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伟大建党精神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邵雍系 时间:2022-10-05 点击: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经历充分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伟大导师
伟大建党精神首先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1949年3月，毛泽东进北平时说，1919年到过北平，“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曾经和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曾表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书”。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第一次踏上上海这片热土。3月15日，毛泽东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参加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图为会后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他曾说：“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他认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而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之路。
他曾因此受到过博古等人的打击，被污蔑为“狭隘经验论者”“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说，从1932年秋开始，他处境艰难，被剥夺了领导权，于是“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失败教训中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时，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提出：“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接着，他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需要的，但是它应适合中国国情。必须为中共的民族性而奋斗。”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并针对如何进行这一革命的问题，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这一理论适合中国国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从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
在民族关系方面，列宁鉴于俄国各民族大多各自聚居一块，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提出了民族自决政策。而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在地域上是互相交叉的，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状态。因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没有采取苏联的建立民族共和国的办法，而是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俄，列宁也曾提出和平赎买的设想，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实施。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没有采取苏俄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说，“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在1957年2月发表讲话，首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而斯大林时期却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丰富与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恩来在谈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说：“坚持真理是遇到困难的。”他还讲道：“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一代伟人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方面。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提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最初表述。1937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毕森等人时说：“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1941年6月，他在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时指出：“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均有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他曾说：“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他认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而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之路。
他曾因此受到过博古等人的打击，被污蔑为“狭隘经验论者”“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说，从1932年秋开始，他处境艰难，被剥夺了领导权，于是“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失败教训中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讲话时，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与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提出：“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接着，他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需要的，但是它应适合中国国情。必须为中共的民族性而奋斗。”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并针对如何进行这一革命的问题，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这一理论适合中国国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从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
在民族关系方面，列宁鉴于俄国各民族大多各自聚居一块，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提出了民族自决政策。而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在地域上是互相交叉的，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状态。因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没有采取苏联的建立民族共和国的办法，而是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和平赎买设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俄，列宁也曾提出和平赎买的设想，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实施。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没有采取苏俄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提出“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他说，“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在1957年2月发表讲话，首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而斯大林时期却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丰富与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恩来在谈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说：“坚持真理是遇到困难的。”他还讲道：“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一代伟人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方面。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提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最初表述。1937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毕森等人时说：“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1941年6月，他在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时指出：“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均有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起拯救民族的远大志向。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庄严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6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写信给众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呼吁共同抗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中强调：“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新中国的建立“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1949年9月，他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会上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保护群众利益，打好群众基础，增强无形实力。1928年1月，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65年6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红军宗旨，即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布“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1941年，毛泽东体察到陕甘宁边区人民征粮负担太重，于是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问题。1944年11月，美国特使赫尔利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曾表示，“使他感到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得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又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一直勇于担当使命。
大革命时期他身兼数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内都肩负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他不愿留在城市机关工作，而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秋收起义。在井冈山，毛泽东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1965年5月，毛泽东说：“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光辉典范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937年，毛泽东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把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并列是有道理的，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当时就有人说，“还是散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毛泽东在部队离开三湾前作动员时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38年后，毛泽东在回顾当年的艰苦斗争时强调：“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战斗，没有工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不去起来推翻反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啊！”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党的七大上号召全党同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毛泽东的家庭而论，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儿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等人都为革命牺牲了。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针对党内许多同志的担心，毛泽东说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准备坐班房”。重庆谈判期间，我们党的情报机构获悉，国民党中统局某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表面是因蒋常有国事咨询，实际是因为毛、周在中共位居头两席，把他们扣留在重庆可在相当程度上动摇军心，有利于国军总攻。但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仍坚持在虎穴中与蒋介石周旋。
1947年，国民党对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毛泽东带了少量的警卫部队转战陕北，他在六七八3个月里经历了陷入刘戡4个半旅包围的极大风险。小河会议结束后，他连续19天长途行军，又经历了“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大风险。在陕北两个窑洞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在三面受敌、敌我总兵力为10比1的情况下，牵制了胡宗南的20多万大军，有效策应了其他战场，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美国和我们打，“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美国人并不可怕”。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抗美援朝时，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翻译和机要工作。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遭敌机轰炸牺牲，毛泽东在接到爱子阵亡的报告后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后来又对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后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1957年，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所有这些都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一生始终坚持“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对党忠诚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精神。1927年，毛泽东亲自撰写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入党誓词，并带着新党员宣读：“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永不叛党”此后被写入党章，一直保留至今。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将“忠实”规定为入党的五项条件之一。
■毛泽东遵守党纪，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说，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他认为：“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毛泽东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
毛泽东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已是党和红军的领袖。1935年3月10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期间，党中央负责同志在苟坝开会，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周恩来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只好服从”，“但回去一想，还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中革军委即向红一、红三军团发出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毛泽东忠诚于党还表现在勇于进行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时，“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毛泽东发觉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作自我批评，赔礼道歉。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此前，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
■作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多次从不同角度论述党和人民的关系。
他比喻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2年3月，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强调“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因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还提出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他看来，党的路线、立场与人民路线、立场是一致的，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今天也可看作是对“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一种诠释。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主要缔造者、积极倡导者和模范践行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作者邵雍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年第3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
来源 / 《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 / 赵 菲
制作 / 周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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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