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杨乐先生
来源: 丁东小群 作者:丁邢 时间:2023-10-24 点击:
(编者按：
杨乐（1939年11月10日—2023年10月22日），江苏南通人，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学家，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杨乐（1939年11月10日—2023年10月22日），江苏南通人，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学家，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杨乐主要研究函数论中的整函数、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1966年毕业后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2年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起任数学研究所所长。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华罗庚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多项重大奖项。著作有《值分布理论及其新研究》等。
2023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2023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22日下午14点34分，杨乐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噩耗传来，悲痛莫名。
他今年6月6日突发脑梗，进入昏睡状态，情况一直不好。女儿从大洋彼岸赶来照料，已经回天无力。我们获知这些情况，便有了不祥的预感。
杨乐先生是中国数学界的领袖，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朋友。
（杨乐）
当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他也会拍案而起。有一次，央视播出对张光斗的采访，张自称是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先知先觉。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五十年代论证三门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个半人，黄万里反对建坝，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20载。温善章不赞成建高坝，主张建低坝。张光斗根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平步青云。电视节目播出，对历史的歪曲激起杨乐的愤怒，他们夫妇一起到李锐家，商量如何澄清真相，我也在场。大家通过舆论发出正义的呼声，张光斗只好重新表态，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是黄万里，不是他。
不久，赵诚撰写的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和杨乐一起参加了首发式。
2011年，又和杨乐、黄且圆夫妇一起在清华大学参加了黄万里百年诞辰纪念讨论会。
我们对杨乐、黄且圆夫妇分别进行过专题采访。对杨乐的采访是 2006年7月19日在他中关村家中进行的，对话的内容是：
丁：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杨：文革期间，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彻底停顿与破坏了。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是从批判“三家村”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完全瘫痪的。
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
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拿我来说，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内很好的学校和研究单位学习。
邢：您小学和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杨：在江苏南通。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是国内很好的中小学。南通的通州师范被称为中国第一所师范，是张謇创办的。黄万里说，他上小学时，小学老师就是通州师范毕业的，可见这所师范是很早的一所学校。我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念书。这所小学从教师的水平、校舍条件、教学的正规化程度等各方面情况看，是相当不错的。中学上的是南通中学。1949年前江苏省各地有一批中学，叫“省中”。相当于现在的重点中学，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通中学。那时南通有一所大学叫南通学院，也是张謇创办的。但当时南通中学比南通学院声誉高。从我的上学经历看，是很幸运的，学业完整，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派、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与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 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的情况非常特殊。他的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19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作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作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
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作十几岁刚入伍的新兵一样。
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
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
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
《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数学文章两篇左右。一年也就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
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对我和张广厚为什么会大力宣传呢？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认？
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有5位是搞纯粹数学，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
1976年7月份，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很快，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通报也就搁置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
到了1977年2月份，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的语录是“又红又专”。
