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走到“六．一八”
来源: 老知青家园 作者:朱维毅 时间:2022-06-18 点击:
（选自《生命中的兵团》）
中苏边界的总长为7500公里，中间被4710公里长的中蒙边界隔开。根据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批苏军进驻蒙古境内，使中国开始在12200公里长的边界上全部面对苏联军队，边境的安全问题由过去的隐忧成为了现实的大患。作为中国工业战略要地的东北，在国防安全上的地位也变得格外重要起来。
在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发生的摩擦事件虽然不是两军之间的战斗，但在高度紧张的两国关系下，谁也不能断言这些摩擦不会成为引发一场中苏战争的火花。为了预防战争的爆发，加强在黑龙江省的备战布署被提到了中共的重大议事日程。
在“文革”初期，黑龙江省的驻军力量一共只有4个师和3个边防团，总兵力为5万多人。其中沈阳军区23军在牡丹江、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三地各摆1个师，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负责护路、守桥、看守仓库和监狱等内卫任务。和苏联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摆放的装备全面占优的十多个师相比，双方兵力的对比极不对称。
中国如调动大批野战军进入黑龙江省加强边境地区防卫，势必要减弱对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国土纵深的防御力量。若就地扩充驻黑龙江省的野战军部队，在组织实施中又会产生诸多问题，营房建设、装备补给、物资调配、家属随军等一系列工作都很难在短期内跟进。
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权衡再三，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仿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办法，把黑龙江省内两大生产集团（东北农垦总局和省农垦厅）的农场合并起来，将其改造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戍边力量，既可在战时作为防御作战力量使用，又能在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在保证自我补给的同时，为国家供应粮食。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屯垦戍边”的业绩积累，在国界面临危局之际开始显示出作用。
多年来在黑龙江农垦系统聚合起来的复转官兵，既有作战经验，又有生产经验，如果在这一基础上再补充一批新锐力量，就可以让农场系统把确保边境和粮食安全这两副担子一肩挑起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黑龙江省先后出现过两个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兵团成立于1966年，叫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个兵团成立于1968年，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中苏边界日趋紧张的局势，向中央正式提出在黑龙江省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于1月15日召开会议，确定向黑龙江垦区补充一批有作战能力的复转官兵，以插入农场的方式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工作。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下达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并责成沈阳军区在所属部队中挑选一万名复转官兵组成两个农建师，分别派赴黑龙江省东、西两大备战要区：黑河地区和合江地区。
1966年3月，10769名复转官兵分批抵达黑龙江垦区，被直接安插进29个边境农、牧、渔场。出于准备战争的需要，这支队伍在组建时经过了严格挑选，要求达到“三个90%”：90%的党团员，90%的“五好战士”，90%的正副班长。按照这种标准组建起来的两个新农建师，无疑是黑龙江垦区里的一支新锐备战力量。放在黑河地区的农建第一师辖四千余人，称黑河1师，放在合江地区的农建第二师辖六千余人，称合江2师，两个师共辖9个团24个营94个生产队。他们在北大荒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66.3转业官兵”。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并表示支持“红卫兵”之后，垦区各农场纷纷成立起“红卫兵”组织，他们从“破四旧”和“革命大串联”起步，逐渐发展到“造反”夺权的行动，斗争矛头直指农垦管理体制。以8月份的虎林“炮打司令部”的万人大会为起点，各分局、农场、生产队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
从1967年2月开始，运动开始转入夺取农垦系统管理权的阶段。打响第一炮的是查哈阳农垦局“造反派”的“二九夺权”，接踵而至的是九三农垦局的“总攻击大会”、虎林农垦分局的联合夺权、赵光农垦局的“红卫兵夺权”……
