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摘要：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曰。他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日潜力，并且害怕它，因而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满恐惧；二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因此，总希望日本的侵略能适可而止，并期望国际社会能对它实施约束。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实在太大，要征服中国，独霸东亚，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退让的底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过诸多曲折，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终于下决心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七七事变前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这个变化是许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为什么看起来似乎无法调和的对抗力量会走上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道路？为什么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会在几年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这个问题自然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
一、 “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最早大概是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7月间由蒋介石提出来的。“攘外”，指的是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安内”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地方实力派。
日本的侵略野心太大了，要灭亡整个中国，独霸东亚。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放在所有中华儿女面前的头等大事。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被奉为“总理遗教”。对蒋介石来说，在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方面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而民族主义在他身上还有相当明显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事发后的第三天，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22日，他在日记中又记录：“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
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是他以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并且坚持抗战的重要内在原因。但他并没有因此就下决心奋起抗日，相反，却在很长时间内对日步步退让，而且以“攘外必先安内”来严厉压制那些要求坚决抗日的主张和行动。
那时，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呼声很高。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陈诚在9月22日向他提出：“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后。”24日，他又电蒋，要求对日宣战：“我政府除明令对日宣战外，别无瓦全之道”,“不直接打倒帝国主义，而日事讨逆剿匪，乃舍本逐末”。
蒋介石没有接受这种意见。就在陈诚发出后一个电报的同一天，他写下“手谕”：“惟有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态度，务须避免轨外行动，免为反动所乘机，致滋口实，贻害大局。”
为什么他会这样？蒋介石的想法主要有两条：
第一，他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日潜力，而且总害怕民众力量起来会威胁他们的统治。而离开民众的力量，面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较中国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自然会怀着很大的恐惧感，觉得根本无力同它相抗衡。因此，他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约束，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
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确实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当时南京政府的致命弱点。1928年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辩。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六年后的日记中对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这样追述：“在野之党必运动民众以夺取政权，今我党既统一全国，为何还要运动民众？在此时运动目的何在？岂能运动民众来反对自己吗？”这确实坦率地说出了国民党高层一部分人的心声。王子壮感叹道：在全会上，这种“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态度正是这样。由于离开了民众的力量，他就处处觉得没有什么力量足以同日本侵略者相对抗。
请看，1934年7月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命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你自己毫无准备，而你的敌人早就埋伏在你四周了，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太不知道敌人了！”
历史事实证明：以后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并不是由于此后三年间军事准备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当然，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是应该承认的），而是由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后中华民族内部蕴藏的巨大潜力一步一步显示出来，这是任何侵略者永远无法战胜的。
第二，他对国内异己力量的疑忌太深了，很长时间内把消除这些异己力量看得比抵抗日本侵略者重要得多。
这里，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这不需要多说。蒋介石日记中也一再写道：“若于倭赤二问题并论，则赤急于寇，决先灭赤而后灭倭，以对赤之主动尚在于我身，而且其患莫大也。”
除了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也是蒋介石十分疑忌的。1931年，蒋介石就是在宁粤分裂的情况下被迫第二次下野的。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由于贵州地方实力派首领王家烈同广东、广西暗中成立“三省互助联盟”，特别是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关系更为密切。
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称还是他部下的桂系为“桂逆”，写道：“桂逆乘机捣乱也。”又说：“桂逆阴谋愈急，诚不可以理喻也。”“倭桂粤志（在）积极谋乱，无或变更，而反变本加厉也。”因此，他防备桂系之心，不在“追剿”中央红军之下。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状况，却是事实。
