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他是书生仪表，儒雅温和……”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陈娟 时间:2024-01-04 点击:
·1942年5月，毛主席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作者：陈娟
作者：陈娟
1938年3月20日，延安。
21岁的萧军，经过20多天跋涉抵达这里，住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意外碰到了昔日好友丁玲。丁玲比他早到一年多。故友重逢，相谈甚欢，聊到晚上才各自散去。第二日，丁玲去见毛主席，无意聊起萧军不请自来已到延安。对萧军，毛主席早有耳闻，知他是鲁迅的大弟子，也很欣赏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当即派人前往招待所表示问候，并邀其见面。
萧军性格倔强，一口回绝了。没想到，毛主席第二天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萧军被打动，决定暂留延安。4月1日，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结束后，毛主席拉着萧军、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在露天操场上会餐。当时的延安还有些冷，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大家共用一只大碗盛酒喝，你一口，我一口，开怀畅饮，高谈阔论。
这一幕让萧军印象深刻。他晚年忆及当年的场景时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出身农家，但系统读过书、求过学的毛主席，这一生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和诸多文人名士成为至交。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深知“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不同时期将大量知识分子团结在身边，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作家
萧军到达延安一年多后，1939年12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决定下发后，一大批爱国青年如潮水般涌入延安。很多热血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对待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毛主席采取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龚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毛主席经常与文艺界知识分子见面、谈话、通信，谈思想、谈艺术、谈工作等。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艾青说“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和笑容”；老舍说“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范长江说“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仪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
决定下发后，一大批爱国青年如潮水般涌入延安。很多热血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对待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毛主席采取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龚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毛主席经常与文艺界知识分子见面、谈话、通信，谈思想、谈艺术、谈工作等。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艾青说“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和笑容”；老舍说“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范长江说“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仪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
·1938年4月，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
萧军1938年在延安停留数日后离开，1940年才正式到延安。一年后，他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生出一些意见。1941年7月8日，他致信毛主席，借《毛主席抗战言论集》一书，并请教一些问题。他等了将近一个星期，未见回信，7月15日再去信一封，推测“不见回示”的原因，以为“自己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
毛主席接到信后，知道萧军误解了，便在8月2日复了信：
“萧军同志：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这封诚恳坦率、推心置腹的回信，令萧军深受感动。他当天回信：“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之后，两人又相约见面畅谈。
·萧军，1938年第一次到延安。
从1941年7月18日到1942年5月29日，不到一年时间，毛主席和萧军直接交往达13次之多，每次都被萧军写在日记中。
晚年弥留之际，萧军对女儿说：“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
文艺家
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主观上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好多人是抱着追求革命的理想到来的。
“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还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一些工农干部产生了矛盾，面临如何与工农结合，如何为工农服务的问题。文艺知识分子表现尤为明显，一些人鼓吹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龚云说。
·艾青，1941年奔赴延安。
1942年初，毛主席单独约见艾青，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主席谨慎地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与艾青的这次谈话，更坚定了毛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过了两天，毛主席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他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还特意打了三个圈。
当时，艾青的文艺理论基础并不是很深厚，也不知如何收集反面意见，就写了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交给毛主席。不久，他应邀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谈话。
对于这次谈话，艾青回忆了一个细节：“我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还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实际上也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既要团结、尊重，又要政治引导、教育改造。但是方法上，他采取的是循循善诱的教育，并且跟知识分子交朋友，用一个真正的可接受的方式去引导。”龚云说。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写信给毛主席，主动要求到前方去体验生活与写作。毛主席回信表示赞成。后来，艾青的创作也发生改变，排练秧歌剧《牛永贵受伤》深受群众喜爱，还写作《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阅后，对艾青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后来，这篇文章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还被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
1942年8月的一天，毛主席把蔡若虹、华君武、张谔3位画家请到延安枣园自己的家中吃饭、聊天。聊着聊着，毛主席和华君武谈到了《解放日报》上的一幅漫画——《1939年延安植的树》。这幅画是华君武所作，画面很简单，只是一棵孤零零的秃树。
