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我戴着国徽,因为它美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记者 徐蓓 时间:2016-02-19 点击:
原载  解放日报   整理 记者 徐蓓


李雪健国徽是红的,我感到特别美、特别漂亮!它们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不久前,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持。他说:“为了观众,我就要玩命。”本版经授权摘登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

  :近日网友在追《少帅》这部剧时给予您很多好评,请问您对自己的表演满意吗?
  李雪健: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听了这些话我就像得了奖一样,我会非常珍惜,把它作为今后进行创作的精神力量。其实,网友们的夸奖,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剧组创造的,所以这个奖杯应该献给全剧组、献给张黎导演。我只是露脸的,我沾光了。
  :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会在整部作品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雪健:好演员的作用就是让剧本根据导演的要求活在荧屏上。
  :您演了很多主旋律正能量的影片,您饰演的焦裕禄、杨善洲这两个角色深入人心。您为什么能演得那么好?是您有这样的经历,还是您的父辈有这样的经历呢?
  李雪健:我属马,今年62岁了,我们这一代人挺爱用“父爱如山”这四个字。我觉得焦裕禄、杨善洲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父辈,我真的就是想把这些“父爱如山”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精神代代相传。这些人物都是我们父辈的典型,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不想让后人忘了他们。今年是2016年,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要实现小康不能光喊口号,得玩真的。所以有些前辈的精神得学习,有些传统得继承,而对我来说就是要把这些真真切切地表现出来。

  只要有机会,我就玩命

  :现在很多演员在演艺道路上面临不少选择和诱惑,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
  李雪健: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专业演员。上世纪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文艺团体恢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被借调到北京来,跑龙套,干杂活儿。
  到了北京,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专业演员。因为我有业余的舞台经历,二炮话剧队想留我当专业演员,还让我回了趟家。我回到父母身边,阿姨们都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看着有出息,听了这话我觉得很高兴。可是15天探亲回来后,他们又说不留我了,让我回部队。这真是伤自尊啊,怎么办?当时剧组的导演就给了我一个考到空政话剧团的机会。
  我一直当演员,也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我很珍惜这一切。所以,为了观众,只要有机会,我就玩命。
  :现在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严肃题材的电影在票房上并不理想,有人认为电影应该承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也有人认为电影就是用来娱乐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雪健:我学当演员的第一课,老师就教我们“做戏先做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在旧社会是三教九流中的倒数第二流“戏子”,如今不仅有了好身份,还给了演员一个好名声。演员干好了就是人民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想一想心灵的工程师,你就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了。

  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

  :将帅是您塑造最多的形象之一,张黎导演在采访中也曾说过,您是军装控。军人生涯对您的演艺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李雪健:我1970年当工人,1973年当兵。刚开始我在二炮当兵,在工厂、在部队我都是业余宣传队的,演山东快书、舞蹈等节目。
  部队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我当业余宣传员的时候,专业的艺术团队经常来部队慰问演出,那时我们揣着自己种的瓜子花生,背着背包当板凳去看演出,就像过年一样。我记得昆明军区杂技队来演出的时候,临时用高台定位车在山里搭了一个舞台。我那时候二十来岁,记得有位演出的“老大姐”也就二十五六岁,一阵风吹过来,她从高台定位车上摔了下来。我们那时候说赶快拉她到卫生队检查检查,可她只用杯子漱了下口,我亲眼看到吐出来的水是红的。她吐完以后,又上台坚持演出,台下的战士们见了没有不掉泪的。
  这名文艺工作者对艺术的敬业感动了战士,感动了我们。我成了她的粉丝,之后回家或者路过昆明,都会到她所在的单位去转一转。明知道见不到人家,但还是去转一转,这是一种追星的满足吧。
  在部队,军人要保家卫国,要有英雄气概,这就是军人的天职。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我知道我的位置。这种天职不只军人要有,每个中国人都要有。

  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

  问:雪健老师,您画过一幅猴子的画,是送给您爱人的吗?
  李雪健:对。那是我当年给我爱人画的,她属猴。2004年的时候,经过三四年和病魔抗争的艰难生活,我又能演戏了,所以那个猴年我给爱人送了这个小礼物。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家里的爱人、孩子真的离不开。
  :这幅画里画的是大肚猴,有什么寓意吗?
  李雪健:我爱人经常让我调整心态,于是我画了一个大肚猴,配了半首歌,是我拍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春风一过天地宽》。歌词大致是:“大天大地大胸怀,小恩小怨何苦来,得失之中无得失,笑谈之中非笑谈。”人总会遇到这事儿那事儿,但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岁月静好。
  :您演了这么多戏,是不是特别在意爱人的评价?
  李雪健:她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我每一部戏的第一个观众就是她。演得好,她比谁都高兴;演得不好,她比谁都往心里去,都生气。比如说,我曾经出过错,有些字念得四声不准,南腔北调。那个冯敬尧的台词,我当时就没说准,她跟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替我脸红。她说,你是面对观众,你是干这个的,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允许的。
  在电影《台湾1895》中我演李鸿章,我有句台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果我给说成了八国联军。我爱人她就不干了,说这错大了,少说有一个星期和我过不去。这让我长记性,这是耻辱。
  :这是真正的深情。在您最艰难的那段岁月,她一定都是以笑脸、阳光和您一起走过的吧?
  李雪健:对,从来不在我面前流泪,怕影响我。但是我知道她流过很多泪,全是背着我的。没有爱人、没有儿子,没有家人,就没有现在的我。

