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的若干思考

---兼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的時代價值
  
“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研究領域。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文學發展經久不衰，文學史研究是華夏社會發展的重要見證。文學史研究涉及面很廣，觸及到不同時期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潮流，需要評價不同時期的作家作品。“中國當代文學史”泛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文學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出现的各類文學事件、文學思想和作家作品甚多，名家輩出，碩果累累，最為人們熟悉，令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躍，也一直存在很大爭議。
筆者對研究當代文學史完全外行，出于興趣閱讀過內地文學家洪子誠、陳思和，已故香港文學家林曼叔三人的論著，三本論著公認是當代文學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成果。由於三位文學家的背景不同，研究方法各異，三部論著呈現出不同特點，也存在明顯分歧。相比之下，筆者較接受林曼叔的文學思想，對我文學觀影響較大，也給我留下一些思考。
 
一、    三部研究論著  展示不同風采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華夏文壇是一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在告別文革，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浩蕩東風下，當代文學史研究出現一個全新局面，多部論著先後出版問世。其中以北京大學教授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以及香港文學家林曼叔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三書最具代表性，對筆者影響都很大。
 
洪子誠的研究著作
 
洪子誠1939年出生于廣東潮陽，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直至退休，是一位資深文學思想家。洪教授一直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版過多部專著，其中以2009年北大出版社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最具影響力。該書的首版問世較早，後經洪子誠多次修訂再版，是這一領域的重要成果。
 
陳思和的研究著作
 
陳思和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7年恢復高考後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至退休，是文革後脫穎而出的新一代文學家。陳教授主力研究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擔任過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是当代文學史研究權威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以2008年復旦出版社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最具影響力。該書曾是內地高校中文系的选用教材，學術性、探索性較强，在學界的影響較大。

林曼叔1941年出生于廣東陸豐，1962年旅居香港，1978年赴法國深造，長期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和雜誌編輯，主編过《文學評論》等多份文學刊物。林曼叔主力研究文學理論、魯迅文學和當代文學史。有別于北大、復旦兩位學者，他是一位非學界非體制的民間文學家。他主笔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80年出版，2014年再版，是最早在境外出版的同类論著，其獨特視角和內容備受各方關注，對筆者的影響最大。 
 
二、宏觀佈局設計  形成不同視角
 
笔者阅读學習三位文学家的論著后，感覺三書的內容、重點、視角、觀點都很不同，差異相当大，為我留下不少疑惑思考。
洪子誠論著把當代文學史分成“上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下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兩大塊，分析兩個不同階段的文學特徵、體制、思潮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該書附有“中國當代文學史表”，详列1949-2000年間的主要事件、文學活動、作家作品等，資料匯集頗具特色。洪子誠論著的內容豐富，研究方法和作品分類獨特，觀點取向較為平和，學術性相當強。他評價作家作品因觸及到一些敏感議題，備受文壇爭議，他評價這一时期的文學事件和文學潮流，頗有獨特見解。
陳思和論著把當代文學史分成1949-1978年、1978-1989年、1990年之後三個階段，通过文學現象、作家作品來分析三個階段文學史觀、文學現象的異同，提出了“文化形態”、“隱形結構”、“矛盾探索”、“精神凝聚”等一系列全新文學概念，顯示作者的研究視角新穎，評論方法獨特。令人關注的是，他論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矛盾論》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提出了“根據地文學”、“解放區文學”對當代文學的不同延伸；論述了文革前後不同文學思想的相互關係，其中一些論點尖銳敏感，引發爭議很多。總體而言，筆者感覺兩位學者的視角、思維都很活躍，但留下疑惑也多。受篇幅限制，筆者難以對兩著展開深入評述。
與北大、復旦兩位學者不同，林曼叔先生是移居香港後才研究當代文學的。受客觀條件所限，他的論著只涵蓋1949-1965年這段時間，研究空間較為狹窄。林曼叔論著的最大特點，是注重研究建國後文藝運動、文學思潮的性質和特點，這方面的內容佔了很大篇幅。該書對文革前文藝極左思想的分析批判深刻，時代色彩鮮明，評論文革前17年的文學思想比較客觀，評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比較科學。林曼叔還對當代文學的研究路向闡述了自己看法，這些都讓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研究文藝思潮  注重現實主義
 
