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弋江在诉说
来源:老之前家园 作者:刘晓航遗作 时间:2021-10-25 点击:
——题记
晓航：
刚读完高而基的短篇小说《老板》，我的心好像随大地一样飘在群星之中，而地上夜生活的蟋蟀声响，使世界和我们的心灵奇妙地融合为一体时，日常生活的琐细和可怕，从脑海里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自全县工农兵文艺调演以来，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未见面了。这次调演，你们弋江公社代表队人才济济（几乎全部是知青组成的）出尽了风头。
尤其是哪个在《洗衣舞》中扮西藏姑娘的范卉，在台上翩翩起舞，像是黑色的精灵，又像是星空中的一镰新月。但是，在台下，她是那么高傲，冷漠，我忘不了她那一对忧郁的大眼睛。我们几个被称为“秀才“的评论组成员，白天和大家在一起看演出，晚上挤在稻草垫的地铺上，为你写的小戏《卖猪》中的公与私的戏剧冲突争得面红耳赤，
霉干菜特别香，我盼望这种调演一年能办几回。
再说说我的近况，这三个月我成了大忙人，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人，我作为“笔杆子“被点名抽去，每天记10分工。如果是文艺宣传队也好，男男女女在一起，满耳是歌，满堂是笑，岂不热闹，可我们是“以批修整风为纲，促进春耕生产“。现在，学习和批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眼下已经进入整风阶段。我的差事自然是“遵命提笔“，我自嘲已成为鲁迅笔下的绍兴师爷，每天忙于处理民事纠纷。每天忙于办简报，写报道，还有计划啦，报告啦，红夜校啦。另外还兼个跑腿的差事，隔三差五去公社取文件，这村那庄地跑，找人谈话的时候，人们脸上都挂着尊敬和亲热的表情。我也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甚至挂上一丝微笑，逢上饭头，人们客气地邀请地我入座，有时还能灌上一杯水酒。这里的沟沟坎坎印满了我的脚印。从白发苍苍的老汉到十来岁的放牛娃都一律用“大施“这两个字称呼我，这称呼里既有一个大字，我心安理得地应了。
生活是丰富的，精彩极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被他嫂子打伤了，闹了十几天，还在闹，要大队干部给他作主，捂着肚子赖在合作医疗所里要这药，那药的。我认为他是无病呻吟，故意装的，令人讨厌。
昨天，我去李村布置红夜校，生产队长下地去了，在家的妇人泡了一杯茶，生怕我这个城里人喝不惯乡下的东西（其实我白开水也将就的），细声细语地对我说；“这是谷雨尖子，好茶哩。“，我照例说声谢谢，她没有说这茶是多少钱一斤买来的，我想它一定是个吓人的数字。许是谷雨尖子的诱惑，或是怕拂了那妇人的好意，也是真有点渴，我端起茶杯呷了两口，觉得它跟其它茶没有什么不同。那妇人见我喝了，便满意地西灶去了。屋里剩下我一个人，便开始认真构思起来；几个栏目划分好了，“学习园地“下画本书，加两个墨水瓶，再插上一枝笔，觉得还差一点什么，又在背景上添一张大格格的稿纸。“竞赛栏“里画什么哩？画个火炬必不可少，底下画台拖拉机，远景画山，近景画座高压铁塔。画罢，我为自己笨拙的画技直摇头。可是，当家的回来了，还夸我画得好。“吃饭了”他将桌上的调色板，颜料，纸笔一古脑儿挪到一边。妇人端上一碗香喷喷的蒸腊肉，一碗嫩黄的水蒸蛋，碗面上一小块猪油还没有化开，蔬菜正青黄不及，桌面上却摆着炒韭菜，辣椒酱，蒜苗儿，腌香菜，盘盘碟碟将一个饭桌都挤满了。妇人并不上桌，当家的还歉意地说；“就便饭了，上街没有搞到酒”。
你看，我都说了些啥，生活五光十色，有时也觉得挺无聊的。
大队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立革命大批评小分队。先让我整理出几个批斗对象的材料，然后由民兵营长领着，我们几个押着他们去21个生产队巡回批斗。我们将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打，他就不倒”的语录牌插在田头，正在干活的社员们就歇工围拢来，那4个挂着牌子的坏人在我们的押解下被推到田头，然后一一宣读他们的罪行，念完一个，我领着大伙儿喊一阵口号，再念下一个。
