆箱子，怎么去火 车站办理托运手续。

“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年没 有人帮我、同情我，就连我自己 都认为父母是有罪的，但章秀颖 告诉我：你爸爸妈妈不是坏人， 你应该相信他们，自己更不要自 卑。那时候能有人这样说，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秀颖的知识也让我很敬佩，她悄悄地给我讲过居里夫人，还讲《牛虻》《基督山伯爵》 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大毒草’书，但她告诉我，这是千古流传的名著。她还教 我拍照片、洗照片。当那些胶片在红光下的药水开始显影的时候，我为如此奇妙的事情感到 惊喜和快乐……秀颖的出现，让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和提升，让我被‘文革’洗 过的大脑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也让被压抑的情感有了倾诉的对象，我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 闺蜜。我在日记中写道：姐姐去了千里之外，我又有了一个更好的姐姐。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秀颖和我一样都有‘原罪’思维，我们都恨不得有一场脱胎换骨 的改造。她的体质比较差，在‘文革’大串联时曾步行去延安，半路上被冻着了，一度高烧不退。 因为途中缺少治疗条件，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总是发低烧。从身体的健康状态看，她符合留 城的条件，原本是不用下乡的。

“1969 年上半年，天津大规模动员中学生下乡。秀颖骨子里要‘革自己的命’的意识使 她跃跃欲试。我那时虽然才17 岁，但也要盘算选择出路了。我如果去河北蠡县的老家插队， 好处是离天津近，但那里实在是太穷了，去了以后可能吃不饱饭。如果我去兵团，虽然离家 很远，但有工资保障，还可以跟姐姐相互间有个照应，而且兵团的战备使命也很吸引我。像 我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去兵团‘一腔热血洒边疆’符合理想，能证明自己，还能养活自己， 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和秀颖商量好一起去兵团。

“这一年兵团已放松了招收知青的标准，出身不好的人也能去了，而且还优先接收有哥 哥姐姐在兵团的人。来天津接我们的人里面有个‘66.3’转业兵叫刘文学。秀颖的妹妹秀英在1 师事先通过关系跟他有过接触，托付他无论如何要收我们。当我和秀颖在渤海大楼见到刘文 学时，他表现得特痛快，说只要你们学校同意你们走，我就接收！就这样，我和秀颖到兵团 的愿望实现了。

 “当时父母亲虽然还在受审查，但已经被允许回家了。他们对我去兵团是赞成的。当时 我们68 届的中学生，也就是老初一和老高一的学生，全部要下乡，叫作‘一片红’。谁不想走， 街道工作人员天天上门做工作，有时还在不愿下乡的人的家门口敲锣打鼓，让街坊邻居都对 这家人有意见。我的父母是接受审查的人，绝不敢让人家在门口敲锣打鼓。再说那会儿能去 兵团既挣钱，两个女儿还可以相互照应呢。

“1969 年6 月7 日下午3 点20 分，我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天津。那天父亲和妹妹到车 站送我。车站里人山人海，到处是标语和横幅，锣鼓敲得震天响。我以前被学校安排过去车 站送学生下乡，对这种场面一点不陌生。加上我从小适应住校的独立生活，我刚上车时还满 不在乎，但是真到车站响起列车出发的预备铃声时，我还是没顶住那突然爆发的群体大哭之 声的感染力，我也哭了。火车开动后，车厢里还是一片哭声，一直到火车过了塘沽以后才慢 慢平息下来。

“按照计算好的行程，专列应该在6 月9 日夜里路过松嫩平原上的赵光车站。车上有不 少人的哥哥姐姐都在赵光，天色刚擦黑，他们就开始兴奋起来，先是倒腾行李，把带给哥哥 姐姐们的东西翻了出来，然后纷纷和别人讲自己的哥哥或姐姐在哪个连队，干什么活儿…… 大家都在盼着和亲人的重逢。

