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上海（七）（2）
来源:人民网 作者:学习时报 时间:2021-09-26 点击:
原标题：习近平在上海（七）：“习书记提出上海党建工作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
摄影/日升
冯小敏
摄影/日升
冯小敏
采访组：“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一大亮点，习近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概念呢？
冯小敏：重视区域化党建，是习书记战略思维、战略意识、战略眼光的突出体现。过去，我们党组织有两大特点，一是层级结构，从中央、省、市到街道、乡镇；二是线性结构，分为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科技系统等不同且互不交叉的线性结构。区域化党建就是把不同层次、不同线性结构的单位，通过创新机制实现互联互补，把各种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共同服务于这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管理是单一主体，治理是多元主体，区域化党建就是将多元主体通过一个机制实现共治，街道党工委在其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世界各国不一样，我们是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基层党组织就是天然的共治的主导力量，通过创新机制，把多元主体整合起来，通过协商民主的办法形成契约，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治理、共建共享，最后达到社会治理精细化。
在这方面，习书记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他在多年前就看出了上海区域化大党建格局的先进性。还记得2008年，习书记已经到北京工作，但他看到我们报送的《上海市委关于2007年上海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还非常认真地了解其中的内容，并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习书记将我们报告中的三个典型做法作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说明他一直关心关注和思考上海的党建工作格局，这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激励。也正是有赖于习书记的高瞻远瞩，我们在多年之前就对党建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一直到现在依然适用，并不断完善发展。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中，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冯小敏：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坚持推进干部下基层。他经常对我们说，他在浙江跑遍了所有的县，走遍了所有省委省政府的机关部门，干部就应该往下走，应该到第一线去，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当时习书记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推动实行“三访三服务”工作。“三访”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定期“下访”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主动“走访”联系身边群众、党代表固定时间地点“接访”基层党员群众（如每月15日到党员服务中心接待来访），“三服务”就是领导干部牵头协调协同服务、街镇窗口接待服务、基层组织自助互助服务，并形成工作机制。2009年，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南京主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科学发展观座谈会，我陪同沈红光部长参加会议。沈部长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实行“三访三服务”推进干部普遍下访，几年下来取得丰硕成效，习书记听到此处，插话说：“红光，你说得对，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要推动这个。”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以贯之地重视领导干部下基层，始终把基层疾苦放在心上。
二是极具担当精神。习书记到上海工作时，陈良宇案和社保资金案发生不久，中央派专案组驻上海开展调查，上海市纪委和专案组收到很多对局级领导干部的信访举报，涉及几十个人。我当时是市委专案领导小组成员，也具体负责市第九次党代会党代表和党的十七大代表的具体组织推荐工作。这些举报信使得有关人事安排陷入僵局。因为有关部门对这些信的内容尚待核实，组织部在查核清楚前一律不用并不妥，用了则要承担风险。面对这个棘手难题，习书记毅然担起责任，他说，纪委、专案组没有明确定论的干部，我们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习书记的这句话，让我们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大胆放手工作，确定了党代会名单方案。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习书记当领导有肩膀能扛事，而且能够为下属职能部门着想，令我们非常感动。
三是很讲规矩意识。习书记在上海时，了解到干部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有的干部“一干两制”。“一干两制”就是一人兼两个身份，既保留党政干部身份，又是某个国企的高层，在职时拿的是企业的高工资，退休时又以公务员身份退休，两边的好处都要占。习书记听到反映后，对我们组织部说，干部不能“一干两制”，当党政领导干部就不要考虑挣钱，之前去企业的干部再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可以选择留在企业或者回到公务员系统，以后愿意到企业去的干部，关系全部转到企业，也在企业退休。市委组织部立即给全市干部发通知，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四是非常支持扶贫工作。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后，我们组织部联想到韩国“新村运动”是一村一企，觉得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城乡结对帮扶，用党的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我们首先找到农委商量，农委很高兴，愿意和组织部联手做这个事情。当时上海全市年均可支配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358个，我们探索发动市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和中心城区结对帮扶这些经济薄弱村。但是当时有同志不太赞成，觉得这应该是政府的事，组织部牵头，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市委研究室内参《上海党建要报》刊发了我们开展结对帮扶的文章，习书记看了以后，于2007年7月1日作出批示：“各级党组织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意义深远且初见成效。需要进一步努力，按照‘以城促乡、以工补农、以企哺村’的方针，把工作做实做细，努力抓出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贡献。”习书记的这个批示一锤定音，在他的肯定支持下，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推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从那时起到现在，上海城乡结对帮扶的工作一直没有停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五是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很强。当时市委组织部探索数字化党建，一是推进城乡基层党员远程教育平台，二是在长宁区进行党员教育管理数字化试点。习书记到长宁调研时看到了这个试点，对当时的长宁区委书记说，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要把它认真做下去。习书记对这些探索性的事情很敏感，能够从一个简单的雏形看到未来的效用，对符合发展方向的事物都给予很大鼓励。十几年来，上海的信息化党建风生水起，不仅远程教育覆盖所有的居委会、村庄以及高校、企事业单位，还有基层党建网、党建APP，走在了全国前列。