对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冀察的宋哲元等，蒋介石都很不放心。还有不少地方实力派事实上也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总之，一个是对日本军事经济力量的恐惧，一个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的深深疑忌，这便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尽管九一八事变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他在日记中对此表现出来的痛苦和愤怒不能说都不是事实。但他拿不出任何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只是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国际联盟的出面干涉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这年12月2日，他在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上宣布的对日外交方针三原则的第一条就是“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要脱离国际联合会的关系，我们要在国际力量保障之下，使日本撤兵。”他还曾露出内心深处对丧失东北的看法：“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政，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
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全国民愤沸腾，而蒋介石仍以主要力量进行内战，而对日本强占东北却采取了消极等待和一味退让的态度。
二、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蒋介石的犹豫摇摆
九一八事变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跨出的一大步，紧接着就有第二步和第三步。
日本军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对“田中奏折”虽然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都承认，其中所说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确是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国策，事实正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步实施的。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日本一面策动一•二八事变，武装进攻上海；一面在东北制造出一个称为“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也在这一年，蒋介石曾寄予厚望的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到远东调查。调查报告说了许多空话，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制裁措施，还提出成立“东北省自治政府”的荒谬主张。而日本却在这以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派去参加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颜惠庆在自传中写道：“一般强国，对于我国向国联的呼吁，始终态度淡漠。”蒋介石原来想靠国联力量使日本撤兵的期望完全落空。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又西进占领热河省，并且越过长城南下，进入河北平原。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抵抗的原有东北军3个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晋军商震部等。后来，蒋介石也调中央军徐庭瑶部3个师到古北口与日军对峙，进行过英勇的抗击，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蒋介石的主要力量依然放在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上。他设立南昌行营，亲自前去指挥。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中主要由中央军组成的北路军有33个师又3个旅，兵力是北上抗日的中央军10倍以上。不少将领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在4月6日致电各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引者注：当时‘御侮’指抵抗日本侵略），以博一时之虚荣。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之灭亡。”他还讲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日军越过长城各口后，面对的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北平已被三面包围。南京政府派在平津的主要负责人黄郛和何应钦，已惊慌失措。黄郛的妻子沈亦云回忆道：“形势如此，已准备撤退，弃平津矣。”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接何黄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北平已危在旦夕，他仍不从南方再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
这时，日方忽然由武官藤原出面邀约黄郛深夜到其私宅密谈。黄郛在5月22日日记中诉说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彻夜谈判，心酸胆裂，勉拟定觉书四条（停战初步），散已次晨天明。”
为什么日军不乘势占领平津而转入谈判？并不是他们发什么善心，而是因为他们气势汹汹的背后也有着虚弱的一面。问题主要是两个：第一，他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总面积达128.5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东北民众在激烈反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野心勃勃而国力有限的日本侵略者立足未稳，还需要暂时收缩，用一些时间来消化和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区的统治秩序。第二，华北各省和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有所不同，原来不是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涉及欧美列强的权益较多，如果操之过急，担心会引起欧美列强的强烈反应。他们只能走一步，稍停一下，再跨出第二步。日本天皇事先也没有允准军部在这时大举越长城南下。但是，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却看不清这一点，对停战觉得大大松了一口气。5月24日，也就是黄郛和日方密谈后两天，蒋介石致电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事实上批准了他们同日方签订协定。
5月30日，华北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奉命同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谈判可言。协定草案由日方提出后，冈村宁次便蛮横地说：中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这种情景，几乎同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李鸿章的态度一模一样。协定的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日军撤至长城一线，那就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长城以北的中国东北四省的占领；二是中国军队不得在日军撤出后的冀东地区驻守，那就使平津门户大开，为日方下一步制造华北事变作了准备。他们所得到的，已比这次出兵时的期望多得多了。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这时的底线，是不能书面或口头上承认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其他条件都可以答应。因此，《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只是在日记中记道：“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上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懦，不胜惭惶。然而彼既签字，则我不能不负责自任，勿使敬之（引者注：即何应钦）更加为难也。”
