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我戴着国徽，因为它美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记者 徐蓓 时间:2016-02-19 点击:
原载 解放日报 整理 记者 徐蓓
李雪健：国徽是红的，我感到特别美、特别漂亮！它们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不久前，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持。他说：“为了观众，我就要玩命。”本版经授权摘登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
问：近日网友在追《少帅》这部剧时给予您很多好评，请问您对自己的表演满意吗？
李雪健：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听了这些话我就像得了奖一样，我会非常珍惜，把它作为今后进行创作的精神力量。其实，网友们的夸奖，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剧组创造的，所以这个奖杯应该献给全剧组、献给张黎导演。我只是露脸的，我沾光了。
问：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会在整部作品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雪健：好演员的作用就是让剧本根据导演的要求活在荧屏上。
问：您演了很多主旋律正能量的影片，您饰演的焦裕禄、杨善洲这两个角色深入人心。您为什么能演得那么好？是您有这样的经历，还是您的父辈有这样的经历呢？
李雪健：我属马，今年62岁了，我们这一代人挺爱用“父爱如山”这四个字。我觉得焦裕禄、杨善洲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父辈，我真的就是想把这些“父爱如山”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精神代代相传。这些人物都是我们父辈的典型，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不想让后人忘了他们。今年是2016年，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要实现小康不能光喊口号，得玩真的。所以有些前辈的精神得学习，有些传统得继承，而对我来说就是要把这些真真切切地表现出来。
只要有机会，我就玩命
问：现在很多演员在演艺道路上面临不少选择和诱惑，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
李雪健：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专业演员。上世纪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文艺团体恢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被借调到北京来，跑龙套，干杂活儿。
到了北京，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专业演员。因为我有业余的舞台经历，二炮话剧队想留我当专业演员，还让我回了趟家。我回到父母身边，阿姨们都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看着有出息，听了这话我觉得很高兴。可是15天探亲回来后，他们又说不留我了，让我回部队。这真是伤自尊啊，怎么办？当时剧组的导演就给了我一个考到空政话剧团的机会。
我一直当演员，也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我很珍惜这一切。所以，为了观众，只要有机会，我就玩命。
问：现在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严肃题材的电影在票房上并不理想，有人认为电影应该承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也有人认为电影就是用来娱乐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雪健：我学当演员的第一课，老师就教我们“做戏先做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在旧社会是三教九流中的倒数第二流“戏子”，如今不仅有了好身份，还给了演员一个好名声。演员干好了就是人民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想一想心灵的工程师，你就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了。
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
问：将帅是您塑造最多的形象之一，张黎导演在采访中也曾说过，您是军装控。军人生涯对您的演艺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李雪健：我1970年当工人，1973年当兵。刚开始我在二炮当兵，在工厂、在部队我都是业余宣传队的，演山东快书、舞蹈等节目。
