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深圳的崛起与香港的衰落
编者按：旺角大年初一的事件，让大家又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座东方明珠上。在这里，我们不想做任何审判，只是分享过往格隆汇几个会员对香港的深度感受与分析，给大家展现一个更立体多维度的香港。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会员‘自成一体’的于2015年12月11日发表的深度文章：《双城记：深圳的崛起与香港的衰落（下）——香港因何而落》。
两首歌，两座城，两段迥异的历史变迁。
从太平山山顶眺望维多利亚港，星光璀璨，由此香港被称为“东方明珠”，霓虹灯也是香港往日繁荣的见证。而今，霓虹照旧，但香港的往日繁荣却不再。深圳湾的对岸，深圳却在悄然崛起。上篇谈到，深圳的崛起是承载于其敢为人先的创造力、年轻活力的人才队伍、成功的产业升级和城市交通建设等，当然这一切都无法脱离一个高效、有魄力和作为的政府。那么，“香港之落”因何而“落”？香港之路又当走向何方？
“亚洲四小龙”之殇
“亚洲四小龙”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东亚奇迹”。“亚洲四小龙”中的四大经济体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市场化经济，成功抓住西方资本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承接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转移。这三次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让“四小龙”一跃跨入世界发达经济体行列。以香港为例，自1960年始，连续三个10年内，实现十年一次的经济总量翻一番。“东亚奇迹”，名不虚传。
往日的辉煌更加印衬着今日的落寞，如今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渐缓，增速已远不及当年。纵观“四小龙”在1960年后的经济增长史，不难发现，尽管四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短期内时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确是渐行渐缓的。还是以香港为例，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创下年度增速20%神话的香港，如今的经济增长率已连续3年不及3.1%。据汇丰预测，2015年香港GDP增速为2.3%，比去年又将下降0.2%。（详情参见“香港经济增长概览图”）
东方之珠，风采不再？
伴随着“东亚奇迹”的衰亡，四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一齐步入放缓期，香港和新加坡都无一例外。同样与劲头不及当年的新加坡相比，香港也毫无优势，反而在这场经济赛跑的马拉松里，被当年并肩作战的小伙伴将差距越拉越远。这究竟是为何？
马拉松赛跑，靠的自然是耐力与速度。总而言之，起点相同时，比的是平均速度。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场马拉松赛跑中，香港与新加坡的赛跑速度如何。马拉松初期，香港与新加坡经历了一轮爆发期，两者速度交替领先。随后赛跑速率渐渐降低，但自1988年之后，香港的经济增速几乎没有在任何一年超越过新加坡了。（详见“香港与新加坡增速对比”）
漫漫经济成长路中，曾爆发了1998和2008年的2次金融危机，“亚洲四小龙”无一幸免。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四小龙”中的3个在1998年都出现了负增长，衰退最严重的当属香港，经济出现了-5.88%的负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更广，香港再次成为四大经济体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一个，在2009年经济倒退2.46%。时隔二十年，两次金融危机；不一样的起因，香港却承受了基本类似的结果。
两次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留给香港的创伤都是“四小龙”中最沉重的。这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目光继续回到国内，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正如本文上篇所述，香港在1997年回归时，GDP相当于国内经济总量的近20%，想必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俯视感。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内地经济的腾飞，停滞的香港经济早已不复当年雄风。深圳自1980年来，年均增速接近20%，增长最快时超越60%，即使放缓也还保持着约10%的快速增长。深圳的腾飞足以创造第二个“东亚奇迹”，也更加反衬出香港经济的落寞。
五十年前，香港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五十年后，香港依旧繁华，但属于它的光荣时代已经随风逝去。五十年前它因何而起？五十年后它因何而落?想必这两者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崛起之谜——从崛起之因看衰落之源
1、 站在风口，香港才能飞起来
风口一：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
19世纪60年代，美、日等国人口增长率下降造成了工人的短缺、工资的上扬，因而美、日要大力发展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工业，自然要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出去。
19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促使能源、矿产资源等初级价格上涨，严重损害了美、日的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空间。于是，美、日又开始集中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此时，其资本密集型产业又开始需求转出的出口。
19世纪80年代，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高科技产业领域成为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新战场。为了更好地打好这场战，美、日必须尽可能多地丢掉它们的旧包袱。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继续转移，标准化的技术产业也开始在外布局。