丁：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
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我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先生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研究，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
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们的文章，他来之前就说要会见杨乐和张广厚。他不是作为数学家身份来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作为半政治、半民间交流来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行，就要求会见我们。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请到我院数学研究所时，我有一个演讲，谈了我们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数学研究成果。当时，他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是惊人的成果。还说他回到伦敦要向他的同行报告这项成果。回去以后他也这样做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有一个叫W.K.Hayman的同行专家，一直保持和我们的联系。Hayman教授是国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演讲。1975年、1976年他曾经邀请我们到英国访问。但那时，我国出访极严，轻易出不了国门。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费来北京访问，见到我和张广厚，回去以后，又运作我们到英国访问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这次会议在1978年春天召开。有关记录表明，我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学者个人身份出国访问的首例。我们去英国访问的报告是1977年12月份或1978年1月份，由科学院外事局上报的，到了春节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复印件给我们看了。科学院院长方毅在报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杨乐、张广厚的水平不错，让他们出去可以发挥国内在国际上的影响。他倾向支持我们到国外交流。然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可见那时对于出国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邓小平才决定派比较多的人到美国等国做访问学者。
丁：文革前的数学所的数学专家们能与国际前沿对上口吗？
杨：拿数学所来说，1950年代华罗庚的水平与当时国际前沿的研究没有什么差距。华老的主要学生的水平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与国际上那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们的研究面不如华老那么宽，修养不如华老那么深。比如，陈景润与王元在解析数论方面，和国际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张广厚1970年代在函数值分布理论领域，也是国际水平。
丁：您和张广厚做研究生的论文水平，也是比较前沿的吗？
杨：应该说是和国际上很突出的博士论文的水平相当的。1969年那个美国数学家的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发在国际上三、四种最好的数学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论文与我们的研究生论文水平大致相当。
邢：您和张广厚当时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吧？
杨：我们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们比我们更容易成长。他们有好的氛围，有好的交流，论文出来能得到及时关注。我们只有做得很突出时，人家才能关注。
丁：您197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论文，编辑如何判断你们成果的价值？
杨：他们请北大的庄圻泰教授审稿。比如陈景润论证“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是数学所王元与北大闵嗣鹤教授审阅的。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看陈景润的文章。他审查完了，说血压也升高了。上个世纪1994年著名的教授A.Wiles写的论文就是一本期刊，证明一个定理。当时全世界只有六个人通过每个人看一部分合起来才将这篇论文看懂。最近丘成桐宣布的朱熹平、曹怀东的重要论文就有430多页。
邢：他们是用英文写的吗？
杨：现在数学成果大都用英文撰写。看专业英文并不难，参考资料都是外文的，这样写起来顺当。
邢：您当年用的是什么文字？
杨：用法文写的。
邢：您上学时外文学的是法文？
杨：我中学六年学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视。大学一二年级必须学俄语，大学四年级学第二外语时，我学了一年法语。念研究生时，我们这个领域的文献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数学在世界领先。我们的导师熊庆来三次访问法国，在那里居住了十多年，他要求我们用法文写文章。1976年以后，我们的文章开始用英文写了。
丁：在《中国科学》上发文章用什么文字？
杨：当时我们在《中国科学》是法文与中文同时发表。文革前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1973年恢复期刊时，可能觉得光用外文不好，就决定两种文字同时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种。我们刚开始的几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
接着你们最初提出的问题说。
科学院的人对胡耀邦比较怀念。1975年胡耀邦和李昌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很短，就几个月，但他们工作非常务实，给科学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形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邓小平对这个提纲是很肯定的，但拿到毛泽东那里，毛不表态，还针对提纲中引用了他的讲话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总的感觉是他不满意。不知道他是对“汇报提纲”有意见，还是对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不满意。
1977年初，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了党校，而把方毅派来了。方毅来后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记得1977年3月份，方毅举行过一个座谈会，把我和张广厚约去，叫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前他们有所提示，让我们在发言中要充分肯定老科学家的作用。那时让我们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针对文革中对老科学家不公正待遇的一次纠正信号吧，表现出上面在对待老科学家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政策调整。那次会还有严济慈、吴有训发言。我发言提到，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熊庆来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方毅在讲话中还特别肯定了这一点。