伴随夺权行动的，是对旧有权力机构及其执政路线的否定和批判。从1967年10月开始，揪斗管理者的浪潮波及到了农垦系统的最高管理者，以农业部副部长、东北农垦总局局长张林池为首的一批总局最高管理者被“造反派”拉到各农场进行巡回游斗。所到之处，一般都有当地农场的领导人陪同接受民众的“革命大批判”。
1967年6月15日，“东北农垦总局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成为了垦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原本被国家作为戍边精锐力量投入黑龙江垦区的“66.3转业兵”，在到达农场刚几个月后就陷入这场政治乱局，不但失去了加强战备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还被形势转化为助推垦区“文革”运动声浪的骨干，他们组成了“六七一三造反团”、“六六三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意气风发地加入了争夺农场权力的“造反”行动。
“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迫使国家动用军队来稳定大局。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承担东北防务重任的沈阳军区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出大批军人进入东北社会各领域执行稳定局面、消除“派性”、重建权力机构的任务。后来成为兵团5师政委的高思，就曾以嫩江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1967年11月率“支左”部队进驻查哈阳农垦局。
在“文革”乱局中，“支左”的使命只有军队才能有效胜任，这就迫使这支以守土为责的中国武装力量无法继续专注于实战能力的提高和面对强大境外对手的战争准备。
在“文革”明显弱化了黑龙江省戍边局面的同时，苏联却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把中苏边界上的争端推到军事对抗的边缘。
从1966年开始，苏联在中国抚远三角洲东、北两侧的黑龙江主航道布署了炮艇，禁止任何中国船只通过。
从1966年9月5日开始，苏方在一个月内先后出动88艘次艇船，驱赶在乌苏里江上作业的中方渔民，制造争端事件139起，中国渔民被抓捕9人次，被殴打6人次，被水枪喷射48次，渔船被冲撞6次，5340米渔网被拉走或割破。
从1967年夏天开始，苏军人员多次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暴力驱赶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
1967年9月3日到10月10日，苏方在乌苏里江上出动军艇70余艘次干涉中国渔民生产，制造争端事件200余起，中国渔民被殴打16人次，遭绑架13人次，5次被水枪喷射，3次被打信号枪，一次被冲锋枪射击，渔船被冲撞36次，撞坏31只，4967米鱼网被损坏。
从1967年11月开始，苏军人员连续在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驱赶中国渔民，并在1968年1月5日出动装甲车撞死和轧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截至当时在中苏边境争端中最严重的一次流血冲突事件。
这个新的兵团要能够很快终结垦区内部的政治派别之争，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一支具备实战能力的戍边军事力量，看守住苏军可能侵入黑龙江省的所有通道，同时还要保持住黑龙江垦区继续向国家大批供粮的能力。处于“文革”乱局之下的黑龙江省内的政权和军力，显然无法独自把这个重大使命承担起来。
从地方部门来说，全面陷入“文革”动乱的管理体系已失去建设这支庞大队伍的能力。从军事部门来说，省军区的力量组合和作战效率也难以胜任这一庞大作战体系的构建。形势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站出来组建和指挥新的兵团。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后于3月23日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军方终于又有了一个可以共商戍边大计的省级对话伙伴，沈阳军区很快派出副政委李少元赴黑龙江考察重组兵团的条件，其后与省革委商讨了重组兵团的思路，并由省军区和省革委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书面建议。
1967年12月19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示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兵团筹建会议，提出兵团组建方案。
在沈阳军区的支持和配合下，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1968年2月23日正式成文《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方案》。由于中央指示的接受方是黑龙江省，在方案中谈到的兵团名称还没有“沈阳军区”的字样，关于新兵团的领导者，方案建议“兵团司令员、政委拟由省军区首长兼任”。