  演员要自知,不能给荣誉丢人

  :您有一句获奖感言后来成了金句:“苦和累都让焦裕禄受了,名和誉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您是怎么看待奖项和荣誉的?
  李雪健:没得荣誉的时候其实挺想得的,记得我得了首届梅花奖时,回到家自己一会儿把奖杯搁在这儿,一会儿把奖杯搁在那儿,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是观众、专家对你付出的认可,这也是一种力量。
  后来又创作了一些角色后,慢慢地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奖其实是观众把对戏中人物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的身上。比如《焦裕禄》得的奖杯,那是大家喜欢焦裕禄,我沾光了;《渴望》中的宋大成也是,那是大家喜欢这个好人,所以我又沾光得了奖。
  演员要自知,这个角色的成功,是编剧扎根生活写出来的,是导演带领全组创作人员一起创作出来的。只有自知,才能明白你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荣誉,怎样把它变成动力,把它变成力量,去更好地进行创作,不能给这个荣誉丢人。
  :您最看重的是哪个奖项?
  李雪健:哪个奖我都喜欢,但是我更偏爱大学生电影节的奖,因为大学生们评奖时,他们都是认认真真地看过,仔仔细细地讨论过,最后才把这个奖给了《杨善洲》。所以我把那个奖杯带到了云南,放在了杨善洲曾经生活的地方,希望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大学生们对他的怀念。
  :您演过很多普通好人的角色,但也演过张作霖、冯敬尧这样枭雄的角色,您是怎样创作这些角色的?
  李雪健:创作不能离开剧本,不能离开导演的要求,不能乱演,不能胡演,而且你在演的时候还要知道这个角色在戏里的位置。
  选择角色的时候,我会尽量选择不同的人物,选择差距大些的人物,因为这样演起来会有新鲜感,也符合我的追求。老前辈说,演员这个职业和别的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别的职业只是活他自己,而文艺创作这个职业,你这辈子演了多少人物,就会像多少人物那样去活一把。我希望能一直带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不太爱抛头露面,这也是当演员的一个忌讳。因为演员总是露面,你演什么角色,观众都觉得是你;如果露面少一点,演的时候再有一些变化,观众就会有新鲜感。

  怎么不玩命拍点让观众喜欢看的电影

  :现在90后已经成了观看电影的主体人群,这给现在的很多年轻导演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请问您对这个现状是怎样看的?
  李雪健: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演员,我只能从我的经历说起。以前演焦裕禄,那是我骨子里都想演的角色,票房特别好;后来拍《杨善洲》票房就特别不好,《杨善洲》 在北京放映的时候,有一场只有两个观众,有一个还是我爱人。过了两天,我从昆明回北京,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在城里繁华地段的一家电影院,7点多放映,比我妈看的那场有进步了。”有进步是,那场有3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儿子。
  我感觉特别悲哀,说不上来的痛苦。同时播映的美国大片一天票房过亿元,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值钱,我们就这么不值钱?我也去看了美国大片,拍得确实不错,但是他们是美国的英雄主义,杨善洲是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为什么就没有人看?我痛苦过,也无奈过。
  慢慢地,对现在的市场和电影观众,我有点了解了,也理解了,不怪天,不怪地,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能,怎么就不玩命拍点让广大电影观众喜欢看的电影呢?这一次电影《老阿姨》的导演就带领我们有所突破。这肯定是一种冒险,也许没人看。但我们在尝试,我们在拍摄风格上,在艺术性、可看性、观赏性上,我们都在创新。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完西方的片子,特别是美国的片子,总会感觉里面的英雄很伟大。我想,我们的片子也应该让年轻人看完之后,崇拜我们的英雄,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戴着国徽,我觉得它是一种美

  :总是看到您戴着国徽,之前还看您戴过党徽,您为什么会一直戴着这些徽章?
  李雪健:国徽是红的,我感到特别美、特别漂亮!它们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你看看小学生们戴的红领巾,也很美。过了几年红领巾不能戴了,得入团,团徽也是红色的。再过一段时间,你入了党,就得戴党徽。我是197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部队里入的党,那会儿你不干出点成绩来根本入不了党。
  现在退休了,就像杨善洲说的,职退了但是党员的身份没有退,所以还要保持一个党员的身份。他有这样一句名言:“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病,共产党员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
  话又说回来,我戴着国徽,觉得这是一种美,是我的一种审美价值,是我的一种情感寄托。我愿意戴着这个,我也能够理解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人家穿的就是那个牌子,管它好看不好看,反正是那牌子就行。可我就是觉得国徽很美,我愿意戴,一路戴过来,我觉得我这一身配着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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