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票供应的年代

今天晚上收看中央一台《焦点访谈》节目，看到1975年春节前北京市民办年货的老照片，那是一个物资供应极其匮乏的年代，几乎所有涉及民生的物资都是按计划供应和凭票供应，由此回忆起那个年代过春节的一些往事。

快要过春节时，居民楼里的小组长就会挨家挨户地发放年货供应券，每年的供应券都不一样，有一种供应券印象较深，一张盖了章的纸，上面画着一个个编了号码的小方格，每一个号码代表一种货品。一般去4个地方就可以把年货办齐了，那就是粮店、酱油店、南货店和菜场。每家每户的年货都是配给好的，并有大小户之分，常住户口5人及5人以上为大户，4人以下为小户，我家5口人，刚好算大户。配给的年货有粮油、花生米、金针菜、木耳、瓜子，有鸡或鸭、鱼、猪肉、冬笋等，配给的数量很少，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点配给还不够一顿大餐的品种和分量。平时很少有口福，期盼过年多半原因是为了一饱口福。

有一年大年三十，为了爆一些炒米花，听邻居说在福佑路有一个爆炒米花摊，我家在金陵东路四川南路口，离得还是有点远，我带着两个弟弟去了那里。排队的人很多，几乎都是十几岁的孩子，那时已经下午3点多，天气很冷，大家都把双手插在袖子里，队伍行进得很慢，急也没有用。眼看着天快黑了，我让两个弟弟先回家，否则父母回家找不到我们着急。等我回到家里已经快8点了，一家人正等着我吃年夜饭。站在冷风里4个多小时，又冷又饿，母亲说排这么长时间的队都能把炒米花买回来了，听话听音，那是母亲心疼我。

还是大年三十，父母亲上班，下午我拿着年货券去粮油商店办年货，糯米或糯米粉只能选其一，但糯米粉已经卖完，没有选择，只能买糯米。大年初一吃汤圆是传统，无论怎样也要想办法，隔壁邻居是宁波人，他们家有石磨，我借来了石磨与邻家的几个孩子商量着怎样磨糯米粉，他们说只知道把米和水和在一起磨，并不知道米需要浸泡一天一夜。磨得差不多了，母亲下班回来了，觉得这样磨不对，她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些活都会干，但已无法补救了。第二天早上吃着自己磨的“糯米粉”包的汤圆，尽管入口很粗糙，但还是很有成就感，父母亲也没有责怪，心情都不错。

在哈尔滨上大学时，放寒假回家，在哈尔滨买了几袋“人造肉”，那是哈尔滨粮食研究所研制出来的，用豆制品代替猪肉。带到上海后成了稀罕物，还送给亲戚一些。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原本就很干的“人造肉”居然发霉了，谁也不敢吃便扔了，估计是没有加防腐剂所致。在哈尔滨上学期间，学校很少有肉吃，市场上供应的肉制品包括香肠、红肠都要凭肉票购买。

粮油肉票象征着计划经济，象征着短缺与苦难。在进入21世纪经济迅速增长的今天，粮油肉票问题早已淡出生活，在上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可以说是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为保障供应，控制销售，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定量较低，好多物品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大家时常攥着各种票证在各个商店门口通宵排长龙抢购年货，更是春节前的一道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