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博回忆：第12章 初期的世博局
来源:记博 作者:季路德 时间:2022-11-08 点击:
季路德
2022年11月8日
第12章 初期的世博局
2003年10月30日，申博成功后11个月，千盼万盼中，上海世博局终于成立了。此后，在2012年4月宣布正式撤销之前，上海世博局是上海世博会的具体组织者，是一切办博工作的逻辑出发点。
一、人员到位
世博局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人员尽快到位。虽然世博办并没有撤销，申博时形成的团队还留在办公室。但是作为世博局，当时只明确了局长、副局长，所有的部门都是空的，没有人，部门不成立，就无法制定和推进新的工作计划。2003年11月15日，周禹鹏副市长兼世博局局长召开第一次局长会议，因为需要有人记录，我也参加了。周禹鹏对我说，今天起，你就是世博局员工了哦。有副局长笑着说，第一个第一个。
如果我这样算是世博局第一个员工，那么第二个就是为了尽快配齐世博局人员，马上从上海市人事局调派来的陈锦田。他当时是市人事局国际处的副处长，还不到40岁，精通英法文。后来他担任了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馆长，和一帮非洲兄弟混得很熟，甚至有个非洲小伙子缠着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锦田到世博局后，招兵买马工作迅速展开。
世博局人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调配——世博办留置人员需要通过调配进入世博局，还要从其他部门调配人员；二是社会招聘。
1、人才规划研究
实际上，2003年中，上海世博办已启动了世博人才规划研究。
2003年6月下旬，在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中，市委组织部下达了全市人才规划纲要（2004年至2007年）研究任务，其中有一个分课题“世博人才规划研究”，责成上海世博办负责。
当时，上海世博办认为，承担这个课题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世博会申办成功后，全市一些机构、企业都很重视与世博会有关的会展人才培养，但是世博会的筹办需要做哪些事，找哪些人来做，大家都不清楚。因此，这个课题既能够指导全市会展人才的教育、开发，更是指导今后7年上海世博局工作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7月初，上海世博办向同济大学世博会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会展经济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美世公司（美）、麦肯锡公司（美）、罗兰贝格公司、科尔尼公司（德）、野村研究所（日）等八家中外研究机构发出了“世博人才规划研究项目任务书”。7月9日起，这八家机构分别介绍了关于这个项目的研究设想，包括研究构思、研究优势、报价、团队等要素。
经过对九个指标评分比较，罗兰贝格、麦肯锡、科尔尼三家外资咨询公司进入第二轮。经过陈述后，世博办选择了参与过1998年葡萄牙里斯本世博会、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策划与营销的罗兰贝格公司，承担上海世博人才规划项目研究。
“人事、人事”，离开“事”，孤立地设计“人”的规划，只是一种抽象。当罗兰贝格研究人员与世博办座谈，希望了解上海世博会的筹办计划时，双方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漏洞。罗兰贝格提出，需要首先对办博工作进行总体策划，然后才能进行人才规划设计——而这样就扩展了原来的课题。此时正在酝酿成立上海世博局，今后7年做什么，是上海世博局考虑的事，上海世博办不能取而代之。于是，罗兰贝格研究的上海世博人才规划项目，虽然继续在沟通，总体上却被搁置了。直到上海世博局成立之后，局人力资源部接手了这个项目，才继续推进，促成罗兰贝格完成。
2、社会招聘
世博局成立之后，即开始考虑社会招聘。2003年11月7日，汪均益主任拜访了市人事局，与王绍昌副局长讨论了招聘事宜。
12月4日，世博局发出“人才招聘公告”。公告称：上海世博局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筹备、举办事务的综合协调机构，目前暂设办公室等八个职能部门，现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部分工作人员。世博局为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原属公务员编制的人员保留公务员身份。公告明确了所招聘的发展战略研究、投融资管理、基金管理、法律事务、项目管理、高级翻译、公共关系、大型活动推介、宣传品策划、规划设计、土地开发、工程建设、文稿撰写与编辑、办公自动化设备、人事培训、劳动工资等29个岗位的级别、条件。