在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又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1977年10月份中央决定恢复职称评定。
我们在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职称是不明确的。那时人们也不提职称。比如说到华罗庚、吴有训，也不说这些人是教授还是研究员。我和张广厚1966年没有经过论文答辩，也没有宣布我们毕业，文革浩劫就来临了。去农场的时候，也不认为我们是数学所的人，前景未卜。后来把我们正式参加工作的时间定为1966年6月，第一年试用期工资63.5元，一年后转正69元。比大学毕业生高两级。文革以后，正式场合要填表时，我们就填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一档。陈景润是1953厦门大学毕业，做过中学教师。1956、57年才到科学院。1963年他提到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是80元左右。从1958年到1966年8年当中，除了1963年有部分人调整升过一级工资外，工资再也没有动过。而1952年到1956年差不多每年都会调一级工资。因此，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人到1956年工资可达月薪108元那个级别。而1959年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到1977年月薪还是56元。将近20年没有变化。
1977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根据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批示：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这等于让我们从研究实习员跳过助理研究员到了副研究员这一级。陈景润跳过副研究员到了研究员这一级。后来，中央直接批示给十几个人每月50元的津贴，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有。我不知道中央是否要求下面相应地也做这类事情。
丁：您说的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科学院范围？
杨：我所知道的科学院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是69元工资加50元津贴，维持到1980年代初期。后来决定将津贴纳入工资，所以1981、1982年我的工资在126元那个档次。李昌当时还在科学院，他曾说，想使学部委员的工资最低达到200元。我是学部委员，大约在1986至1987年，我们的工资达到了200元钱左右。
1990年6月我的工资大概是340元。有件事可以帮助我记忆。当时，所里有个同志和我说起生活很困难，我从工资里拿出100元帮忙解决燃眉之急。
邢：您提到正研究员是哪一年？
杨：1978年数学所开始正规地评职称了。在这之前，我们所一位1937年清华毕业，一位1939年北大毕业的同事，还是副研究员。其中一位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在1978年被升为了正研。还有华罗庚的学生，像王元、陆启铿、万哲先 ，是1963年的副研究员，也是1978年才提升为正研。
1977年给我们评副研职称的时候，科学院当时的领导钱三强对我和张广厚的情况比较了解，比如参加科学大会，华老、钱三强、严济慈，陈景润、我和张广厚都在同一个小组；1978年4月我和张广厚到瑞士参加国际会议，并到英国顺访，出访前，钱三强代表院里同我们谈了一次话，回来后又向我们了解出访的情况，他知道我们在国外同行中间，水平是不错的。所以，1978年评职称时，钱三强表示应该评我们为正研。但是数学所希望缓一缓，觉得我们两个已经提为副研了，比同龄人高出许多。所里提职称是有比例的，钱三强虽然那么说了，所里还是以此把我们的提升推后了。为这个事情，我和张广厚还找了一次李昌，我们强调数学所比较特殊，其他所因为有实验人员，基数大，而我们全是研究人员，按相同比例，不大公平。后来李昌在院里也提到，像数学所，不应该受比例限制。没有多久，我和张广厚在1979年1月份提为正研究员。
1980年，科学院内部要恢复学部委员制度，让老院士像华老这样的人提名选举。当时不像现在评院士那么热闹。那时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我们并不知道。因为1979年10月份，我和张广厚已到美国访问，访问期是一个学年，我们还在国外。
邢：那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们经常到国外有国际交流，科学院要考虑有个身份对等的问题？
杨：那不一定。从英国皇家学院A.C.Offord与W.K.Haymang相继来访以后，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不论是向外界介绍我们，还是给我们写信，他们都称我们为教授。那时我们还是研究实习员。英国人还不像美国人，美国大学一个系里可以有很多教授，而英国大学一个系里只能有一个教授，只有这个教授退休或走了，空出位置，才能有另一个教授顶上去。英国的制度非常严格，有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还不是正教授。李约瑟那么有名，他也不是教授，而是副教授。
邢：打断了刚才的话题，你们在1980年被评为学部委员。
杨：我从国外回来后得到正式通知，在此以前不知道。
邢：因为我们是行外人，不知道现在的院士有没有另外的待遇？
杨：待遇并不高。国家规定院士一个月补贴200元。两年前科学院有一个文件，意思是院士一个月可以增加1000元钱。但是在外地，可以规定有很高的年薪。有的省给院士3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的省给院士一辆别克轿车。
邢：科学院对院士的住房有什么规定？
杨：科学院规定院士是130平方米。我们现在的住房不够130平方米，科学院要给我们在红楼小区那里扩大一下，我们没有搬。
邢：1977、78年时你们破格提了职称，住房条件有没有改善？
杨：那时候条件很差。1977年3月，我到邮局排队办事，听有人在议论，三里河的高档房子盖好后，什么人有资格去住，谈闲话的人提到了我。一人问：杨乐住得怎么样？另一人说：他肯定住那种五、六间一套的单元房子了。他们不认识我，听起来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只有一间住房。三家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
丁：那您1978年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出去是对方付的钱吗？
杨：对方付相当一部分，科学院出了一部分。
邢：那么多政治局委员画圈，国家也得出点吧。
杨：对。另外我在科学院一直比较长地做数学所所长。数学所那时的经费，除了人员比较低的待遇以外，还要订阅图书和期刊，剩下的钱就很少很少了。如果使用一点钱支持一两个人出国交流还能做得到。但我身为所长，自我约束不能用这个钱。那时，我出去的底线是国外能负责我来回的机票和在那边的费用，我就去交流，否则就谢谢，不去了。那时在科学院，只要对方出钱，出国手续还比较容易。不像一些院校批起来很麻烦。
现在条件好多了。一些年轻人一年的科研经费三、四十万并不少见，出去交流用二、三万元就容易了。
邢：谢谢您谈了这么多，占用了您的时间。
我们在数学领域纯属外行，关心的只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体制环境。杨乐先生还是给我们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情况。
如今，杨乐先生已经远行，但那次交谈的情景，似乎仍然历历在目。
杨乐先生千古！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