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中共白区斗争史重要一页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蒋建农 时间:2022-03-08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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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农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迁移到江西瑞金，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合并；在上海则组成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国大部分白区组织的活动。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统治，可以说严峻到了顶点。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三度遭到国民党方面的颠覆性破坏，上海中央局十余处机关及江苏省委机关都遭到破坏。
1935年3月，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等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共临时中央局，刘仲华任书记，积极恢复及领导党在白区的相关工作。
设在汽车行的情报联络点
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刘仲华，是1921年5月由高君宇创建的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成员。1923年2月，刘仲华被李大钊亲自发展为中共党员后，主要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西北军）系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与党的地下兵运工作。
1928年，刘仲华来到上海，由任弼时决定留在中央军委，在周恩来、聂荣臻、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从事交通接头和军事情报工作。
战斗在中央军委和特科一线的刘仲华，经历了多次风暴和危险的考验。比如，顾顺章叛变后，带领特务搜索了上海所有的秘密联络点，唯一幸存的就是由刘仲华领导的联络点。正是依靠这个设立在汽车行的情报联络点，刘仲华掩护了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多人。
这一时期，刘仲华不仅经受住白色恐怖的考验，而且工作富有成效。1931年春，刘仲华与正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率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西北军旧将吉鸿昌多次联系，促成吉鸿昌派亲信携其亲笔信潜入根据地协商投诚起义之事。
吉鸿昌率部起义之事虽因种种原因未果，却由此和中共方面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为吉鸿昌之后加入共产党以及与冯玉祥、方振武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抗日壮举埋下了重要伏笔。
1932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选派党员到西北开展工作，以加强对北方军队的渗透。刘仲华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北情报组”负责收集山西等地的军事、政治情报。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后来西北军多支部队在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高潮中保持中立、在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投诚起义，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1935年3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刘仲华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共临时中央局。1935年3月至9月，刘仲华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其间，主要开展领导特科、无线电台与全总、青年团的工作，特别是保持与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联系。
在一些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翻阅《忠诚无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等党史专著和材料，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共白区斗争史细节，值得进一步予以研究和重视。
一是开展情报工作。
比如，刘仲华通过原来冯玉祥部的刘景武，打通了在蒋介石武汉行营任军事参谋的曹浩森关系，获取“剿共”军事情报。
1933年至1935年，负责居间传递情报的特科人员谢甫生在武汉、上海之间往返40余次，再由刘仲华通过电台把情报发出去。
二是努力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5年5月31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召开泸定会议，决定派陈云到上海恢复白区的党组织，并争取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7月中旬，陈云到达上海，并与特科接上关系。
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盛行，特科安排陈云在情报人员朱军（刘仲华亲自发展的党员，开国少将）的家里住了大约一个半月，还向陈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他前往苏联的意见。
经过考虑，陈云认为到苏联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是更好的选择。于是，根据特科安排的途径，经宋庆龄介绍，当时在上海开诊所的马海德掩护陈云一行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客船，后转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在与中共中央联系中断一年之后，共产国际终于知道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了解到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从而陆续派出三批次同志前往中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并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
这对于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促成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掩护战友及亲属。
聂荣臻去中央苏区工作后，其夫人张瑞华与女儿聂力一度遭到巡捕房逮捕，假释后仍遭监视。待监视稍有松懈之时，刘仲华将母女二人安置到军委电台处。张瑞华在那里学会了发电报，继续为党工作。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特意述及此事，称赞刘仲华在艰苦复杂的白区地下斗争中“表现很好”。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被外婆、舅母送到上海，由毛泽民夫妇照养。他们先是被安置在中共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办的大同幼稚园。其间，毛岸龙因肺炎不治，不幸夭折在慈安医院。毛泽民夫妇去苏区不久，互济会遭到国民党破坏，毛岸英、毛岸青转而寄养在董健吾家。
1936年2月27日，通过宋庆龄介绍、受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抵达瓦窑堡，带来蒋介石有和红军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这很可能是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的第一次直接联系。
同年5月，刘仲华通知董健吾，把毛岸英兄弟送到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在上海的住地。另有材料说，董健吾是通过张学良介绍，才和李杜发生联系的。
一个多月后，毛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孩子董寿琪一同随李杜经西欧辗转到了苏联，继而在那里学习、生活。这可能是刘仲华在上海做的最后一件工作。几乎与毛岸英等人同步，刘仲华也取道巴黎拟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却在白区斗争史中占有重要一页。它表明，尽管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我们党对白区的领导依然在继续，白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争依然在坚持，并且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比如，左翼文化运动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成立全国性抗日救亡组织，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重要准备，等等。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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