2月24日到3月3日，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方案。到会代表来自老兵团的黑河1师和合江2师、东北农垦总局农场和省属农场、相关地、市、县的行政机构、军分区和人武部，共计326人。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讨论协商，组建新兵团的方案获得通过，原定由黑龙江省和省军区主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变成了由沈阳军区主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3月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党委提交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筹建情况的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兵团的首脑机构拟设于哈尔滨，成立后将接管属于东北农垦总局的38个农牧场，属于省农垦厅的51个农牧场，3个国营渔场和隶属于北京市的原兴凯湖劳改农场，加在一起共管辖93个农、牧、渔场。在建制上，兵团拟将这些农、牧、渔场编为5个师。
第一师由黑河地区20个农场组成，耕地156万亩，人口6.2万，其中职工2.2万人，全师编为7个团，18个营，154个连。
第二师由合江地区松花江以北的11个农（渔）场组成，耕地232万亩，人口为11.4万，其中职工4.7万人，全师编为10个团，5个营，208个连。
第三师由友谊农场等17个农场组成，耕地410万亩，人口为25.9万，其中职工9.5万人，全师编为15个团，27个营，409个连。
第四师由虎林、密山、兴凯湖等14个农场组成，耕地198万亩，人口为12.5万，其中职工4.2万人，全师编为12个团，9个营，231个连。
第五师由嫩江地区地九三、查哈阳、克山等22个农场组成，耕地243万亩，人口为11.6万，其中职工3.9万人，全师编为11个团，17个营，222个连。
同时，兵团还要将位于黑龙江省东、西两大农场群之间的三个地理位置相对独立的农场分编为3个独立团，归属兵团直接领导，其中：
在嘉荫的双河农场编为独立1团，辖23个连（耕地17.8万亩，人口8千，职工2600人）。
在铁力的十一农场编为独立2团，辖16个连（耕地12万亩，人口6千，职工2000人）。
在安达的红色草原牧场编为独立3团，辖6个营30个连（人口1.8万，职工5000人）。
这样，兵团共辖5个师，58个团，82个营，1293个连，掌管耕地1280万亩，人口总数70.7万，其中职工为25.5万人。
这份报告还提出：在哈尔滨附近的红旗畜牧场和望哈农场编为兵团机关直属农场。
这样一来，黑龙江省属农场就剩下了15个，总面积不足100万亩。对这些农场的去向安排是：由省革委作主将其下放给所属县政府领导。
由于组建兵团的第一要义是应对日益紧张的中苏边境局势。这份报告的内容很少涉及在成立兵团后的具体生产布署，只在结尾处表示要“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夺取组建兵团头一年农业生产更大丰收”。报告中的更多内容集中在对组织战备武装，以及界定兵团成员身份的阐述上。
按照这份报告，兵团的备战力量应分为两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武装值班分队，这支队伍平时参加生产，开展军政训练，并“配合部队和专政机关防空、防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边防；战时和广大民兵一道，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进行游击战，坚持就地斗争或机动执行任务。”
第二层级是军事化程度较低的民兵，这些人“首先要政治可靠，结合考虑年龄、体质等情况，参照民兵条件组成。”
报告建议：“凡适合民兵条件的农场职工（包括在场内作长期临时工的职工家属），都可列为兵团战士”。同时，报告对兵团下属人员做出了三种身份界定：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和就地改造人员。报告中说：“对老、幼、病、残不适合当兵团战士的，可作为兵团职工。兵团值班部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政治、身体条件大体都相当于服兵役条件。对政治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人和没有户口的临时工，暂不列为兵团战士。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应监督劳动，就地改造，一律不得列为兵团战士。”
对于兵团的管理结构，报告建议“生产建设兵团，受沈阳军区领导。根据沈阳军区指示，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代管。兵团对师、独立团实行垂直领导，各师、团、独立营同时接受所在地、市、县革命委员会有关政治思想、方针、政策、防火救灾的领导和监督。团（独立营）所在地，由当地革命委员会设立一级政权组织，对政治、文教、商业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兵团有关边境涉外斗争问题，接受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统一指挥。”
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对上述报告的内容表示同意，并指示“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属农场中，哪些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与省军区商量确定。”
这个决定了几十万知青的北大荒之路的高层批示，有两个让当今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编号为“中发（68）98”，签发日期为6月18日，加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具有最高动员效力的“照办”二字批示，一个在黑龙江军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味的名词出现了，它叫做“6.18批示”。