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亚洲四小龙”崛起的第一道风口。
风口二：中国对外窗口地位的确立
时光倒回至1840年，英国初占香港，将其作为军港中心。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香港的经济发展波澜不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大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完全被切断。但此时，中国大陆尚有苏联作为坚强的后盾，为其提供一切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等资源。
19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与世隔绝”的中国大陆丧失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于是，香港，成为了此时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根稻草，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内地与西方间经贸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
2、站对风口，香港才能飞起来
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为香港经济的持续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一次产业转移中香港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次产业转移发展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次产业转移标准技术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共进。三十年内发生的三次产业转移让香港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崛起为一个富裕的发达经济体。
这难道仅仅是因为风口来临，猪也能飞？
非也。香港能在短时间内崛起离不开香港政府在恰当的时刻，选择了恰当的政策。站在正确的风口，等待风的来临，这就是香港奇迹的秘密。
上世纪60年代前，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本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济制度方面，香港政府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府、健全的法制、成熟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产权保护等对外商投资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香港政府大力开展外向型经济，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进出口贸易额在总GDP中长期占据高达五分之一的比例。香港政府在产业转移浪潮中对初、中级教育的支持，对于香港经济的腾飞也功不可没。
简而言之，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产业转移浪潮中，香港政府与香港人抓住了历史的契机，成功地一跃成为一个富裕的发达经济体。3、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在风口飞起来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够分到一杯羹。香港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历史渊源来看都具有其特殊性。
香港是一个天然深水港，背靠中国大陆，外临南海。在军事上是难得的兵家必争之地，在经济上是一个联系中国内地与西方国家的绝佳窗口。
1842年，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殖民史使其在制度、文化和经济方面都具有其独特性。既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自由市场，文化上深受西方国家影响，但同时与中国内地在语言与传统文化上仍是一脉相承。这种复杂的独特性，使其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下联系中国内地与西方国家的对外港口。
从崛起之因看衰落之源
很明显，香港崛起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为抓住机遇所作出的努力密不可分。
今日之落寞，历史不可能重演是一方面，当年的地理优势、制度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的丧失则是另一方面。当年的香港，在中国大陆被西方封锁隔绝的情况下，作为唯一的港口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一点优势，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弱化。制度优势犹存，然而过度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若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未必有利于经济发展。当年适宜产业转移的经济基础，也随着各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而消失。
香港人口步入迟暮之年
曾经的“亚洲奇迹”离不开几代香港人年轻时的血泪拼搏史。而今的香港人口逐步步入老龄化状态，0-1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96年的25.4%下降至2014年的16.2%，20-39岁的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由1996年的36.2%直降7.2%。相反地，40-64岁的中年人口占比由28.2%大幅上升至39.6%，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至15%。
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会进一步削弱香港的人口红利，20-64岁的劳动力人口虽微弱上升，但劳动力的老龄化带来的是有效劳动力不足，社会经济活力降低。
