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来源:中国农垦杂志 作者:王小平 时间:2021-11-17 点击:
自秦汉统一王朝建立以来，屯垦戍边就是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重要国策，大量的屯垦戍边实践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屯垦戍边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武装夺取政权开始，面对经济极为落后的农村根据地的实际，就提出了屯垦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大农业的思想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借鉴中国古代屯垦戍边思想，在边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实践，特别是在新疆组建和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屯垦戍边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有效促进了边疆地区尤其是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巩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屯垦思想的初步探索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面对敌人的封锁，为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和保证根据地党政军生存的需要，借鉴古代军队屯田的经验，军队在闲时从事生产，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军队”屯田这一思想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个队”思想，也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屯垦理论，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屯垦理论一是提出屯垦的主力是军队。军队是最有组织性的集团，也是精壮劳动力的集合体，因此军屯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屯田中最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战争间隙期，历代政治家都把军队屯田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同样要求军队在可能的条件下开展屯田，并把军队作为屯田的主力。1943年，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明确要求：“除三五九旅已经全部从事屯田及骑兵部队因特殊条件难以立即实行屯田外，其余各部，除负担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二是指出屯垦是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其领导的军队和建立的政权要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因此，对于军队为什么要进行屯垦，毛泽东解释说：“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针对一些人认为军队从事生产是不务正业的议论，毛泽东指出：“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军队开展屯垦生产进行总结时说：“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
三是指出屯垦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但也要兼营其他行业。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都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承载力严重不足，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养活大批的军政人员，因此必须要设法发展经济，而且主要是农业经济，以解决吃饭穿衣的生存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边界党如果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同时他要求军队在农忙时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王震曾回顾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早在创立人民军队初期就要求我军完成‘打仗、做群众工作、农忙时帮助群众生产’三项任务。”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突破封锁的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解决吃穿问题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房、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接着毛泽东要求“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
四是指出屯垦时间是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战斗，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强调军队要参加生产，进行屯垦，但屯垦时间是有明确要求的，即军队屯垦不能影响战斗。毛泽东明确指出，军队要“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还明确阐述要求军队参加屯垦的原因：“因为军队是比较具有组织性与比较具有更多劳动力的集团，他们只要没有直接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将他们除教育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从事劳动。”
当然，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开展的屯垦，与国家的边疆屯垦是存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关键点既体现在地域上，即战争年代屯垦是在根据地中进行，而取得政权后是在辽阔的边疆地区进行，又体现在承担主体上，即战争年代是军队利用战争空隙开展屯垦活动，而取得政权后是垦区职工长年进行屯垦戍边活动。而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的屯垦不仅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实践提供了经验，也准备了一批干部，为取得全国政权后在边疆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活动做了必要的前期准备。1949年12月毛泽东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就提到：“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后，就需要“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要“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农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械等，从而使小农业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面对的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经济形态，如何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极力追求的目标。要建设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必须尽快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大批农副产品。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面对的周边局势复杂多变，边疆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开发辽阔的边疆并巩固边疆，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与边疆实际结合起来，在边疆地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利用现代化手段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实行屯垦戍边，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一是明确了屯垦戍边的主体人员主要由复转军人、支边青年等构成。在边疆屯垦戍边，需要组织大批青壮年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大批军人需要转业，另一方面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边疆开发需要有组织的集团来承担，于是转业军人自然而然就成为屯垦戍边的主力，同时大量的青壮年也被组织起来加入屯垦戍边的行列中，成为屯垦戍边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5日发出了要求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并要求部队做好长期参加生产建设的思想准备，“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1952年1月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调拨建制部队转业建设的政治工作指示》指出：“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有组织地补充工人阶级的队伍，并便利于军队的整编和转业建设，中央和军委决定调拨某些师或团，投到铁道修建、水利和建筑工程及屯垦边疆、开垦农林业等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中去；并经过一定的过渡阶段，使其脱离军队系统，变为工程队和生产队。”同年2月，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关于部队改编的命令，在命令中明确指出：“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按照中央的命令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包括新疆在内先后有26个师的人民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进入农业、林业、工程等战线。随着边疆开发进程的加快，为满足边疆屯垦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1958年中央又颁布《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动员大批解放军官兵到边疆参加屯垦建设。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还提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根据决定，1958～1961年的四年间共有93多万内地青壮年到边疆及边疆国营农场工作，另有随迁家属43.8万人。1963年，农垦部在总结这四年组织动员支边青壮年到边疆的经验时指出：“军垦是开发边疆艰苦地区的最好形式。”“我国许多农场是用军队屯垦的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十多年的经验，特别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说明，军垦容易取得成效，并容易巩固起来，因为军队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所以今后开发边疆，最好利用集体转业军队，先建立据点，然后再逐渐充实扩大。”
