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集公社上海知青见闻
来源:以壁残阳 作者:宋刚刚 时间:2023-06-19 点击:
我到五七办公室的第一次下乡是到胡集公社。那是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听葛主任与办公室老于、老杨他们在议论，要派人到利辛南面的程集、胡集一带去调研知青情况。我乘机提出对胡集比较熟悉，最好派我去。葛主任欣然同意了。
胡集是远近闻名的“猴乡”，当地有多年玩猴的传统。一些老乡从浙江、皖南甚至远至四川、湖北的深山里或捉或买了一些猴子，加以训练，然后在各地街头表演，向观众索取一点零钱，以作生活之用，其实与要饭也差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常常被当作“盲流”遣送回来，猴子也被没收，命运十分悲惨。
胡集在县城正南，到利辛的直线距离大约30里。如果从马店绕道走公路，大约是45里左右，不过班车只能通到马店，从马店到胡集是砂礓铺的25里大路，就需要步行了，还不如从小路摆渡过西淝河方便。我插队的前刘寨正好坐落在从渡口到胡集的大路边上。
我先步行18里回到生产队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再走12里赶到胡集。时间还早，赶集的老乡不多。我决定抓紧在两天时间内多跑几个上海知青点调查。好在我上学的上海市三好中学有不少同学插队在胡集，我以前大都去过，真是熟门熟路。
胡集西南有个永红大队，三好中学下放的上海知青有10多个在那儿插队落户，所以我先到永红去调研。该大队的陈赵生产队原来有4名上海知青，男女各2人，后来两名男知青招工走了，就剩薛自芬和刘萍两位女知青。我去那天，小薛赶集去了，就刘萍一个人在生产队干活。我找到田里，在田埂边站着与她谈了一会儿，了解该大队几个知青点的情况。我听她说到另一个知青点有两个三好中学的同学下放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心里觉的很好奇，就决定去看看。刘萍说，可以陪我一起去。
正是农忙季节，她向生产队长告了假，陪我走了几里路，来到另外一个生产队，找到了那户结婚的上海知青。他们已经与其他上海知青分开住了，队里给了两间破烂不堪的草房，土坯后墙已经朝外歪斜了，看上去比较危险，而且两间房子地面很低，进门需朝下跨一步，下雨天肯定比较潮湿。
两间屋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土桌、土床、土灶，像普通老乡家一样没有一件木制家具。门后乱七八糟地放了一些柴禾，还有一个放山芋干的土屯子。房子光线很暗，只见里面土坯床上睡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
那时，上级号召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既不提倡也不反对知青结婚。当地农民大都20来岁就结婚生孩子了，所以这对19岁的上海知青结婚在农村并不算稀奇。
因为生了孩子，女知青没有到地里干活。她穿得虽然旧，但还比较整洁，见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不一会儿，她丈夫也得到消息回来了。一个中学的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见面，大家都不胜感慨。
我详细了解了他们婚后的生活，以及其他几位上海知青的状况。还好，这个生产队对上海下放知青比较关照，分的粮食基本够吃，他们上海的父母大都隔一段时间也会汇一点钱来补贴，不然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的。
小两口子十分热情，邀请我们在家里下面条吃午饭。我看时间尚早，就执意告辞离开。刘萍送了我好几里路，直送到一条大路口，才与我依依分别。
不料，她年轻的生命实际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这次分别竟成为永诀！
在胡集公社，我走访了好几个上海知青点。各生产队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上海知青生活绝大多数都成问题，个别的连吃饭都难以维持。大家对前途普遍比较悲观，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招工时都“政审”通不过而被刷下来，更是表现出对今后生活的绝望。对此，我当然感同身受，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的上海知青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到过一个生产队，3个上海男知青住在牲口棚边的两间破房子里。他们都懒得出奇，被子和衣服都不迭不洗，凌乱地堆在床上；地上也许多天不扫了，脏得一塌糊涂；吃饭的碗也不洗，锅灶上叮满了苍蝇。我一动，至少有几百个苍蝇轰地飞起来！唉，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啊”！
上海知青中也有非常讲究清洁卫生的。我去了另一生产队，有3个上海女知青在那儿插队。她们3个是亲姐妹，姓花，是回族人。我想，她们的父母好不容易养育了3个如花似玉的姐妹花，到头来却被迫下放在这遥远的穷乡僻壤，不知该有多么牵挂和伤心！
她们同样住的是两间歪斜的破草房，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早就听说回族人是很爱清洁的，男子汉戴的圆帽永远是洁白如新，女子衣服再旧也是干净如洗，显示出高度的文明和教养。她们很讲究礼节，对我十分热情而彬彬有礼。大姐叫花芹莉，身材高挑，大眼睛，高鼻梁，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皮肤白里透红，长的美如天仙，又落落大方。两个妹妹也十分斯文，陪着姐姐跟我说话，话语不多，偶尔插个一两句，好像姐姐是她们的代表似的。大姐给我介绍了生产队里的情况，也委婉地反映了她们生活的窘境。原来她们上海的母亲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所以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实在无法汇钱支援她们姐妹3个。仅凭这一点，我就知道她们过得是何等艰苦的日子了。
我确实无法帮助她们。我知道五七办公室经费十分紧张，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很多上海知青或病或灾到办公室来求援，大都空手而归。我自己也穷得叮当响，就是因为躲避来客才要求下乡的。所以，我只好空洞地安慰了她们几句，说了一些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废话。我知道，她们的心里是非常失望的。我实在害怕看见大姐那双美丽而饱含愁苦的大眼睛！
在胡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到杨桥生产队调研，那里的见闻使我终身难忘。
杨桥在胡集东面大约5里，是利辛县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也是安排上海下放知青最多的生产队。杨桥最大的特点，就是生产队全体男女老少保留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创建的公共食堂！
杨桥最多时有3男9女一共12名上海下放知青。男知青是江永华、邹群、王文群；女知青有胡湘玲、雷小美、章润清、母佩芳等。后来，陈白燕因为是独女而且家庭特困，经批准退回了上海；吴立新想方设法把户口转回了浙江老家农村。剩下的几个与老乡同吃一个大食堂。
我到杨桥生产队的时候，正是晌午老乡们从地里收工回来吃饭之时。生产队长姓朱，50来岁，长得瘦瘦的，但看上去筋骨很好。他对上海知青的评价总体上是满意的，在简单介绍之后，就说大食堂里的吃饭时间到了，邀请我一起去吃。于是，我有幸在那里吃了一顿真正的“大锅饭”。
在吃饭前，他们还得执行一套烦琐的仪式。首先，是所有吃饭的人都要在打麦场边食堂前面的空地上排好队，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一起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是朱队长讲话。他批评了几个不好好干活的社员，照例训斥了一通，然后分配下午的劳动任务。讲完了，宣布：“现在吃饭！”
食堂的饭实际上早就做好了，菜也一份一份盛好了放在长条大桌上。中午的伙食十分简单，黑呼呼的山芋面大馍和大锅菜汤随便吃，主菜仅一样，每人半碗炒豆饼。本来，豆饼是喂牲口的饲料，现在放上辣椒、葱蒜加上油在大锅里炒一下就算是菜肴了。营养大概还不错，就是实在太难吃了。
我问几个上海知青，是不是每天每次吃饭前都要背语录、唱歌？是不是经常吃这样的伙食？他们都作了肯定的答复，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多年后，我听说杨桥的上海知青陆陆续续招工、招生走了，最后两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上海知青也在1978年病退回了上海。在离开之年，大食堂竟然还在奇迹般地维持运转，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