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克“反修五七农场”的上海干部
来源: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黄仁伟 时间:2023-06-27 点击:
在黑龙江农村下乡的上海插队知青中，有一支特殊的干部队伍伴随着他们。这就是“赴黑龙江北五县上海下放干部”，简称“上海干部”。所谓“北五县”，就是黑龙江省最北面、沿着边境线的五个县，呼玛、爱辉、孙吴、逊克、嘉荫。1969年这五个县都属于黑河地区。1969年至1970年二万名上海知青下乡到北五县（其中爱辉6000名、逊克5000名、孙吴、呼玛和嘉荫各3000名左右），同时约有1000多名上海干部也一起到这五个县插队。这种安排在全国是独无仅有的。（注：1970年，呼玛县划归大兴安岭地区；嘉荫县划归伊春市即小兴安岭林区。“北五县”又改称“北三县”；后划入黑河地区的德都、嫩江、北安则称为“南三县”。但是此“三县”非彼“三线”，二者在读音上容易混淆）。
“上海下放干部”又被称为“知青带队干部”，可见他们到边疆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关心、带好这几万名上海插队知青。在下乡的最初三、四年（1969年至1973年），与上海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像父兄一般地关心着这群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在后来几年里（1974年至1977年），他们中的一部分改为下乡知青慰问团，从北五县扩大范围到整个北大荒，包括兵团、农场和林场。“慰问团”形式不仅在黑龙江垦区全面推广，而且在全国知青比较集中的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实行这种做法。这可能是毛泽东给李庆霖回信后的调整措施之一吧？这是否从北五县的经验转变而来，还需要文献证明。
在北五县安排一大批上海下放干部，实际上是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有计划按系统的组织行为。首先，这些干部都是按照上海市的条条块块分到五个县的各个公社。当时到呼玛县去的主要是市委机关系统和徐汇区、上海县（闵行）；爱辉县的主要是文教系统和虹口、黄浦区：孙吴县的是工交系统和长宁、普陀区、嘉定县；逊克县是财贸系统和卢湾、杨浦、闸北区；嘉荫县的是南市、静安区。其次，这些系统和区县的干部都有几位局级的老干部作为负责人，实际上起着代表上海市委与北五县当地领导保持沟通，并向上海市报告下放干部和上海知青整体情况的作用。例如，在爱辉县的姚力曾经是上海高教局局长，也当过华师大党委书记；在孙吴的贾晋曾经是长宁区委书记；在逊克的陈尤然曾是卢湾区委副书记。其三，这一千多名下放干部的户口迁到了北五县，但是他们的工资人事关系还是在上海原单位，他们是拿着上海的工资在黑龙江下乡的。换言之，他们并不属于黑龙江省的干部编制。由此可知，上海干部下放在北五县的全过程是经过上海市和黑龙江省的充分协调、并且经过中央批准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二）试办“五七农场”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边境地区试办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这是与建设兵团、国营农场不同的又一种开发边疆、安置知识青年的组织形式。在1970年5月下发的国家计委26号文件中明确写入这个任务，并经过周总理批准。在1970年下半年，北五县开始试办由上海援建的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上海下放干部的核心成员从各公社调集到五七农场的开创地区，并参与五七农场的领导班子。这就是呼玛县的北疆农场、爱辉县的星火农场、孙吴县的奋斗农场、逊克县的反修农场、嘉荫县的沪嘉农场。1970年6月末，逊克县革委会制订《关于建设“五·七”农场的初步规划》，并请示省革委会，成立“五•七”农场，以进一步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北五县的三线建设、上海下放干部、五七农场这三件事高度重叠，紧密相关、难以分开。了解这个背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认识反修公社上海干部和上海知青的独特作用，实为必要。
上海下放干部到逊克后，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条块系统下到各公社的知青点。其中，卢湾区干部主要在干岔子公社，杨浦区干部基本上在车陆和逊河公社；在边疆公社的则是闸北区和外贸局。财贸系统的其他单位如商业局、粮食局、银行、海关等也分别下到各个公社。平均每个青年点都有3－5名上海干部。当时逊克县大约有100个生产大队，总计大约300多名上海干部。1970年5月2日，逊克县革委会政治部决定成立县、社两级上海插队干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十三人组成：组长陈尤然，副组长肖同兰、陈文通、夏征言，成员有吕志静、王祖坚、王祖德、黎亭、刘鸿志、郑钟明、徐忻如、回鹭、朱云山。其中陈尤然、黎亭、吕志静、王祖德等后来都到三线建五七农场。