“6.18批示”催生出了一个被纳入解放军编制体系的省军级庞大集团。这是一个从规模到形式都是在黑龙江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屯垦戍边组织。它主要由近百万农业人口组成，却承担起了准备应付外敌入侵的备战任务；它以种地打粮为日常主业，却由一批对农业生产基本陌生的军人来管理；它地处中国最北部边陲地区，却集合了几十万来自内地的军事、农业和文化人才。特定的历史，把几个原本很难集结于一处的几大群体合成为一个整体，他们是：70多万老垦区人及其家属、30多万城市知青、3千多名来自沈阳军区的现役军人。
兵团在组建时共编5个师58个团，至1976年2月兵团撤销时，共编65个团。这些团以小兴安岭为界分布在北大荒东、西两大区域内。东区的2、3、4、6师各团密布于三江平原，防范苏军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东线跨过边界。西区1、5师各团的布署分为南北两线，北线有1师数团沿黑龙江排开，扼守从大、小兴安岭之间通向齐齐哈尔的战略通道，南线有5师各团和1师数团作为二线防御力量，同时负责防范苏军经大兴安岭由西向东进入黑龙江省腹地。
要办好兵团，首先需要把各级管理者动员起来。1968年6月30日，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在哈尔滨召开宣告兵团成立的两千人大会。沈阳军区派40军副军长颜文斌率20多名军人到会。这次会议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做“学习、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批示的连以上干部代表大会”。大会历时一周，在内容上除了宣布中央“6.18批示”、介绍新兵团的编制和任务、宣讲成立兵团的意义、搜集各方意见和反映之外，还两次召开批判大会以彰显兵团在政治路线与前农垦系统的不同。被批斗对象是原农垦部副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东北农垦总局党委第一书记兼局长张林池和原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操犂。
在兵团的组建过程中，最高权力机构的确立是首要环节。兵团的指挥权事实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最高指挥权，由不常驻兵团的人员兼职挂帅，另一种是日常指挥权，由常驻兵团的人员专职行使。
在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兵团成立大会期间，第一种指挥权已确定归属。1968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三个不必参与兵团日常管理工作的领导人：
省军区副司令员兼省革委副主任汪家道兼任兵团司令员；
省革委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潘复生兼任兵团第一政委；
省军区第三政委郭强兼任兵团第二政委。
这三人在军队建制中全部隶属于沈阳军区，履职地点全部在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给他们赋予兵团管理的最高话语权，对兵团在执行生产与战备任务的过程中和黑龙江省地方政府的合作与协调比较有利。1969年8月，郭强的兵团第二政委职务被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少元替代。1971年9月，潘复生的兵团第一政委身份被撤销。而汪家道兼任兵团司令员的状态一直被保持到1976年兵团被撤销之时。
统领兵团日常工作的任务由军人承担。这就涉及到一批军人的调动及其任务的转换。这些人要把农场结构改变为军队建制，要把几万农工组建为一支备战力量，要承担起对自己来说全然陌生的大农业生产的指挥任务，在战争准备上还要从作战的核心位置转移到配合野战军的位置。这一切变化，决定了对这些干部的任命远远要比任命两、三个人兼任兵团领导更费考量。直至兵团成立3个月后，兵团日常工作的主官人选才被落实。
1968年10月9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对兵团日常工作主官的任命：
黑龙江兵团当家人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
40军副军长颜文斌担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曹子平、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部长刘竹轩和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屈太仁担任副司令员。
辽宁省军区副政委程克廉担任兵团第一副政治委员，原东北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蒋寿鹏和绥化军分区政委李子文为副政治委员。
鉴于兵团的人数规模和任务的综合复杂性远远超过部队的一个军，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又向兵团派出4名军政主官：副司令员增派了王统和臧公盛，副政委增派了蒲更生和何槿。
1970年3月，外长山要塞区政委任茂如被调入兵团担任政委，原第一副政委程克廉于次年5月调回沈阳军区，兵团由此开始了由颜文斌、任茂如一武一文两位少将级军人共同主管的历史。