一个姓张的地主分子将自家的阴沟里的污泥混杂在猪粪里，交到生产队里记工分，被人发现。在群众愤怒的“不许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口号声中，他被按下头，腰躬成90度。
另一个是坏分子，姓章，这人是一个孤儿，还当过3年兵，因为小偷小摸，被部队开除回家，。其恶习不改，平时游手好闲，依旧小偷小摸，连“窝边草“也不放过，成为当地一害，批斗他，无人不拍手称快。
第4个是姓万的下放居民，罪名是不安心生产，到处上访告状，仇狠贫下中农。
每批斗一场，照例由这个生产队管一顿饭，一般落在队长家。伙食不错，4碗4碟，有鱼有肉。在此时批斗人的与被批斗的同坐一桌，不分彼此，吃个痛快。尤其是那个惯偷狼吞虎咽，像过节一般。
只有那个姓张的地主趁我上茅房时，偷偷地向我诉苦，他说他是无罪的，将阴沟泥混在猪粪里的不是他，而是他婆子。这人有点文化，懂点中医，原先靠当游方郎中糊口，文革了不准他行医。我知道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每月要训一回话，每年还要出一定的义务工，缴一定的粮食，上面没有这个政策，却是沿袭的乡规。
那个姓万的一直不服，也不肯低头，他向我诉苦；“我们都是下放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上访，大队长见我老婆漂亮，利用我上水利工地时，半夜敲门去调戏她，我上哪儿去评理？我们是外来户，全村人都是他本家，还不许我上访。”
我木然地听着他们的申诉，似乎自己作错了什么事，但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在耳边响起，情况是复杂的，我不能听他们的。
写得太拉杂，到此打住，我想有时间去看看你和品越——他是否还在研究他的数学和哲学？
五月柳絮纷飞，青弋江畔一定很美丽，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大施
1973年5月11日于沙滩脚
大施：
桃花谢了，李花也谢了，只有荠菜花盛开在田头水边，烟雨蒙蒙，蛙鼓声声。
中午邮递员送来你寄自沙滩脚的信，我兴奋地读完它，简直像在读一本有趣的书。
近2个月来，我们弋江公社的知青都陷在一种悲痛和压抑中。我要告诉你的是：范卉，她死了。就是你信中说的那个跳洗衣舞的范卉，那个高傲，冷漠，有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姑娘，她才22岁。
她在离我们8里路的邱村教民办小学，20多个学生。学校是新盖的3间草房，她住1间，另2间是教室。那天，上学的孩子们都来了，教室的门紧闭着，他们敲了半天门喊范老师，无人答应。路过这里的生产队长觉得奇怪，因为平时这会儿已经上课了，他敲碎玻璃，扯下窗帘，吓得直往后退；只见范卉颈上系着一根塑料电线吊死在屋梁上，脚下是她踢翻的一张方凳。全村的人都来了，撬开门将她从梁上放下，用一块白布盖上。那20多个孩子哭成泪人儿，几个大妈哭着说；“昨天下午和我们还有说有笑的，好好的，这就走了？”
等我们闻讯赶去，公社书记和治保干事已经赶来了，他们将现场隔离起来，我们作为她的知青同学，获准留在教室里等候她的父母亲友。清点她的遗物，在学生花名册里发现一封简单的遗书，交代了三件事：抽屉里的34元是孩子们交的学杂费的结余，口琴和《外国民歌200首》送她弟弟，枕头下的“上海”牌手表只留给这所民办小学的继任老师，不能把孩子们的时间耽误了。听了这三条，全村的人都哭了。
她的死因不详，她为什么要自杀？令人费解，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非死不可？范卉下放5年来，一直表现很好，连年被评为上山下乡先进。她的艺术才华是公认的，她文静的气质和清纯的外貌成了许多知青（包括一些农村青年）心中的偶像，近年3次招工，她都被推荐上了，最后一次是全村社员联合署名和按手印报上去的，结果都被刷下来了。理由只有一个，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少校军医，在淮海战役中随部队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县医院工作，是外科一把刀。但在“文革”中被揪出来，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然株连其子女。为此她整天愁眉不展，但全公社知青中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很多，她为什么要死呢?