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协定’案时，颇多愤懑之人，然既经签字，汪、蒋两人复主承诺，自不会发生翻案结果。”
1934年和1935年初，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出于他们的需要，在侵华活动中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尽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下来，日本侵略军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撤出，东北和关内之间实现通邮和通车，中日两国又互将驻对方使节从原来的公使升格为大使。在这种背景下，日方特意把“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的调子高唱入云，扬言“今后欲打破中日间难关”。这一切，都是为他们下一步准备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
蒋介石却松了一口气，从这种状况中得出异常乐观的结论。1934年3月7日，他在南昌作《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时说：“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中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的敌人也。”这样说来，中国遭受日本那样残暴的侵略，不能怪日本，倒只能怪自己不争气，只要中国能“自立自强”，连“东北失地”也“必能归还”。想想这时离七七卢沟桥事变只有3年了，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在令人吃惊。
是不是这些话只是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的一种姿态？不。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话。1934年11月21日：“季陶言只要中国能争气自立，则日本必为我良友，决不敢驾乎我之上。”蒋在下一天记道：“季陶之言当可考虑及之。”1935年1月的“本月反省录”写道：“倭寇态度似可渐缓和，或有交还东北主权之可能。”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34年12月20日会在《外交评论》上发表那篇由他口述、陈布雷执笔、以徐道邻署名的长篇文章《敌乎？友乎？》。文章的结尾写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这篇文章，许多报纸纷纷转载，日本不少报纸和杂志也加以转载，造成很大影响。而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说这些话，其实只能用“与虎谋皮”四个字来形容。
三、 转折的开始
敌乎？友乎？回答很快就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已有条件将侵略势力进一步向华北扩展。秦孝仪在蒋介石《大事长编初稿》中谈了《敌乎？友乎？》发表后的情况：“日本关东军则于（1935年）1月4日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以武力为背景，推进其分割华北之政策’。亦即依照其冈田内阁于上年12月7日制定之所谓‘对支新政策’，其内容乃以‘将国民政府在华北之势力减至最小限度，并将山西、山东、西南之反国民政府之势力扶植至最大限度’为其基本构想。”中日关系又趋恶化。但蒋介石在2月1日的日记中仍写道：“对倭，近情似可缓和一时。”王世杰在1月13日日记中也写道：“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于妥协。”
1935年5、6月间，日军借口两名亲日报人被暗杀和原在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这两件事，再次进行武力威胁。5月29日和6月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何应钦先后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把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实施酒井隆提出的那些要求。日方把它称为“何梅协定”。接着，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又签订关于出让察哈尔权益的协定。
这时，蒋介石正在西南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堵和加强对川、云、贵等省的控制，日方却在华北如此加紧武力逼迫，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受到很大刺激。他在5月30日和6月10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倭寇紧逼，只有以缓处之。”“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覆电。妻乃下泪，彻夜未寐。”他在日记中偶尔也讲几句狠话，其实无计可施。5月31日，他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说：“若孝侯（引者注：即日方要求罢免其职务的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问题，如果坚持，期保威信，则必先下不顾一切、不辞一战之决心；如其不能，则应勉尽人事，自动缓和，以冀补救。”很清楚，他已准备答允日方的要求以避免“一战”了。6月22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又写道：“与其抗战失败而失平津，不如自动撤退免倭借口，以期保全平津而图挽救。此总退却之胜利也。”到何应钦向梅津作出“承诺”后，他又在7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倭态渐变，似有缓和趋势，应十分注意运用方法，毋忘转入主动地位。”
其实，蒋介石只要不痛下决心实行抗战，对日本的侵略又哪里谈得上“转入主动地位”？他在8月3日所写的“本周反省录”中说了一句实话：“今则我处被动，而彼处主动，我求和缓，而彼求急进，决不能操之在我。”也就是说，他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当日方逼得太狠了，才讲上几句狠话，而当日方作出一些和缓姿态时，他就如释重负，回到消极退让的旧路上去。这种不断退让，只能被对方视为软弱可欺，更加得寸进尺地进逼。外交耆宿颜惠庆回忆道：“在南京时，曾与当道接谈多次，对于外交方面，实亦看不出有何决策，一切不免随时俯仰，静候国际发生变化，因利乘便。”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却作出准备直接控制整个华北的重大决策，在侵华活动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为什么日本在此时表现出比签订《塘沽协定》时更大的野心、作出这样的重大决策？除了他们久已垂涎华北的政治经济资源以外，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伪满政权成立和热河沦陷后，经过一段时间，日方以为他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统治已初步巩固，可以腾出手来侵入中国关内地区。第二，从国际局势来看，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法等都无暇他顾，在远东一意对日妥协。这就解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在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时还有的两点顾忌，认为已是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
日本陆军省在8月6日提出《关于对北支政策》，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政府政权政令的支配，而成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同月，多田骏在天津就任日方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指出，从这年8月起，由于这“三个中国通的共同协作，华北工作有了飞跃发展”。
这以后，局势紧锣密鼓般发展，让人仿佛喘不过气来。
9月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向南京政府提出三条原则：“第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第二，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第三，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这三条原则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一，中国不得借助英美力量以牵制日本；二，正式承认“满洲国”；三，共同防俄（这时日俄矛盾正日趋紧张）。这些要求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接受的限度，成为他考虑对日政策的重要转折。蒋介石后来讲到“广田三原则”时说：“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10月15日日记讲到“广田三原则”时写道：“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
