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四川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会议的记忆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孙成民 时间:2023-07-15 点击:
1973年8月11日至9月11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以下简称“两委”）召开了为期32天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是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一次知青工作会议，我有幸作为下乡知青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时间虽过去已整整50年了，但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至今都在我脑海里回荡。
一、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会议
记得我插队落户正进入第4个年头，当时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刚告一段落，接着就反映出一些知青在吃、住、医等方面出现的实际困难，有的还较为突出。在这年6月下旬，我在参加省第五次团代会期间就听到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的内容，并知晓全国正在召开会议拟统筹解决知青的问题。殊不知仅1个多月，也就是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的消息刚好见诸报端，我就接到达县地区知青办的通知，叫我作为知青代表去参加省“两委”知青工作会议
8月10日天还没亮，我就赶紧从插队的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出发，走了近10华里小路来到县城坐上班车。当我到地区时，才得知参加会议的其他5人已在当天早晨出发前往成都。为赶上会议，我又带上干粮，马不停蹄地从达县乘火车到重庆，而后又到铜贯驿转乘到成都的火车。这样，经过24小时的日夜兼程，于12日上午10点钟到达成都，并在会议地址省革委第四招待所（即民族招待所）报到。我曾认识并熟悉的知青代表巫方安、梅耀蓉等已到会，老朋友又见面了。
第一天的会议由省委书记何云峰主持并作动员讲话，省委政治部副主任赵宝凯、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钱春华传达中央（1973）21、30号文件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我由于迟到一天，当晚即收到会议文件，抓紧时间进行“补课”。
二、知青代表参与会议领导
到会后，我才知道这次会议准备分两段召开。第一阶段10天时间，开至地、师级；而后再进行第二阶段，开至县、团级。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有各地、市、州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以及军分区、知青办、团委的负责人。下乡知青代表最先通知11人参会，后来又增加11人，共22名知青代表参加会议。
就在到会的当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说晚上要参加一个会议。后来才看到一个文件写到：这次会议在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为了开好会议，省“两委”决定成立会议领导小组，由42人组成。省委书记何云峰任组长，赵宝凯、钱春华、崔殿辰、杜心源、廖步云、赵卓云、贺光华、赵孟明等8人为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省级相关部门、重庆、成都的负责人，以及马永贵、孙成民、巫方安、吴承栋、梅耀蓉、谌素贞等6名下乡知青代表组成。
我有幸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当晚参加了由何云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对领导小组的职责、工作等进行了明确，并研究了第一阶段的学习、讨论和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等。在这次会上，我也第一次认识了省知青办余之光主任和高云、刘安静副主任。
参加完领导小组会议，我才更加感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特别是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刚刚结束4天时间，四川就开会传达贯彻，这本身就说明此次会议在内容上的重要程度、时间上的紧迫程度，以及省“两委”共同决定召开会议的重视程度。
在此后召开的多次领导小组会上，不论是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还是研究修改会议文件，会议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都较为注意听取我们几位知青代表的意见。在这种场合，我们也大都能坦诚提出见解与建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1973）21、30号文件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四川实际提出贯彻落实的意见。为开好这次会议，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代表共分为7个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讨论。我分在第3组，这一组是达县、江津、南充3个地区，召集人为曹宗奎、李力众、杨登基。
在逐段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参会人员结合实际进行讨论发言。大家谈及较多的还是过去工作中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认识不到位、工作抓得不得力等，致使当前知青上山下乡中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出了任务，我们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在讨论中，大家反映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部分知青住房条件较差，部分地方迫害知青特别是奸污女知青情况较严重，“走后门”之风在上山下乡领域蔓延等。
我所在的小组，在8月15日上午较多地讨论了知青的口粮分配问题。江津地区反映，当前知青分粮大体上有4种情况，即有分单身劳力吃粮水平的，有分社员平均口粮的，有分基本口粮的，有按工分分口粮的。有的社队生产水平低，知青吃粮问题较大，如合川县盐井公社调查了3个大队，1973年参加分配的知青22人，平均每人分粮309斤，最高的分478斤，最低的分218斤。在今后的知青安置上，有的代表建议，安置知青的生产队，一般应具备土地较多、分粮500斤以上、劳动日值4角以上和领导力量较强等基本条件。
毛主席“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就是要首先解决知青在吃、住、医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对这些问题，应当作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当务之急。