傍晚时分，她的父母和弟弟从县城丧魂落魄地赶来，人们立刻闪开一条路，在他们哭天嚎地中，我苦苦思索。人求生本能是强烈的，包括那些绝望的癌症患者，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要挣扎着活下去，她为什么连一丁点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她的丧事3天后才办完，她的父母一下子衰老了许多，默默无言，我们任何劝慰也无法使他们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根据她父母的意见，范卉的骨灰就葬在青弋江边，她的青春，她的灵与肉都殒落在着块土地上。
葬礼空前隆重，她的亲人，甚至她读中学时的老师都来了，公社和大队干部，全公社一百多知青，全村男女都去了。弟弟捧着她的骨灰盒，紧跟其后的是她的学生娃娃们，一个个都哭红了眼泡。我们在江滩上选了一块地，掘好坑，安放妥她的骨灰盒。在纷纷的鞭炮纸屑和纸钱的灰烬中，我们环立在这新土前泣不成声，来年清明扫祭时，她的亲人将为她立一块石碑。
这事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它仍然像一块沉重的铅压在我们的心头难以化解。近来，关于范卉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根据有关人士透露：那天她父母俯尸痛哭时，她当医生的父母发现女儿已经有了身孕，她和蠕动在胎中的小生命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但男的是谁？这也许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被埋葬了。
生活就像坎坷不平的土路上的独轮车向前滚动，平凡而平淡。我任教的大队小学附设了一个初中班，有24个学生，我和一位姓胡的下放干部包教了这个班的全部课程。我同时教语文、政治、化学3门课程，负担够重的。老胡快50岁了，原先是地区林业局的技术员，除了他和他大哥外，全家人都去了台湾，因此“台属”的帽子一直扣在他头上。他妻子是一位小学教员，有3个女儿，夫妻因性格不合感情不好，由争吵发展到互相伤害。“文革”中，他老婆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多次提出离婚，他就是不答应。他每一次回城看女儿，老婆就是不让他进门，有一次他老婆的两个弟弟将他打得头破血流，因为是家务事，别人也不好多干预。他害怕孤独，将远在昆明的侄儿小康接来同住。他大哥是云南大学的讲师，因为家人在台湾被定为“特嫌”，关在牛棚，他大哥想不开，吞咽玻璃碴自杀了，留下妻子和两个儿女。当时云南教育质量很差，小康读初二了仍错别字连篇，有一次将妈字的女写到右边去了，我们经常以此笑他。叔侄相依为命，我们3个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下，在一个锅里吃饭。
我们这里是沙地，是棉区，池塘和水井很少，每天的饮用水必须到二里外的青弋江去挑，春夏江水奔流，到了秋冬枯水季节，江水成了一束溪流，要踩在河床上的鹅卵石前行100多米，弯腰用葫芦瓢一勺勺舀在桶里再一步步地挑回去。夏天江流湍急，我们3人去江边挑水，顺便将衣被拿去洗了，然后再铺在河滩上，一会儿就晒干了。我们像鱼一样在江中游泳，然后躺在河滩上晒太阳，听江水哗哗流淌，这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光。老胡的兴趣来了，还用俄语唱起《喀秋莎》、《山楂树》，平日的忧愁和烦恼无影无踪。
品越这学期调到弋江中学教高中数学，我每次上街都去他那儿坐坐。前天我去时，他正在煤油炉上烧菜，一个萝卜几根大葱，过得很清苦。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书和稿纸，他明显地瘦了，正陷于双重痛苦中。他告诉我，半年前，他给北京刚复刊的《数学导报》寄去一份关于“质数”的研究论文，一万多字，这是他两年的心血，然而泥牛人海、杳无信息。前几天县教育局长来校检查工作，让校长唤他去谈话，要他安心本职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少写那些异想天开的论文。当时投稿，刊物的编辑还要审查作者的政治表现，这样，刊物的一封公函寄到县教育局，惹来局长大人的一顿训斥。也难怪局长发火，他写稿经常写到半夜，难免有时起不了床耽误指导学生的早读。
他的第二件烦恼是，他的女朋友最近与他吹了。他们青梅竹马，她在市里一所小学当音乐教师，人很漂亮，两人几年来鱼雁传书，感情已经很深。现在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谈下去，因为他还是一个知青，谁知道他何年何月能够返城?
我把这位老夫子从学校里拖出来，陪他在青弋江边散步。我劝慰他，书依旧读，文章依旧写，女友的事要顺其自然，你还有过女友，我和大施至今依旧是孤家寡人，一切慢慢来，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说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和品越盼望你早一点来青弋江做客，再过半个月就是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发表五周年纪念，我们公社将举行民兵篮球赛，现在各个大队都抽调一些知青在练球，那时你来一定很热闹。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晓航
1973年6月27日
后记：
30多年过去了，这两封信中的人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大施在80年代多次返回那个叫沙滩脚的小山村，他是去招工的，他已经从这个县向上海的浦东开发区输送了几千名民工，县政府将他视为上宾。这与当年知青下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劳动力与人口的逆向转移。今年他已经从上海金山区工商局退休。
品越在文革后，成为第一批未经大学学习，直接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因为著作多多，在90年代初即被评为教授，现在为上海财经大学博导。
老胡在1975年返城后，终于与老婆离婚，80年代移居美国，与海外亲人团聚，以后没有了消息。他的侄儿胡康在90年代也去了美国，后来听说他为婚变殉情而死，令人感叹。
前几年我重返阔别20多年的青弋江，特别去江滩上寻觅范卉的坟，它早已经淹没在深深的荒草中，只有青弋江的涛声陪伴着她。不知何年何月，一粒香椿树的种子飘落在坟前，经年长成一棵大树，关于范卉的死因，至今仍被当地人偶尔提及，它仍然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作者简介
刘晓航：安徽省芜湖人。1947年8月出生于杭州，1965年毕业于安徽芜湖三中，“文革”期间先后在安微定远十八岗农垦学校及南陵弋江公社插队，二次上山下乡，长达十年，1975年招工返城，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1980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曾任武汉广电大学二轻局分校副校长，湖北审计干部学校教务主任高级审计师，武汉科大中南分校系主任，民盟省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4年以来致力于中国知青文化事业，他的成名作《我们要回家》，曾先后参与策划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主编《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和《我们曾经歌唱》。是全国大型知青文化丛书《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和《中国知青岁月》（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编委，发表知青题材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百篇。
文章选自《我们曾经年轻》一书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