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中国的前途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谢牧夫/张雯欢 时间:2023-10-17 点击:
■谢牧夫 张雯欢
今年是梁漱溟诞辰130周年。1938年1月1日，梁漱溟以国防参议会成员的身份抵达西安视察防务。1月7日，到达延安。梁漱溟在延安拜访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次大事件。
第一问：抗日战争的前途——
梁漱溟与毛泽东本是旧识。梁漱溟本名梁焕鼎，他的族兄梁焕奎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是知交友人，杨昌济又与梁漱溟是北大同事。1918年间，梁漱溟曾多次在杨昌济家中见过这位湖南高个青年。
20年后，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他将梁漱溟看作一位暌违多年的旧友。梁漱溟则感叹，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可见，故人相见，于理论和意志上相互激发，双方兴致都很高昂、融洽。
这次会面，梁漱溟与毛泽东一共有六次长谈。毛泽东习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因而谈话都安排在晚上。第一次谈话开始于傍晚六点，至第二天凌晨结束，谈话的主题是抗日战争的前途。
梁漱溟相信从长远来讲中国必定战胜日本，但短期内中国的前途令人深感悲观。悲观的原因在于，一是国民党官僚系统的腐败无能，二是国民党军队面对侵略的节节败退，三是国民党给不出一条带领中国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则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之后，周密分析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对比，战争的性质，强弱的转化，战争发展的阶段，一步步论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全面抗战之初举国都对战争走向感到迷惘，而偏居西北的毛泽东居然给出了有说服力并且后来证明完全正确的预见。这不仅给予梁漱溟信心，还使他真正开始认识与理解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和毛泽东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中国前途所在。
第二问：社会改造的前途——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阶级分化或阶级对立不明显。传统社会也不是阶级社会，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区分人的身份的并不是阶级，而是职业，即社会分工。传统中国大部分地方是乡村，大部分人是农民；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是宗族主导，乡土精英通过伦理道德和乡土习惯等实行自治。“这是一种温情脉脉而非充满阶级斗争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近代以来中国的溃败和危机实质就是这一社会的解体，而未来的社会建设应是重建这一形态的社会。
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就是阶级严重分化的社会，最突出和根源性的冲突就是地主和农民（主要是佃农）的对立。土地兼并、主佃冲突、两极分化是传统中国治乱循环以及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和阶级问题，建设新中国必须从解决阶级问题入手。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本身是由于救国思路不同、理论范式不同，但在表面的对立之下，又有一些深刻的共识。比如，梁漱溟毕生反对拿来主义，坚持以中国“土产”的理论解释中国。毛泽东也反对教条主义，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不顾各国事实，死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又如，无论是乡土社会和谐论，还是阶级冲突论，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认识国家，强调社会建构是上层国家建构的前提，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基于社会层面的建设和改造。写于延安时期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所提出的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恰恰是一种中国式的刚健质朴，以牺牲小我、奉献大我为追求的道德观，是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扬弃与升华。
第三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
对于何为中国社会、如何建设新的中国社会这一问题，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两个彻夜中往复交流，增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多年后，梁漱溟回想起那场争论，使他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除了与毛泽东的会面，梁漱溟还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党部、机关、学校，考察了边区的土地改革、民主选举制度，学生、妇女组织等。他对延安风貌的印象有三：
一是自然条件的艰苦，“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稀少，地方穷苦，一望可知”。
二是活泼，“尽管处于极其艰苦窘迫的环境中，但是所有人精神都很昂扬，气象都很活泼，人没有凄苦之相，所有人都喜欢学习，喜欢研究，且兴致高昂，忙忙碌碌，在劳动和学习中彼此激励”，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梁漱溟所欣赏的一种向上提振的心气。
三是团结，“各种民众团体包括农会商会等，由阶级性的组织变为全民性组织向全民开放，做到最大可能的团结”。
这三问，对梁漱溟而言，是通过问法在后半生逐渐建立对中国新认知的起点；对毛泽东来说，也有助于他更进一步认清中国社会的问题、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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