“凌晨时分，专列驶入赵光车站，我们从车上看到站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他们就是那 些‘哥哥姐姐’，都在等着这趟火车，等着跟自己的亲人们见面。谁也没想到，火车直接就 穿过了赵光站，根本就没停。这一下坏了，车上的人大失所望，车厢内再次响起一片哭声！ 火车走到北安站才停下，一部分被分在这里的同学下了车。我们继续前进，在清晨5 点多到 达了火车的终点站——龙镇。

“下车后就是排队点名、分连队，然后换乘卡车继续往北走。6 月的北大荒早上很冷，我 们都把大衣穿上了。当卡车经过孙吴时，我看见姐姐杨卫、刘淑英和章秀英站在街边等候我 们，我和秀颖高兴起来，以为重逢就在眼前，没想到卡车根本就不停。我姐姐在孙吴县的街 边看着我们的卡车从她眼前开过，急得一边哭喊一边追着汽车跑。姐姐在下面哭，我在车上哭。 当我看到追不上汽车的姐姐最终跺着脚哭喊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我的心很痛，那一 幕我现在想起来还会泪如泉涌。

“6 月9 日下午，我和秀颖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四季屯。我们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说 不清离家有多远，只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最北部的国境线。

“下车后队伍已经是人困马乏，食堂做了热面汤迎接我们。吃完饭开始分班、分宿舍， 安排停当后大家没有急于打开行李，而是直奔了江边。我和秀颖哪里会想到，这条大江会在 一年后让我们生死两隔啊！

“从连队有一条通往江边的小道，平时战士们打水、放哨都是沿这条小道去江边的。我 们沿着这条小路走到头，就看到了黑龙江。在家的时候，感觉苏修和边境远在天边，现在我 们站在了地图上的那条红色的国界线边上了，宽阔的黑龙江缓缓东去，江对面就是苏修的土地， 大家兴奋极了，心里充满了豪迈之情。

“这时江上有一辆苏联的白色巡逻艇突突突地开了过来，这种巡逻艇每天上午9 点往上 游开，在下午返航时都会路过我们连队，老职工管它叫‘白棺材’。我们一看它就来了精神， 纷纷掏出毛主席语录本来向它挥舞，高喊打倒苏修和领袖万岁之类的口号，感觉既正义又光荣。 ‘白棺材’不理会我们的声讨，自顾自地开了过去。这时副连长刘平跑了过来，她是哈尔滨知青， 比我们早到半年，过来就把我们好一通训，告诫我们许多个‘不许’，包括不许随便跑到江边来， 尤其不许在这里大呼小叫。我们老老实实地收起了语录本跟她回到连队，知道这回有人管了。 这是我的第一堂社会课，以后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学习军队的作风。

“我们41 连是战备值班连队。全连有7 个排，其中4 个男生排，两个女生排，还有一个 打鱼排。刚到时没有分配我们干活，白天接受边防纪律教育，练队列，站岗。男生站岗时还 要到山里和江边，每晚两人一组在江边巡逻。女生站岗就在连部门口，两人一组，每两小时 换一班岗。

“1969 年8 月，我被分到了打鱼排的织网班。织网是好活儿，用现在的话说有技术含量。 班里已经有3 个哈尔滨女知青，是班长许淑香、副班长孙艳、战士刘毓芳。新补充进来的是 我们3 个天津知青，我、章秀颖和俞宏茹。9 月份，班里又补充进来3 个北京‘小六九’知青， 是贾延云、李金凤和王俊峰，这样全班就9 个人了。

“我们不随打鱼的战友一起活动，出操和伐木也不参加，每天就是织网和补网。我从小 就会编织网兜，上手很快。俞宏茹在天津时就帮家长织网兜挣钱了，活儿干得漂亮利索。加 上有哈尔滨的3 个老战士教新手，很快6 个新来的人都成了行家里手。

“到1970 年5 月28 日出事之前，我在织网班一共待了9 个月，班里的姐妹们虽然来自 不同的城市和不一样的家庭，也发生过吵架拌嘴的事情，但在老大姐许淑香的带领下，大家 是友爱和互助的，我和姐妹们的关系很融洽，至今想起那段生活心里还有暖意。