广告发布后，引来一千多位国内外报名者。经过初选、笔试，2004年1月8日、9日，市人事局人才评价中心组织专家对150余名入围者进行面试。
岗位设置中有发展战略研究、文稿撰写与编辑。因为领导要求我关注局办公室和研究中心的招聘情况，我旁听了这两个岗位的面试。其中，关于发展战略研究面试很有意思，我事后写了随笔如下：
“某海归，一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高级咨询师，在谈办博战略时，他认为世博会将影响三个层面，一是推动上海的Market，（想必他用这个词，意思是帮助上海开拓市场），二是调整上海产业结构，三是增强全国中长期的综合竞争力。
“有一位自我介绍说，从小在农村长大，读书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勤奋的。旁人一看就是那种意识到自己出身贫寒，奋力拼搏，对自己能改变现状很满意的人。他认为，研究战略，要靠数学模型讲话。2008、2010年，北京、上海连续举办大型活动，但国外游客不大可能接连两次来中国，因此主要问题是研究如何吸引游客。要搞清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用战略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用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举办效果，再进行评价。
“某博士来自上海市政府机关，称已出版了一本财政学专著，翻译了两本，在国内外杂志发表30多篇。他认为从公共财政角度看，政府不应该对世博会有很大的投入。但世博会是突破上海发展瓶颈、提升产业结构的好机会，应抓住这个机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水平，促进长三角协同发展。这位仁兄的笔试成绩很好，但面试有点紧张。
“一些在国外做过发展战略研究的海归，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环境。一位1993年去美国，曾在一家美国航空公司负责成本控制研究的女士称，她适合做界面清晰的模型分析，在做战略规划时，信息本身的数量、准确性是最重要的。国外研究比较看重数据库，看重定量分析，中国常常是拍脑袋。当然过分倚重定量也不行，十年前的数据不能代表今天。
“还有一位在美国做过企业品牌策划的海归说，美国的研究重视定量分析，IBM每年要花几百万美元做市场调研，而不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位考生交叉着手，目光直逼面试专家说：我不是暗示你们几位，中国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现在中国有不少假专家，一知半解，这种人比无知无解更危险，因为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偏差有责任。
许定当时年逾四十，副教授，研究系统工程，是某公司的董事长。他在2000年就参与了申博工作，还在2002年3月国际展览局来沪考察时，担任模拟考察团成员。他这次应聘，“表示愿意到世博局从基层做起。他在面试时回答了对世博会的认识。他认为，世博会是大的系统，很复杂，但系统元素不强，重要的是系统的结构。办博战略的难点，一是如何从长期着手，程序比措施更重要。二是如何从高处着手，不少计划原定一年，结果会推迟到一年半、两年，大量的时间消耗在调研、陈述、统一认识上，比创新还要费力。三是如何在变化中调整规划。
王剑涛，曾留学加拿大，是这次招录人才中唯一的外籍人士。“他在被问到如何运用控制理论来“控制”世博会时答道，要找出最影响世博会系统的变量、主要因素，需要团队，然后确定一个目标，编制一个模型，进行仿真，找出模型结果与目标的差距，逐步逼近目标。”
1月8日、9日专家面试后，市人事局提供了这154人的面试结果。在此基础上，世博局分管领导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和个人背景情况，选择了42人进行面谈。最终确定24人进入录用程序。
3、组织调配
上海世博局虽然是事业性质，但是世博会从根本上讲，是政府项目。其招展，是以中国政府名义进行的；世博会的很多活动都需要政府高层出席；征地选址需要符合政府的长远规划；筹备期间需要政府出面，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等等。因此，上海世博局的行为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反映在人员结构上，中编办批准的上海世博局，明确是事业性质，有200个编制，其中50个是公务员编制。这样，上海世博局的人员中，有一些是从政府部门或政府背景的企事业单位调配过来的。