10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冈村宁次等来到中国，先后在大连、上海、天津分别召开日本驻华陆海军高级将领和驻各地总领事、领事、武官会议，板垣征四郎、多田骏和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也参加会议。这自然不是通常的活动，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也格外引人注目，并引起种种猜测。
11月中旬，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日本军方一手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谁都明白，所谓“自治”，其实是要使华北五省二市脱离中央政府而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包括北平和天津的华北地区，在国内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发生的严重危机自然使全中国为之震动。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此时派土肥原贤二到北平。徐永昌在11月12日日记中写道：“土（肥原）颇逼迫商（震）宋（哲元），谓你们不组织华北新政权，日将动员五师兵送宣统到平。”土肥原还向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限他在20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密电报告蒋介石。华北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关头，也已突破蒋介石能够退让的底线。
国民党正自11月12日开始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本来在16日已经作了政治报告，由于华北局势的急剧变化，他在19日（也就是土肥原逼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又在大会上作了对外关系之报告，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是一句双关语：一方面是说，现在还没有到“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之时；另一方面是说，一旦“最后关头”到来，那就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了。这是一个微妙而又十分重要的变化。
报告结束时，蒋介石又向大会提出：“大会如以上述方针为是，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大会一致通过了这种授权，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授权。
由于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时对抗日战争还没有做多少准备。陈诚同月3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对日虽决定抵抗，但毫无准备也。”
土肥原这次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其实是虚声恫吓。宋哲元也好，山东的韩复榘也好，山西的阎锡山也好，都没有在日方的威胁下接受他们提出的实行“华北自治”的要求。日本军方也没有做好立刻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准备。11月20日这个万众瞩目的“最后期限”在静悄悄中过去了。土肥原只能策动河北专员殷汝耕在冀东地区成立了一个伪政权。
“华北自治”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日本军队在平津一带已为所欲为地到处横行，不断举行“军事演习”。空气中已充满着火药味。北平一个青年学生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的信中写道：“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这是多么痛心的语言！
民众的悲愤已经到了极点。从北平开始，发生了以爱国学生为主的一二•九运动。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界的救国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这就为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 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国民党五大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都一步步发生了变化。用蒋介石的话来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2月10日，蒋介石日记中有一句只有7个字却很值得注意的话：“约立夫、文仪来谈。”谈什么？日记中没有说。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就是想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陈立夫回忆：“民国二十四年圣诞节之前夕，蒋委员长就派我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我向来没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恐。领袖授以权宜，并嘱我此行必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的护照。”但因消息泄露，中外瞩目，引起苏方不满，只得中途回国。邓文仪当时是驻苏武官。他回忆说：“十二月初旬，政府命我迅即回莫斯科去，有要事要我会同去办，不能延迟。”他回莫斯科后，“对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当联系与恳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表示，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国内也设法寻找中共的关系。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亲信曾养甫。曾设法找到两个关系，一个是北方的吕振羽，一个是在上海的张子华，并同他们会晤。但他们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因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那时，中共中央已经到了陕北。由于国难深重，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对日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中共中央也产生影响，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国共双方都有了相互接触的愿望。
最早帮助打通国共双方关系的是宋庆龄。1936年1月，她在上海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中共党员董健吾，要他到陕北送一封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给他一张孔祥熙签署委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这显然是得到南京政府同意的。董健吾到达陕北的瓦窑堡，会见博古。3月4日，正在山西的毛泽东等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回去复命。国共两党中断8年多的联系接通了。当然，这时双方都在相互试探，还摸不清对方的底细。
