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与复旦的故事
来源: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霍四通 时间:2022-07-20 点击:
求学复旦 书写青春
1954年9月，杨福家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开始了从大学生到大学校长的奋斗历程，也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与复旦物理学科的终生情缘。
9月初，杨福家拿着复旦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到学校报到。物理系新生有120人，分成好几个班，他被编入一年级722班，学号是“5410006”。
当时复旦大门正对国权路，北面为当时唯一的一座教学大楼（现在编号为“第一教学楼”）。杨福家一走进校门，比他高一级的师兄包宗明立即迎上前来，帮他拿行李，陪他去注册。杨福家心中顿时感到一股暖意。包宗明是江苏镇江人，比杨福家大3岁，1956年毕业留校，长期从事半导体物理与半导体器件物理的教学与研究。
当时复旦校园很小。教学楼的东面还是农田。隔开一大片农田，有一批正在建造的学生宿舍，就是学生入学第二年开始住的地方。主要教学区是在西边，围绕大礼堂旁边大草坪的四周，有一些二层楼房，以“100，200，300，…”编号。当时的物理系就在200号，但物理基础实验室是在400号楼下，上面就是大礼堂（称相辉堂）。100号是杨福家和他的同事在1958年创建原子能科学系的地方。
刚入学时，学生宿舍都在校园的对面。走出校门，沿着国权路往南走五六百米，首先是政肃路上的第六、第七宿舍，都是两层的楼房，据说过去是给有家属的日军军官住的，每一户楼下一间、楼上两间（有一个小间），还有厨房和厕所。第六宿舍过去叫“淞庄”，是女生宿舍。经过政肃路，在现在复旦附中对面的是男生宿舍，当时称第三宿舍，也是刚从“德庄”改名，物理系男生都住在这里。第三宿舍过去是日军士兵兵营，里面还陈设着可能是以前日本人遗留下的家具（如移门橱柜），制作得很精致，也很实用。房间不大，摆上下铺，一个房间住4个同学。每个房间中每一个同学都有个热水瓶，集中摆放，打开水则由工友负责。工友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就会把热水充满，以方便同学起床洗漱。房间也由工友打扫，学生去上课了，工友把房间全部打扫好，对学生很照顾。德庄下面有一个食堂，学生吃饭都是在这个食堂。国权路上有些小饭店，其中有个来喜饭店生意比较红火，因为比较干净，所以也有老师在那里吃包饭。
杨福家上大二时，搬进校园里面新建成的宿舍楼，他住在8号楼。这个时候每个房间住8个同学。
当时大学生的生活待遇较好。国家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都急需补充大量的革命知识干部。为了适应培养人才的需求，国家投入大量的财力。那个时候大学生不需要缴纳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有12.5元的伙食费。家庭困难的同学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分为甲乙丙三等，一般是三等每月两块钱。每到月底，生活委员就把伙食费和助学金发给同学们。12.5元在当时的情况是相当好的。对于那些从农村来的同学，“进了复旦大学，天天大米白面，顿顿都有鸡鸭鱼肉”，感觉就像天天过年一般。
大学的学习紧张而愉快。每周16节课，包括政治课。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大学外语改教俄文，不过杨福家出于兴趣，还经常到图书馆阅读一些英文原版小说，如狄更斯的《双城记》，还翻译过一些专业资料。他从英语文学的阅读中获益良多。英语不但没有退步，而且借此熟悉了欧美的历史和文化，使得他日后在欧洲留学与人交流时能够得心应手。他后来能够经常信手拈来引用一些西方的文学名著，也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功底。
大学生活虽然衣食无忧，但作为天之骄子，大家都珍惜学习机会，读书都很认真刻苦。一到夜晚，图书馆灯火通明，要去自修需要提前抢座位。同学们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立志为祖国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杨福家和他的同学都很清晰地记得，他们是慕那些著名学者之名而来复旦的。
那时的复旦校园很小，也没有高楼，全校全部建筑面积一共6万平方米，还不到现在复旦光华楼办公面积的二分之一。不过，同学们并没有因为见不到高楼大厦而扫兴，因为他们陆续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
1954年复旦大学的开学典礼在登辉堂举行。登辉堂就是后来的相辉堂。当时大礼堂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复旦校长20余年的李登辉先生。在这里，杨福家第一次见到了校长陈望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开学典礼，并简单讲了话。（开学典礼当在9月初。1954年9月15日，杨西光刚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望道当天在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任教复旦 勇挑大梁
杨福家在复旦读书时期，复旦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委会负责制。陈望道很少干预学校的事务，讲话不多。当时的党委书记是杨西光，副书记是王零。他们实际上是全校的“总管”。
杨西光刚从福建省宣传部长的岗位上调到复旦，但是他很懂教育，思想也比较开明。当时运动很多，但杨西光很讲究策略，尽量减少这些政治运动对学校日常科研和教学的干扰。
1980年杨西光对来京看望他的章培恒说：“那时我就知道办学不抓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不行，不应该搞运动，但不搞运动行吗?我只能运动来时抓运动，运动一过赶快抓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运动的后果能弥补的尽量弥补。那时可真难啊！”