上海世博局一成立，意味着上海世博办的使命已结束。当时上海世博办还留有三十余人。经过与这些人员的原单位协商，根据工作需要，最终确定了正式商调、继续借调或聘用等近二十人。
与此同时，在市委组织部和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上海世博局从其他单位商调干部的工作也在迅速进行。
在2004年2月9日举行的世博局局长办公会议上，人力资源部汇报了人员配置情况：通过社会招聘、原世博办留任、市委组织部商调等措施，世博局已确定工作人员60人。其中有17人担任各部门负责人，对这17人的组织考察工作已全部结束。
当时把上海世博局定名为“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是想把这个机构定位于“协调”，就是说，很多事是由全市各单位来承担；而且明确，上海世博局是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执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相当于“办公厅”。因此人员不会太多，总编制定为200个，世博局刚成立时，人员控制在70人之内。我后来担任部长的主题演绎部的两位得力助手，毛竹晨是通过组织调配方式，从浦东新区政府进入世博局，朱航是社会招聘进来的。随着办博工作的进展，单纯的“协调”“办公厅”已不现实，人员也逐步增加。到世博会开幕时，以借调、招聘进入世博局的人数越来越多，全局达两千六百余人。
二、初步成型
1、部门设置
2003年10月底成立的世博局，内设8个部门，其中4个偏于基础管理，即：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法律事务部，还有4个偏于办博业务管理，即国际联络部、公共关系部、建设协调部、市场开发部。2004年9月，又增设监察审计部、上海世博会研究中心两个部门，合计10个部门。其中办公室增挂信访办公室牌子，市场开发部增挂科技推广部牌子。
随着办博工作的迅速展开，人员大量进入，部门设置也不断增加，原有的部门改名或拆分。到2010年世博会开幕前，上海世博局内设机构达到53个，其中局属部门46个，有的部门还有下属机构，全局共有7个属于部门的下属机构。
根据当时市领导的意见，为了提高上海世博局的地位，局长由副市长兼任，各部门的部长定为副局级。不过，上海世博局本身无权解决干部职级，所以当时要求，如果是有关部门推荐来担任部门负责人的，先要在本单位提为副局级。
我当时是正处级，担任局办公室副主任。据说，准备来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是当时徐汇区的一位费姓副区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没有到位。
2、领导班子
2003年10月29日，市政府发出通知，任命周禹鹏为上海世博局局长，汪均益、周汉民、黄健之、黄耀诚、吴云飞、白文华、戴柳为上海世博局副局长。2004年3月，又任命许伟国为上海世博局副局长。2004年5月，任命钟燕群为上海世博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这样的领导班子稳定了两年，直到2006年2月，副市长杨雄分管世博会事务，此后又增加了一些局领导。
我在世博局成立之初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研究中心主任，有较多机会列席局长办公会议。因此相对而言，对初期的领导班子印象较深。当时，从总体上说，办博的条线尚不清晰（在以后的“行动纲要”“总体计划”章节里，我会谈到这个问题），局长办公会议往往开得很冗长，每次会议，五、六个甚至八、九个议题，每个议题，十来位局领导相继发言，每次会议总有几十个人次发言。
我在记录时，常常会对这些领导作一些比较、猜测。有一次，我突然感到，这些人的姓名很有意思，我就写了一篇随笔。当然，当时不敢拿出来：
“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世博局局长周禹鹏、局党委书记钟燕群，都是带领全体成员展翅起飞的。不过，周市长鹏程万里，禹贡九州，钟书记燕语呢喃，关心群众，显然领导风格有所区别。
“汪均益，原申博办主任，他是局长们里的老大哥，擅长均衡各方利益，协调四面八方，在项目起步、班子初建时期，这是一个很必需的品质。汪君曾在一次世博活动中与央视名记水均益谈起两人名字相同，彼均益在此均益前，很是谦虚，连说革命不分先后。
“周汉民，主要负责国际联络，他在申博时就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当然，汉民在国际沟通中不会表现出强悍，但是他在世博会期间，维护国家利益时表现出的坚定性和灵活性，大家有目共睹。后来我得知，周汉民和吴云飞，都是1982年上海市高校三好学生标兵。
“黄健之，主要负责建设规划，这是硬活，质量第一，必须十分重视，时时‘健’之。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黄耀诚，主要负责宣传。所谓宣传，内容要真实诚恳，形式要闪光明耀。耀诚负责宣传，名至实归。
