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对象回老家过年与社会流动性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里面的男主角，虽然家境看起来极为贫寒，但是好像也奋斗到了大城市，混得还不错，“工作能力蛮强”。如果没有这个回老家的插曲，说不定这两人还是可以相处愉快的。看起来如果这个男主角继续奋斗，那这里面的问题只是需要时间就可以解决。等这个男主角再混好一点，把农村老家卫生饮食条件改善一下，说不定城市公主们就不会吓跑了，反而会期盼去乡间别墅度假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些人特别钟爱的一个词：“社会流动性”。这个词简单地说，就是衡量你跟你爸妈比，是混得更好，还是更差。在伟大的中国梦和美国梦里，下一代总要比上一代强，挣钱更多，地位更高，也就是社会流动性高的意思。相反，如果流动性不高，按照流行的用语，叫“阶层固化”。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了。但是同时也有不少人觉得社会流动性强了，还能拿出好多例子：比如有人“白手起家”也能当大款，有人考上了好大学改变了人生，有人跟富家子女结婚从而“少奋斗了XX年”。所以似乎在一个社会里面，不平等是一方面，可还有流动性这一方面，流动性高的话可以弥补不平等的缺点。

所以回到那个回农村老家过年的例子，如果真是流动性高的话，城乡差距，阶级差距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再等几年，不光这个男主角，全天下的穷人们，只要勤劳肯干，情况都会越来越好的。

 关键还是，真的是这样吗？可惜不是的。

 如果我们把社会等级看成是一个长长的梯子，那么不平等的程度就衡量了梯子每一节的高度，而社会流动性无非就是从下往上爬梯子的费劲程度。很明显，梯子每一节越高，底下的人就越难够到上头，也就越难往上爬。

 加拿大学者考拉克（M.Corak)就做了一个研究，计算了所谓盖茨比指数（名字来自于美国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是一个从草根变富豪的人），这个指数越高，收入流动性越差，阶层越固化。如果我们把这些阶层固化的指数跟不平等程度(此处用基尼系数)结合起来，就如下图所示：

 有这么两点我们可以说的。一个是，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一般来说，阶级固化就越强，流动性越低。再一个是，中国并不是最不平等国家，但是社会流动性非常低，在此表中屈居第二，甚至超过了传统很不平等的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等。

 从这么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自然也是在一路下降，根本就没有什么流动性提高补偿了不平等这种时候，恰恰相反，中国的阶级分化和固化，是这几十年一以贯之的主题。

 所以啊，那么希望靠自己双手可以改变出身，改变未来的美梦，不能说完全就不可能，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就是一个白日梦罢了。要想让大家能够安心的带对象回家过年，没法靠个人工作能力强，个人卖相好，个人运气好，只能是行动起来，一起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现状。而要在中国做这些事情，你就必须反对现实里的剥削与压迫，关心整个社会的问题，恐怕还得读一点马列毛的著作。这听起来似乎也不容易，可是你也没什么成本，因为你失去的无非是一些头上的几座沉重的大山——或者加上一顿让人感到羞辱的年夜饭。

《红色中国周刊》编者按：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利用2008—2010年在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挂职副县长两年间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县政治》。该文堪称中国县级基层的“新官场现形记”，反映了当今大部分社会问题产生的某种症结所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回家乡发展？上访和维稳如何成为中国社会特色“风景”？各种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是怎样建起来的？每年全国大量的群体事件又是如何形成？等等。县级官僚体系的腐败、黑暗、垄断和高高在上、一手遮天令人触目惊心，但更让人感到窒息的是，从新野这个中国普通县城的政治江湖里，我们读到了没有人能够挣脱的“阶级固化”。我们摘录此文，想必可以帮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水边同志在其“红中时评”中所指出的，阶级固化与不平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