兵团的成立，让北大荒迎来了两批新人。一批是来自沈阳军区的3500余名现役军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在1973年10月9日的一次会议讲话中确认了这个数字），另一批是来自全国多个城市的30多万知识青年。尽管这两支队伍的人员来源、经历和在兵团的身份截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一些共同之处：都脱离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都面临着全新的责任，也都看不清楚自己未来将走向何方。
在组建初期的兵团的管辖区域里，共计25.5万名农工耕种着1280万亩土地，人均耕地面积50.2亩。按兵团所辖的70.7万总人口计算，人均耕地则为18.1亩。和黑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5亩的情况相比，兵团管控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农业生产系统。
此时，黑龙江农场的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垦区位居首位，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对人力规模的需求逐步减少。就一般农业规律而言，派3000多以打仗为己任的军人来管理垦区，让30多万城市知青加入以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北大荒垦殖活动，这都是违背常理的移民布局。但是在东北边界面临战争危险、城市中的过剩就业人口需要由农业予以消化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种布局又有着充分的理由：大批新来移民不但可用于对垦区农业、工副业和基本建设的扩充，还能在军人的塑造和指挥下成为一支备战生力军。在由特定时代造就的特殊的人员供求关系下，一个面向北大荒的新移民潮开始涌动起来。
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历史的产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言之，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管理的两大特点的必致结果，其一是经济政策的计划性，其二是人口政策的非计划性。
经济政策上的计划性，一方面导致国家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缺乏内生动力，无法扩大对就业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抑制了私营经济的膨胀，封堵住了城市人口以自主创业来解决职业去向的去路。
而人口政策上的非计划性，则造成了中国在近20年和平时期里的人口激增，这个数字在1949年为5.42亿，到1966年上升至7.45亿。在国家经济总体量没有明显变化的同时，17年内中国的人口增加了37%。这多出来的2亿人，已超过了和中国领土面积相近的美国在1966年时人口总数。
化解这两大问题的出路，是改变经济的体制和结构、建立新的劳动管理制度、管控人口规模的膨胀，如果此路不通，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让中国的农业来吸纳日益庞大的社会待业大军。对农村青年而言，办法是留在农村，对城市青年而言，办法是上山下乡。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1955年。当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国家倡导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在结束学业后返乡务农，为此毛泽东专门做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指示。第二件事是共青团中央发出了一个“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的号召。
1956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城市中小学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被正式纳入了国策性的就业安排。
1961年，“3年自然灾害”进入尾声，农村普遍缺粮，城市经济不振。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办法中规定：从1961年起，每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精简职工800万，力争在3年内恢复到9900万左右的城镇人口数目，并提出全国城镇人口此后只减不增的原则。这个原则自中国在1958年制定《城市户籍管理条例》开始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城镇人口可迁移到农村，农村人口不可随意入户城镇。
那么，从城镇中应该迁出哪些人员呢？答案很清楚，就是那些城市就业市场无力消化，又面临职业选择的中学毕业生。把他们送到农村去，一方面可以化解城市就业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务农来化解粮食供不应求的矛盾。
