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场工作的那些日子
来源:《岁月当歌-学“四史”话成长》 作者:朱海鸥 时间:2022-02-20 点击:
摄影/日升
1975年4月13日我踏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那时我还未满18岁，被分配到上海市郊南汇东海之滨的一个国营农场的农业连队。因我是家里老二，年长一岁的老大在市区工作，轮到我理所当然的以“有工无农”的档次归入下乡行列，全然不顾当时我的父亲自1969年就在黑龙江黑河地区呼玛县带领知青的插队落户多年的特例。当然，对当时学校的毕业分配原则，我也愿意下乡，还是考虑到我下面还有两个相差两岁多和四岁多的弟弟们。从市区去农场要乘“周南线”或“沪南线”的长途班车在中港汽车站下车后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土路才能到我所在的连队。平时不下雨还好，一下雨就成泥泞，踩一脚就要拔一下鞋，否则只能赤脚了。
位于南汇农场的这个农业连队，因为属于刚刚围海造田后不久的新建连队，仅靠一条大堤，将大海和长满芦苇的滩涂与围垦好的土地就是我所在的新连队，分隔成两个天地。大堤外，望眼看去就是混浊波涛的东海，大堤内是长满盐花的盐碱地。
连队职工除了以73届为主的一百多人，还有几十个72届以上老职工，主要都是些连队骨干。我们74届140余新职工初到连队，就是一面继续参加围垦工作，一面在已经围垦好的成片土地上，布局开沟种树，各个排之间的土地都用水沟和水杉林带分隔开。一个排的土地为：两边农田，当中一条机耕路，加上四周各一条灌溉用水沟及数十米宽的林带，这就是一个排的作业面了。而所有这些都靠我们双手双肩劳作布局而成。为此，刚下乡不久的我在开沟挑土中，不幸就扭伤了腰。当时，痛得我动一下都疼的要命，即使如此，也不能得到病假休息，只能忍着痛咬牙继续出工。原来是年轻的我们不懂装担子技巧，要前面担子重些后面担子轻些，否则极易扭伤腰。由于，我扭伤的腰没有得到及时修养，后来成了老腰病，常发作，这也是农场农业连队的职工常见病了。除了农田基本建设，每天还要出早操，晚上有空要安排学习，了解国家时事新闻。我还是连队第一批的政宣组干事，经常和几个人一起研究出墙报和黑板报。报道连队的生产进度、好人好事等等，我主要是抄写文章小字，颇费功夫。
同年11月份，我作为74届新职工第一个被提拔为正排长，空降到其他排替代一个因粗暴管理职工，被其家长到场部投诉而撤职的老职工排长（70届的）。记得刚到任排长后不久，我即负责带领排里职工去场部附近修钢渣路。那时候，从连队步行出发去场部及到中港汽车站全是土路，下雨天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原本晴天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雨天，二个多小时都走不到。所以农闲筑路成为保证出行的重要任务。从连队到场部，要走半个多小时，钢渣是从船运过来，经我们人工装运，运上大堤铺设在泥泞土路上。最初就是这样，通过我们辛勤劳动，逐渐改善农场道路状况。紧接着，就是75年底76年初的冬天开挖五米多深的水闸河工程，目的是开通河道船运问题，解决农场物资内外运输通道。水闸河位置比去场部还远，靠近农场供销站。当时，各个连队的任务都很繁重，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所以连队进行了紧急生产大动员，开河的主要任务是男生负责挖土方，女生负责挑担。为此，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好扁担是女生们的首要任务。当时我所在的四排生产排长郑凯敏特地帮我找了一根有韧性的好扁担，挑在肩上颤悠悠的，特别借力（相对舒适些）。工程开工不久，各个排之间开展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看哪个班组、哪个排每天完成的土方量大。看着女生们辛苦挑担，男生们也拼命加担，争挑重担，不堪重负的扁担被挑断之事屡有发生。一天上午劳动中，我看见排里一个74届女生在哭，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的扁担被男生挑断了，排里没有扁担只有“杠棒”了。她害怕就哭了。啥叫“杠棒”，就是一根碗口粗的实木棍子，替代扁担用。它挑担时容易在肩上滚动，特别不贴肩膀。实际男女生谁都害怕用“杠棒”挑担的，但谁扁担断了，当时只能用“杠棒”替代凑合了。看到这个情况，我想都不想的将我在挑的扁担换给她用，我就拿起地上“杠棒”继续在工地上挑了大半天担子。这个“杠棒”挑担说起来真不好受，在肩上滑来滚去的，时间一长，疼痛难忍，等到收工时，我的肩头已经被磨得火辣辣的，凸出了三个肉瘤了。其实，那年我也才刚过18岁，身高1.6米不到，体重才百来斤，但我的职责要求我做到，排干部就要吃苦在前，有困难冲在前，尽可能关心照顾职工。确实在农场农业连队那几年，我没请过一天病、事假，始终劳作在一线。