“带队干部”确实对上海知青在逊克下乡的早期阶段起到了引导、保护和教育作用。我本人最初下乡的边疆公社黎明二队，就有三位上海干部，老唐、老姚、老刘，都是来自上海外贸公司的。他们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当时在我们眼里已经很老了。白天跟我们一起下地劳动，但是干不了重活，干一两天就要歇歇。有时到知青食堂吃饭，有时也自己开小灶，喝几口小酒。看上去有些消沉，但是一旦知青遇到难题，特别是农村干部对知青有处理不当之时，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坚决主持公道。有一次，黎明二队和邻近的兵团二连为了土地纠纷发生争执。队长和老乡都想让上海知青打头阵，去和兵团知青争个高下。上海干部老唐就站在准备斗殴的人群面前，大声吼道，上海知青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绝不会让这些知青们去相互斗殴。一下子我们都冷静下来，避免了一场恶仗。如果当时没有上海干部在场，后果不知会啥样。
（三）三线的上海干部
1970年5月，逊克县的三线建设正式展开。主战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就是修筑从松树沟到三间房的战备公路，以上海知青为主的筑路营，每个连都配备1-2个上海干部作为连队指导员，承担思想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很多知青骨干就是在筑路营入党入团、成为后来各生产队负责人的。
另一条战线就参与三线建点，也就是创建反修农场的各个连队。当时边疆大队的上海干部朱成，就是来自上海外贸运输公司，带着儿子一起到三线来创建新点。各公社的建点工作都有上海干部，只有干岔子胜利、新发大队建的三线点，上海干部没有到位，对后来六连知青的困境不能不说是有影响的。
三线建设既然同时又是反修农场的创建过程，上海干部在初期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三线指挥部设在卫星河口，又称为“县点”即县级三线点。最初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县革委会常委孙承德，我们都叫他“孙常委”。副总指挥有三位，当地干部佟连第、单炳志和上海干部陈尤然。这就是逊克县三线建设的最初领导班子。上海干部在其中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孙常委是副县级（副处级），佟连弟和单柄志只有副科级。当时郑禧文还没有担任三线负责人，他是十七级即正科级干部，在三线的当地干部中已是级别最高的了。陈尤然作为文革前的上海市局级干部，居然放在他们之后，可见上海干部在三线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更不要说决策权了。
这和爱辉、孙吴的情况大为不同。爱辉的星火农场是由姚力直接领导的。姚力虽然是被罢了官的上海市高教局长，但是他曾经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是总理的重要助手之一。黑河地委对他还是买三分帐的。因此，上海干部在星火农场担任主要领导，那里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建五七农场而不是建三线。孙吴的奋斗农场是在贾晋的领导规划下建起来的，也是以建设五七农场为主。更重要的是，孙吴县将1970年来到孙吴的一千几百名上海知青直接送到奋斗农场开荒建点，一下子就铺开了二十个连队。这一大批知青就没有到过原来的公社和生产队，上海干部就是他们的连队负责人。这样的规模和方式当然也就能得到上海方面更多的物质支持。嘉荫的沪嘉农场也和爱辉、孙吴差不多，只有逊克和呼玛这两个五七农场从一开始就是各个公社的三线点，县里投放的干部也是以三线指挥部为主。直到1974年上海干部撤出北五县，这些五七农场才全部改制为公社，成为县隶属的行政区域单位。
1970年10月，按照建设五七农场的要求，一部分上海干部从山下各个公社集结到三线县点和各公社点。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各有1-5位不等的上海干部。其中二连有俞键候、熊瑞珠、许世文、朱兆发；三连有郑清华、宋定鹤、赵瑞鸿、金梅良；四连有许培良、俞辛农；五连有薛广和；加在一起不过十几位。我比较熟悉县点的上海干部，他们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在县指挥部的，以陈尤然等老干部为主体，大约有十几位。其中包括陈尤然、黎亭、刘载洲、詹道权、胡大达、程国杰、王寿国、王祖德、李向东等，另一部分是在制材厂，钟鸣、张宗耀、龙启珍、鲍正言、胡长生等五位。和一连关系密切的上海干部黄英辉、徐财源等，其实他们也是属于县指挥部的，但是经常到一连来关心知青。这样，县点和各连队的上海干部加在一起，大概有30位，占当时整个逊克县的上海干部总数10%左右。