“吴云飞，主要负责财务。财务的要求是明确、清晰，想一想啊，如果帐面上没有一丝云雾，那当然是高质量的哦！犹忆当年京城萨斯猖獗，副总理吴仪临危受命，掌门卫生部，人称‘无疫’。
“许伟国，主要负责监察审计，这更毫无疑问了，伟大的国家需要廉洁的干部。否则，谁来建设国家啊？
“戴柳，世博集团董事长兼世博局副局长，主要负责市场开发和园区运营。商业运作需要有很强的生命力，俗话说无意插柳柳成行，柳是最容易存活的。戴君挂帅的东浩集团，后来投资四叶草，场馆建成之日，某高官称赞‘戴柳很能干’。
“白文华，世博土控公司董事长兼世博局副局长，主要负责土地开发和园区建设。呵呵，一张白纸，在上面规划一个国际文化项目，华采隽永，岂有他哉？
“我很佩服市委组织部的眼光，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选择这些人担任世博局领导的。每个人的条件、特征、品质，很多是由本人积累的，而名字基本上由父母亲决定。因此，这些名字凑在一起，是一个偶然性。回过头看，世博会从申办到筹办到举办，领导班子变化很大，工作人员也从十几人发展到千百人，更多的骨干人才投入了世博会事务的决策和执行。但第一届世博局领导班子的组成，踩出了上海世博会筹备工作的第一步，不管这一步踩得是否准确，他们的名字应该留在历史上。”
今天回想起当年的世博局，除了日常工作之外，还有不少很值得留恋、记录的花絮。
我的脾气很不好。一次，因为世博局领导研究的事，涉及到我，后来发生变化。担心我知道后发脾气，钟燕群书记让她的秘书张奕打电话给我，问我在何处，钟书记要找我谈。我当时正在外面开会，得知钟书记的本意后，我很感动，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会如同以前一样正常工作的。
2004年初，市纪委常委、监委副主任许伟国来到世博局担任副局长。他先到办公室，找我说，“路德，啥辰光有空，阿拉一道去看看‘菩萨’”。我当时一愣，怎么啦？负责纪律检查的领导，竟然要去拜菩萨。许局长看我愣在那里，又问“我们世博局有几个部几个室啊？”原来是走访“部室”，不是“菩萨”！后来我对许局开玩笑说，你刚到世博局时，吓了我一跳哎！
周汉民是申博时担任要职（中国政府驻国际展览局代表）的老领导。他平时对下属比较严格，参加他的会议，一定不能马虎、随意，同时也是享受。他的逻辑思维判断很强，办博时，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稀里糊涂的时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时候，周汉民能条理清晰地进行分析，虽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我们对问题解决的方向、措施，明白了许多。我理解，他对下属的严格，实际上来自他对自己的严格。因此，世博会结束后，他已到达个人事业的顶峰，已无名利可言，他依然做事认真，笔耕不辍，频繁演讲，我是很佩服的。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趣：周禹鹏的座驾，车牌数字是00019，钟燕群的座驾，车牌数字是00091，汪均益的座驾，车牌数字是00307，加起来都是“10”；办公室沈权的身份证，尾号是2010，主题馆部俞力的身份证，尾号也是2010。这些也许都是缘分吧！
3、办公场所
随着人员到位，寻找新的办公场地显得很紧迫。
1999年申博办成立以来，一直是在当时的外经贸委所在地——新虹桥大厦里办公。世博局成立之后，一是考虑到今后办公人员增多、来客接待等需要，原来的办公空间已不能满足，二是要考虑和世博会形象匹配，最好是在浦东园区附近。
2003年10月起，世博办应邀或主动走访了十多所办公大楼，包括金茂大厦、上海大剧院、中国银行。当时有的大楼提出，愿意免费为世博局提供办公室。经过多次走访比较，并报市领导原则同意，12月上旬，确定位于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中心提供约3800平方米办公楼，作为世博局临时办公用房，待浦东世博园区附近条件成熟，再迁到浦东。
经过紧张而基本的装修后，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上海展览中心，楼下大厅是婚纱展，楼上忙忙碌碌很多人走进走出，我们搬进了新的办公楼，上海世博局在那里挂上了牌子。
三、兴奋和迷茫
2003年7月设计的办博体制是“一局两公司”，即在世博局成立的同时，组建两家公司：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即世博集团）、世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即世博土控公司）。世博集团承担上海世博会的会期运行，世博土控公司承担世博园区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兼任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公司的总裁参加上海世博局局长办公会议，这样可以保证两家公司的涉博业务与整个世博会筹备工作融为一体。除此以外，这两家公司在人财物方面与上海世博局没有严格意义的上下级关系。
