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年轻人—高滩大队知青干部侧记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方 良 时间:2023-11-12 点击:
说起逊克县边疆公社高滩大队，这是一个紧挨黑龙江的小村庄，在知青到来之前有农户几十家，组成一个生产大队，耕种百十垧地。到县城有三十来里地，来回走一趟也不算容易。有个小故事，两位上海女知青到这里插队的第三个月，上县城里去逛逛，返回时误过了摆渡船，只好在荒野里找了一个草垛子，又饿又冷，担心害怕地躲了一宿。还好是夏季，没有被冻坏。就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来了一大批从东海之滨大都市的年轻人，村庄便热闹了起来。
在上海知青到来之前，已经有18位逊克县城奇克镇下乡知青，于1968年5月到此插队。这些年轻人给村庄带来了生气，干农活的人多了，唠嗑的话题也多了，通过这些下乡的年轻人，村里人与县城里的人交往也多了起来，不再是村干部跑县城，大婶大娘们也怂恿着当家男人陪着一起逛逛县城。不过，奇克知青毕竟是本土品牌，在语言穿着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与村里本无两样。没过几久，村庄里又平静下来。
真正引起村里人好奇、新鲜、兴奋的是一批上海知青。1969年4月，第一批18名上海知青到了村庄，全村人瞪着眼睛看着这群娃娃，年龄在十六七，个头不高，身材不壮，说起话来，叽哩哇啦，听不懂。看脸面，个个还算是眉清目秀，干干净净。村里的青少年尤其是早下乡一年的、年长几岁的奇克知青比老社员更敏感，加上在知青食堂同一口灶吃食，接触多，他们很快觉得“从中国最大的城市带来了特有的见多识广、大气活泼、思想活跃、乐于沟通的思想风格和性格特征，很快融入到一起，成为好兄弟、好姐妹。”
刚到村里的上海知青则免不了有一番失望低落情绪，但是下乡前的那一股热情并没有消失。他们在村里要生存下去，既来之，则安之。同时，知青们也感受到了乡亲们的善良厚道，感受到了奇克老知青的暖意。他们发现在奇克知青中有一位叫吴全平的，情况似乎有点特殊。经了解他下乡后的第4个月，作为一名武装基干民兵参加战备执勤任务，因此坠楼伤残（一时还不能办理返城），需要有家人全天候照料。他父亲吴良壮本是一位县机关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被关进了“牛棚”，接受所谓的“斗私批修教育”。儿子负伤后，吴良壮以此缘由提出下放高滩的申请，获得批准，一家人一同搬到了高滩村。来到高滩后，吴良壮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为人坦荡正直，做事雷厉风行，对于大田农活也是一点也不含糊。吴书记原本对奇克知青的生活、劳动与思想政治学习都很关心。在他家里，时常有奇克知青来坐坐，或者一起吃一餐。上海知青到来之后，吴书记同样关心，注意培养上海知青骨干，安排上海知青走上“吃香的”岗位。“吴良壮书记是高滩知青在第二故乡的领路人！品质高尚，言传身教，是我们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的榜样！”（高滩上海知青陈建华语）任职两年后，吴书记奉调县商业部门，重返机关领导岗位。离任之前，他所重点关注的上海知青骨干马国强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也是上海知青中的第一名党员。
上海知青对老社员程远东的印象特别深、特别好。在下乡五十年之后高滩知青回忆录《知青岁月》中，有四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位老社员，都称“程大爷”是一位爱社如家的好社员，为人正直热情，朴实厚道，勤于奉献。自从队里来了知青，程大爷把父辈般的爱倾注在知青身上。知青们遇有困难，也会向程大爷倾述，他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冬季刮风下雪是常事，他会在一大早，把知青宿舍通往知青食堂路上的雪扫得干干净净。还有奇克知青比上海知青早到村里一年多，年龄也大几岁，对上海知青多有帮助。第一批上海知青拖拉机手施川兴与张沛乐就是拜奇克知青孙士亭为师傅，学会驾驶与维修拖拉机的。1970年12月，孙士亭参军入伍，离开了高滩，施川兴、张沛乐以及王永建等上海知青挑起了机耕组的重担。所以，上海知青在高滩，接受了困难与艰苦的挑战，也接受到了高滩村给予的鼓励与帮助。
在那个年代，逊克县农村一年的收入主要靠农业，主打品种是粮豆两项。粮，是以小麦玉米为主，另有少量的小米。豆，就是黄豆。因处高寒地带，开春地里返浆易误农时，秋霜早到易误收割归仓，粮豆种植面积单产比较内地是很低的。好赖依靠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多，日子还不算十分难过。无奈，高滩村社员的日子比较邻村还是要难过一些，与其耕地面积不够多有关。968年到1969年，高滩来了36名当地与上海知青，1970年又分三批先后来了52名上海知青。这些知青的到来，一方面要分享农业收成；另一方面则是对高滩大队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首先是劳动人手增加了一倍有余，极有利于大田的精耕细作，人工铲地、挖沟排涝等农话儿可以轻飘飘地完成了，经铲地两遍的大田庄稼就有了可观的增产；其次是因知青的到来，农田机械作业的深度与广度得到了体现。1969年，高滩大队与临近的山河大队合用一台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到了1972年，山河大队有了新的东方红75型拖拉机，高滩大队与山河大队通过协商，由高滩大队出了一些钱，获得了那台旧的拖拉机完全的使用权，很好地助力高滩大队垦荒扩展耕地面积。1968年，高滩大队仅有百十垧耕地，之后新开垦的耕地逐年增加。这一期间，都是由知青们承担农机手的工作，在垦荒季节，是他们驾驶着拖拉机没日没夜地干活。