“文革”后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由此可见杨西光的胸襟和胆略。复旦在名校长陈望道、优秀管理专家杨西光的带领下步入了全国名校之列。
进校不久，杨福家就聆听了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报告，他对人才的尊重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杨西光在大会上宣布，党委决定并报市委批准，在校内为从浙江大学调来的苏步青、陈建功两位学部委员各建一座别墅。两座别墅与陈望道校长（也是学部委员）较大的别墅相影而立。这是复旦仅有的3座别墅，它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漂亮的楼房，而是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而杨西光自己只住在普通的第七宿舍内，卧室只有8平方米左右。
大学里最为宝贵的因素是人才。苏步青、陈建功来到复旦，复旦数学系的面貌彻底改观，一跃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系科，在世界上也有它的位置。同样，周同庆、卢鹤绂、谢希德使复旦物理系蒸蒸日上；谈家桢使复旦生物系名列全国榜首；顾翼东、吴征铠、吴浩青使化学系熠熠生光；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朱东润等大学者也都为各自所在的院系增光添彩。
在杨西光和王零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党委不仅看重中老年知识分子，而且极富远见地把眼光投向年轻一代。他们敢用年轻人，敢于放手让年轻人大干一场。于是，杨福家很快就脱颖而出。
1958年3月29日，基于对中长期发展需要的考虑，学校制定了《复旦大学1958—1962年工作计划纲要》，提出要培养100名骨干教师的计划，掀起订立教师“红专”规划的热潮。原子能系甫一成立，就很快制订出本系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要求和大致步骤，在这个基础上，又制订出师资补充和培养规划，对全系教师在今后几年内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任务作出安排。青年教师的“红专”规划经过教研组讨论后正式执行。校领导将原子能系的经验和做法向全校推广。那一年，全校教师都订立了“红专”规划。
当时的副书记王零对杨福家影响很大。王零同志不仅关心大家的思想、关心大家的工作，对老师们的生活都常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原子能科学系成立之初，困难重重，正是王零亲自挂帅，带领几个年轻人攻坚克难。他很少坐办公室，不是整天开会，而是花大量时间于基层，交各种朋友。他不仅知道你本人的情况，还知道你的家庭；他不仅知道教师，而且连教学辅助人员、甚至学生的情况都一清二楚。杨福家后来动情地写道：“这就是当时的党委书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党委书记，这也是复旦当时具有的软实力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高楼大厦！”“我就是在这样负责任的领导的帮助下迅速成长的。这批重点被关照的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复旦的骨干力量，从而使复旦在全国有很大的竞争力。”可见“以人为本”是复旦领导的指导思想，是复旦的优秀传统。这个优秀的传统对今天发展高等教育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960年10月，吴征铠教授调至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后，物理二系的副系主任就空缺了。杨福家当时还只是一名大学毕业才两年的助教，只有24岁（但是仍做了5年助教，到1963年升为讲师）。无论是资历还是年龄，论资排辈的话他都毫无优势，但校领导说：“杨福家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有组织能力，又能团结人，做系主任虽然年轻，但毫不逊色！”学校“不拘一格降人才”，给年轻人以充分的信任，任命杨福家为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系的副主任。同时任命为副系主任的还有几位年轻人，其中包括华中一、秦启宗等。这在复旦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杨福家，他在中学读书一度还是个差生，现在成了大学的系主任，这让过去的熟人吃惊不小。有一天杨福家路过学校操场，他被一位体育老师拉住，“嗨，你这小捣蛋怎么进了复旦?我在布告栏里看到你居然成了副系主任!”杨福家定睛一看，竟然是他的初中同班同学!小时候，他因顽皮得罪老师而一再转学甚至被勒令退学，可不就是非常令人头痛的小捣蛋嘛!站在操场上，杨福家和他的同学一起开心地笑了。
只要德才兼备，就当委以重任，哪怕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儿！这是对当时复旦尊重人才的氛围一个最好的诠释。
这一段经历让杨福家刻骨铭心，33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时，他满怀激情地说：“1954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第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我24岁时被任命为原子能系副主任。我亲身体验到： 复旦大学有着培养青年人成长、为青年人创造机会的浓厚的政治与学术气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复旦这一优良传统。”所以，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03
主政复旦 6年辉煌
从1993年2月到1999年1月，复旦大学校长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杨福家的肩上。在6年的时间里，杨福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带领复旦全体师生，为母校的发展奔走着、忙碌着。在复旦的发展史上，这6年可能只是短短一瞬，但复旦在这个历史瞬间中所迸发出的光彩却是那么绚烂，那么迷人。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在杨福家离职前对他说了两句话：“6年很辉煌。6年你对得起复旦人。”这既是对复旦6年发展的肯定，也是对杨福家个人努力的褒赞。“如果每个瞬间都光彩闪烁，那么复旦的历史必定辉煌。”6年的辉煌开启了复旦进入大发展的新时代。