“1970 年4 月，身边的世界虽然还是一片白色，但变化已经开始了。几场大风刮过，风 吹在脸上不再像刀刮一般生疼了，平滑的冰封江面渐渐进入了化冰期，地上的积雪不再坚硬了， 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大地苏醒了。

“就在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红五月’时，传来了2 团9 连要调我们织网班3 个战士 过去的消息。我们都不愿意去，可谁也不敢说不去。那些日子大家心里都慌慌的，不知道最 后会让谁离开。我尤其不愿意去，因为秀颖身体不好，她患有肾盂肾炎，年初刚从兵团医院 回到连队，我希望能照顾她。

“调令终于下来了：孙艳、 俞宏茹、李金凤去2 团。公布结 果那天，要走的3 个人全哭了。 留下来的人心里在笑，脸上还要 表示对她们的同情。到真要分别 的时候，大家都哭了。

“调令下来半个月后，孙艳 她们三人才出发。她们走时没有 把行李全带走，排长刘长发也没 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孙艳当 时正和打鱼排的男知青杨和国谈 朋友，她是为以后回来留个拿东 西的借口，好和杨和国见面。这 件事我在2009 年见到杨和国时得 到了证实。他说刘排长在1969 年 回河南老家探亲的返回途中，曾 在哈尔滨住在杨和国的家里，杨 家的父母和他挑明了儿子和孙艳谈朋友的事，拜托他给一些关照。

“一个多星期后，孙艳她们就回来取行李了。孙艳知道以后再回来不容易，想给杨和 国拆洗一下被褥。那时杨和国所在的班住在一架山江边，孙艳必须去那里才能了却这个心 愿。于是刘排长就找了一个理由，说为保障打鱼工作的需要，织网班外出一次到江边补网。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江边去‘抓革命、促生产’。这就是导致沉船事件的第 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出在打鱼排的刘长发排长身上。他是‘66.3’转业兵，在部队表现挺好，还 受过奖，但就是有些‘抗上’，领导说什么他顶什么。他生来就是‘二杆子’劲头，天不怕 地不怕，人送外号‘刘大胆’。他不会游泳，竟敢在大江开冻时，从打鱼点一路踩着一块块 浮动的冰排跳着回到连队。出事那天上午他带我们步行去打鱼点，路上为了避开两条有水的 沟，他居然带我们攀缘悬崖。在返回时的那个傍晚，在小船严重超载而且已经起了风的情况下， 他还让我们起网捕鱼！在这个没有丝毫安全意识、行事莽撞怪异的老兵的带领下，我们出事 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当时他老婆5 月底要生孩子，来电报催他回家探亲。他没有及时动身， 就是想等孙艳回来后安排她和杨和国见这一面。

“几个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加在一起，让船沉人亡的噩运降临到了织网班。

“1970 年5 月28 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天。头天我们接到了要去一架山打鱼点补网的命令，刘排长许愿说：你们吵吵了好久要吃鱼丸子，这次一定让你们吃上！他还许愿说， 等补网任务完成后，会破例允许我们去江上的争议岛玩一次。我们最大的22 岁，最小的才17 岁，一听说执行这次任务好吃又好玩，那叫一个高兴！晚上躺在铺上叽叽喳喳了好久，都兴 奋地睡不着。 

（三个天津老乡在1969 年留下的织网工作照，左起： 章秀颖、杨大丰、俞宏茹。在发生沉船事故的那天早上，俞 宏茹因身体不适放弃出工，由此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而临时顶替她出工的章秀颖在那晚沉入了黑龙江。）
 

“章秀颖原本是被安排留在家里值班的，但在早上出发时，俞宏茹说晚上来了例假，被 子给弄脏了要处理，而且也不方便沾凉水，于是刘排长临时安排她和秀颖换了任务。这样就 是俞宏茹和王俊峰留下了。秀颖原本可以逃此一劫，但就像命中注定似的，她那天代替俞宏 茹牺牲了。