部队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我当业余宣传员的时候，专业的艺术团队经常来部队慰问演出，那时我们揣着自己种的瓜子花生，背着背包当板凳去看演出，就像过年一样。我记得昆明军区杂技队来演出的时候，临时用高台定位车在山里搭了一个舞台。我那时候二十来岁，记得有位演出的“老大姐”也就二十五六岁，一阵风吹过来，她从高台定位车上摔了下来。我们那时候说赶快拉她到卫生队检查检查，可她只用杯子漱了下口，我亲眼看到吐出来的水是红的。她吐完以后，又上台坚持演出，台下的战士们见了没有不掉泪的。
这名文艺工作者对艺术的敬业感动了战士，感动了我们。我成了她的粉丝，之后回家或者路过昆明，都会到她所在的单位去转一转。明知道见不到人家，但还是去转一转，这是一种追星的满足吧。
在部队，军人要保家卫国，要有英雄气概，这就是军人的天职。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我知道我的位置。这种天职不只军人要有，每个中国人都要有。
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
问：雪健老师，您画过一幅猴子的画，是送给您爱人的吗？
李雪健：对。那是我当年给我爱人画的，她属猴。2004年的时候，经过三四年和病魔抗争的艰难生活，我又能演戏了，所以那个猴年我给爱人送了这个小礼物。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家里的爱人、孩子真的离不开。
问：这幅画里画的是大肚猴，有什么寓意吗？
李雪健：我爱人经常让我调整心态，于是我画了一个大肚猴，配了半首歌，是我拍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春风一过天地宽》。歌词大致是：“大天大地大胸怀，小恩小怨何苦来，得失之中无得失，笑谈之中非笑谈。”人总会遇到这事儿那事儿，但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岁月静好。
问：您演了这么多戏，是不是特别在意爱人的评价？
李雪健：她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我每一部戏的第一个观众就是她。演得好，她比谁都高兴；演得不好，她比谁都往心里去，都生气。比如说，我曾经出过错，有些字念得四声不准，南腔北调。那个冯敬尧的台词，我当时就没说准，她跟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替我脸红。她说，你是面对观众，你是干这个的，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允许的。
在电影《台湾1895》中我演李鸿章，我有句台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果我给说成了八国联军。我爱人她就不干了，说这错大了，少说有一个星期和我过不去。这让我长记性，这是耻辱。
问：这是真正的深情。在您最艰难的那段岁月，她一定都是以笑脸、阳光和您一起走过的吧？
李雪健：对，从来不在我面前流泪，怕影响我。但是我知道她流过很多泪，全是背着我的。没有爱人、没有儿子，没有家人，就没有现在的我。
演员要自知，不能给荣誉丢人
问：您有一句获奖感言后来成了金句：“苦和累都让焦裕禄受了，名和誉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您是怎么看待奖项和荣誉的？
李雪健：没得荣誉的时候其实挺想得的，记得我得了首届梅花奖时，回到家自己一会儿把奖杯搁在这儿，一会儿把奖杯搁在那儿，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是观众、专家对你付出的认可，这也是一种力量。
后来又创作了一些角色后，慢慢地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奖其实是观众把对戏中人物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的身上。比如《焦裕禄》得的奖杯，那是大家喜欢焦裕禄，我沾光了；《渴望》中的宋大成也是，那是大家喜欢这个好人，所以我又沾光得了奖。
演员要自知，这个角色的成功，是编剧扎根生活写出来的，是导演带领全组创作人员一起创作出来的。只有自知，才能明白你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荣誉，怎样把它变成动力，把它变成力量，去更好地进行创作，不能给这个荣誉丢人。
问：您最看重的是哪个奖项？
李雪健：哪个奖我都喜欢，但是我更偏爱大学生电影节的奖，因为大学生们评奖时，他们都是认认真真地看过，仔仔细细地讨论过，最后才把这个奖给了《杨善洲》。所以我把那个奖杯带到了云南，放在了杨善洲曾经生活的地方，希望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大学生们对他的怀念。
问：您演过很多普通好人的角色，但也演过张作霖、冯敬尧这样枭雄的角色，您是怎样创作这些角色的？
李雪健：创作不能离开剧本，不能离开导演的要求，不能乱演，不能胡演，而且你在演的时候还要知道这个角色在戏里的位置。
选择角色的时候，我会尽量选择不同的人物，选择差距大些的人物，因为这样演起来会有新鲜感，也符合我的追求。老前辈说，演员这个职业和别的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别的职业只是活他自己，而文艺创作这个职业，你这辈子演了多少人物，就会像多少人物那样去活一把。我希望能一直带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不太爱抛头露面，这也是当演员的一个忌讳。因为演员总是露面，你演什么角色，观众都觉得是你；如果露面少一点，演的时候再有一些变化，观众就会有新鲜感。
怎么不玩命拍点让观众喜欢看的电影
问：现在90后已经成了观看电影的主体人群，这给现在的很多年轻导演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请问您对这个现状是怎样看的？
