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回忆80年代结婚经历:红旗牌轿车出尽风头
王益栽的陪嫁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的色彩尚未褪去，样样东西要凭票券购买。上海小青年为了办场时髦而体面的婚礼，真是挖空了心思，用足了钞票。
翻看当时的相册，婚房里几乎每样物件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受访者不禁有些感慨：“当时把后头几十年的生活用品全部买好了，就准备用到老了，哪晓得后来生活变化那么快？”
晓得侬要结婚了，工会补助棉花胎
受访者：林振康，男，62岁；马根妹，女，60岁
1980年秋天，林振康和马根妹来到淮海路上的东方照相馆拍摄婚纱照。当时，“南京路王开”和“淮海路东方”是上海小青年拍婚纱照的首选。
照相馆为他们提供了服装。文革结束后，西装和婚纱重新成为结婚照的“标配”，只是款式和尺码仍比较单一。在马根妹的印象里，“由于大家都穿同一套衣裳，他（指林振康）的衬衫领头墨赤黑，我的裙子后面别了根大头针。”当然，在镜头前，这些都被掩盖得很好，照片上俩人显得十分登样。
那时的结婚照，一般是先拍两张黑白6寸照：一张横取景，一张竖取景。新人再从中选取一张，放大到16寸，由技师手工着色成“彩照”。“这样一张照片大概16块钱，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林振康说。
两人的婚期定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不过结婚证书是早就领好了，因为要拿它来派许多用场。林振康说，“比方讲作为女方陪嫁的樟木箱，58块5角一只。侬这只箱子买得起，说明有点‘花头’的。家具店里货色来了，要凭结婚证才好买，而且只供应一只。”
林振康住在建国西路、岳阳路上的建业里。家里好不容易腾出了一间10平方的亭子间，给他做婚房。这是当年上海青年结婚的普遍待遇。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几十年后，这里会因为旧房改造、变身“豪宅”，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亭子间里摆上一张床，摆上大橱玻璃橱五斗橱，人就不好走了。如今看着照片上婚房里满满当当的各种物件，夫妻俩最大的感慨竟然是“吃力”。
五斗橱上的车料玻璃台灯是人家送的结婚礼物，价值15元多；两只热水瓶购于工艺美术商店；床上是一台三洋单放机。
为什么吃力呢？因为样样东西要凭票券购买。就拿准备床上必要摆的八条被头、两对枕头、两条羊毛毯来说吧。
到上海丝绸公司去买缎子的被面，需要凭工业券。林振康解释说，“工业券是根据侬工资比例发放的，平均每20块工资发一张券。买一条被面，总归要20-30张券。”
他还记得筹备婚礼期间，有趟去火车站送人。回来在公交车上，皮夹子被人摸去了。损失了十几块钱，这倒还是其次，关键是皮夹里有16张工业券。“这些券我好买条被面子唻！真是肉麻（心疼）死了！”
最后，买被面是在杭州工作的姐夫帮忙解决的。“他住在杭州丝绸公司斜对面。杭州买被面子不要券，他在家里就一直看：噢，今朝排队啦？说明有货，个末（那么）去排队帮我买一条回来。”
可问题是，到南京路协大祥买羊毛毯，54块一条，也要外加50张工业券。怎么办呢？结果只好亲戚之间互相调剂。“把几家人家的券凑在一道。等我结好婚了，下趟发到券再给人家用。”