二是明确了屯垦戍边的组织形式是建立现代化的国营农场。建立国营农场来落实新中国的屯垦戍边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体现，也是更好把古代屯田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初，为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中国共产党就决定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建立大批国营农场，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大宗农副产品。1951年12月王震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新疆“军队除担负警备任务外，集中屯垦，经营大农场。”随后，毛泽东在给王震的批复中充分肯定了新疆军区的做法。1955年7月，毛泽东指出国营农场“将有大规模的发展”。为统一领导全国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促进国营农场更好发展，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垦部。随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有农业成为当时重要的发展方向，在边疆地区，国营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1966年，黑龙江、新疆、广东和海南、内蒙古、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农牧场发展到700余个。国营农场在边疆地区大量的出现，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屯垦戍边政策在边疆的万古荒原上和崇山丘陵中有了有效的载体。
三是明确了屯垦戍边的经济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大批农产品。新中国成立后，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大批农副产品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重点，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边疆垦区自创建开始，除了被要求解决自身吃穿等基本生存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为国家尽可能多地生产农副产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使命。1956年王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多耕地，又由于中国幅员广大，气候温和，全国各地特别是在边疆有着大量的土地可以开垦，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发展大量的国营农场，开垦更多的荒地，生产更多的农牧产品，以供应人民生活和对外出口的需要。”1962年制定的《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要求农场要承担“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畜禽产品、土特产品和其他出口物质”的任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求边疆垦区大规模开垦荒地，另一方面把大批农业机械调配到边疆垦区建立机械化生产队，并要求各垦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部和职工要努力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为农民提供示范，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建立，大量荒地变为良田，使边疆地区迅速得到开发，边疆也由此逐步繁荣和充实起来，为屯垦戍边提供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四是明确了屯垦戍边的任务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其他。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赋予了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职能。随着边疆地区大批国营农场的建立，源于人民军队的“三个队”同样被赋予了屯垦戍边的载体——农场，只是顺序变为了“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即屯垦戍边要承担三大任务。第一是要大力发展生产，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1961年邓子恢指出：“农场地处偏远，要自己独立形成一个社会，供销社、医院（或门诊所）都要有，一个场连个医生都没有那不行，农垦部要协助解决。”第二是要根据边疆地区多民族集聚的实际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示范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生产。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周恩来也明确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大力发展农业、牧业生产。”1962年的《国营农场工作条件（草案）》就明确规定：“在兄弟民族地区，农场党委要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职工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利益，增进各民族的团结。”第三是要充实边疆地区，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1962年中央在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动员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时曾明确指出：大批青年到边疆工作“不仅对开发建设边疆有极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与巩固边防，也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1979年农垦部颁发的《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仍明确提出：“边疆、沿海地区的农场，实行屯垦戍边，常备不懈”。
五是肯定了屯垦戍边的方式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五边”模式。在边疆进行大规模的荒地开发、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的现状造成国家对边疆屯垦的投入是有限的，更多的是要发挥屯垦职工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地发展屯垦戍边事业。边疆地区的屯垦戍边者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国家有限的投入，在边疆辽阔的荒原上创业，不等不靠，依靠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发展中逐步形成“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创业模式，并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肯定。1964年谭震林在谈到农场内部的基本建设问题时，明确指出农场内部的农田水利、营造护田林、水土保持、平整土地、土壤改良以及修建道路、仓库、晒场和职工宿舍等，“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地先干起来，不要单纯等待国家的安排。”196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建立农业生产建设师的决定中也明确要求：“所有新建的农建师，都要按照边开荒、边建设、边生产、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由小到大，逐步发展。”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并果断决定党的工作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强调确保国家重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逐步淡化东北、西南、华南等地区的垦区原来承担的戍边使命，同时根据西北特殊的区情，采取不同的边疆治理方式，重点在新疆发展屯垦戍边事业，不仅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对兵团的支持力度，让其承担屯垦戍边的任务。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和新疆的需要，以进一步促进新疆发展、维护新疆稳定、巩固西北边防为目标，不断丰富和发展屯垦戍边理论，既使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更为完善，也使屯垦戍边理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屯垦戍边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一是肯定了屯垦戍边是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新疆复杂区情和敏感的周边形势，面对新疆民族分裂活动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地制宜，把屯垦戍边作为治理新疆的重要政策。1981年10月邓小平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的独立，新疆的分裂活动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更为频繁，加快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加强对新疆的治理，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屯垦戍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选择。1997年江泽民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指出：“历朝历代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都把屯垦戍边作为开发新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国策。中央政府大规模屯垦戍边始于西汉，以后历代相袭。这对统一国家、巩固边防、促进新疆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江泽民在视察新疆时又指出，“把兵团屯垦戍边工作放到边疆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和发展工作大局中加以观察，其深远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并明确指出“进一步加强和搞好兵团工作，对于保持新疆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巩固西北边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既是搞好新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关系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着十分重要的棋。”进入21世纪后，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阿富汗战争暴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力量进入中亚，新疆在面临“三股势力”渗透、颠覆、分裂活动的同时，也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三股势力”插手新疆事务的挑战，新疆的治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为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治理新疆，党中央明确指出：“新疆战略地位重要，对我国稳定和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新疆在我国发展和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兵团屯垦戍边具有更为特殊且重要的作用。2006年胡锦涛在视察新疆时指出：“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央治国安邦的一项战略性决策和一个重大举措。”