2004年1月5日，上海世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2004年2月18日，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上海世博局和两家公司成立后，大家犹如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社会的那种心态，都很兴奋，以为只要齐心协力，不怕牺牲，埋头苦干，盼望已久的目标就在面前了。
2004年2月19日，上海世博局召开大会，世博局全体员工（不到60人）和两家公司部门负责人以上干部出席。会上，周禹鹏副市长兼上海世博局局长作了办博动员，他很坦诚地谈了他接受了世博会工作的体会，他说，人的一生会遇到一些机会，可能会遇到贵人，世博会就是我们的“贵人”。他也谈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整个世博会需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要建多少馆，地从哪里来？要争取7000万人来参观，人从哪里来？要争取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参展，如何招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内涵很丰富，如何表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智慧，需要有科学周密的计划。他希望全体人员一起努力，不辜负中央、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托。
我代表原上海世博办留任人员在会上发言。我当时也是很激动，甚至在我发言过程中，谈到我将在2010年退休，周禹鹏插话问我，我都没有停下来，打断了周市长的话，继续说下去。我的发言是：
今天这样的大会，这种氛围，我的记忆中是第二次。上次是2002年9月26日，在申博的关键时刻，投票前七十来天的时候，市领导来到申博办，语重心长地对一百多名申博人员说，我们是脚踏祖国的大地，肩负历史的期望。这是一次临战前的动员。今天，我们也是一百多人，是申博成功后，办博的一次大动员，我同样感到历史责任感。
1999年，市政府决定申博。我和外经贸委的十来位同志，先后在胡仲华、汪均益两位领导带领下，参加了申博。五年来，我非常幸运，经历了基本上所有的重要活动，而且我的工作主要是文字综合，所以能体会到国家申博委、上海市领导、申博办领导的思路、战略构想、工作部署。我和原申博办的全体同事亲身体验了申博精神，许多感人的事迹都是耳闻目睹的。我保留了从1999年以来的工作笔记本，希望以后能写点回忆录，记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但现在我不写，因为申博成功了，我有幸继续留在办博队伍里。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停留，作为上海人，我们遇到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天在这个会上，我要表三个态。
第一，代表原申博办同事表示，一定要继续发扬申博精神。办博工作千头万绪，是巨大的项目群，每个人处在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业务要求。但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同时始终坚持全局观念，注意与方方面面的协调，大家齐心协力，为办博作贡献。
第二，代表局办公室表示，一定要做好服务工作。办公室是为管理指挥系统服务的，我们办公室多数是原申博办的同志，最近又增加了新鲜血液。我觉得这个集体是很团结的，大家都很尽责的。但新的形势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办公室常常跟不上这种需要。我们一定要不断锤炼自己，在文秘档案、综合信息、联络协调、后勤服务等各方面，接受各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第三，代表自己表示，我是党员，也算是老同志了。我自认为对工作是有激情的，但有时候冷静不够，常有急躁情绪。我希望自己能在对工作负责的同时，也要关心同事们，更好地发动大家的积极性，更科学地组织工作。我到2010年正好退休。每次看到倒计时钟，就提醒自己要珍惜剩余的工作时间。一生能投入这么一个重大项目，非常荣幸，甜酸苦辣都是过眼烟云，当我退休的时候，和老朋友一起逛上海世博会，那时我可以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才是难得的体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