买被夹里要凭布票。“一幅被夹里是16尺布，就要16尺布票。布票啥概念啊？它不讲工资了。凡是工作的人，一年给侬3尺布。”林振康介绍说。8条被子要8幅被夹里，通常家里在孩子结婚前就开始一年年积攒了。“格辰光小孩多，一家人家三五个小孩不稀奇。啥人要结婚了，家里一道凑，一年下来一条被夹里。
就连被子里的棉花胎也要讲配给，一人一年2两棉花胎。这哪里够呢？这时，单位里的工会发挥作用了。“晓得侬要结婚了，工会补助点棉花胎。”
“我送她一只马桶，她送我一对压力热水瓶”
受访者：顾佩娟，女，60岁
结婚日期：1982年1月1日
1982年元旦，济南路树德里的居民们都跑到弄堂口来看热闹。这一天是顾佩娟出嫁的日子，一部红旗牌轿车正停在那里，等着接她去饭店办酒水。
那时，婚车还没有像现在这般讲究排场，一部红旗牌已是出尽风头了。顾佩娟回忆说：“阿拉埃个年代结婚，一般都是叫一部上海牌出租车。当时没电话预约的，要专门跑到出租车公司去，跟他讲我啥辰光要用车子。阿拉老公不晓得想了啥办法，弄来这部红旗。”
喜酒摆在扬州饭店，价格是60块钱一桌。当时包一个红包是什么“尺寸”呢？“一个人10块；假使夫妻俩带一个小孩，20块。”
也许是照顾客人办喜事，饭店特意给他们安排了包厢。新郎官走进去一看：“蛮灵的嘛！”临时起意，跑到饭店对面买了一卷彩色胶卷，来记录酒席上的场面。
筵席上宾主尽欢后，小两口回到了树德里，因为他们的婚房设在女方家里。“阿拉屋里厢有六个小孩，我最小，从小跟牢爷娘（父母），蛮依赖伊拉的。”顾佩娟说。父母疼爱这个小女儿，索性腾出了一间10平方的前楼，给她做婚房。
在那个住房紧张的年代，男方父母对此也表示赞同。“伊拉屋里厢有四个儿子。本来给阿拉准备了一间婚房，阿拉不用，就让给小叔子了。”
他们请人打了一套新家具。之所以没有买现成的，是因为“当时结婚买家具要凭结婚证书，而且买了大橱就不好买五斗橱，只好买一样”。
顾佩娟说，结婚时玻璃橱里摆了哪些化妆品已经不记得了，但蜂花洗头膏和美加净雪花膏是肯定有的。
等到小两口办完喜事，还是把前楼让给了父母，自己住到三层阁上。留在前楼的家具和物品仍然留有新婚时的痕迹，每一样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
五斗橱上放着电视机、气压式热水瓶；玻璃柜上有一台收录两用机。
“12寸的黑白电视机是日本进口的，要500块一只。阿拉老公屋里厢是‘资本家’，阿拉结婚辰光正好平反了，伊拉爷给小孩一人买了一只。”
“粉红色的电视机套子是阿拉姆妈做的，还绣了花。”
“玻璃柜上的春蕾牌收录二用机是用侨汇券买的，260块，刚出来的辰光老时髦的。”
其中，让顾佩娟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对气压式热水瓶。这是她最好的同学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两人从小一起在弄堂里长大，巧的是结婚的时间也仅相差一个星期。“我元旦节结婚；她嫁给香港人，圣诞节12月25号结婚。”
当时亲朋好友送结婚礼物，大都是一对痰盂罐，一对面盆之类的生活用品。
而顾佩娟和这位“闺蜜”互送的礼物都有些特别。“我送给她一只马桶。”顾佩娟说。原来，当时新娘陪嫁当中必须有只马桶，做得好的很难买到。顾佩娟是川沙人，买了一只本地人手工做的马桶送给她。“这只马桶要18块，当时算老好了。”她说。
作为回礼，闺蜜从香港带回了这对气压式热水瓶。“这算是一份重礼了。”顾佩娟说，“老早气压式热水瓶都是单瓶的，这种双瓶的不大有。人家到阿拉屋里厢来看到，老扎台型（出风头）的。”
最小的“金花”想家了
受访者：洪芝静，女，57岁
1984年9月30日，洪芝静出嫁了。她和先生的婚房在溧阳路，一间9个平方的亭子间。
和那时大多数上海小青年的婚房一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具是专门根据房间大小去买的。