196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林办公室《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的报告》，首次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并开始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会上要求各地编制1964年至1979年15年安置规划，以便国家整体计算出安置下乡的人数和分年人数。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3年8月19日批转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已显示出国家对安排城市知青下乡的总体设计思路。根据这个报告，建国后出生的孩子在15年内将分批达到劳动年龄，仅200个左右的大中城市每年就约有200多万人。其中除去参军、在城市就业和自动下乡的人以外，估计每年需要由国家安排100万左右的人到农村去。
10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一设想又做了补充，提出要在今后18年内安排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0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
1964年1月16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6年爆发的“文革”，暂时中断了正在日渐高涨的知青下乡浪潮。至1968年底，原本应该在1966、1967、1968年升学或就业的三届中国初、高中毕业生被积压在了中学的校园里，对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呈送《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全国1966-19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
全国性知青下乡运动已成大势所趋。“下乡上山”的说法从此被改成了让一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上山下乡”。
面对在等待出路的过程中开始日益躁动，同时又不乏理想主义色彩的400万“老三届”城市中学生，中国需要一个最具权威性和号召力的声音对他们发出奔赴农村的指令。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民众普遍视毛泽东为精神领袖的年代，这个圣坛钟声一般的最高指示产生了异常强大的号令效果，一股从城市走向农村的全国性移民浪潮随之掀起。
当上山下乡成为众多城市知青在就业上的不二选择时，前往挣工资的农场显然要比去挣工分的农村对人们更具吸引力，而北大荒农场的戍边责任，又在深具国家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城市青年中平添了几分向心力。
至今人们仍习惯于把曲折、鞠颂东等10名北京知青在1967年10月9日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行动，视为全国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序曲。但很少有人知道，和他们在同一个月出发下乡的还有哈尔滨市的上百名中学生，他们的目的地是黑龙江东部的858农场。1967年11月到12月之间，北大荒又迎来了约三千名自愿下乡的北京知青，分别被安置于双鸭山农场、852农场、291农场、和平农场等地。
从196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绿色客运专列从不同出发地驶向中国版图最东北端的边境地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专列。
据兵团军务处统计，在1968年以前到垦区农场的城市知青约2万人。而在1968年一年时间里，各地来到兵团的知青就高达10.5万人，1969年更是达到了15.7万人，一举打破了由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创造的在北大荒农垦史上一年内移民人数最高的记录。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究竟接收了多少城市知青？对这个数字至今有很多不同说法。举例而言，截至到1972年底的统计说法有
30万人（《黑龙江国营农场志》）；
31万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
31.5万人（《中国知青史》）；
截至到1976年2月兵团撤销的统计说法有；
36万人（《亲历兵团》）；
39万人（《黑龙江史志》）。
综合以上这些说法，兵团接收知青的总数应为30万至40万人之间。至于人们常说的那个“54万人”，实为在黑龙江省下乡的知青人数总和，在此不议。
在研究“二战”历史时我发现，重视数据收集的欧洲人常常会把大战中的负伤、死亡、被俘和失踪人员的数字统计到个位。与之相比，以万为计数单位的兵团知青人数统计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即便如此，上述数字之间的差异也大得惊人。
和这些数字相比，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兵团时期的人事部门的统计结果，在这方面，我在历史资料中查询到的两个数字非常重要：
1968年以前，即将属于兵团管辖的垦区共接收了19381名知青（引自兵团军务处的1969年3月职工统计表）；
从1968年初到1970年8月，兵团共接收知青299988人（引自兵团军务处1970年8月21日统计表）。
把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至1970年夏季由兵团管理的知青约32万人。