（四）上海干部在县点的生活
在三线县点的上海干部住在库尔滨河边的一栋五间房里。那就是我们一连给县点盖的两排六栋家属宿舍，其中第一排最靠东边的一栋是住着上海干部，其他五栋住着逊克当地干部，每栋住两家。所谓“五间房”，就是一栋平房里朝南并排五间房间，北面是一条走廊通着各个房间。上海干部二、三个人住一间，也是火炕和火墙，但是屋子还是很保暖的。走廊里有锅灶，可以做饭烧菜。虽然和上海相比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可是比我们各连知青宿舍还是要好得多。
房子东侧就是库尔滨河的岸坡，上海干部就把这一块坡地开了荒，种上各种蔬菜。有生菜、白菜、菠菜，也有豆角、西葫芦、黄瓜、西红柿等。虽然我们知青也在河边坡地上开了荒，但是很多蔬菜都上不来，上海干部种的菜却能上来。我看过他们收拾园子认真仔细，把所有土块都用耙子耧得很细很细，然后堆成一尺多高的田畦，就像江南的长方形块状菜田，而不是东北的长垄。上海干部们把炕道里的柴火炉灰都扒出来，撒在菜田的畦垄上以提高地温，使蔬菜生长得快一些。坡地向下就是库尔滨河水，我看过几位年纪稍大的老干部在河边钓鱼，或者放一个水桶，上面罩一个开着口子的网，小鱼就自己钻进网里。总之，这个三线县点虽然远离上海，却被上海干部们弄得有点像江南水乡了。
一年中这样的日子也就是四、五个月，从春天四月中旬到秋天九月初。山上的树叶黄了，上海干部也就陆续准备回沪探亲了，留下少数几个到11月也走得差不多了。第一年春节（1971年）有几位上海干部如徐财源、龙启珍等确实是和我们一起过的，以后几年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到1972-1973年，上海干部返沪探亲的时间越来越早了。这并不是说上海干部在三线建设反修五七农场的过程中没有作用，恰恰相反，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五）老干部陈尤然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是陈尤然同志。老陈作为逊克县上海干部的带队，直接参与三线建设指挥部的领导班子。他当时在三线、可能在逊克也是干部级别最高的（十一级或十二级），是三野南下干部，讲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当时在山上最高级别的逊克干部是郑禧文，十七级，就被戏称为“高干”。老陈的身体虚弱，胃病很严重，据说当时已经转为胃癌了。在高寒地带、交通闭塞的三线，让他奔波于各个连队之间，是难以想象的。我目睹他背着一袋面粉，给当时断粮的四连送去。一袋面粉大约25斤，到四连要走近三十里山路，化雪季节道路泥泞，他领着几十个上海干部和知青，一步一步扛着面袋子走到四连。那么冷的天气，我看见他的额头上滴着汗珠。大概是胃痛吧，他的一只手一直按着腹部。我们当时不懂事，也没有力阻老陈停下或者替他把面粉袋背到四连。在县点召开全体大会时（一连知青当时也出席县点的会议），看见老陈在主席台上。逊克当地干部对老陈还是比较尊敬的，往往劝他坐主席台中间位置，但是老陈从来不坐在中间，总是在稍微靠边一些的位置上坐下。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干部在三线指挥部的实际地位。
后来我因为有事两次去陈尤然同志的上海家里拜访。他家在普陀区武宁新村的公房里，一套简单的三居室（没有客厅）。按照他的级别和工作岗位，完全可以在卢湾区住一套别墅洋房或高级公寓，但是他却在普陀区的工人新村里住着，因为老陈的爱人是某国棉厂干部，他们就在国棉厂宿舍安家了。我在他家里看到至少有四个孩子，这样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拥挤的。1972年10月下旬，我到老陈家里去，记得当时黑河地委一把手刘书记（十三级干部）也在他家拜访，刘书记非常尊敬他，称他为“老上级”。当我向老陈报告我们一连知青受到冤屈时，他立刻让刘书记回黑河时过问此事。刘书记当天就用长途电话询问了逊克县有关部门，县里就回答尽快解决此事。如果没有陈尤然和刘书记的直接过问，一连知青受冤情况还会加重。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有或没有上海干部的关心，知青的处境是大不一样的。当时六连始终没有上海干部常住，知青所处生态环境就恶化了。
（六）其他上海干部