但是一年下来，高涨的热情开始微妙了，更多的不是朴素的“撸起袖子加油干”，而是思考、迷茫。2004年9月，结合当时进行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办公室会同人力资源部对全局人员作了一些访谈。访谈结果令人深思：
“全局没有形成合力，上下信息沟通少，有时候断档。需要磨合，办博体系要在前进中逐步完善。但目前的问题是磨合过程太长了。
“刚来时，很有热情，现在或多或少有点失望，政府机关里的一些不太好的现象这里都有。
“大家都很忙，活动一个接一个，但横向协调不够，职能分工不清晰。谁做什么，哪个部门什么任务，要集体决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否则职能部门不知所措，相互关系乱了。各部门之间界面重复，大家都很努力，但不高效；同时又有遗漏。
“办博需要智慧，我们现在对办博规律、方向、策略研究很不够，计划不细致。社会推介如何进行？三招（即招展、招商、招游客）如何考虑？资金流如何测算？
“世博局是协调局，我们更需要的协调外部事务，而不是协调内部，现在都把精力放在内部协调了。
“动迁工作对外要低调，内部要加快。动迁基地一定要在2006年交房，再不开工，要来不及了。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局的有关部门和公司要加强沟通。比如世博会宣传力度还需要精准，现在有的宣传材料不到位；动迁中有不少法律问题，例如外资企业在动迁中遇到的问题；监管制度要切实可行。有些规定难以操作，例如动迁款专用；等等。能否与公共关系部、法律事务部、检查审计部多沟通，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访谈记录，其表述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也透露出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不过这些记录是真实的，不解、疑惑，甚至有点泄气的情绪是存在的。
应该说，上海世博局的员工都来自四面八方，原来相互并不认识。之所以产生内外不协调，不是利益纠纷，更不是个人宿怨。毋宁说，是因为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愿意负责任，却不知道自己责任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顺，实际上是“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不顺。说到底，还是世博会的筹办工作框架不明确。
这种由于框架不明确，导致的不够协调，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外部不协调，是指世博局在整个办博体系中的地位不清晰。中央和地方在办博方面的职责，理论上没有问题——凡是涉及全国范围（如全国范围的宣传动员、各省市参展等），需要中央政府决策的事（如国家发改委立项、外交等）等等，或者是一事一报，请示中央，或者是成立中央层面的办博机构。外部问题主要是上海层面，上海世博局做什么，市委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做什么，当时不清楚。虽然说是“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原来的考虑是“把活儿派出去”，但从当时的局长办公会议、工作会议议程来看，从预算内容来看，上海世博局的工作计划，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我们自己做”的意思。有时候，上海世博局与相关部门联系，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对方会很谦虚地说：一定支持，让我们做什么，你们发话吧——说到底，还是整个办博框架不清楚。
内部，主要是上海世博局和两家公司职责不很清楚。
按照当时的设计，土控公司主要负责动迁、建设等硬件方面的工作，打个比方，就是为世博会提供一个“唱戏”的平台；而搭台以外的活儿，基本上是世博集团负责，比如唱什么戏（软件策划），邀请谁来唱戏（招展）看戏（招游客），剧场如何管理（园区运行），等等。世博局，则负责为了完成搭台唱戏所需的外部环境协调。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遇到了具体困难。
硬件方面，土控公司负责动拆迁，而动拆迁的前提是规划，这个规划，是由上海世博局负责的。当时，申博留下的园区规划需要深化、细化。这需要有个过程，需要国际招标。期间细节，我站在上海世博局办公室的角度，看得不是清楚。但很显然，“规划”与“动拆迁”之间衔接有问题。于是，大家都很着急，有人发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叹。