实际上，到会的22名下乡知青代表在会议第一阶段就全部到齐了。在会议期间，我们这批知青在会上、会下都有不少的接触与交流，而其中的两次集体活动，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8月16日上午，一辆中巴车把我们接送到省委会议室。我们在这里听取了知青楷模邢燕子、侯隽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录音。对这两位知青榜样的先进事迹，我并不陌生，但真正听她们的讲话录音，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足足听了近两个小时，对她们的优秀事迹以及从她们身上所体现的思想品格、实干精神，深感激励。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与云南支边知青赵学玉、成都知青梅耀蓉等，先后发言谈了自己的感想。大家还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反映，希望切实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知青的各项政策，解决吃、穿、用、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打击坏人的破坏活动，为知青安心农村、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赵宝凯和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到会听取发言并讲了话，对大家的建议意见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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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是会议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天。这天中午，在成都知青巫方安的提议下，我们到会知青代表相约在成都东城根街的相馆合影。留影后，还得在照片写上一句话作为纪念，好几位知青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大家赞同我的建议——“我们战斗在广阔天地”，写在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上。与我们一起留影的，还有出席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永川县茶店公社大队妇女主任宋德珍，知青们都亲切地称她“宋妈妈”。也有一点遗憾的是，尽管大家提前联系、相互转告，但仍缺少一名知青代表的倩影。
、会议第二阶段是在8月20日下午开始的。由于全省每个县（区）都有党委（革委）以及武装部、知青办、团委的负责人参会，因此出席会议的代表也由第一阶段的193人扩大到1149人，知青代表仍为22人。大会设立主席团，会议领导小组42名成员也就成为主席团成员。
整个会议以各地、市、州和省级机关为单位，共分为20个大组。我们达县地区这一大组有57人。地委常委、军分区副司令员曹宗奎为组长，地委政治部副主任梅端、地区知青办主任宋国仕为副组长，安排我参加大组秘书组的工作，主要作记录、写简报等，与省知青办的工作人员打交道较多。
从8月27日起，会议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地点在东方红礼堂。作为知青代表，巫方安、梅耀蓉已在第一天作了大会发言，我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发言。事前我也准备了发言稿，领导们还鼓励我敞开讲、放开点。因此，我在汇报了自己下乡以来的一些情况后，向会议提出了几点要求：希望各级党委加强领导，落实各项政策，切实解决知青在吃、穿、用、医等方面存在实际困难；希望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希望坚决打击犯罪分子，保护下乡知青健康成长；希望大造舆论，在全社会形成下乡光荣、务农光荣的新风尚；希望对知青的培养教育有一个长远规划，要特别重视知青的精神粮食问题。
说实话，在省“两委”这样高层的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并提出希望和要求，我这是第一次。会后好几天了，我都还有点忐忑不安，担心是不是说话过头了。殊不知，当时正值贯彻毛主席复信和中央30号文件精神，也正是要揭露我们工作中的阴暗面，以正视问题、端正方向、推进工作，我才放下了心，也增长了一些见识。
六、参观知青农科试验田
吴承栋是这次到会的插队在彭县人和公社4大队的一名知青，他在农村科学实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我们这批知青早就希望到他所在的农村去学习考察。在会议秘书处的安排下，9月8日是个星期天，我们一行知青代表坐车行进40余公里来到彭县农村。
在大队部休息一会后，大队党支部刘书记领我们到种子田、试验田、高产田进行参观。听介绍说，全大队共有10个生产队和1个科研站，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现在科研站有22亩试验田，15名农科队员中有6名知青，吴承栋担任农科站站长。从1969年以来，他们从外地引进品种130多个，经过试验，鉴定选育出20来个水稻优良品种、4个油菜品种、5个小麦品种等，全大队粮食亩产由过去的6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1100多斤，落后面貌正在改变，对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
我们这批知青很多都是农科实验的爱好者，对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大家都不会轻易放过。我一面掏出笔记本把他们的经验记下来，另一面把早就准备好的挎包摸出，下田摘取优良的谷穗，再用纸包捆好。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场合，自己应主动“下手”才会有“收获”，我要带一些优良品种回去搞试验……。接着，我们参观了科研站的种子保管室、猪圈，看了“5406”菌肥厂和蘑菇房，还参观了知青们的住房等。
午饭后，在县委小礼堂，大队党支部刘书记向我们介绍了科研站大搞科学实验和知青们在农村锻炼成长的情况。最后，同去参观的国务院知青办胡梦洲讲话，他谈了学习参观的感受，并介绍了毛主席、党中央是如何关心下乡知青的，还提了几点希望。听了他的讲话，我们都很受鼓舞。
七、出台统筹解决知青方案
9月11日，省“两委”知青工作会议落下帷幕。在会议结束前，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刘兴元作总结讲话。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意见》之中。
这次会议分析了全省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毛主席尖锐指出的“全国此类事甚多”，是完全符合四川实际情况的。
根据中央（1973）30号文件精神，结合四川实际情况，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次会议提出统筹解决四川知青问题的6条措施，并制定了《四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四川省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规划草案》。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党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对下乡知青的住房、口粮和医疗等实际困难，迅速采取措施力求在今冬明春解决；各级党委要把对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件大事来抓；坚决纠正“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要发动广大群众，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的斗争；要对知青上山下乡制定出一个长远的全面规划。
随着省“两委”知青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全省迅速掀起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热潮。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成为此后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不可能根本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但从实践来看，这次会议对四川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偏差进行了必要的矫正，会议所解决的问题、调整的政策，对大多数干部、群众和知青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所涉“四川”包括现今四川省、重庆市的全部地域及范围）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