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外交之光的一届世乒赛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吴新民 时间:2022-03-31 点击:
庆祝柬埔寨运动员柯武(前排左三)的生日,前排右二为金勇,后排左四为作者
作者与美国运动员科恩在机场合影
1971年6月在平壤宾馆前合影。前排左二起:宋中、赵正洪、韩念龙,后排左三郗恩庭
后藤先生(左)与庄则栋、林惠卿愉快交谈
 
      ◆吴新民

      这是一次神奇的世界大赛。

      在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不仅诞生了闻名遐迩的中美乒乓外交事件,还发生了三件精彩的外交轶事。这些特定年代的特定做法,体现了以毛主席、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伸张正义的大国担当,高超智慧的处置技巧,以及守信践诺的崇高品格,迄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外交光芒。

      后藤钾二

      历经波折 邀请参赛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由国际乒联主办的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时任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的后藤钾二是筹备此届世乒赛的主要负责人。在此之前,中国已缺席了两届世乒赛。作为中日友好人士,后藤先生从筹备之初就萌生了邀请中国队参赛的愿望。当然,后藤还藏着一份“私心”。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不满20岁的他曾作为军中后勤人员在华待了三年,对此他一直心怀愧疚。这次世乒赛在家乡举行,能把中国队请来为中国重返国际乒坛做点贡献,也算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补偿。

      可是,由于当时的沟通渠道闭塞,后藤先生一直找不到突破的方向。转机出现在1970年的10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日本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时,对团长中岛健藏特意提到了后藤钾二先生,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请中岛团长带去问候。周总理在会见时特别指出,中日体育交流可以以中国邀请的方式来实现,似乎暗示着中国重返国际乒坛的可能性。

     后藤钾二显然捕捉到了这一积极信号,他马上行动起来。虽然遭到了日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和干扰,甚至还向他寄来夹有子弹的威胁信,但后藤先生决心已下,他草拟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协议草案,在1971年2月5日专程赴北京,与中国乒协等机构会面,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

      然而,在那个“极左”横行的年代,经过三轮谈判,仍未谈拢。就在后藤钾二结束访华的前一天,转机出现了!周总理在听取会谈情况汇报时,很不高兴,指出:“凡事需要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于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在日方原拟文本的基础上,双方正式签署了协议。中国承诺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并当即向国际乒联正式报了名。周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们。

      中国的支持让后藤先生信心满满,直接从北京转机去新加坡召集亚洲乒乓球联合会执委开会。后藤遇到的是一番恶战。有的执委借故退出了会议,余下的则开始了对后藤先生和日本乒协的围攻。结果只有日本一票赞成,新加坡执委弃权,其余十票均反对。后藤钾二愤而表示:“这个会长我不当了!”转身离场。尽管未能如愿,但后藤先生无怨无悔。在返日的飞机上,他对秘书说:“我至少实现了对周总理的一半承诺。”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未雨绸缪,已经准备了替代方案帮他完成另一半的心愿。1971年11月,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北京举行了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并在会议期间商议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组织。1972年5月7日,由中国、日本、朝鲜等16个国家乒协发起,正式成立亚洲乒乓球联盟这一替代组织,并得到了国际乒联的承认和支持。于是,旧的亚乒联便不宣而散,土崩瓦解了。可惜此时后藤钾二因心脏病病发已去世。

      2007年10月,笔者随中国乒乓球友好代表团访日,后藤钾二的女婿、曾任亚乒联盟主席的后藤淳专程从名古屋赶来东京与中国乒坛老友相遇。推杯换盏之间,他激动地说:“没有周总理的鼎力相助,先辈的努力也不会成功。周总理才是中日乒乓友好交往的奠基人。”一番感慨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庄则栋

      比赛弃权 震惊乒坛


      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之路并不平坦。3月10日,国际乒联邀请朗诺集团派队代表柬埔寨参加世乒赛,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朝鲜等友好国家抵制参加这届世乒赛,这给中方出了难题。一方面,支持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中国的基本立场,责无旁贷;另一方面,我们已与日本乒协签订了参赛协议,并已向国际乒联报了名,契约精神是我们的基本道义。两难之中,周总理提议听取国家乒乓队教练员、运动员的意见。

      围绕“去与不去”的两次座谈会上,队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庄则栋认为应该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主张不去;徐寅生、李富荣则认为,我们既然已同后藤先生签订了参赛协议,应当履约。3月14日晚上,周总理在听取了座谈结果的汇报后,果断地表示:“现在是拍板的时候了!”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提出了一个极具外交智慧的方案,核心内容包括:由中朝等乒协向国际乒联提出建议,要求驱逐朗诺集团和南越西贡政权派队参加本届世乒赛,接纳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北越派运动员赴会。同时,如在比赛中遇到来自金边和西贡的球员,中国选手则用“弃权”表达立场。3月15日上午,总理亲笔撰写了该方案提交毛主席。当天下午,毛主席就批准了这一方案,并批示“我队应去!”