这些有利因素为知青队干部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再加上众多知青的自身努力，以及潜质的发挥，有几位知青脱颖而出，成为全村庄的瞩目人物。可以说机遇造人，也可以说时势予人。
一位高滩大队土生土长的文化人，是这样描述上海知青成长经历的:“懵懂中，知青们领会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刻内涵，手忙脚乱中学会了许多农活技巧与寒地生存本领。接下来的更多时间便开始了引领:良好的生活方式、先进的生活理念、大气的审美眼界，知青们教会并传递给了高滩老乡”。一位奇克知青这样讲:“由于上海知青勤于学习又肯吃苦，成为庄稼地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很多人又先后走上了队里和公社里的领导岗位”。
这里首先要讲述的是马国强。他是上海市闸北三中1968届初中生，于1969年4月28日离沪赴逊克插队。因其踏实肯干的劳动态度、旺盛的政治热情得到村里老住户的首肯。1970年10月，也就是在他下乡的第二年就“纳新”，成为一名新党员，同时成为党支部与大队革委会的委员，后又担任副书记、副主任。1972年秋季，高滩大队经历了一场关系村庄存亡的大考验。那年夏季逊克县乃至整个黑龙江上游雨水特别多，江水泛滥，形成洪水，直冲黑龙江南岸，汹涌翻腾，淹没大片沿江耕田，然后又奔向高滩村庄。情况十分危急，全村人被动员起来，保住村庄是首要任务。党员干部冲在前面，知青与老社员们也奋力拼搏在抗洪一线。在村庄外围筑起临时堤坝，挡住洪水。马国强与很多知青在这场抗洪抢险过程中，表现突出，勇于抢险，敢于担当，给全村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老社员评价他:“样样能干，是个好青年”。
到了1972年冬，因为当年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年的大田收成大幅度下降，不但没有交上公粮，还向政府申请返销粮。在那个年代的逊克县边疆公社，这可算是造成不好影响的事情。1973年春，大队领导班子改选时，老书记赵洪义提出“让贤”，主动提出由马国强挑“大梁”。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就由赵洪义与马国强共同作为候选人提交支部大会选举。结果马国强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并兼村主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成为高滩大队名副其实的当家人。
此时马国强22岁，年轻有干劲，但是缺乏做“当家人”的经历。好在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比起一般年轻人要来得稳重一些，也比较善于思考问题。在工作实践中，他特别注意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特别注意团结党支部一班人，在处理公私关系方面，不仅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不违纪，不越轨；而且敢字当头，敢于狠批各种不正之风；在村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方面，他做到常年出工，不脱产，带头出大力，流大汗；在他带动下，全大队党员、干部每人劳动300天左右。在农田管理方面，他动足脑筋，积极领导社员防洪排涝，增肥改土，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农田单位产量。1976年2月12日的《黑河日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记述了马国强以身作则的事迹。文章说：从1973年冬，马国强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以身作则，带领一班人端正工作态度，遇事与群众商量，想在前干在前，关键活领着干，脏活累活带头干，危险活抢着干。在第二年麦播的日子里，一天夜里，还有几片地没播完，车头灯坏了，天黑又下起了小雨，马国强就打着手电筒为机手照明，冒着雨坚持干，直到把那几块地全都播完，才与大伙儿一起回家休息。群众这样称赞年轻的书记：“小马一年四季，样样农活不拉。真是我们称心的好干部。”又说：高滩大队的党员、干部，从1974年以来，每年每人劳动在300天左右。有这样好的领导班子，该大队很快改变了落后局面，成为全公社的先进典型。