在华君武的回忆里，毛主席先问了他的创作动机，之后说：“延河植树植得不好，应该批评。但是，要分清个别和一般。比方说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批评延安王家坪植树。你不写，光画一棵树，就好像是说整个的延河植树都不好，这不准确。你要分清楚这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
经过这番开导，华君武开窍了，开始意识到自己漫画存在一些问题。他开始在创作中改变画风，向大众化、民族化方向发展，“这都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有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
名士
1948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1949年1月，柳亚子在香港收到毛主席的电报，立刻出发北上。他与毛主席初识于上世纪20年代，彼时国共合作受到国民党右派破坏，二人相见于广州，谈及时局，颇有共鸣，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初到北平，柳亚子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牢骚”不断。3月28日，他写下《感事呈毛主席》，表达内心的不满，流露出归隐故乡的意思。毛主席看了以后，在4月29日写下《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开导规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并于5月1日专门到访柳亚子住处，与其同船游览昆明湖。
5月5日，毛主席邀柳亚子到香山寓所叙谈，中午设宴款待，柳亚子因“谈宴极欢”，归寓后仍兴奋不已，“写信数封，十二时始睡”。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他说：“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
毛主席的热情和宽慰，很快消解了他的“牢骚”。后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
1950年9月，柳亚子一家最终在北平城内一个四合院定居。院内宽敞，还种着枣树、葡萄树，毛主席特意为他写了一块“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柳亚子很珍爱，将其悬挂于家中客厅的墙上，时时都能看见。
1949年1月，柳亚子在香港收到毛主席的电报，立刻出发北上。他与毛主席初识于上世纪20年代，彼时国共合作受到国民党右派破坏，二人相见于广州，谈及时局，颇有共鸣，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初到北平，柳亚子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牢骚”不断。3月28日，他写下《感事呈毛主席》，表达内心的不满，流露出归隐故乡的意思。毛主席看了以后，在4月29日写下《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开导规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并于5月1日专门到访柳亚子住处，与其同船游览昆明湖。
5月5日，毛主席邀柳亚子到香山寓所叙谈，中午设宴款待，柳亚子因“谈宴极欢”，归寓后仍兴奋不已，“写信数封，十二时始睡”。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他说：“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
毛主席的热情和宽慰，很快消解了他的“牢骚”。后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
1950年9月，柳亚子一家最终在北平城内一个四合院定居。院内宽敞，还种着枣树、葡萄树，毛主席特意为他写了一块“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柳亚子很珍爱，将其悬挂于家中客厅的墙上，时时都能看见。
·1949年5月，毛主席与民主人士柳亚子在香山双清别墅合影。
对另外一位党外老朋友梁漱溟，毛主席也未曾忘怀。这两位同龄人之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
1938年1月，梁漱溟只身奔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的热情接见。此次延安之行，毛主席共会见梁漱溟8次，每次交谈都在两小时以上，有两次几乎是彻夜长谈。长谈的主要议题是：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分歧较大，甚至产生了争论。
·1938年1月，毛主席会见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梁漱溟后来回忆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1950年1月，重庆解放才两个月，毛主席就电邀身在重庆的梁漱溟来北京，共襄国是。之后，两人交往日见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次晤谈，话题涉及方方面面。然而，1953年在一次会议上，这对老朋友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公开冲突，友好关系中断。
1983年，90岁的梁漱溟到韶山参观。念及故人，念及当年的争吵，他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要治理国家，更需要知识分子。
1956年2月，作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钱学森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当晚，毛主席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委员。入场时，钱学森疑惑地发现自己的座位从第三十七桌调到了第一桌。这时，走进宴会场的毛主席热情地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原来，毛主席在会前审看宴会名单，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勾到自己右边的座位。
宴会中，毛主席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1956年2月，毛主席和钱学森在宴会上。
1958年8月28日下午，中南海丰泽园，火箭专家钱学森和原子能专家钱三强，向毛主席汇报国防尖端科研的进展情况。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和宋任穷上将也在座。
钱三强首先汇报了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如果考虑到苏联在履约上有变化，我们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会遇到很大困难。比如，我们的铀原料就不够用。”
这时，周总理插话道：“我们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做好立足国内的思想准备。”
“怎么样？”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问坐在他左边的钱学森：“钱学森同志，你说说看。”
钱学森沉思片刻说：“周总理说得好，关于‘两弹’的研制，要有立足国内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
“哦，这个建议很好。”毛主席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捻灭，站起身，走到周总理面前，一再叮嘱，要尽快组织落实。后来，毛主席在中央关于研制“两弹”的一个重要文件上，作了如下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两年后，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年12月26日，毛主席举办生日宴会，钱学森受邀参加，又被安排和毛主席一张桌子就座，同桌的还有劳模等。宴会上，毛主席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主席指着钱学森，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 ‘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晚年，钱学森回忆毛主席对自己先后有6次接见，“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1995年1月2日，他给自己在研究系统科学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学术团队的6位学者成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主席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
……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后来，有学者认为，“这封信与10年后他在病榻上提出的‘杰出人才培养之问’一脉相承”，将之列为“钱学森之问”的源头。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