      这正是一个原则与灵活共蓄、斗争与务实并存的巧妙办法。3月20日,中国队如约来到了名古屋。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男队披荆斩棘、有惊无险地夺得了冠军,女队则夺得了亚军。但在单打比赛开始后,意料之中的局面出现了,而首当其冲的竟是中国队头号主力、曾经连续夺得三届世界冠军的庄则栋。4月5日上午的男单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将是金边选手柯武。柯武早期曾被西哈努克亲王送往中国训练,左手横握球拍,反手快拨正手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按照预定方案,庄则栋拒绝与之比赛,宣布“弃权”。同时,女子单打的次轮中国选手林美群在与金边选手陈淑贞的比赛中也宣布“弃权”。幸运的是,中国女队的头号选手林慧卿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这是后话了!

       中国选手的“弃权”,特别是夺冠大热门庄则栋的弃赛,犹如一记春雷在名古屋的上空炸响,瞬间在国际乒坛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它向世界昭示,为伸张正义,反对霸权,中国宁可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它显示了一个负责任、讲情义的大国应有的担当,受到了世界的尊重和钦佩。正在参赛的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在惊叹中国队这一举动的同时,都把压力投向了“不战而胜”的金边运动员。特别是柯武,因为“淘汰”了庄则栋,在他后来的比赛中,球迷一片嘘声。打那以后,柯武幡然醒悟,与另一名选手金勇一起,经过一年的筹划,在1972年3月,趁在东南亚参加比赛之际,毅然投向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笔者当时在上海曾经同柯武、金勇共同训练半月有余。朝夕相处之中,柯武亲口向我证实,庄的弃权,是对他的一次灵魂救赎。这大概也是庄则栋弃赛的一个意外收获吧。

      郗恩庭

      专程赴朝 为一场球


      中国队决定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同时,邀请了朝鲜也派队参赛,得到了积极的呼应。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朝鲜的乒乓球运动水平正处于上升期。1969年第29届世乒赛上,在中国队缺席的情况下,朝鲜男队夺得了团体亚军,其头号主力朴信一还荣获男子单打第三名。考虑到当时朝在日本的侨民超过了80万,朝很希望在日本的世乒赛上取得佳绩以扩大影响。所以,后来对中国为支持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而提出的参赛方案,朝除了同意联署向国际乒联提交驱逐朗诺和西贡派队参赛的提案外,却不希望采用“弃权”的方式不与其选手比赛。1971年3月,朝派副外长金龙泽专程赴北京与我方协调立场。善解人意的周总理非常尊重朝鲜同志的关切,觉得在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大前提下,各国可根据自己的考量选择不同做法,不应强求一致。总理还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亲自为朝鲜的做法做解释工作,得到了亲王赞同。在获悉世乒赛抽签结果,中国男队将在小组赛中遭遇朝鲜队后,周总理在北京会见金龙泽副外长时,专门谈起了他对朝鲜选手朴信一的关注,向金日成首相转达他的想法:“如果朝鲜选手在男子单打、双打比赛中能获胜,我们就高兴!”

      世乒赛开赛后,男子团体作为中国队最为看重的锦标,奋力拼搏,势在必得。在小组赛与朝鲜男队交锋中尽遣主力上阵,火力全开地以5:1取胜。唯一丢掉的一场也是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按照“友谊第一”的方针让掉的。但在男子单打比赛开打后,风云突变。中国队继庄则栋“弃权”后,参战的7名选手在打到前32名时,上下半区只剩下李富荣和郗恩庭。李富荣的上半区对手实力强劲,唯一的希望便落到了郗恩庭身上。凑巧的是,此刻他面临的对手正是朴信一。

      来自河北的大郗长得又高又黑,外形看似木讷,打球却很有灵气。其三大法宝:发球、推挡、弧圈球门门具有杀伤力。特别是他的发球,会利用球拍切球的瞬间变化发出的转与不转,极具隐蔽性,对手很难识破。代表团领导权衡再三,作出了“不让球,好好打”的决定。结果,实力占优的郗恩庭以3:1淘汰了朴信一。进入前32名后,他又以3:0战胜了日本名将河野满,3:1拿下了匈牙利好手克兰帕尔。但在四争二时,负于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刚刚战胜的瑞典小将本格森,屈居第三。周总理获悉情况后,4月8日一早即委托新华社驻东京分社代表他向朝鲜代表驻华大使致歉。在中国队回国后的总结汇报会上,周总理责成外交部时任副部长韩念龙、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赵正洪和代表团秘书长宋中立即赴朝。郗恩庭坐不住了,“球是我打的,我应当去道歉”。经过再三要求,周总理才批准了郗随队赴朝。

      1971年6月16日,郗恩庭随团来到平壤,受到了朝方高规格的接待。当天,金日成首相便接见了代表团。当韩念龙提出“道歉”的意思时,金日成首相马上摆手制止,他宽慰说:“在我们朝鲜,就是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的,这是人之常情呀。”“请转告周总理,他的好意我们领了!”

      在会见结束时,首相还用地道的东北话安抚中国同志:“这不算个事儿,翻篇了!”郗恩庭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事后,笔者曾与郗恩庭探讨过这件事。郗感慨地说,“一开始我还有些委屈,但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我才明白总理的每一条指示,甚至是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都包含外交深意,有的甚至关乎两党、两国之间的大事。周总理这样做,正是出于中朝友谊的大局考虑,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深刻领会和认真执行呀!”

      (作者系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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