“那天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刚刚跑过冰排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小姑娘都爱美，我们 脱去穿了一冬天的棉衣裤，兴高采烈，步履轻盈。我们在江边支上架子开始补网，第一次在 江水拍岸声中工作，心情愉快，手头麻利，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我在5 月31 日的事故证词 中是这样描述的：

“上午10 点左右我们7 个人到了新鱼房子。当时刘长发给我们分配了补淌网的任务，他 和老职工杜忠兴、陶克元也在我们旁边补拉网。没一会功夫，他们三个就补完了，他们三个 去盖房子，我和许淑香等人开始补网。孙艳给杨和国洗被子。我们劳动到下午大约两点多钟， 见还不开饭，我和刘毓芳、贾延云、李金凤四人就划大船玩去了，孙艳继续洗被子。章秀颖 和许淑香在岸边休息。下午3 点左右才开始吃饭，吃完饭待了一会儿，4 点左右我们开始又 补网，当时孙艳和李金凤给杨和国缝被子。我们一直干到下午6 点左右，网补完了。我们七 人分两个船：许淑香、章秀颖、贾延云、杨大丰划大船，孙艳、李金凤、刘毓芳划小船，上 鱼房对面的争议岛去洗头。洗完头，我们就划船回到鱼房，那时时间是7 点左右。

“那天中午我们吃上了向往已久的鱼丸子，吃完了就开始唱歌。在争议岛上我和贾艳云 躺在地上仰望天空，看天上飘飞的朵朵白云。我突然大叫起来：快看，那块云多像一条龙啊， 大家都向天上望去。真的，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条长长的龙形白云格外醒目，后来我想，冥 冥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一个属龙的孩子是今天的幸运者。那天是我 到兵团后最高兴的一天，也是除我以外的六姐妹在人间的最后一天。

“我对那次事故记忆得准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保留下来的事故证词。那里面写着：

“7 点钟左右，我们劳动了一天以后，洗完头回到鱼房，坐在补网的地点待了一会儿。 许淑香提出：咱们走吧。这时我们7 个人收拾了一下书包开始上路。走到吃饭的地方，看见4 排的人坐在地上吃饭，刘长发也在。我们告诉他，我们走了。这时，刘长发站起来，他走到 我们跟前告诉我们：今天鱼房回去两个船，一个是从红毛鸡那个点上来的船，一个回去拉面， 你们坐船走吧。船就停在江边，当时有三条船，一条大船、两条小船，大船是从红毛鸡划上来的， 我们想男生可能得划回去，我们就上了小船等刘长发。

“刘排长也是好心，绕山路回连队要走近两个小时，还要经过一段塔头地，特别不好走。 结果他的这一临时安排不仅把他自己，也把6 个知青的生命送走了。

“能坐船回连队太好啦，我们欢呼跳跃着上了小船。刘长发看这条船超载了，想动员我 们过去两个人上男知青的那条大船，我们面面相觑，谁都不动。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安全教育， 却有着强烈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我们就在超载的情况下出发了。当时打鱼点的陶师傅站 在江边拽小船的缆绳，我心里突然闪现出一丝担心，问了他一句：陶师傅你看这船上人多不 多呀？他说：人是多了点，不太好。

“大约在晚上7 点半的时候，我们出发了。刘长发掌舵，刘毓芳划桨。刘长发和贾延云 坐在小船的后排座，李金凤和孙艳坐在他们前面，章秀颖和许淑香坐在再靠前，刘毓芳坐在 划桨的位置，我坐在船头。

“大约在7 点50 分，船划到套子口，当时在对岸停着一艘苏联的货船。这时刘排长要‘溜 淌网’打鱼，由刘毓芳搬桨。排长这一网起了3 条鱼。鱼进了船里乱扑腾，我们骚动了一下， 船里进了一点水，很快又被淘了出去。在我们溜淌网的过程中，男知青的大船追上了我们， 从我们身边划了过去。这时还没有起风。8 点15 分左右，我们又开始赶路了。

