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叙事中被湮没的知青“科学实验”
来源:知青专题研究 作者:朱盛镭 时间:2023-07-10 点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国大规模开展之时，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已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悄然发生。以微电子技术、人工合成材料等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大大加速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1]1969年7月20日，当美国宇航员乘坐飞船登月舱成功在月球表面着陆时，地球上的八亿中国人还沉浸在“红色海洋”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7个月前，毛泽东“12.21”指示发表，大批城市中学生（总人数达1700万人）以知识青年身份，分批奔赴全国各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身处封闭狂热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的广大知青，对于世界上新发生的科技革命自然是茫然无知的。
尽管如此，知青群体中有不少人在学生时期就是科学爱好者和科技迷，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排除干扰，仍然坚持学习，努力探索科技，并将科技知识和当地实践相结合，投身于当时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①持续十几年的艰苦实践，大量辛勤努力的汗水，也浇灌出一定的科技成果。插队青年对于上山下乡所在地的文化科技贡献，兵团知青对于农垦事业的贡献，不应随时间的递推而被人们遗忘。[1] 本文通过查阅分析相关文献发现：即使在“疯狂年代”的蹉跎岁月里，农村的“科学实验”领域也并不完全是一片“沙漠”，仍有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知青在艰苦的农业劳作中，执着地探索“科技”文明的曙光。
一、经过上山下乡磨砺的一代知青中,有一批人以其成熟、坚毅、脚踏实地、有责任感、自强自立等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如作家、社会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但较少有科学家、科技专家。一些对科技有兴趣的知青由于学历层次不够而无法进入科技研发平台。
正如作家沈乔生所言，我们很少见到知青中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科学家的苗子，而是因为，在他们少年时，该打下科学基础的时候没打。无止境的大批判、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这和种庄稼一个道理，错过了播种的节气，他们终于成了和科学绝缘的人。从知青文献的主题分布来看,主要是文学研究，而有关社会、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较少。[2]其中，涉及科技领域主题的更少。
不过，各类知青文献中有不少零碎的相关信息，知青叙事中有时也会隐现或闪烁有关开展科学实验的记忆火花；有些知青叙事能够部分描述当时开展科学实验所包含的一些流程细节，如信息情报、需求分析、资源调查、技术引入、工艺试验、产品定型、应用推广等。而当时的媒体对知青的科学实验也时有一些公开报道。例如，据《人民日报》1973年1月24日报道，1968年至1971年延安地区两万名北京知青中,有1/3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的工作。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为农业科技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下乡知青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实验,解决了马铃薯的退化问题。[1]据《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报道，江苏省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菌肥、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酪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1]