香港的生育率急剧下降，从60年代的5.2下降到2014年的1.12，上世纪高生育率产生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而如今过低的生育率与逐年下降的人口迁入人数，不禁让人深感忧虑，香港人口结构老龄化、负责生产创造的年轻人数量快速下降，究竟能为香港支撑起一个怎样的未来？
看大国“工业4.0”：香港，你输在哪里？
借力于自上世纪60年代始的三次国际产业转移，香港恰当地抓住了每次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产业，最后到劳动、资本密集与技术型产业，完美地实现了产业升级的过程。如今，香港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连零头都够不上，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下降至目前的3%，香港的经济几乎全部是依靠于服务型产业。
物极必反，虽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但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发达国家，并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民以食为天”的第一产业和作为物质基础的第二产业，尤其第二产业。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产业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放弃农牧业，更没有停止发展先进制造业。美国的第一产业尽管只占GDP的约1%，但不仅能够自给自足，每年还会有大量农、牧产品远销海外。美国的第二产业比重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持续走低，但始终保持在20%以上，转移海外的更多是低附加值的二产而已。
最漂亮的是：美国于2009年开始实施制造业回归政策，发展高端制造业；于2012年启动“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这一轮美国经济领先全球康复，最大原因就是制造业的回归与复苏。
无独有偶，2013年，德国也正式提出“工业4.0”概念，预计投入2亿欧元。中国也爱上了“工业制造2025”概念，试图在“互联网+”领域大展拳脚，并于今年10月份与德国共同提出将开展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工业4.0）合作。
美、德、中对于先进制造业的情有独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凸显了高端制造业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基础意义：实业为本，金融为用！
反观香港，制造业的严重空心化，已经让它失去了发展“工业4.0”的先机。2014年底，香港制造业占比居然还没有达到1.5%，比起美国的12.1%和德国的22.6%，差距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赶上的。
一览香港第三产业
香港经济构成几乎都是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也主要集中在几大板块，金融、地产、进出口贸易和旅游等。这四大板块的产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金融、进出口及旅游的发展尚可，在香港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是拉动香港GDP上升的主力军。
然而，地产占GDP比重连年下降，如今已不及5%，对GDP的拉动效应已渐渐弱化，甚至不及平均水平。
原因何在？
高房价绑架了香港人（香港人还住得起房吗？——房价与收入对比）
香港的房屋分为两种，公屋和私屋，根据自置与租住来划分，总共就有四类住房形式：自置公屋、租住公屋、自置私屋和租住私屋。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供楼负担比”指标让大家感受一下香港人的买房压力。
“供楼负担比”指的是月供占月收入的百分比，能够直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人买房的难易程度。在香港，所有住户的平均“供楼负担比”为43.5%，私屋住户的负担比为48%，两者差异不大。在香港，无论是对于私屋自置户，还是对于公屋自置户来说，月供几乎要花掉他们月收入的一半。
先来看看租住公屋的群体，约30%的香港人住在租住公屋里，住户数73万 ，人口205万（香港房屋署统计数据，2015.3.31）。公租屋的平均住户人数为2.8，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一个香港的三口之家的生活。
公租屋三口之家的月收入中位数为16000港元，根据公租屋每人13.1平方米的空间来计算，一个三口之家的居住面积约为40平方米，对应的月租金就是2000-3000港元之间。公租屋居民在住房上的花销比例为15%左右。公租屋的人数比例和租金花费比看起来还不错，但公屋的居住空间非常小，再加上香港物价高企，所以公屋住户的生活并不轻松。（数据见下图，左图为申请公屋租住的收入限额，右图为申请公屋自置的收入限额。数据来源：香港房屋署2015年数据）
再看看自置公屋的群体，能享受到自置公屋福利的人数不多，只占到香港总人口的7%，住户数共计129716，总人口453965。以一个公屋自置家庭的月收入中位数2.75万港元为例，一套40平米的房子价格在280万港币左右（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香港房屋署，见下图）。若这个家庭选择按揭贷款30年，则月供约为1万港元，每月收入有36%花在房子上；若这个家庭选择还贷20年，则月供将去到1.8万港元，家庭收入的65.5%。
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要想买一套面积仅为40平米的房子，20年时间是不够的，即便是花30年来供起这套房子，也要做好每月为地产贡献36%收入的心理准备。何况这个算法还没有考虑各项税收以及高昂的物价。
比起每月用15%收入租住公屋和用36%收入自置公屋的人，收入超出公屋上限无法享受公屋福利，却又无力承担高昂私屋的“夹心层”才是最无奈、痛苦的。
私屋月租金在港岛为360至460港元/平方米之间，九龙300至330港元/平方米，新界220至250港元/平方米间。私屋家庭的月收入中位数为3.5万港元，选择租住私物家庭的月收入明显会小于此数。这里假定一个家庭月收入为3.5万港元的私屋租户，租住了单价300港元/平方米、面积40平米的房子。月租金为1.2万港元，住房花费超过30%。想想看，这还是一个月收入在私屋住户中处于中上游水平的家庭，他们租房不敢离市中心太近，花着30%的收入却无法买得起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