李雪健：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演员，我只能从我的经历说起。以前演焦裕禄，那是我骨子里都想演的角色，票房特别好；后来拍《杨善洲》票房就特别不好，《杨善洲》 在北京放映的时候，有一场只有两个观众，有一个还是我爱人。过了两天，我从昆明回北京，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在城里繁华地段的一家电影院，7点多放映，比我妈看的那场有进步了。”有进步是，那场有3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儿子。
我感觉特别悲哀，说不上来的痛苦。同时播映的美国大片一天票房过亿元，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值钱，我们就这么不值钱？我也去看了美国大片，拍得确实不错，但是他们是美国的英雄主义，杨善洲是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为什么就没有人看？我痛苦过，也无奈过。
慢慢地，对现在的市场和电影观众，我有点了解了，也理解了，不怪天，不怪地，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能，怎么就不玩命拍点让广大电影观众喜欢看的电影呢？这一次电影《老阿姨》的导演就带领我们有所突破。这肯定是一种冒险，也许没人看。但我们在尝试，我们在拍摄风格上，在艺术性、可看性、观赏性上，我们都在创新。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完西方的片子，特别是美国的片子，总会感觉里面的英雄很伟大。我想，我们的片子也应该让年轻人看完之后，崇拜我们的英雄，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戴着国徽，我觉得它是一种美
问：总是看到您戴着国徽，之前还看您戴过党徽，您为什么会一直戴着这些徽章？
李雪健：国徽是红的，我感到特别美、特别漂亮！它们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你看看小学生们戴的红领巾，也很美。过了几年红领巾不能戴了，得入团，团徽也是红色的。再过一段时间，你入了党，就得戴党徽。我是197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部队里入的党，那会儿你不干出点成绩来根本入不了党。
现在退休了，就像杨善洲说的，职退了但是党员的身份没有退，所以还要保持一个党员的身份。他有这样一句名言：“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病，共产党员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
话又说回来，我戴着国徽，觉得这是一种美，是我的一种审美价值，是我的一种情感寄托。我愿意戴着这个，我也能够理解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人家穿的就是那个牌子，管它好看不好看，反正是那牌子就行。可我就是觉得国徽很美，我愿意戴，一路戴过来，我觉得我这一身配着挺好！
李雪健：国徽是红的，我感到特别美、特别漂亮！它们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不久前，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持。他说：“为了观众，我就要玩命。”本版经授权摘登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
问：近日网友在追《少帅》这部剧时给予您很多好评，请问您对自己的表演满意吗？
李雪健：每一位网友的评价都是一个奖杯，听了这些话我就像得了奖一样，我会非常珍惜，把它作为今后进行创作的精神力量。其实，网友们的夸奖，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剧组创造的，所以这个奖杯应该献给全剧组、献给张黎导演。我只是露脸的，我沾光了。
问：您认为一个优秀的演员会在整部作品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雪健：好演员的作用就是让剧本根据导演的要求活在荧屏上。
问：您演了很多主旋律正能量的影片，您饰演的焦裕禄、杨善洲这两个角色深入人心。您为什么能演得那么好？是您有这样的经历，还是您的父辈有这样的经历呢？
李雪健：我属马，今年62岁了，我们这一代人挺爱用“父爱如山”这四个字。我觉得焦裕禄、杨善洲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父辈，我真的就是想把这些“父爱如山”的故事、这些人物的精神代代相传。这些人物都是我们父辈的典型，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不想让后人忘了他们。今年是2016年，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要实现小康不能光喊口号，得玩真的。所以有些前辈的精神得学习，有些传统得继承，而对我来说就是要把这些真真切切地表现出来。
只要有机会，我就玩命
问：现在很多演员在演艺道路上面临不少选择和诱惑，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
李雪健：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专业演员。上世纪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文艺团体恢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被借调到北京来，跑龙套，干杂活儿。