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转批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073]30号，附件二）指出：“要以下乡知识青年为重要培养对象，大力开展业余教育，有组织地开展科学实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要积极为社队培养水利、土壤、农机、电力、育种、植保、兽医、会计等各种人才。”这是官方对于知青开展科学实验的明确支持和肯定。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下乡知青进行科学实验，主要是在设备简陋、知识缺失、信息不通、资源匮乏的极差条件下，艰难地开发一些传统实用技术。条件的不足毋庸置疑的。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技术知识的匮乏。如当时供知青自学的《青年自学丛书》共49 种图书，主要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且多契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侧重知青在农村所需要的农技知识。[3]丛书中涉及农业技术的仅有《有机化学》《生物基础知识》《作物生理知识》《作物遗传育种知识》《土壤知识》《气象知识》等6种。
尽管如此，知青在农村广泛开展科学实验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时，畅谈回忆起自己在延安的插队岁月。当时，20岁的习近平挑起了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的重担，他扑下身子带领社员不分昼夜打坝淤地、大办沼气，使梁家河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实现沼气化的村子。在节目中，习近平回忆了建沼气池的诸多细节：
我做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一直想找一点推动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一天我翻《人民日报》，当时头版有一条消息就是四川省很多地方实行了沼气化，我很兴奋，我觉得沼气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梁家河要解决缺煤少柴的问题，要搞沼气。
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一直看到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哎，很奇怪，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那个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粪啊，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我们马上就接起管子来，我们的沼气灶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来。我看再憋一阵儿，那个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捅开了，另外的沼气池是相隔了一两天以后也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当时是第一个池子，全省第一池，后来就变成全省第一村，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户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帮助指导这件事儿。①
二、 除了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外,为数众多的知青被委派从事带有一定专业性的文化、技术工作,如担任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员、拖拉机手、会计等。农村文化教育普遍落后,为知识青年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空间。[1]由于地区的经济差别和文化差别，各地插队知青参与农业科学实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是“三结合”型。一些地方组织了包括下乡知青在内的农业科学实验小组，例如四川省内江市沱江公社组建了干部、老农和知识青年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小组，积极开展以种子革命为中心的杂交玉米的繁育推广工作。科学实验小组的论文写道：“为了摸索杂交制种的规律,我们还建立了自交系观察圃,识别各自交系的典型性状,如生育期、雄花散粉延续时间、花粉量和雌花接受花粉能力的测定等。并做了比较详细的观察记载。每季收获后,有哪些经验教训,到底取得什么成果,有那些新组合可以在大面积生产上应用,有哪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研究,都做了反复认真的总结,收到了一定的效果。”[4]
二是兴趣钻研型。曾是老三届的下乡知青肖立在农村插队落户时，对科学种田非常感兴趣，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十分注意开展观察和实验工作。在科学种田，他用窖藏苕鼻越冬做种获得成功，并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他发现，在挖苕初期的较暖气温下，丢在地边的苕鼻有的又发出了浅浅的幼芽，于是想到红苕是无性繁殖，若把苕鼻窖藏越冬，育出的苕藤应该也能结苕。如果设想能够实现，既可废物利用，又可以节约以至代替做种苕块，增加农民口粮，有效缓解春荒。针对苕鼻特点，他经过多种方法比较，解决了苕鼻越冬和育苗问题，并把苕块育苗和苕鼻育苗的苕藤做了重复性对比栽培试验。到了收获时节，经县农业局技术人员现场测产统计核实，同种的苕鼻苗比苕块苗竟然增产20%。这一红苕栽培技术的创新在全县获得推广。[5]