在1967年至1970年的同时期内，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约为573万人，其中下放到国营农场的有112万人。这也就是说，黑龙江兵团在此期间接收的知青，占全国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5.6%，占国营农场系统同期接纳总数的28.6%。以接收单位而论，黑龙江兵团知青是全国最大的一支知青团队。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庞大的团队究竟有多少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据说”、“估计”、“应该是”……都不足为凭，我们必须查到在兵团撤销时，由兵团本身给出的统计数字。
原始的统计资料已无处查询，但在一份由兵团党委在1975年12月30日写给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并转国务院的正式报告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份报告说：“1968年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先后有32.5万多人从京、津、沪、浙、哈等大中城市来到兵团，其中北京下来8.7万多人；上海下来7万多人；天津下来3.8万人；浙江省下来1.5万多人；黑龙江省下来11万多人。”
报告不仅给出兵团自1968年到1975年底接收知青的总人数，同时还按照知青的来源地进行了数据归纳。由于在此报告提交两个月后（1976年2月）兵团即遭撤销，这份文件所给出的兵团知青人数应该被认为具有最强的的总括力和权威性。
加上在兵团成立之前已来到相关垦区的2万名知青，曾投身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地城市知青的总数就出来了——34.5万人。
34.5万人的结论对我来说依然不够精确，但这是历史资料对兵团知青总数的最可信的交待。
从1968年至1970年8月兵团接收的30万知青的来源情况(依据兵团军务处1970年8月21日统计数据绘制)
其中从黑龙江和北京到兵团的人最多，分别为9.72万和8.44万，上海知青少一些，总数为6.41万，天津知青更少，为3.87万人，而浙江省只派遣了1.56万人。从下乡的时间看，大部分黑龙江知青于1968年抵达，大部分北京和上海的知青于1969年抵达。浙江省首次派遣知青的时间比三大直辖市迟后一年，从1969年起开始向兵团送人。1970年，北京停止派遣，黑龙江省的派遣人数大幅度降低，而上海、天津、浙江继续成规模派遣。总体上说，知青的抵达兵团的高潮出现在1968年和1969两年。从1970年8月到1976年2月兵团撤销，兵团又接收了2.5万名知青。
那么，印刻在兵团34.5万名知青心中的“北大荒”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历史上对东北平原的淘金式移民开发，在时间上存在着一条递进的线索，在规模上现显示出一个递增的规律，在地理上则反映出一个由南向北的推进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辽宁和吉林这两个地区先后摘去了“大荒”的帽子，黑龙江省的南部地区也逐渐发达起来。移民越向北走，寒冬越漫长，环境越险恶，生存越艰难，开发的步伐也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那一大片处女地就是北大荒。这也就是新中国的军垦为什么必须指向这里的原因。
有人把三江平原称为北大荒，有人把黑龙江省国有农场所占区域称为北大荒，也有人把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在黑龙江省北部造成的冲积平原称为北大荒。
那么，究竟哪里是北大荒呢？
要定义北大荒，就要追溯到这个汉语词汇的原始含义。传统中的“北大荒”，特指北部荒凉之地，这是一个只有大致的地理指向，没有精确的区域界定的非行政区划的概念。
如果把最迟开发的三江平原定义为北大荒，则在地域和时间的划分上难免失之狭隘，因为在开发三江平原之前，黑龙江北部的其他地域并非全部开发殆尽。
如果把黑龙江垦区农场的管辖区域定义为北大荒，人们就无法为穿插于各农场之间的农村土地赋予区域属性，身处农场之间的农村居民不会认为自己不在北大荒。
如果把历史上长期待垦的平原沼泽定义为北大荒，又势必要在这个概念中排除掉在平原和山地之间的那些地区，但是人们很难在从平地爬上一座山上之后认定：我的脚下已不是北大荒。
相对于辽河平原南部的“南大荒”而言，“北大荒”最早是对现黑龙江省域的泛指。随着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北部地区的日渐繁荣，北大荒逐渐成为了对黑龙江北部荒凉地域的一个统称。它应该包括嫩江流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三江平原、穆兴（穆棱河与兴凯湖）湖积平原等平坦地区；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等凸起山地；从平原向山地过渡的漫岗和丘陵地区；还应该包括在这片广袤地区内的水域。
由此定义北大荒，既符合它的历史含义，又能让黑龙江省北部土地的所有垦殖者找到共同的情感归属。北大荒，对外人来说是一个既有风雪苍凉，又不乏雄浑之气的神奇地域，而对于许多把人生宝贵年华奉献于此的新中国垦殖者来说，它是深刻于心的永恒家园。对于亲历兵团的知青和军人们来说，构筑这个家园的时间起点就是1968年6月18日——兵团组建的日子。
历史走到“6.18”，是无数偶然和必然、天然和人为、历史和现实的事物累加而成的结果。当我们把由此而生的一段北大荒故事置于历史大视场之下时，我们会更容易读懂它，体味它，并思考它对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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