除了老陈以外，还有几个南下老干部，如杨浦区原副区长黎亭、刘载洲、吕阿姨等。其中老黎当过杨浦区公安局局长，刘载洲当过卢湾区公安局副局长，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公安”。其他上海干部大部分是中年干部35岁到45岁之间，如卢湾区的程国杰、闸北区的黄英辉、杨浦区的徐财源等，这几位我还比较熟悉。其中程国杰到逊克以前在卢湾区瑞金街道派出所当所长，对淮海路一带的名牌商店了如指掌，没想到后来我的工作单位就在他的管辖之下。黄英辉下乡前是闸北区委办公室主任，在三线时主要和一连知青保持联系。他是上海郊区本地人，一口浦东上海话，“轰杜来下”就是“好大的风”，我经常学他的口音，老黄总是笑眯眯的不生气。老黄每年回上海都要去我家探望我的父母，成了我家的好朋友，大概都是姓黄的缘故吧。“四人帮”被打倒后，老黄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区委办公室主任。徐财源是吴淞分局的公安干部，也是我们一连知青的好朋友。他为人正直朴素，或许是由于长期职业训练的原因，敌情观念比较强，经常和我们分析阶级斗争动向。1973年以后他就调到徐州大屯煤矿去工作了。
有趣的是这群上海干部中有一对年轻人，王祖德和李向东，当时都不到三十岁，李向东可能只有25岁左右。王祖德原来是市财政局的，来逊克后还是上海干部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我觉得王祖德的理论水平挺高的，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和部署，他都能说出一套自己的理解。尤其是1971年秋天林彪事件后，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我们的思想冲击很大。王祖德就会一一分析其中的问题所在。现在看来，他说的有对有错，但是当时对于我却是很关键的思想启蒙，我们经常讨论这些很难说明白的问题。李向东是一个热情向上的年轻干部，身材和相貌都是出类拔萃的。王祖德相貌平平，却内在有才。他们两人在三线恋爱并结为夫妻，是典型的“患难之交、郎才女貌”。李向东和王祖德的上海家在襄阳路新乐路，我去襄阳公园下围棋，还去过他们家。
还有几位上海干部长期在三线制材厂，就是钟鸣、龙启珍、张宗耀等。其中钟鸣、老龙都是从胶东解放区南下的老干部。钟鸣就是钟泓的父亲，他原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秘书，对高层政治比较了解，但是他一直保持低调，很少议论。只是有一次，大约是1972年底，报纸上登载陈丕显公开出席会议的报道。老钟笑着说，看来形势要好转了。就这么一句话，表达了老干部多少期待啊！老龙是上海海关的干部，我也去过他家，就住在外滩海关大楼的楼上。老龙微胖、个子不高，戴副眼镜，笑眯眯的。他经常来一连和我们聊天，有时没事喝点酒，就开始讲他的革命故事，最有意思的是海关缉私烟土的破案故事，听得我张嘴合不上来。张宗耀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是海关学校的老师。 他围棋下得很好，文革前得过上海中学生围棋冠军。我不是他的对手，至少要让我二子，还是输多胜少。小张提出让我四子，我不肯，不是觉得太没面子，而是想从高手那里多学点真本领。总之，制材厂的上海干部特别没架子，知青和他们无拘无束。
1974年以后，北五县的带队干部中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回上海工作，另一部分去了安徽的铜陵和南京的大屯煤矿，还有一部分中青年的上海干部改成上海慰问团，去了黑龙江的兵团与农场。1974年我参加黑龙江省知青代表大会，上海赴黑龙江慰问团总团长是汪明章（时任上海团市委书记）和王一平（原市委书记处书记、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和我们逊克知青代表一起座谈。总的感觉是领导接见的样子，慰问只是形式而已。到逊克慰问团的上海干部只住在县城奇克镇，三年时间里来三线仅一、二次了。慰问团具有流动性，原来北五县的上海干部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地区包括兵团、农场和林场。慰问团和知青的关系就远不如直接下乡的带队干部与北五县的上海知青那么紧密。尽管如此，三线上海知青和上海干部的往来和感情一直没有断过。三线的艰苦岁月，让我们一直怀念着这些和我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的上海干部。
作者简介：黄仁伟（曾用名：黄人伟） 1970年下乡黑龙江省逊克县，1973年入党并任反修公社六连支部书记兼连长。1978年初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后于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博学位。1990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2004年起任副院长，2013年起任该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2017年至今转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上海市美国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