到了北京，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专业演员。因为我有业余的舞台经历，二炮话剧队想留我当专业演员，还让我回了趟家。我回到父母身边，阿姨们都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看着有出息，听了这话我觉得很高兴。可是15天探亲回来后，他们又说不留我了，让我回部队。这真是伤自尊啊，怎么办？当时剧组的导演就给了我一个考到空政话剧团的机会。
我一直当演员，也没有想到能走到今天，我很珍惜这一切。所以，为了观众，只要有机会，我就玩命。
问：现在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严肃题材的电影在票房上并不理想，有人认为电影应该承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也有人认为电影就是用来娱乐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雪健：我学当演员的第一课，老师就教我们“做戏先做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在旧社会是三教九流中的倒数第二流“戏子”，如今不仅有了好身份，还给了演员一个好名声。演员干好了就是人民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想一想心灵的工程师，你就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了。
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
问：将帅是您塑造最多的形象之一，张黎导演在采访中也曾说过，您是军装控。军人生涯对您的演艺事业有怎样的影响？
李雪健：我1970年当工人，1973年当兵。刚开始我在二炮当兵，在工厂、在部队我都是业余宣传队的，演山东快书、舞蹈等节目。
部队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我当业余宣传员的时候，专业的艺术团队经常来部队慰问演出，那时我们揣着自己种的瓜子花生，背着背包当板凳去看演出，就像过年一样。我记得昆明军区杂技队来演出的时候，临时用高台定位车在山里搭了一个舞台。我那时候二十来岁，记得有位演出的“老大姐”也就二十五六岁，一阵风吹过来，她从高台定位车上摔了下来。我们那时候说赶快拉她到卫生队检查检查，可她只用杯子漱了下口，我亲眼看到吐出来的水是红的。她吐完以后，又上台坚持演出，台下的战士们见了没有不掉泪的。
这名文艺工作者对艺术的敬业感动了战士，感动了我们。我成了她的粉丝，之后回家或者路过昆明，都会到她所在的单位去转一转。明知道见不到人家，但还是去转一转，这是一种追星的满足吧。
在部队，军人要保家卫国，要有英雄气概，这就是军人的天职。我当过兵，我知道我的天职，我知道我的位置。这种天职不只军人要有，每个中国人都要有。
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
问：雪健老师，您画过一幅猴子的画，是送给您爱人的吗？
李雪健：对。那是我当年给我爱人画的，她属猴。2004年的时候，经过三四年和病魔抗争的艰难生活，我又能演戏了，所以那个猴年我给爱人送了这个小礼物。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家里的爱人、孩子真的离不开。
问：这幅画里画的是大肚猴，有什么寓意吗？
李雪健：我爱人经常让我调整心态，于是我画了一个大肚猴，配了半首歌，是我拍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春风一过天地宽》。歌词大致是：“大天大地大胸怀，小恩小怨何苦来，得失之中无得失，笑谈之中非笑谈。”人总会遇到这事儿那事儿，但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岁月静好。
问：您演了这么多戏，是不是特别在意爱人的评价？
李雪健：她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我每一部戏的第一个观众就是她。演得好，她比谁都高兴；演得不好，她比谁都往心里去，都生气。比如说，我曾经出过错，有些字念得四声不准，南腔北调。那个冯敬尧的台词，我当时就没说准，她跟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替我脸红。她说，你是面对观众，你是干这个的，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允许的。
在电影《台湾1895》中我演李鸿章，我有句台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果我给说成了八国联军。我爱人她就不干了，说这错大了，少说有一个星期和我过不去。这让我长记性，这是耻辱。
问：这是真正的深情。在您最艰难的那段岁月，她一定都是以笑脸、阳光和您一起走过的吧？
李雪健：对，从来不在我面前流泪，怕影响我。但是我知道她流过很多泪，全是背着我的。没有爱人、没有儿子，没有家人，就没有现在的我。
演员要自知，不能给荣誉丢人
问：您有一句获奖感言后来成了金句：“苦和累都让焦裕禄受了，名和誉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您是怎么看待奖项和荣誉的？
李雪健：没得荣誉的时候其实挺想得的，记得我得了首届梅花奖时，回到家自己一会儿把奖杯搁在这儿，一会儿把奖杯搁在那儿，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是观众、专家对你付出的认可，这也是一种力量。