“船还没出河套子，天气就开始变了，平静的水面被风掀起了波纹。河套子里都有浪了， 大江上的风浪肯定不会小。刘长发如果稍稍有点头脑，就该意识到处境已经不妙，可我们偏 偏遇上他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带队，我们不懂，他又胡来，悲剧开始向我们步步逼近。 “离开河套子不久后，许淑香接替刘毓芳划桨，两人换了位置。船划过老鱼房子后，章 秀颖又接替许淑香搬桨，和许淑香换了位置。这时江风由小到大，刘长发掌着舵。

“当时刮的是偏风，吹着小船总往二流（近江心位置）上跑。没有人说话，我相信此刻 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排长，咱们的船不会沉吧？刘长发呵斥我： 小姑娘家的不会说话，你不知道船上的规矩吗，坐船不许说船翻，你这是跟我说，要是碰上 打鱼队的老张头，看他不一桨把你拍到水里去！他这话我记了一辈子，以后无论谁再像我这 样冒失地说话，我一准儿会想起刘长发。

“划到双航标灯上游附近，我开始接替秀颖搬桨，和她交换了坐位，刘长发一直掌着舵。 他对我说：你这次得坚持划到家，不能再换人搬桨了。风太大，总换人来回动，船容易进水。 白天温顺美丽的黑龙江此时变得躁动不安，因为是顺水偏风，船总偏，我划桨感到特别费 劲儿。大家谁都不说话了，船桨哗啦哗啦的拨水声显得格外清楚，浪潮不时把黑浑的江水 送进船舱。许淑香和刘毓芳忙不迭地淘着水，其他姑娘都缩紧了身子。没一会儿我听到孙 艳说：排长，双航标灯下可能是沙滩呢！她说这话时声音都变了。事后我分析她当时已经 害怕极了，想提醒刘长发让船靠岸。也就是因为她的这句话，让我在出事后能准确地估计 出沉船的地点。

“孙艳的话音刚落，船舱往靠我们岸边的方向一歪，后舱进水了，紧接着船身又往相反 方向一歪，更多的江水涌进船舱。我们刷的全站了起来，刘长发大喊：不要慌不要动！但就 在此时，小船沉了，我们全部落入了江水中。”

我说：“沉船的原因一是起风，二是超载。超载会使船身吃水线位置提高，在强风吹拂 导致船体摇摆倾斜时，很容易进水。你记得你们8 个人登船后水面离船沿的垂直距离大概是 多少厘米吗？如果距离很小，在离岸前刘长发就应该阻止那么多人登船。”

杨大丰说：“你说的两个原因是对的。还有一点，我们的船是顺水而下的，而且在主航 道区域内，江水越靠近中心区，流得越猛。刘长发为了让船快点儿到家，让我们往主航道上划， 水急加偏风，最容易翻船，这是我事后在分析事故会上听大人们说的。我们那条船就和公园 里的划桨游船差不多大，大约5 米长、2 米宽的样子吧，正常的负载是4 人为限，我们上去了 8 个人，超载1 倍！这些我们不明白，又碰上这么个‘刘大胆’领队，就在劫难逃了。当时水 面离船沿的垂直距离确实非常小，我回忆应该不大于5 公分。

“当江水没过头顶时，我呛了几口水，在瞬间体会到了人在遇难那一刻时的感觉。我的 第一反应是我要死了，恐惧和悲哀无法形容。我在天津体校受过游泳的专业训练，还考过级， 危险激发出了我的自救本能，在手脚一通乱扑腾之后，我的踩水技能自然显现了。我的头露 出了水面，又能够呼吸了。接着我开始拼命地游水，心狂跳得像要从嗓子眼儿窜出来，游了 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我很快抑制住了这个念头，我不能这样想，我必须和死神搏斗 下去！