三是自学成才型。原卫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1970年下乡江西省信丰县。1973年底，陈竺转到江西省横峰县，不久后凭借自学积累下来的医学知识成为一名赤脚医生，正式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回顾那段经历，陈竺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6]当时的农村生活是简单而枯燥的，陈竺最好的生活调料就是读书。每天收工后，他常常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赶在出工前读英语。陈竺阅读的范围很广，政治、经济、历史都有涉猎，尤其注重医学和英语能力的积累。
四是知青小组型。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赵国屏当年插队安徽省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生产队。他所在的知青小组（知青集体户）中有不少人是科技迷，他们兴趣涉及的有种子、农药、牲畜、电力、机械等各方面。1973年《文汇报》报道了朱集知青小组事迹。尽管当时的政治宣传很极端，但《文汇报》报道还是未完全湮没赵国屏所在的知青小组潜心钻研农业科技的点滴事迹。1973年4月23日的《文汇报》报道他们的事迹说：
朱集过去很少种棉花，产量也很低。党希望当地大力发展棉花生产。从此，插队小组的同学吃饭时讲的是棉花，睡觉时想的是棉花，床头上放的是讲棉花栽培技术的书籍，简直成了“棉花科技站”。负责管理十二亩棉田的共青团员，更是整天在棉田里转来转去，看看摸摸破土而出的嫩苗。
朱集庄多少年没有喂过圆蹄子牲口，就是队里仅有的十四头耕牛，也都染上了严重的牛皮癣，虚弱无力。为了保证队里的畜力耕作，原来被称为“种子迷”的赵国屏，把铺盖搬进牛棚，当起了饲养员。那阵子，为了给队里兑换良种，赵国屏风里来，雨里去，为了赶路，在自行车上竟打起盹来，差点摔进沟里。现在，“种子迷”又成了“养牛迷”。[7]
三、农场知青（含军垦农场知青）对农垦事业的科技贡献，除农业领域外，更多体现于生产建设兵团的工矿企业。在工业生产、交通、电讯方面，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大前提下,各生产建设兵团兴建和接收了一批工矿企业。兵团工业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机厂、修配厂、农药厂、化肥厂等；另有一些是进行农、副产品的加工,主要有奶粉厂、食品厂、糖厂；还有一些是为了解决兵团物质供应问题而兴建的工厂,如水泥厂、服装厂、煤矿等,只有少量的工厂是利用兵团出产的原料生产纸张、地毯等产品,或者完全利用地方的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各生产建设兵团工矿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地比农牧业单位好。[1]据有关资料1979年统计，全国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知青494.94万人，其中集体厂队知青203.08万人。[8]农场知青的上山下乡属于体制内流动，生活待遇和生产条件比插队知青要好。因此，农场知青开展科学实验的条件总体上大大优于插队知青。
《青春北大荒》①是一本介绍农场建筑工程单位知青的回忆文集。书中介绍说，工程一连自1968年底组建，主要的生产任务是承担62团团部及团内重点工程的营造。经近十年的生产实践和技术培训，该连已成为一支较为专业的建筑施工队伍，瓦、木、电、钢筋、架子、油漆、辅助等各工种齐全，具有一定的定额管理、过程监控、质量检验等施工组织能力。另有木材加工、石料采集、水泥瓦制作、建材运输、施工机械研制等综合建筑配套实力。在回忆文集中，有几位知青作者兴奋地回忆起当年开展科学实验的细节、场景和心情。如文集的作者之一王礼民写道：“所有奖状证书中，我最看重的是‘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中成绩显著’几个字。它是我农场生涯的全部。从现在的观点看，当年的技术革新，可以说是小儿科，仅是小改小革而已。任何一位工科学校的毕业生都能胜任。但是，在四十几年前，在北大荒的新垦区里，身边没有机械加工的设备和工具，对木材加工的机械和设备没有接触，的确有困难。经过努力，凭着记忆和想象，我从画结构图开始，利用废旧材料，联系外单位加工。从1969年起，历时六年，我带领伙伴，为土建工程做了二台泥桨搅拌机，二台垂直升降机，一条木质门窗机械加工流水线，一套专业的木材加工设备。”
描述“文革”时期农场知青生存状况的《知青回眸引龙河》一书，勾画了当年黑龙江引龙河农场三分场的社会部落轮廓，激活和还原了知青群体的“记忆”。其中有几篇文章回忆了知青开展科学实验的详细过程。如当年的“920”小组几位成员回忆了在引龙河农场三分场开展“920”科学实验的细节，介绍了有关的实验室、仪器设备、人员配备、实验操作、消毒规程、技术引进、技术普及等细节和照片。图书的作者之一、当年的“920”小组成员薛瑞九写道：“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920’小组的生活一直在我心里留着最美好的记忆。‘920’是我们在农场微生物实验的启蒙。之后，我们又从当时的上海七宝酒厂引来了酒曲酵母，跟着留场农工‘老宋头’开始了自己的白酒生产，从上海醋厂引来醋酸菌种制醋……。”[9]