1976年4月份，75届新职工来了。连队“两委”班子，为了更好地管理、培养新职工，就决定相对集中管理，不将他们分散到老排里，就任命我和另一个74届职工为这个“五·七”排正副排长。由于只有两个相对“老”的职工而没有其他老职工带领，完成连队生产任务相当吃力。新职工又是来自静安区“上只角”的，相对傲娇些，管理还是有些难度。好在75届新职工中的几个班长还是很给力，积极协助排长管理新职工们的生产，生活事项，尤其是涂建华班长，年纪不大，处处以身作则，排里的重活、脏活抢着干，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农村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喝的是浑浊的河水，等我们下去以后才建造了水塔，通过水管出来的还是浑浊的河水，职工拿桶装回宿舍，基本每次都要放明矾沉淀一会儿，才能是清水，所以这种水质，难免不会没有细菌，尤其是围垦开河，“双抢”农忙的重体力劳作时，口干舌燥时就顾不上是否是烧开过的水，只要有水喝就像牛饮一样，因此难免不会发生腹泻、肝炎等传染病。那时哪个连队发生几个不明原因的腹泻，连队场部卫生部门都如临大敌，担心是病菌感染，因此每到夏季防范“二号病”（传染病）就成了连队的重中之重。如发生感染上述病因的嫌疑，整个连队基本就“封了”，有点像现在的隔离措施。这个隔离措施当然不是“居家”隔离，而是干活照常，不能离开连队，不能回市区的相对小范围的封闭，目的是为了保护其他连队，保护整个上海地区的安全。那些年物资贫乏，生活也是如此。吃的很简单，基本是当季后勤菜园班供应的蔬菜，肉类等是要凭证去外面采购。因此，一个月难得一、二次吃点荤腥。夏、秋季节基本是茄子成了当家菜，为了改善伙食，食堂每年都要用些剩饭菜及菜皮“泔脚”养一头小猪，待“双抢”农忙季节结束，杀猪改善一下职工的生活。那天吃饭是只要饭票，菜钱免了，大家叫“放菜”。那天，就是整个连队的盛大节日。“农忙”的疲乏似乎也一扫而光了。
当初下乡学生，处在17-18岁年龄，身体还在发育中（现在是称之为少年），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营养补充，有条件的农友经常会接到来自上海父母家庭的接济，无非就是炒酱炒麦粉等等。还有的父母兄姐，每周轮流会乘坐长途班车，大包小包的来探望一下自家的心肝宝贝。我的两个同事曾说起他们的姐姐在长兴岛和崇明的农场工作，两人的父亲每周从市区来回农场一次，去探望她们，几年如此，直到她们顶替回市区止。听了真羡慕他们的父女情深的家庭氛围。而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惊喜。因为家父自1969年就带领上海知青去了黑龙江，直到1976年粉粹“四人帮”以后才正式回沪。再说，他们以为关爱子女，思想比生活更重要吧！为此，下乡多年从来就是自己努力，去创造一切。
转眼进入到1977年的初春，一次父亲来郊区出差，路过连队，正值我晚上收工回宿舍。父亲聊起，老三，就是大弟，今年要毕业了，17岁不到的他也要下乡了（他1959年12月出生），而且可能去“插队落户”，我听到后，情绪一下失控痛哭起来。我想为啥我家为了老大一个集体单位，下面两个要下乡替换？按条件分配，他不一定下乡。农场都那么艰苦，单个“插队”去，条件更无法预测了。特别是大弟小时身体不好，还住过院，抽过骨髓，这在我小时记忆中都是些不得了的大事。我太心疼他才会流泪，而我自己下乡多年，从未因为农业连队条件艰苦而哭过一次。情绪稳定后我对父亲说，学校一定要他下乡，那我就想办法让他来我农场，相对我好照顾他些。从未求过人的我，就利用假期回沪，找到我场在沪招工的负责人，他时任农场场工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而我也是农场场工会委员，平时大家见过面。因他很忙，去了几次终于碰到，我谈了大弟的各方面情况，希望能招进我们农场，最好不要放农业连队......。后来，农场就将他安排在场部机关食堂，从事采购工作，这是我在农场唯一一次，寻求有限关系，照顾家人的事例。实际我认为当时学校分配工作尺度不一的，当时像我家这种条件，为了上面一个市区“集体”单位工作名额，而要下面老二、老三两个下乡去平衡，也是不多的。至少，我认为老三当时分配下乡是学校在“可上可下”条件中，给了“可下”的分配，有不合理不公之成份。
1979年后，农场局为了稳定基层干部队伍，给基层干部们按职定薪，我被定薪为54.90元/月，并在1980年给补发了500多元。一下子拿到了那么多钱，就心想着一定要为家里父母做些贡献。正好有个连队干部，他有关系在上海能买到9吋的黑白电视机，550元左右。因为那时电视机还不普及，谁家有个电视机还是很稀罕的。于是，我就拿钱托他买了。当时正热播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能在家就直接看了，看着家人开心的样子，感觉能为家里做贡献很自豪。
在农场几年，说到每次探亲或者回沪出差（难得两次），从南汇中港车站下车回连队的一个多小时土路，遇上雨天道路泥泞还不算难事，最难的是遇上交通拥堵，车辆误点，夜晚摸黑走路回连队才是恐怖事情。原因是，农场土路这一路上是没有路灯的，碰上当晚没有月光的话，一切就凭感觉走了，如果有几个顺路同行一段路的其他连队职工，还算是件幸运事。事后想想后怕的一次，那天夜里没有一丝光亮，下车时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我的脚被人踩着了，还根本看不见人。但没办法，就这么朦朦胧胧、晕晕乎乎摸黑走回连队。因为我从小晕车，在农场七年半，每次4个多小时的返沪来回途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第二天还要克服晕车不适的感觉，立即投入繁重的劳动。