“恍惚中我看到李金凤、章秀颖也在游水，没有看到其他5 个人。我听到章秀颖喊了两遍‘下 定决心’，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正在接近李金凤，那是我看秀颖的最后一眼。

“出事后遇难战友的父母曾无数次地问我：我孩子在临死时喊了什么？我无言以对。随 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的记忆在我脑中开始显现：在沉船的那个瞬间，她们都在叫着救命，都 在喊着爸爸妈妈，那情景真是太惨了。有多少人能在电影镜头之外看到这种与死亡抗争的惨 烈景象？我的战友们太可怜了，她们的一切挣扎都以失败告终，她们永远永远离开了父母和 亲人，随着江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事后，很多人都用怀疑的眼神问我：为什么你上来了，她们没上来？那么黑的天那么 大的风，你怎么就知道江岸在哪儿？我百口莫辩。我之所以能逃生，第一得益于我当时在划桨， 划桨的人独坐一排，两侧没人，而她们都是两两一排靠在一起坐的，沉船时本能地会相互拉拽， 谁也无法自救；第二因为我身体棒，水性好，落水后能很快踩出水面呼吸。在大江中落水的人， 不管你游不游，都会被江水冲着往下游走，而且越走越靠近岸边。换句话说，我即便被淹了， 也会被水流冲到岸边的。

“当时天上没有月亮，天和水黑成了一片，落水时我根本分不清方向，我游水只是为了 不让自己沉进水里，我是被冲到岸边的。当沙滩蹭到我的胸脯时，我知道到岸了。 “惊吓、恐慌和疲劳使我一时站不起身来，我跪在水里冲着沉船的方向大喊：排长！秀 颖！……黑黝黝的江水一浪浪地冲过 来，我听不到任何回音。喊了一会儿 后我开始醒悟了：在这儿喊下去什么 用也没有，我要赶快向连里报告！于 是我开始往连部方向跑。我只有一个 信念：报告得越快越好，这样也许落 水的战友还能得救。”

我问：“其他六姐妹中有几人是 会游泳的？我提这问题，是因为我知 道‘文革’前上学的孩子们一般都有 游泳课，章秀颖在落水后还能喊毛主 席语录，不会水的人应该做不到这一 点。”

大丰说：“这个问题当年有很多人也问过我。他们说，为什么同样会游泳，她们没上来， 你杨大丰上来了，所以有人怀疑我是苏修特务。其他人跑了，我回来卧底。章秀颖是会水的， 后来我听李金凤的妈妈说，金凤也会游泳。别的人我就不清楚了，多半是‘旱鸭子’，刘长 发还穿的是棉衣。那为什么会水的秀颖和金凤没能游出来呢？我想她们一定是体力不够，游 到一起时再相互拽着，能游的人也游不动了。当年秀颖大病初愈，靠她的体力能从沉船点游 出来太困难了。

“从出事地点到连队有好几里路。我上岸后在跑向连部的路上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过后 我的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到最后我几乎就是在爬了。我在漆黑的夜路上边跑边喊： 快来人啊，救命呀！虽然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不能放弃呼喊，一直到跑进连队驻地时我还 是这么喊着，帽子没有了，头发散落着，鞋也跑丢了一只，上衣四个扣子没了两个，湿漉漉 的衣服贴在身上。

“两个哨兵过来问怎么回事。我说，快去救人，船沉了，全掉在江里了，就在双航标灯过 来一点儿的沙滩上，你们跑得快，快去！哨兵闻讯后就往双航标方向跑去了，我继续往连部跑。 “我跑回连部时是晚上9 点15 分，连里已吹过熄灯号。当晚值班的北京知青李广武后来 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远远看见一个影子，披头散发、一瘸一拐地惨叫着跑过来，以为撞 到了鬼！’他让我向连领导报告，然后就朝出事地点跑去了。