讀完林曼叔《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一書，筆者深感與北大、復旦兩位學者的最大不同之處，是該書通俗易讀，脈絡清晰，取向客觀，主題鮮明。全書以五.四新文學思想為指導，堅持文學的現實主義原則和批判精神，全面分析建國17年來的文學發展。該書宏觀佈局分前後兩大部分：前一部分（1-5章）論述文藝思潮和文學思想，主要分析建國17年的文藝整風運動、文藝理論博弈、文藝思想鬥爭，闡述教條主義對文學創作的衝擊影響。後一部分（6-17章）主要研究作家作品，根據不同的文學體裁、題材、類別，深入評論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家，分析其作品的成就、特點與時代價值。
林曼叔論著的1-5章，把建國17年的文學發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論述毛澤東文藝思想與胡風文藝理論的鬥爭（1949-1955年）；第二階段分析“教條主義文藝理論的第一次高潮”（1956-1957年）；第三階段分析“教條主義文藝理論的第二次高潮 ”（1958-1965年），並把建國17年多位有影響的作家作品納入這三個時期的思想博弈中。林曼叔把不同文藝思潮的鬥爭博弈，作為評論建國17年文學發展的主線，這樣的佈局設計，決定他研究當代文學史的思路和取向，與洪子誠、陳思和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第一章是“文藝政策和作家組織”。作者一方面論述毛澤東文藝路線對新中國文壇的影響，強調“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思想對現實主義文學造成衝擊損害；二方面指出“中國作協”把“文藝政策”、“政治宣傳”納入文學創作之中，嚴重違背文藝規律，後果十分嚴重。與此同時，作者也高度評價建國後出現的文學繁榮，指出在各級作協的培養下，這一時期大批年輕作家脫穎而出，大批優秀作品出版問世，開創了振興華夏文學的新時代。
第二章是“文藝界的思想鬥爭”。論述建國初期文藝界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思想的批判，對胡適文藝思想的批判，對《文藝報》和主編馮雪峰的批判。作者深入了分析四場文藝思想運動的起因、本質和影響，指出建國初期之所以展開這些思想鬥爭，是要“確立毛澤東思想對文藝創作的領導”。作者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嚴重妨礙了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
第三章是“對胡風集團的鬥爭”。作者分析了1954年胡風發表三十萬字《文藝意見書》的來龍去脈，指出胡風現實主義文藝思想的本質，是要還原文藝創作的基本精神。作者認為，“批判胡風集團”引發的文藝界這場激烈政治風暴，對新中國文學事業的健康發展影響極大。作者強調指出，雖然胡風在政治上被打到了，但他的現實主義文藝創作思想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得到文學界進一步認同。
第四章是“百花齊放與反右鬥爭”。論述了1956-1958年文藝界的“百花齊放方針”與“反右鬥爭”的關係，分析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作者指出，在當時“反右鬥爭”的不正常政治氣氛下，丁玲、馮雪峰、秦兆陽、陳企霞、徐懋庸、劉紹棠等一批優秀文學家被打壓清算，嚴重摧殘了新中國的文學事業。作者把這一事件定性為“反對教條主義鬥爭第一個高潮”。把建國后文藝界的政治思想博弈稱之“現實主義與教條主義的鬥爭”，是林曼叔研究當代文學的獨特思想。
第五章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作者深入了分析“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創作思想產生的背景，分析了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巴人的“人性論”、李和林的“唯真實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美學思想的本質和時代特征，高度評價建國17年新一代文學理論家的創作思想，以及他們對文學發展的貢獻。作者把這一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稱之“反對教條主義鬥爭的第二個高潮”。
上述五章通過分析文革前17年文藝界各類不同的批判鬥爭、政治運動、思想博弈，指出對新中國文藝事業造成的嚴重影響，并對上述極左文藝思潮進行了深刻批判。這部分內容很清晰顯示，林曼叔是以現實主義文學思想作為評論文學創作、文學思想的真諦；他對文革前華夏文壇極左文藝思想的批判，體現了老一代文學家對當帶社會政治、文學發展的獨特視角，展示了這一代文化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具有重要時代價值。