结婚当天晚上，25岁的小洪忍不住哭起鼻子。原因无他——她想爸爸妈妈了。原来，洪家一共养育了五个女儿，她是“五朵金花”中最小的一朵。“我是75届，连学工学农都没去过，结婚之前一天也没离开过阿拉爷娘。”
结婚第二天，按照习俗，先生陪她回娘家，还特意带了照相机，给她和岳父岳母拍了合影。
看新娘子家里有没钞票，要看床上用品跟樟木箱
受访者：胡翠华，女，56岁
1985年的新年第一天，胡翠华睁开眼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南京路上的新新美发厅做头发。因为那天是她结婚的日子。
胡翠华是跟先生、伴郎、伴娘一起去的。她回忆说，“老早老戆的，到结婚这天才烫头发。侬看照片上，我前刘海还有点绻上去的。”
让胡翠华感到有些得意的是，那天有辆小轿车全程跟着她。轿车是小叔子帮忙借来的，他在武定西路菜场的水产摊位工作，这在当时属于令人艳羡的工作。胡翠华说，“侬在卖鱼、卖肉的摊头做，屋里厢鱼啊肉啊一直有得吃，人家要吃好的都要来求侬，所以路道就粗了。”
在那个计划经济、物资贫乏的年代，筹备婚礼时有个“路道粗”的亲戚，可以帮上许多忙。小叔子用两条中华香烟为哥哥、嫂嫂搞定了“专车”；还帮他们弄来一台走私过来的“四喇叭”录音机。“格辰光他在菜场工作才买得到中华，旁人买不到的。”胡翠华说，“人家录音机都是买上海的红灯牌、美多牌，阿拉好像是三洋牌。”
说到香烟，胡翠华记得，他们在酒席上摆的香烟是牡丹和红双喜。“当时算老好的了，人家都是大前门放上去，因为老早香烟都是配给的。”
“不管是酒水、喜糖，还是家具、嫁妆、结婚穿的衣裳，我都尽量拣最好的买。”胡翠华又补了一句。
为什么这么舍得花钞票呢？“因为我是独苗。”她解释说。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差不多，家里小孩少，就意味着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况且，她自己也存了钱。“我赚来的钞票爸爸妈妈都不要的。我从刚刚开始‘学生意’、工资18块8角4的辰光就开始存钞票了。”
对于当时25岁的胡翠华来说，结婚是人生中碰到的第一件大事，所以很多事情她都亲力亲为。
“订酒水是我自己去订的，在通北路的沪东状元楼订了10桌。八埭头以前是老闹忙的地方，现在不灵了。”她说，“我跟侬讲，我还去浦江饭店看过，为啥道理没订啊？阿拉老早讲究全鸡全鸭，伊拉比较新式，鸡不是全鸡。我心想，这不行，阿拉爷娘年纪大，肯定要求全鸡全鸭的。”
小两口的婚房设在女方家里，这是权衡了男女双方住房条件后作出的决定。男方家里是一室半的公房，公婆原本想把大房间让出来给他们做新房，自己住到小房间。小叔子呢，夜里就在过道里搁张床睡觉。
这样的安排虽然局促，却也是当时很多上海人家的写照。不过胡翠华总觉得有点“做不出”：“我心想阿拉两个占着14个平方的大房间，把公婆赶到小房间去，这哪能住得下去啊？”
相比之下，娘家在隆昌路、海州路的房子是私房，筹备婚礼期间正好传出了要拆迁的消息。隔壁邻居先搬走了，胡翠华的父母索性住进了隔壁空房，留下12平米的房间给他们做婚房。
80年代中期，一些比较“新式”的新人开始在床上罩床罩，替代原先的“八条被头”。不过胡翠华没有选床罩，她有自己的小心思：“我心想我的被头都老弹眼落睛的，所以不舍得罩起来。当时小姑娘陪嫁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床上用品。我统统都有，备得老全的。”
她买的被面是丝绸商店放在橱窗里的。枕头备了6对，是软缎的。人家一般买一条腈纶毯，一条58块的羊毛毯。她买了两条羊毛毯，一条58块，还有一条要七十多块。