1993年2月，杨福家在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年多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接受任命后，杨福家一方面感到很光荣，同时又深感到肩负沉甸甸的责任。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中。自从1905年马相伯创办这所大学起，复旦就逐渐成为江南第一名校。在历任校长的出色领导下，经过几代复旦人的辛勤奋斗、不懈努力，今天的复旦，更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现在接力棒传到自己的手上，今后应当把复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
杨福家认为，首先要确定一个鼓舞人心的、合适的发展目标。纵观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和学校，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其目标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调整。树立了一个好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就有可能迅速凝聚人心，激发出隐藏在全体复旦人身上的巨大潜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快速进步。基于对国际高等教育的了解，通过紧张的校情调研，结合国家改革开放的最新态势，他对这个目标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1993年2月25日宣布任命的干部大会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题目就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杨福家说：“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动的时刻并不多，当选院士算一次；现在宣布了国务院对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责任重大。”杨福家按照复旦的基础及复旦人的愿望，提出“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奋斗目标。他指出，当前学校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提高“国家队”的水平上，使它有朝一日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行列。复旦应当以一流的教学、一流的教材，培养一流的人才；复旦应当有一流的科学研究；复旦应当有一流的高技术产业；而一流的教学、科研、实验室和高技术产业，又需要一流的后勤保障系统。杨福家郑重地宣告：“复旦的昨天是辉煌的，明天将更美好。复旦两字意味着‘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一个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在3个月后的校庆讲话中，杨福家作为校长发出号召：“面向新世纪，积极培养青年一代，为把复旦办成国内外一流大学而共同努力！”并确定复旦大学的发展总体目标是： 跨向新世纪，建设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在1993年夏天，经过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正式提出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
杨福家提出“创一流”的目标绝不是心血来潮。早在1986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同志来校视察，就为复旦大学题词：“把复旦办成我国第一流综合性大学。”不久后，谢希德校长就在全校大会上进一步发出“继续坚持教育改革，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逐步把复旦办成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的号召。
经过10年的大踏步前进，复旦大学确立“争创一流”的奋斗目标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争创一流的目标一经确立，就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关于“一流大学学生形象”和“一流大学教师形象”的大讨论，激发了广大师生争创一流的热情。全校各院系对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找出差距，努力赶超，从而在复旦形成各项工作争一流的局面。
1994年1月，李岚清副总理视察复旦时说：“复旦应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他充分肯定了复旦创一流的奋斗目标及与此相关的办学思想。1995年5月，在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为复旦题词：“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总书记的题词，是对复旦大学创一流目标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复旦全校师生创一流事业的巨大鼓舞。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复旦人都永远以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精神去发展复旦的事业。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