“司号员已经钻被窝了，副指导员张占起正在脱衣服，我扑到副指导员身上抓住他，两 腿一软就跪倒在地上。副指导员被我惊呆了，我支撑着说了事情的原委，他脸色刷地就变了， 也顾不上扶起我，抄起衣服就往外跑。司号员扶我起来，告诉我连长和指导员都在王大夫那 屋开会呢，然后穿起衣服也跑出去了。

“我摸到了王大夫房间，里面开会的人全站了起来。知道出事了，他们都往出事地点的 方向跑，这时我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儿，随着人们又跑到了江边。

“寂静的夜晚突然变得人声鼎沸，到处是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中晃动，全连乱成了一锅粥。 很多战友都是衣冠不整地奔向出事地点的。沙滩上一片人头攒动，几乎全连的人都汇集在这里， 一些会水的男生蹚进江水里开始找人。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那些落水的战友还在挣扎着 等待我们营救。我被人群围了起来，所有的嘴都在冲我喊：船到底沉在什么地方啦？我反复 地重复：就在这附近，就在这附近。折腾了很久，有人喊了一句：也许她们早被冲到下游去了， 于是大家又呼呼啦啦地往四季屯方向跑。

“哈尔滨知青曲建生跑到四季屯后，见江边的码头上停着一艘拖轮，就想请船上的人把 探照灯打开，照着江面好找人。他上船后说：我们的船沉了，都是知青。船长说：孩子别急， 我们明天早上8 点才开船，在此之前这条船听你指挥！好心的船长安排打开了探照灯，让船 沿着江岸向下游开，曲建生在驾驶室里拿个望远镜观察江面。一直忙到天亮返回时，什么都 没发现，还把他冻得够呛。

“那天晚上很多战友都因为没穿好衣服冻病了。我就更苦了，衣服湿透了没时间换，浑 身上下不停地‘筛糠’。大家在江边从夜间九点多折腾到半夜两点，心就像初春夜里的那寒风， 凉透了。连长下令，大家回去睡觉。救人工作告一段落。

“我怎么回的宿舍已经忘了。织网班的小屋被挤得水泄不通，关心我的、打听消息的人 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杨海鸥发现我还穿着湿衣服，就把男生哄开，帮我换了衣服，还给我 披上了一件大衣。几乎被冻僵的我有点儿明白了——这回出了大事！

“就在杨海鸥提议大家散开让我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通讯员跑来说，师、营几个领导来 了，让我马上去连部。在连部我看到杨和国等一帮打鱼排的人，杨和国悲伤得嗓子已经失音， 说不出话来。

“事故调查开始了。我被一次次问到出事经过，我一次次重复同样的回答。我天真地以为， 重复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清楚，越能想出救秀颖的办法。过后我才知道，反复地提问是一 种调查技术，可以从反复回答中检验陈述的真实度，假话是不容易在重复时做到前后一致的。 这种反复提问帮了我的大忙，因为人们不相信一个18 岁的小姑娘能在短短几个小时里编出一 套天衣无缝的谎话。

“大约到了凌晨3 点多我才回到宿舍。我疲惫到了极点，蜷曲在大炕的一角迷糊起来， 在半睡半醒之间我见到了6 个落水的战友，记得好像大家在沙滩上补网，篝火生起来了，我 们手拉手围着篝火转圈跳舞，又笑又跳。我一个激灵醒了，知道是在做梦。说来也奇怪，此 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织网班的集体，她们都是单独地走进我的梦乡的。

“这么多年来，所有听到这些故事的人都佩服我的坚强，说如果换成他们可能早就疯掉了。 其实我并不坚强，我之所以没有倒下，完全是天真和幼稚救了我。从出事到接受调查，我始 终认为6 姐妹还活着，认为她们只是被冲到了下游的某个地方，被老乡救起，老乡就会跟我 们连联系，我们姐妹又会在一起。

“但是，残酷的现实摧毁了我的梦想。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姐妹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让我痛苦万分的调查却一步步展开了。我当年的日记记载着其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