2007年10月习书记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他说：“我在上海工作时间短，来不及到每个部门走访，我没有到过的部门，都要告别一下。”于是他就来到市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办公室和每位同志握手、留影，大家都很感动。临走时，他一只脚已经跨到中巴车上，忽然若有所思，很快又把脚收回来，回头对我们说：“上海的党建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这句话他反复讲了两遍，在我看来，习书记是把巩固和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的重任在上海的肩上压了又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党建工作研究、关注基层党建的工作者的重任，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辜负习书记的信任与重托。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冯小敏：重视区域化党建，是习书记战略思维、战略意识、战略眼光的突出体现。过去，我们党组织有两大特点，一是层级结构，从中央、省、市到街道、乡镇；二是线性结构，分为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科技系统等不同且互不交叉的线性结构。区域化党建就是把不同层次、不同线性结构的单位，通过创新机制实现互联互补，把各种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共同服务于这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管理是单一主体，治理是多元主体，区域化党建就是将多元主体通过一个机制实现共治，街道党工委在其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世界各国不一样，我们是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基层党组织就是天然的共治的主导力量，通过创新机制，把多元主体整合起来，通过协商民主的办法形成契约，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治理、共建共享，最后达到社会治理精细化。
在这方面，习书记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他在多年前就看出了上海区域化大党建格局的先进性。还记得2008年，习书记已经到北京工作，但他看到我们报送的《上海市委关于2007年上海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还非常认真地了解其中的内容，并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习书记将我们报告中的三个典型做法作了理论上的高度概括，说明他一直关心关注和思考上海的党建工作格局，这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激励。也正是有赖于习书记的高瞻远瞩，我们在多年之前就对党建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一直到现在依然适用，并不断完善发展。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中，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冯小敏：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坚持推进干部下基层。他经常对我们说，他在浙江跑遍了所有的县，走遍了所有省委省政府的机关部门，干部就应该往下走，应该到第一线去，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当时习书记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推动实行“三访三服务”工作。“三访”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党组织定期“下访”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主动“走访”联系身边群众、党代表固定时间地点“接访”基层党员群众（如每月15日到党员服务中心接待来访），“三服务”就是领导干部牵头协调协同服务、街镇窗口接待服务、基层组织自助互助服务，并形成工作机制。2009年，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南京主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科学发展观座谈会，我陪同沈红光部长参加会议。沈部长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实行“三访三服务”推进干部普遍下访，几年下来取得丰硕成效，习书记听到此处，插话说：“红光，你说得对，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要推动这个。”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以贯之地重视领导干部下基层，始终把基层疾苦放在心上。
二是极具担当精神。习书记到上海工作时，陈良宇案和社保资金案发生不久，中央派专案组驻上海开展调查，上海市纪委和专案组收到很多对局级领导干部的信访举报，涉及几十个人。我当时是市委专案领导小组成员，也具体负责市第九次党代会党代表和党的十七大代表的具体组织推荐工作。这些举报信使得有关人事安排陷入僵局。因为有关部门对这些信的内容尚待核实，组织部在查核清楚前一律不用并不妥，用了则要承担风险。面对这个棘手难题，习书记毅然担起责任，他说，纪委、专案组没有明确定论的干部，我们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习书记的这句话，让我们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大胆放手工作，确定了党代会名单方案。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习书记当领导有肩膀能扛事，而且能够为下属职能部门着想，令我们非常感动。
三是很讲规矩意识。习书记在上海时，了解到干部管理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有的干部“一干两制”。“一干两制”就是一人兼两个身份，既保留党政干部身份，又是某个国企的高层，在职时拿的是企业的高工资，退休时又以公务员身份退休，两边的好处都要占。习书记听到反映后，对我们组织部说，干部不能“一干两制”，当党政领导干部就不要考虑挣钱，之前去企业的干部再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可以选择留在企业或者回到公务员系统，以后愿意到企业去的干部，关系全部转到企业，也在企业退休。市委组织部立即给全市干部发通知，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四是非常支持扶贫工作。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后，我们组织部联想到韩国“新村运动”是一村一企，觉得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城乡结对帮扶，用党的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我们首先找到农委商量，农委很高兴，愿意和组织部联手做这个事情。当时上海全市年均可支配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358个，我们探索发动市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和中心城区结对帮扶这些经济薄弱村。但是当时有同志不太赞成，觉得这应该是政府的事，组织部牵头，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时市委研究室内参《上海党建要报》刊发了我们开展结对帮扶的文章，习书记看了以后，于2007年7月1日作出批示：“各级党组织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意义深远且初见成效。需要进一步努力，按照‘以城促乡、以工补农、以企哺村’的方针，把工作做实做细，努力抓出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贡献。”习书记的这个批示一锤定音，在他的肯定支持下，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推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从那时起到现在，上海城乡结对帮扶的工作一直没有停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五是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很强。当时市委组织部探索数字化党建，一是推进城乡基层党员远程教育平台，二是在长宁区进行党员教育管理数字化试点。习书记到长宁调研时看到了这个试点，对当时的长宁区委书记说，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要把它认真做下去。习书记对这些探索性的事情很敏感，能够从一个简单的雏形看到未来的效用，对符合发展方向的事物都给予很大鼓励。十几年来，上海的信息化党建风生水起，不仅远程教育覆盖所有的居委会、村庄以及高校、企事业单位，还有基层党建网、党建APP，走在了全国前列。
2007年10月习书记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他说：“我在上海工作时间短，来不及到每个部门走访，我没有到过的部门，都要告别一下。”于是他就来到市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办公室和每位同志握手、留影，大家都很感动。临走时，他一只脚已经跨到中巴车上，忽然若有所思，很快又把脚收回来，回头对我们说：“上海的党建要成为中央的一个点。”这句话他反复讲了两遍，在我看来，习书记是把巩固和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的重任在上海的肩上压了又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党建工作研究、关注基层党建的工作者的重任，希望我们的努力没有辜负习书记的信任与重托。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