那时看新娘家里条件好不好，主要看床上用品和樟木箱。婚房里的樟木箱是不好上锁的，来看新房的人会掀开来看一看：里厢有货色伐？
不仅如此，一年四季的新皮鞋要放在大橱顶上，道地一点的一个季节两双。有些人会特意找个矮凳立上去，翻翻看大橱顶上的鞋盒。“还要看侬是啥皮鞋厂的鞋子唻！”胡翠华说，“我结婚这天穿的红色羊皮皮鞋是华侨商店买的，宝屐牌，用了10张侨汇券。”
一直到现在，结婚买的马桶、汤婆子，胡翠华还放在床底下。対碗、搪缸、拉丝杯，全都是崭新的。“结婚辰光的事体我记得老清爽的。”她说，“格辰光就是要扎台型，要面子。从当时来讲，我认为阿拉办得蛮好的。”
几十年的生活用品全部买好，当时以为要用到老
受访者：王益栽，女，55岁
王益栽和先生住前后弄堂，从小青梅竹马。1987年1月25日结婚这一天，朋友从单位里借了部车子来接新娘。两家离得这么近，车子怎么开？先开到外头转一圈，再进新房。
陪嫁已经提前几天，挑了个好日子，用黄鱼车运过去了。这是结婚前一个比较隆重的“节目”。“弄堂里所有人都要出来看的。人家要看侬陪嫁备得多还是少。”王益栽说。
王益栽还记得，那时准备了大中小三个脚盆，两个热水瓶，两个搪瓷面盆，两个高脚痰盂罐，一只马桶。床上用品有八条被头，四对枕头，两条羊毛毯，两条毛巾毯……“反正是后头几十年的生活用品全部买好了，当时就准备一辈子用到老了，哪晓得后来生活变化那么快。”她不禁感慨说。
婚房里的电视机是问先生的阿姐、姐夫借来“装样子”的。姐姐、姐夫这一年的元旦结婚，和他们相差二十多天。
80年代后期，许多紧俏品上海依然买不到，不过很快，市场就要放开了。“阿拉属于承上启下的，假使再晚两年结婚，很多东西就不要票子了。”她说。
喜酒办在家里。地方小怎么办？左邻右舍也纷纷把家里地方腾出来。负责掌勺的亲戚从前一天就忙开了。亲朋邻里大家帮忙，拣菜的拣菜，洗碗的洗碗，热热闹闹地办了六七桌。
那天最后一个“节目”是闹洞房。王益栽回忆说：“阿拉埃个辰光还比较文明。典型的节目就是啤酒瓶里放一根筷子，两个人要用嘴把筷子弄出来。老早不像现在，打kiss是很平常的事体。当时男女没啥亲密接触的，所以就要借助一个物体。”
素未谋面的“姑娘”寄回来好多东西
受访者：张俊伟，女，51岁
80年代末，上海人家里的家具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张俊伟结婚时，请人打了套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组合式家具。
“所谓组合式家具，就像积木一样，可以自由组合，随便侬哪能摆。”她解释说。这种家具灵活的特性非常适合上海人狭小的居住环境。在家具的颜色上，小两口也大胆选择了白色，有别于此前棕黄、褐色等偏深的家具色彩。
1989年11月19日结婚这一天，张俊伟早上先去理发店做头发、化妆。“阿拉老早结婚之前是不可以修眉毛的，所以那是我头一趟修眉毛。”
那天她穿了件荷叶边、立领的“高子衫”。自从日本连续剧《姿三四郎》热播以后，片中高子所穿的这种衬衫成了上海小姑娘所喜爱的流行款式。
如今翻看婚房里拍的照片，张俊伟特别感谢当时还没有正式见过面的小姑。她在经济特区深圳工作，给他们寄回来许多上海买不到的东西。
“前面一张照片上，我穿的绿色条纹短裙也是她寄给我的。”
“我手上拿的翻盖化妆品也是帮我买的，里厢有眼影粉、胭脂、镜子。当时我不大化妆的，一直不用，等到辰光长了只好掼脱了。”
确实，婚房里有不少物件是为了“摆卖相”，轻易不舍得用的。比如架子上的那套咖啡杯套装是在淮国旧买的，为的是搭配同事送的一套雀巢咖啡和伴侣。“埃个辰光雀巢咖啡老高级的，阿拉平常舍不得吃。我是等到后头它结块了才掼脱的。”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