香港的私屋出售价除了新界均价低于10万港元/平米，港岛与九龙的出售价10万港元只是一个起步价，20万港元/平米左右的房子随处可见。私屋的出售价格差异性非常大，能够自置私屋的群体财富分化也相当严重。对于这部分人群而言，只有财富金字塔的人能够坦然，大部分人都是背着房子在生活。
超高房价把大多数香港人捆绑到了房子上，何谈消费？何谈创造力？安居才能乐业。若一个地区的人把劳动收入的一半都花在了住房上，还要承担高昂的物价，居民消费必然乏力，经济体又何来的活力呢？
扭曲的房地产，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香港垄断市场的缩影
住房花销耗了国民收入的30%以上，但地产与建筑业每年的产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不到10%。也就是说，房地产生产了不到10%的GDP，却拿走了国民总收入的30%以上。
这中间的差额去哪了？
一部分以土地收入的形式进入了政府的财政，另一部分则以财富重新分配的方式从大部分无房香港人转移到了房地产商、有房阶层的手中。
超高房价对香港居民的绑架，不仅体现在住房上，还渗透进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家商铺都要承担高昂的铺租，因此香港居民的任何一笔消费，都无法摆脱向房产所有者交租的厄运。
什么造成了高房价？
曾经有一个传说，香港是“李家城”。我不去深究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李家在香港的影响力确是毋庸置疑的。香港1/7的私宅物业、70%的零售市场份额、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器连锁店和香港的主要电信及移动通讯营业商之一等都是李家的。李家在香港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等多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一个李家势力就如此庞大，更不用说香港还有“四大家族”。
香港市场的垄断，从香港居民生活的开支情况表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二。从下表数据可以清楚看出，衣食住行的基本支出已经占去了居民收入的绝大多数，这与香港各大行业几乎都是由四大家族垄断有着直接的联系。
科研与创新——丢失的可能是整个未来
我引用中金的四张图表来对比一下香港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掉队情况：
1、香港的研发强度仅为0.7%，是新加坡的1/3，深圳的1/5；
2、研发主体严重依赖于教育机构，对比新加坡、深圳，企业参与到研发工作的比例明显不足，说明企业的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市场没有活力；
3、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仅为3人，而对岸的深圳是17人；
4、而风投规模则是完全无法对比，香港的风投规模与深圳相比，差距已经不是几条街的距离，是地球与月球的距离了。
香港制造业空心化、科研领域投入明显不足。制造业的空心化丢失的是经济生产的基石，科研的匮乏丢失的可能会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未来。
市场不是万能的——制度是把双刃剑
香港一向以自由经济著称，政府对市场实施自由放任的政策——靠制度，不靠人。这也是香港人一直引以为傲、在上世纪助力经济增长的利器。但随着少数资本家（四大家族）逐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市场也随着激烈的角逐由自由竞争市场演变成了现在的寡头垄断，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真的还适应现在的香港吗？
少数地产商坐享经济发展中土地增值的收益，不断通过挤压其他行业与个人生产创造的价值来膨胀自己。关系居民切身生计的水电、能源、电信等领域，本身就是容易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的放任自由，导致的必然是这些行业的垄断，最终影响到的却是居民的切身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
市场不是万能的，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即使一向鼓吹自由市场的美国君，也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完全的市场主义，政府永远都是背后的那只手，适时的时候便会伸出来。
放任自由的本意，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自由，而是强调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更好地来配置资源，达到生产活动的最优化。但香港现在的自由市场制度已经违背了它的初衷。
试问，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基础民生、公共事业和地产都是寡头垄断，再自由的经济制度，意义何在呢？又是谁的自由？
如果以为制度能解决一切，每个人都成为制度流水线上的一个没有思想的螺丝钉，无人站出来，无人担责，无人作为，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画地为牢的囚笼。
香港：你并非一无所有
201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竞争力报告2014》蓝皮书，深圳脱颖而出，在综合经济竞争力中排名第二。
那么，第一是谁？——香港！
2015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连续第21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又是谁？
还是香港！
对，香港还是那个香港，它依旧繁华，只是繁华的背后更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亟待解决。
是的，香港已步入迟暮之年，人口面临老龄化，但它的人口教育素质仍然遥遥领先于内地；
是的，香港制造业空心化，但它的旅游、进出口、金融哪一块都没有掉队；
是的，香港有着超高的房价，但香港政府已经为接近50%的香港居民提供了公屋居住，并且还在努力为更多的香港人居者有其屋；
是的，香港的经济制度放任了垄断，但同时也不反对激烈的竞争。香港，依旧有着良好的法制传统和自由度极高的经济。
只不过，现如今的香港，确实病了，确实卡住了，需要港人齐齐站出来，通过努力作为与变革来解决问题。
后记
我以狄更斯名著《双城记》的开头文字来做本文的结尾：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