软件及办博筹备方面，主要是资金问题。如果是办公费用，肯定归入上海世博局机关财务，如果是动拆迁和建设以外的项目费用，理论上是由负责“唱戏”的世博集团承担。但是世博集团本身有自己的财务规则，并非你拿来一张发票，我马上就可以报销的。
2004年，国庆五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市级机关搞合唱比赛。上海世博局很重视，公共关系部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合唱比赛结束，上海世博局得奖，公共关系部副部长杨德林个人垫出的几万元钱还没有着落，后来还是局机关财务先借钱还了个人垫付。
又如，2004年初，市场开发部承担了一个项目，直到12月底，还没有落实费用来源。在年底上海世博局财务“关门结帐”会议上，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陈超说起这事，叹息至今不知道该从公司出帐还是从局里出。激动之下，一向端庄的陈女士有点泪光闪闪。
是不是局计划财务部不努力？当然不是，分管财务的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吴云飞身先士卒，既考虑决策，又过问操作；计划财务部部长王思政，同时兼任市发改委、上海世博局两边工作岗位，若他正在市发改委忙，就通过传真来批阅文件；从申博时起就由市财政局派出担任财务主管的罗虹平均每两天要加一天班。一年来，计划财务部起草、颁布了16个财务管理制度。
在全市层面办博资金没有完全明确之前，上海世博局的机关预算纳入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上海市机管局负责全市90多个市属单位财务，资金总盘子只有12亿。因此年资金用量在亿元左右的世博局，好比是小船上的重载，稍一倾斜，就会影响全盘。事实上，上海市机管局对世博局已非常照顾，拨出足够的资金，力争让上海世博局正常运转。在年末的决算审议中，机管局对上海世博局的一些特殊项目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照顾。
外部不够协调的问题，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也看到了。他的基本态度是，要加强上海世博局的地位和责任。
2004年5月31日，洛塞泰斯在和吴仪副总理会谈时，委婉地提到了上海世博局的工作机制。洛塞泰斯说，新的挑战是上海世博局需要在各方面体现充分的灵活性，上海世博局作为日常管理的机构，要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各方面工作更协调，
吴仪很敏感，听到洛塞泰斯说这个话，她马上说：您说的“灵活性”的含义，我不够聪明，喜欢直来直去，还是请您讲得再详细一点。
洛塞泰斯说：世博局是执行机构，上面有组委会、执委会，举办这样大的事，要依赖政府各部门的支持，这是必要的。但今后问题越来越深入，困难越来越大，因此世博局应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相关领导不能兼职太多，应在一年后对世博局的机构进行必要改革和变化，一定要使其享有充分自主权。现阶段工作我非常满意，但以我的工作经验已看出工作有瓶颈，信息流通不够顺畅，随着新的情况越来越多，应给世博局更多的自主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问题。
2005年2月24日，洛塞泰斯在与周禹鹏副市长会谈时，又提到了世博工作体制。他说：世博会是非常复杂而多变的项目，外界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多的企业、个人以及国家与上海主办方进行接触，提出各种要求与合作，这要求主办方精神和想法都高度集中，同时主办方内部也需要非常好的协同工作，避免筹办过程中的主意或精力分散化。在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时，首先，声音应该来自组委会，然后是执委会，再是世博局，由三方以一个统一的声音向国际社会发布消息或进行交流。在这以下像一些公司如世博集团或者其他一些机构，他们是负责世博会的一些具体的某个方面的事务，如投资、规划或文化交流等，而对外发布及与国际社会交流的声音应该是来自组委会、执委会或是上海世博局。
毫无疑问，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世博会筹办工作刚开始，上上下下都处在摸索中。大家都想解决问题，但是整个项目的工作路线不清楚，各部门的职责没有梳理好。
因此，周禹鹏副市长一方面提出，上海世博局要倡导“开放、创新、激情、融洽”的氛围，另一方面，从上海世博局成立之初，他就要求尽快编制《行动纲要》，用以规范各方面的关系，指导具体项目的推进。
晓 歌 编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