二是明确了对屯垦戍边要给以政策上的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兵团屯垦戍边承担着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项任务日益繁重，但政府功能却不全，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制约了兵团的发展，党中央需要从宏观层面予以解决。199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兵团实行计划单列。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兵团工作，并从十个方面明确了支持兵团发展的政策。1998年江泽民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效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兵团发展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对此，中央是高度重视的，已经并正在采取措施帮助兵团理顺关系、壮大实力。”2007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国家对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对新疆的支持政策，同样适用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是拓展了屯垦戍边的载体。城镇化是时代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形态，也是有效促进地区社会经济更好发展的重要平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镇化既是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生活水平和改善生存环境、稳定职工队伍的需要，也是更好促进兵团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凝聚人心吸引更多有志者到边疆参加屯垦戍边事业的需要。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党中央就支持兵团城镇化的发展。1984年农牧渔业部在《关于加快农垦企业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国营农场场部要成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中心，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城镇。”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兵团要仿照石河子模式新建立阿拉尔、图木舒克、五家渠、北屯四个自治区直辖市。进入21世纪，中央明确要求兵团要把推进城镇化与更好履行使命结合起来，2001年胡锦涛指出：“要加快垦区的城镇化建设步伐，营造屯垦戍边的坚强堡垒。”2007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兵团要“按照石河子模式，在战略地位重要、团场集中连片的垦区新建几个自治区直辖县级市。”2010年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更是指出：“从安营扎寨到设市建镇，表明了兵团发展壮大的辉煌业绩，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一座城镇，就是一个现代文明的聚集地，一个维稳戍边的堡垒。要研究制定加快兵团垦区城镇发展与合理布局的相关措施，选择战略地位重要、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垦区城镇，按照石河子模式增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的县级市，并纳入国家城市规划建设体系。”
四是强调了发展屯垦戍边事业必须改革。兵团成立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正是我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其高度管理的计划经济时期，兵团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因此也极为适应国家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同时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辽阔疆域形成的漫长交通距离也要求发挥集团的力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推进开发建设，这使得兵团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快速发展，并创造了兵团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兵团原有的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也必然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以确保兵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壮大实力。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议》中就指出：“兵团要实行企业管理，积极推行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发展各项生产事业，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实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提高经济效果。”中央的明确要求拉开兵团改革的序幕。1986年中央明确要求兵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的改革，要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着重解决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关系问题。”随着兵团改革的推进，中央发现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还不足以真正焕发兵团的活力，1990年中央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对兵团的整体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在国家有关部委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兵团成为国家计划单列单位，这为兵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央也要求兵团推进内部改革，进一步释放兵团的内在活力。1997年江泽民就指出：“兵团内部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深化改革，搞好规划，严格管理。”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兵团承担特殊使命的需要和插花式布局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党中央强调兵团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要继续发挥好自身组织化程度高、集团化特点突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还要继续加快改革的步伐，解放生产力，用强大的综合实力为中央治疆战略服务。2006年胡锦涛指出：兵团要“主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加快兵团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为兵团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0年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指出：“加快兵团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推进自身改革、注入发展活力。”
五是明确要求屯垦戍边事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党”是核心，加强党的领导是确保屯垦戍边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进入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对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领导。首先，党中央从兵团屯垦戍边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出发，要求中央各部门“一定要从国家大局来理解和认识加强兵团工作的重要性”，“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落实好对兵团的各项政策，积极支持兵团事业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发展壮大的政策，包括对兵团实行计划单列，将兵团由农业部直属单位提升为中央直属单位，直接接受中央领导，支持兵团设市建镇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兵团成立50周年的贺信中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历来高度重视兵团的发展，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其次，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党委与兵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中央明确要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兵团的领导，为兵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97年江泽民指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兵团的领导，把兵团作为促进新疆发展和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支持兵团建设和发展。”此外，对兵团内部的管理，党中央反复强调兵团要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并明确指出：“兵团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党组织是领导核心。”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充实和完善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了对中国实施围堵和遏制政策，“新疆问题”成为其制衡中国的一张重要的牌。与此同时，新疆“三股势力”实施的暴力恐怖活动一度十分突出，严重危害到新疆各民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成为新疆工作的总目标，特别是南疆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复杂的区情，要求国家进一步采取系列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疆治理的独特需要，不仅明确提出了“做好新疆工作，必须把兵团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而且为适应维护新疆稳定的需要，提出了“维稳戍边是兵团的看家本领”，兵团要不断“提高维稳戍边能力”。