后来又创作了一些角色后，慢慢地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奖其实是观众把对戏中人物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的身上。比如《焦裕禄》得的奖杯，那是大家喜欢焦裕禄，我沾光了；《渴望》中的宋大成也是，那是大家喜欢这个好人，所以我又沾光得了奖。
演员要自知，这个角色的成功，是编剧扎根生活写出来的，是导演带领全组创作人员一起创作出来的。只有自知，才能明白你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荣誉，怎样把它变成动力，把它变成力量，去更好地进行创作，不能给这个荣誉丢人。
问：您最看重的是哪个奖项？
李雪健：哪个奖我都喜欢，但是我更偏爱大学生电影节的奖，因为大学生们评奖时，他们都是认认真真地看过，仔仔细细地讨论过，最后才把这个奖给了《杨善洲》。所以我把那个奖杯带到了云南，放在了杨善洲曾经生活的地方，希望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大学生们对他的怀念。
问：您演过很多普通好人的角色，但也演过张作霖、冯敬尧这样枭雄的角色，您是怎样创作这些角色的？
李雪健：创作不能离开剧本，不能离开导演的要求，不能乱演，不能胡演，而且你在演的时候还要知道这个角色在戏里的位置。
选择角色的时候，我会尽量选择不同的人物，选择差距大些的人物，因为这样演起来会有新鲜感，也符合我的追求。老前辈说，演员这个职业和别的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别的职业只是活他自己，而文艺创作这个职业，你这辈子演了多少人物，就会像多少人物那样去活一把。我希望能一直带给观众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不太爱抛头露面，这也是当演员的一个忌讳。因为演员总是露面，你演什么角色，观众都觉得是你；如果露面少一点，演的时候再有一些变化，观众就会有新鲜感。
怎么不玩命拍点让观众喜欢看的电影
问：现在90后已经成了观看电影的主体人群，这给现在的很多年轻导演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请问您对这个现状是怎样看的？
李雪健：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演员，我只能从我的经历说起。以前演焦裕禄，那是我骨子里都想演的角色，票房特别好；后来拍《杨善洲》票房就特别不好，《杨善洲》 在北京放映的时候，有一场只有两个观众，有一个还是我爱人。过了两天，我从昆明回北京，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在城里繁华地段的一家电影院，7点多放映，比我妈看的那场有进步了。”有进步是，那场有3个观众，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儿子。
我感觉特别悲哀，说不上来的痛苦。同时播映的美国大片一天票房过亿元，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值钱，我们就这么不值钱？我也去看了美国大片，拍得确实不错，但是他们是美国的英雄主义，杨善洲是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为什么就没有人看？我痛苦过，也无奈过。
慢慢地，对现在的市场和电影观众，我有点了解了，也理解了，不怪天，不怪地，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能，怎么就不玩命拍点让广大电影观众喜欢看的电影呢？这一次电影《老阿姨》的导演就带领我们有所突破。这肯定是一种冒险，也许没人看。但我们在尝试，我们在拍摄风格上，在艺术性、可看性、观赏性上，我们都在创新。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完西方的片子，特别是美国的片子，总会感觉里面的英雄很伟大。我想，我们的片子也应该让年轻人看完之后，崇拜我们的英雄，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戴着国徽，我觉得它是一种美
问：总是看到您戴着国徽，之前还看您戴过党徽，您为什么会一直戴着这些徽章？
李雪健：国徽是红的，我感到特别美、特别漂亮！它们是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你看看小学生们戴的红领巾，也很美。过了几年红领巾不能戴了，得入团，团徽也是红色的。再过一段时间，你入了党，就得戴党徽。我是197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部队里入的党，那会儿你不干出点成绩来根本入不了党。
现在退休了，就像杨善洲说的，职退了但是党员的身份没有退，所以还要保持一个党员的身份。他有这样一句名言：“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病，共产党员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
话又说回来，我戴着国徽，觉得这是一种美，是我的一种审美价值，是我的一种情感寄托。我愿意戴着这个，我也能够理解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人家穿的就是那个牌子，管它好看不好看，反正是那牌子就行。可我就是觉得国徽很美，我愿意戴，一路戴过来，我觉得我这一身配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