《小白双山不了情》是一部北大荒知青装卸工的回忆文集。小白装卸连是黑龙江建设兵团五师的物质供应站，承担兵团的物资装卸任务，主要是卸煤、水泥、化肥、炭黑、原木等物资。当时，卸煤是装卸连日常最累、最脏、最苦的活儿。为了减轻知青战士繁重的体力劳动，领导决定制造卸煤机。文集作者之一、当年的知青装卸工干天全详细回忆了当时他跟随“老右派”钱师傅，如何用6个月时间设计制造卸煤机的全过程，其中包括调研、设计、制图、零件采购、加工、焊接、安装等流程。他在文中写道：“试车那天，我是又激动又紧张。当合上电闸的那一瞬间，马达的轰鸣声、煤斗的翻滚声、输送带的传动声一起响了起来，仿佛是一曲优美动听的交响曲。首次试车基本成功，只是煤斗和输送带在转动过程中出现跑偏现象，经老钱师傅几次调整改进后，解决了问题。”[10]
由上可见，上山下乡时期广大知青在漫长的蹉跎岁月里，排除极“左”势力的干扰，克服各种困难，开展了一些科学实验项目和实践活动。尽管其中的一些项目在策划和开展过程中，存在资源与条件不足、设备简陋、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最终的应用效果也并不明显，但他们代表知青群体所表现出的那种对知识钻研的执着、对科技探索的好奇心以及向往美好未来的精神与追求，无疑是对“疯狂年代”倒行逆施的一种无声拒绝和抗争。
四、 笔者在收集整理知青文献资料时发现，不管是知青时期的文献记载，还是“后知青时期”的回忆文本，知青文献对上山下乡的叙述，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方面，而对科学实验方面的叙事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淡化零碎。究其原因，一是“文革”背景下社会的价值取向（阶级斗争）和宣传语境（突出政治），导致“科学实验”的叙事隐含于其它方面；二是知青一代人当时的生存、生活、生产环境差，各方面条件恶劣，无法正常“科学实验”，而当年所谓的科技成果或是微不足道，或是效果不佳；三是具有人文学科背景的一些知青代表人物，其话语过于强势，湮没了少数理工学科背景知青的“科技”记忆；四是知青集体记忆的拓展有时会忽略知青个体记忆的细枝末节，包括“科技”记忆。
上山下乡运动时期，知青开展科学实验的情况是知青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那些分散于各类报刊、图书、图片、档案、视频、文物中碎片化的知青开展科学实验的资料进行收集和提炼。对各类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有关碎片信息需要仔细梳理，对隐含于知青叙事中有关的“科技”记忆需要及时挖掘，并进行整理、提炼和分析，以填补和解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中的空白和疑惑。
注释：
①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说法，他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资料来源：《毛泽东与新中国研究文集》（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7.）
②人民网.习近平回忆插队建沼气池：捅开导气管被喷满脸
[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4/c1024-26567146.html
参考文献
[1]张曙.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D].中共中央党校,2001:p141.p137.p106.p106.p105.p103
[2]朱盛镭.我国知青文献的计量分析.上海思想界[J].2014,（4）.
[3]林升宝.上海《青年自学丛书》述评(1973—1975).中共党史研究[J].2015,（2）.
[4]内江市沱江公社科学实验小组.开展科学实验 促进玉米种籽革命.四川农业科技[J]. 1974,（2）.
[5]肖立.窖藏苕鼻越冬作种增产之谜.四川农业科技[J].2015,（2）.
[6]武建杉.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前进论坛[J].2012,(12).
[7]记者.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文汇报[N].1973-4-23.
[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
[9]沈国明.知青回眸引龙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8.
[10]陈积芳,张守春,廖晓琪.小白双山不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3.
注：本文刊登于《青年学报》2018（2）.
【作者简介】
朱盛镭，男，1953 年生。1970-1977年江西省修水县插队知青。先后当过农民、民工、乡村教师、街道厂工人、中学英语代课教师、工程师。本科学历，机械工程专业，教授级高工职称。退休前为上海汽车集团技术情报中心总监兼《上海汽车》主编。研究方向：产业技术经济、竞争情报。完成各类重要课题40多项并获奖，发表科技论著译编、科普人文等作品400多篇（部）。获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获国际竞争情报业“SCIP 杰出贡献奖”。上海市注册咨询专家、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会员、中国和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 晓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