就在1976年9月的那次白天因为作为农场职工代表去市区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掉会后，当晚赶回农场连队，经历了伸手不见五指，摸黑赶回连队的当夜，听老农连长说起，我所在的75届新职工排当天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及时将船运的满船大粪挑空，完成油菜田的浇肥任务。当天，一船肥料只挑了1/3也不到，影响了船只返程。得知此事，马上我就连夜开会要求全排职工，打起12分精神，第二天要抓紧完成生产任务。明确规定：男生，不接担，女生在大堤上可接担。意思是男生从船上肩挑百来斤大粪担子，小步移过船上木跳板，走上大堤，再下堤坡直接走到油菜田。女生可在大堤上换人挑（接）担，挑到大田里。我自己则身体力行，和男生一起干到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天，不到下午二点，全面完成生产任务。这是我给予当年76年4月下旬来连队的75届新职工上的无数个润物细无声的劳动教育课之一。
那时，我已经兼任连队工会主席，场工会委员及连队“两委”干部等职务了，并于77年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在大田排一直没有脱产过。艰苦的工作环境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后来连队的老三届支书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她是75年的招工组成员，来我校座谈会后，回去安排新职工去向时，我场基建供销等的招工单位都抢着要我，她说被她捷足先登了。我想如是那样的话，可能我就不下农业连队，转向其它行业，少经历一些磨难。
当年我所在的连队干部工作作风硬朗，职工队伍风气良好，连队一直是农场先进连队，1978年前后还曾被评为国家农垦部的“硬骨头六连”称号，连队党支书王耀珍也曾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通过围海造田，修筑公路，开水闸河，短短的几年，到1979年前参加“双抢”农忙，农闲时还开挖了几个大型鱼塘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场的水产队），将大片新围垦土地改造成能船只自由进出，连年收获粮、棉、油及水产养殖，畜牧发展，极大完善了农场工农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需求。
随着78、79年形势发展，高考及退休顶替工作大范围开展，1980年前后，连队人数减少了，我也被借调到场部党委组织科，纪律检查部门工作，从事查处农场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工作。1981年下半年，原农场党委的老书记也返回上海市出版社原工作单位，场里又新调来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新书记。工作之余，小吴书记问起我的学习近况，我有些灰心的说，明年我就要过高考年限了（25岁止），这辈子可能就没有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了。书记就说，他了解我们农场干部近年高考成绩，说我在未过线里的成绩还算不错的，高考的形势在变化，干部队伍的知识化的也在受到重视，他鼓励我能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高考求学梦。
就是书记的一番话语，如醍醐灌顶地重燃了我未竟的高考求学的理想之火。说实话，多年来我一直忘不了当年党委书记小吴对我的迷津指点，和殷切指教。后来我在1982年的高考报考中也得到了场党委的重点培养和支持。他们给予我的这些帮助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永志不忘。
作者简介：朱海鸥 1957.7.26出生于上海市虹口区，汉族。1971.2—1975.4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中学学生，1975.4.13—1982.8上海市南汇县朝阳农场工作，1982年8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后改为国政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四届校学生会付主席兼党组书记。1986年7月 上海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1989.2——1989.11公派去德国汉堡舒尔茨等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交流），后曾任所党支部书记副主任。2002年前后，和同学创办上海市理合理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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