结果就干了这一年，高滩大队便“一步登天”，当年（1974年）全队粮食总产量达九十多万斤，上缴国家商品粮六十万斤，平均每人交粮一吨，由原来的交粮后进队一跃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摘自1975年9月24日黑河日报《逊克县在斗争中培养青年干部》）。农业收成增加后，马国强一班人想着要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准，必须添置大型农机，随后购进一台72型胶轮拖拉机，加大垦荒力度，增加了粮豆种植面积。1975年，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高滩大队的粮豆总产比上一年又增产十二万斤，平均每人向国家交粮二千六百斤，全大队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出现一片新气象，甩掉了边疆公社后进队的帽子。
高滩出了名，马国强出了名。1976年7月，上级领导把马国强调到边疆公社，担任那里的“一把手”，村里的担子交给了我们接着要讲的“1969届”一班人。接任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是王永建，他原本是上海市第56中学1969届初中生，于1970年3月20日离沪赴高滩插队，先是当上了拖拉机手，1972年11月18日经马国强与潘静生（上海干部）介绍，加入党组织，很快担任起马国强那个班子的党支部和革委会委员，分管机耕队、知青食堂、兼任团支部书记。
当王永建成为新班子“一把手”后，与他搭档的是陈建华。陈建华与王永建同乘一列火车离沪下乡，到队里的头六年主要劳动岗位是养蜂员，同时担任民兵连长。他身材高大，人性慈善，遇事喜欢为他人着想。遇有老乡家孩子得急病，动手术需要新鲜血液，他马上挽起胳膊义务献血；遇有推荐上学的机会，他想到其他知青兄弟更有需求，就强压住个人意愿，主动退出竞争人选。他在1976年1月入党，此番改选，他当选为副书记、副主任。
王、陈班子里还有一位副主任邵嵩林，兼任使役队队长。班子里，还有两位女知青，党员、妇女主任严品华与民兵副连长刘晔（不久，刘晔奉调县委工作队，到外公社工作去了）。这五人，1968届初中生邵嵩林算是年长者，其余四人都是1969届初中生，年龄均在23岁上下。1977年2月，妇女主任严品华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读书，离开了高滩，由宜宾知青谭成芬接任妇女主任工作，班子成员更加年轻化了。
1976年8月，王永建新上任“一把手”，马上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当时正当麦收季节，大队已经通过县有关部门办好了通过贷款、购置一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手续，但是因黑龙江水上涨，越过江堤淹没沿江洼地，“康拜因”无法通过淹没地拉回村。王永建处于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抢抓农时，人工收割大田麦子；要么等待江水落潮，拉回“康拜因”后由机器收割。王永建主动征求程大爷等老社员的意见，并采纳他们的谏言，果断决定等待。不出数日，江水退去。王永建派人拉回“康拜因”，由这台全新的联合收割机大显身手，顺利且有效地完成了麦收任务。王永建说：在我担任大队主要领导两年多的时间里，很多次接受程大爷、周茂财大叔和丛树才兄弟的点拨与帮助。
牛犊不怕虎，敢作为者勇。这个年轻化的知青班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怎样把马国强在任期间制定的一份高滩大队五年发展规划落实到位，这是一个要在一年内上交给国家商品粮100万斤的奋斗目标。好气派，很豪迈。接下来的两年，他们带领着高滩大队朝此目标开始努力奋斗。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明显提高，两台拖拉机，加上一台联合收割机，还有充足的农机具操作能手，队里的垦荒面积继续在增加，到1978年，全大队有了450垧耕地。社员的全年收入情况也是呈稳步提高的趋势。在上海知青到高滩的第一年，一工的工分值是1元左右。1972年是受灾年，工分值只有6毛。以后开始逐年提高，1974年工分值达到1.8元，之后的四年都保持在一工2元。
遗憾的是，到了1978年下半年，黑河地区包括逊克县的大部分上海知青，已纷纷寻求返城路径，连原先有“扎根”思想准备的知青骨干也顺势而为。知青返城大潮不可拦，这些曾经在此奉献青春、用足心血的知青队干部们也一一“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高滩。
一台出演数年的知青“执政”情景剧，正当浓抹重彩行进之时，戛然落幕。
附记：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高滩上海知青回访第二故乡以及接待来沪乡亲的活动络绎不绝。1997年7月那一次，陈建华、陈顺龙、张宪聪、竹海森、栾科军、卜海峰等六对夫妇并携6位子女，驱车数千公里回高滩。此事由记者写成一篇题为《留在生命中的黑土地》的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日华东版）上。2019年4月，高滩上海知青筹款10万元，邀请高滩乡亲17人来沪，在沪杭苏等地，进行为期十天的参观浏览。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