1936年上半年，还有几件事对蒋介石的决策有着影响。一、国民党五大后，内部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得统一。”“既决心对倭，则一切纷纭之论，内外皆可不计。”二、日本发生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军部的好战势力在政府中更占支配地位。蒋介石对这件事很关心。他在1935年日记中曾写过：“对倭须待八月内看其少壮派之消长而定。”二二六兵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有不少篇幅谈这件事。第二天日记就写道：“倭变为叛者胜利，达成其少壮派之目的，则祸乱日急，侵略必益急。”这种预感，使蒋介石下决心处理中日问题的心情更加急迫。三、日本同苏联在远东的关系日趋紧张，大有兵戎相见之势。由于英美都采取对日妥协的态度，对南京政府的呼吁反应冷淡，蒋介石不得不把较多希望寄托在可能由日苏冲突带来的苏联的帮助。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充满着这类话：“世界战争必起于倭俄，以其意在促成俄德战争，且以为倭俄开战则德必乘机攻俄也。”“倭俄开战之期更近矣。”“廿六日以后，倭俄与蒙伪边境冲突较前加紧，其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俄蒙协定订立之时即倭俄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渐离黑暗之势。”“倭俄战争，以理测之，当近在眉睫。”蒋介石希望日俄开战可以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压力，还有助于争取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对远东形势的这种判断，对蒋当时内外政策的制定自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四、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中，那时最有实力的是以两广为中心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宁粤分裂问题解决后，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俨然仍有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姿态。5月12日，西南的精神领袖胡汉民突然病死。号称“南天王”的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在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后，蒋以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的办法瓦解了他的力量。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服从中央政府。这样，蒋介石便消除了对内的很大一块心病。
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蒋介石在中央纪念周上表示：“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应付当前的事势”，是“一个国家根本大计的决定”，“不但我们任何个人不敢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随便决定，就是中央常委会所有负责的同志也不敢随便来断定”，所以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对以后的方针有一个决定和指示”。可见，蒋介石对这次全会十分看重。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讲话，将对日政策讲得比国民党五大时明白而强硬得多。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实在欺侮得太狠了。蒋介石已经退无可退。像这样的硬话，他以前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更没有把它作为方针宣示过。
9月15日起，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大使川越茂进行了八次会谈。张群在会谈中采取的强硬态度，和以往明显不同，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方面的注意。中间有过一场戏剧性的插曲。张群回忆道：“双方还是争执不下，吵得很激烈，没有结果，却发生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川越大使要我接受第七次会谈一份日方的‘会议备忘录’，我一看内容完全不对，是日方片面制造的，当场拒绝，但是川越不理，他把‘备忘录’丢下，自行离去。我立刻叫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追出去，川越已上汽车而去，高即把它送回日本大使馆。第二天川越又命人投送，我又把它退回。”这也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强硬态度。
在这前后，南京政府进行了一些全国抗战的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国防会议，整编军队，修筑公路和铁路，推行币制改革等。但由于起步迟，时间匆促，准备仍不充分。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在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封信由毛泽东执笔，是公开发表的。信中强烈呼吁：“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信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称为“蒋委员长”，这在中共以往文件中从来不曾有过。信中呼吁：“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秘密文件《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这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阶段的到来。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蒋介石对中共的疑忌实在太深。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就是要受他的收编，他后来说：“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还想试一试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并且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的请求，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它的影响，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有一个问题还值得探讨一下。那就是：蒋介石当初那样坚决地拒绝了张、杨停止内战的请求，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又没有签订书面的承诺，并且当张学良送他回南京后却把张软禁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西安事变后，持续了那么多年的内战确实停止了下来，打开了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为什么？
它的原因离不开前面所说那个大背景。蒋介石的内心其实存在着矛盾：日本对华侵略的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南京政府的生存也受到根本的威胁，抗日战争已是非打不可了；但试试如能先把共产党消灭掉，这对他更为理想。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对他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至少有两点：一是经过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特别是，这次又发生他没有想到而又采取如此激烈手段的西安事变，使他看到不但全国大多数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就是他的军队中也同样充满着这种几近忍无可忍的情绪。他对一个熟悉的美国记者说，“若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亦会失去手下大多数将领的支持”。二是事实也使他看到中共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小，但无法把它消灭。周恩来同蒋介石的面谈（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只字不提，但同在西安的宋子文日记中却讲得很详细）也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使他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诚意。这些因素使他终于下了决心。这以后，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波折，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形成了。
历史就是在这样充满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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