屯垦戍边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使其能更好地为国家治理新疆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一是充分肯定了屯垦戍边对新时代国家治理新疆的重要性。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但为防范与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进一步加大了打“新疆牌”的力度，甚至公然支持新疆的“三股势力”在新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导致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问题更为复杂，以至于党中央对新疆稳定形势的判断是当前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的“三期叠加”时期。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梦的前提条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务必高度重视，常抓不懈。”为此，党中央在高度肯定兵团屯垦戍边在国家治理新疆中的作用要求兵团在新疆更好发挥特殊作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时就指出：“在新疆组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不断加强兵团工作，支持兵团发展壮大，是中央治国安邦的一项战略性决策，是维护国家统一、开发建设边疆的重大举措。”“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新疆的发展稳定要高度重视兵团这支特殊力量。”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给兵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则指出：“在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进程中，兵团地位更加重要、责任更加重大、使命更加光荣。”
二是强调履行好屯垦戍边使命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兵团作为国家治理新疆的重要方略之一，要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中发挥特殊作用，就必须全面深化兵团改革。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视察时提出要“全面深化兵团改革”。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更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深入研究兵团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制约和突出困难，加强顶层设计和法制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支持兵团发展壮大”。“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兵团内部改革，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水平。”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要求，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对兵团改革做出顶层设计，指导兵团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从根本上增强兵团的活力，促进兵团快速发展，积蓄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党中央的治疆需要服务。
三是与时俱进地丰富了新时代屯垦戍边的内涵。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的爆发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表明，对新疆的治理仅仅大力发展新疆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方面来统筹考虑。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和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新疆产生的影响，从顶层考虑设计治疆问题。面对治疆的严峻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把屯垦戍边放在更高的战略空间和时间纬度来统筹考虑，对兵团屯垦戍边在新疆的独特作用有了更为全面的要求：不仅明确要求“兵团的同志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增强完成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重要任务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要求“要发挥好兵团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
四是持续推进垦区城镇化。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为尽快改善兵团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工作生活环境，留住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新疆的建设上来，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贡献，党中央明确要求要加快兵团的城镇化建设步伐，并从战略上做出部署。第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就指出：要“支持兵团加强特色城镇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师市合一、团镇合一，使城镇成为集聚人口产业、加强民族团结、示范现代生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2017年为更好推进兵团南疆师团的发展，中央明确提出要在南疆师团建设以一师阿拉尔市为中心，以二师铁门关市、三师图木舒克市、十四师昆玉市为依托，以一团、五团、三十六团、三十八团、四十一团、四十五团、五十四团、二二五团为支点的城镇，大力推进兵团的城镇化建设。
五是强调了新时代维稳戍边要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兵团呈插花状态分布在全疆各地，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好兵地关系，实现融合发展，是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兵地融合是兵团作为新疆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也是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重要途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要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从国家战略和新疆大局出发，处理好兵地关系，实现与地方利益同体、感情相连，推动兵地融合发展。经济是催化剂。要探索兵地产城融合、园区共建、相互参股、以团带乡等新模式，尤其在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受益。”
六是充分肯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组织形式。兵团党政军企合一的屯垦戍边组织形式，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新疆区情而产生的特殊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治理中国不同边疆地区的独特产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创新边疆治理方式的成果。对兵团在新疆履行屯垦戍边使命，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时指出：“历史上，从秦始皇时代后的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做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新疆地区的屯垦活动，从汉武帝开始，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兵团的存在和发展绝非权宜之举，而是长远大计。”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在新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一大创举，这种制度安排在全国是独有的。”2014年国务院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中指出：“一九五四年中央政府决定在新疆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新疆实际的战略举措，也是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七是明确了要弘扬屯垦戍边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新疆屯垦戍边，既远离内地，又面临着自然条件、文化社会环境等都与内地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发展重心向民生倾斜，内地的软硬生活环境都处于快速改善中，新疆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远不如内地优越。在这样的环境下，除正常的物质生活外，兵团还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这样才能真正聚集更多的人建设边疆、守卫边疆。兵团人在几十年的屯垦戍边中形成的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激励更多人参与到屯垦戍边事业中来的精神动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四十七团老兵的回信中指出：“要以老兵精神激励更多年轻人为祖国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作出贡献。”[9]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更明确要求：“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是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边疆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相辅相成。其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得到丰富和发展，进入新时代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和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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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2]《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20-09-26.
（本文刊载于《中国农垦》杂志202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