四、評價作家作品  形成不同路向

分析評論某一時期的作家作品，指出其文學特征、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歷來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閱讀《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三部著作後，深感林曼叔、洪子誠、陳思和三人的研究路向很不同。表面上看，林曼叔是根據題材門類來評論作家作品，分析評論較為直觀；而洪子誠、陳思和則從時代屬性、文學潮流和社會意識來評論作家作品，視角比較寬闊，論述較為多元。但深入分析後不難感受到，林曼叔的研究方法比較理性科學，對作家作品的評論較為客觀真實。
筆者認為，林曼叔評論作家作品注重三個原則：一是堅持以現實主義創作思想來評論作品，評論的尺度為“是否寫出生活的真實”，並根據這一原則去分析作家作品如何追求現實情境，如何觸摸歷史真實，如何產生時代效應。很顯然，這是中國歷代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方法。二是強調藝術形式、作品主題的統一，并以這一原則列出建國17年具代表性的農村、工業、歷史、軍事題材作品，并循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體裁去一一分析，揭示作品的時代精神和藝術魅力。三是注重通過作品發掘作家的藝術才華，分析一批優秀作家是怎樣通過創作不同題材的作品，影響了建國17年的社會發展和文壇生態，這也是歷代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方法。很顯然，重視創作思想、藝術形式、作家才華的三者統一，強調“時代造就作家”、“作品反映時代”，是林曼叔分析作家作品的顯著特色。
相比之下，陳思和分析作家作品的最大亮點，是重視從藝術形態的影響力來進行評論。他深入論述了不同時期作家的不同美學思想、文化意識和社會精神，研究方法比較新穎，視角較為寬闊，學術性、探索性很強，特別對文革前後的文學思想變化有深刻思考。但他注重分析作品的社會形態，依據什麼文學思想和理論，表述較為模糊。作者深入研究了文革前後作家作品的不同特點，分析了作家作品與社會變遷的相互關係，視角方法十分新穎獨特，并能觸及到一些敏感議題，但未能全面展開。
洪子誠分析作家作品的思路，介于林曼叔、陳思和之間。洪子誠論著的最大特點，是敢於分析建國17年文藝界的政治運動和文學思潮，大膽比較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之差異。作者在書中提及了“文革經典”、 “地下文學”、“天安門詩歌” 這類觸及社會政治的文學詞彙，頗令人矚目，但整體評論取向較為平和，與林曼叔的鮮明批判思維有很大落差。另一方面，洪子誠重視研究不同時期作品的藝術風格，也注重發掘作家的時代精神，文革前的論述與林曼叔較為接近，文革后的論述具有陳思和的特色，但不及陳思和分析得透徹深入。
筆者認為，作為內地高校的專業文學家，洪子誠、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 ”領域的研究成果，體現了內地獨特政治社會環境下，當代文學思想、文學評論的發展路向，是現時內地文壇生態的客觀反映，代表了內地文學評論的社會潮流和學術水平。內地專業文學家洪子誠、陳思和與境外民間文學家林曼叔的研究成果存在差距，十分正常，他們各自的審視角度和分析論述，對當代文學史研究均有重要價值。筆者認為，洪子誠、陳思和、林曼叔都是當今傑出的文學思想家，三人的研究成果體現了不同社會環境下當代文學史的不同研究路向，既有社會政治、時代潮流的深刻烙印，也有文學家個人風格和世界觀、價值觀的差異，令人關注，發人深省。
五、  當代文學研究  留下深層思考
筆者閱讀學習洪子誠、陳思和、林曼叔三人論著后受益匪淺，感受良多，令我對當代文學歷史研究眼界大開。三部不同特色的論著讓我認識到建國70年華夏文壇走過的不尋常道路，也讓我意識到當代文學史研究要面對的現實性、複雜性、敏感性。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學怎樣展示這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如何揭示這一代人的心靈世界，既是作家的創作使命，也是評論家的嚴肅責任。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作為從文革和“廣闊天地”走過來的知青作家，筆者深感當代文學史的研究意義非凡，任重道遠，讓我對這個文學天地既產生興趣，也留下困惑和思考。這些困惑思考包括了如下五個方面：
（一）當代文學史研究是與當今社會聯繫最緊密的領域，審視評論這一階段的文學潮流、藝術特色、作家作品，需不需要依據傳統文學理論？面對眼前這個矛盾眾多和思潮對立的年代，面對不同政治潮流下的社會變遷，應該根據什麼來評論當代各類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是繼續依據傳統的文學理論，還是依據當今特定的輿論導向和主流思想，包括當局不同時期制定的文藝方針政策？評價當代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如何做到客觀性、真實性、歷史性？
（二）現實主義文學思想一直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華夏文壇的奉行原則，曾經作為研究歷代文學以及現代文學的依據，能否繼續作為研究當代文學的原則？面對建國70年不同政治環境下形成不同時期的社會意識和時代潮流，應該依據什麼來評價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和作家作品？某一時期或某位政治家的文藝觀點（例如“某某文藝座談會講話”）能否作為文學評論的依據？研究當代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怎樣才能做到客觀真實？如何才能為當今及未來社會所接受？
（三）分析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學事件、文學現象、文學潮流，歷來是研究歷代文學史的內容，也是展示不同時代風貌的窗口。在研究當代文學過程中，如何客觀評價建國70年文學界一些有爭議的思想意識？如何客觀評價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文藝政策方針的變化，包括一些影響深遠而且爭議較大的政策性口號（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
（四）根據社會影響、藝術風格來審視一個時期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是研究歷代文學史的重點內容，也曾是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方法。面對建國70年的社會激烈變遷，如何確定文學作品的時代影響和藝術風格？現實主義文學一直以來強調的“藝術形式與承載主題的和諧統一”，能否繼續作為評價這一階段作品的依據？在當今這個多元繽紛的文學天地中，還要不要參考以往古典文學、世界文學的一些研究方法？如何確定這一階段文學作品的社會性、民族性、藝術性？
（五）通過作品的藝術成來評價作家的歷史地位和才華天賦，也是歷代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方法。由於當代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複雜性，導致社會上對部分優秀作品存在爭議，影響對作家的客觀評價。另一方面，建國70年部分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仍然健在，在是非標準、人情世故、利益關係、政治取向多種因素的影響之下，評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怎樣做到客觀公正？歷代文學史研究一直沿用的“現實生活、藝術成就、作家才華三者合一”的傳統方法，能否繼續適用？也是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資深專欄作家、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音樂文學學會會員、中華知青作家學會副主席、香港書評家協會會長、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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