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上海（五）（4）
来源:人民网 作者:学习时报 时间:2021-09-23 点击:
原标题：“习总书记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习近平在上海（五）
摄影/日升
采访组：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显著特点？
王战：习书记对上海工作的谋划，他不是做短期打算、搞过渡，而是立足上海长远发展。就像我刚才讲的，习书记的布局是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后进行大规模的调研，然后就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展开部署。“四个中心”是中央对上海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他就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开始破题；抓区域协调，就从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入手；市里的经济工作，他重点关注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有条不紊，谋定而动。
习书记谋划工作具有极强的长远眼光和国际眼光。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建设。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市正着手筹建“上海中心”大厦，要将其建设成为陆家嘴核心地段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市规划局联合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公司等几家国资公司共同开展方案征集、建设评估等工作。2007年8月18日，习书记到“上海中心”项目组考察，在浦东新区国家开发银行大厦仔细观看了方案模型。习书记对这项工作极为看重，提出了很多大厦设计的总体定位和建筑原则。习书记认为中央把上海定位为“金融中心”，上海应该有一座金融城，而这座金融城的点睛之笔在于“上海中心”。他说，点睛之笔就要浓墨重彩，建设上要有国际眼光，建成后可以拿出来和国际上任何一座超高层建筑媲美。习书记还在现场敲定了“上海中心”建设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结构高度建为580米，要保证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上海最高的楼。2008年11月29日，“上海中心”大厦进行主楼桩基开工。2016年3月12日，建筑总体正式全部完工。2016年4月27日，宣布分步试运营。2017年4月26日，位于大厦第119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正式向公众开放。由此，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高楼——“上海中心”正式揭开面纱，屹立于世界公众面前。
当时，“上海中心”总体设计方案也是习书记亲自“拍板”选定并提出设计原则的。他说，“上海中心”在建筑形态上要挺拔、稳重、大气、简洁，还要体现环保、节约的生态理念和超前的科技理念。他提出，搞这种建筑，安全决定一切，首先从建筑的安全性出发，同时兼顾工程的可靠性、结构的合理性、面积的实用性，成本上要可控。在建筑形象上，造型、寓意要体现标志性，要让人眼前一亮，不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更不能有负面寓意；在群体形象上，要和周边建筑浑然一体，体现和谐之美。他还特别强调，方案细化设计过程要阳光化，充分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要注意与群众对话。我们听到这些话都非常受触动，习书记并不是建筑专业出身，但对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有很独到的见解和眼光，特别是提出的设计原则和理念既有前沿性，又强调切合实际，确实令我们叹服。如今，“上海中心”大厦已成为上海一张亮眼名片，被誉为立体的金融城，还先后获得“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上海科技创新特等奖”等荣誉，其标志性、安全性、创新性、实用性、独特性都得到了世界公认好评。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时，还特别来到“上海中心”大厦。他在119层观光大厅俯瞰这座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大都市，还认真询问了当年他关注关心的那些民生项目的情况。
总体来说，我认为主政上海的工作经历对于习书记而言有三层意义。第一，从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习书记经历了地方不同层级重要领导岗位的历练，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第二，他为上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他带领上海干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被动局面，重振信心和士气，短短7个月时间调研了所有区县以及很多重要领域和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对于稳定局面、进一步深化上海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上海“排头兵、先行者”地位更加名副其实。第三，他由此从地方走向中央，为领导全国层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思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出的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举措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抓的工作，有很多都可以在上海找到端倪。
邢邦志：讲到习书记在工作中的特点，我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感受。首先，习书记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他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上海未来发展要坚持“四个放在”：一是要放在中央对上海的定位中；二是放在全球化大趋势下，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有全球视野；三是放在全国的大格局中；四是放在中央对长三角的定位上。以往，上海人考虑上海问题大部分想自己的事比较多一点，但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出了上海本该有的胸怀与格局，讲出了海纳百川、纵横捭阖的大气，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其次，他是一个开明睿智的人。我刚才讲了他提出的“三不”观点，在上海期间，他还提过“三个区别开来”。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周，习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全会，针对陈良宇案件给干部群众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专门指出，要把市委集体作出的正确决策跟个人的错误区别开来，要把个人的严重违纪行为和执行错误决定的行为区别开来，要把工作中的态度和个人的观点区别开来。这“三个区别开来”提出以后，我觉得对上海的干部触动很大，许多人也由此一改畏手畏脚的工作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发展的洪流之中。
第三，习书记是一个淡定从容的人。在市第九次党代会闭幕后，习书记在上海兴国宾馆就世博会筹备工作接受了九家媒体联合采访。采访前，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十几页的素材稿，有很多数据，涉及很多内容，但最后，他没拿稿子，现场侃侃而谈，挥洒自如。
第四，习书记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还记得在市第九次党代会间歇，几位领导都在主席台上，我鼓足勇气，拿着10个信封走到习书记面前，说：“我代表报告起草组请您给我们签个名。”他当时就笑着对我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就在台上给我签了10个，让我转发给大家。一般的领导，可能让秘书带回去再签，但他不是，体现了满满的诚意。
王战：习书记工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保持一种炽热的人民情怀。当时习书记知道我们开展重点课题研究，民生问题是很重要的一块。2006年底至2007年初，《瞭望东方周刊》对全国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城市总体幸福感调查，上海三项指标居于全国首位，也有几项在全国相对靠后。2007年8月，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向习书记报送了《由上海幸福感指数全国排序引发的思考》，他在上面作出批示：“应关注‘幸福感’，重视民生、以人为本，但不必过度关注绝对指标。”
习书记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我记得有一次，习书记在从杨浦区调研回来的路上，看到沿途一大片高楼，沉吟片刻，说：“上海高楼林立，这么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加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不能让老百姓受灾。”他还说，前一天晚上听到外面有一点声音，就睡不着了。“这么大的城市我还没管理过，这声音一响，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不放心。”他这一番话给我很大触动。正是因为习书记对老百姓怀有极高的责任感，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老百姓，才会寝食难安。
以往，大家对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印象就是前呼后拥，到基层调研有时就是走走形式，根本不深入。可习书记大不一样，他到基层调研都要提前做功课，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和老百姓聊天也都是聊他们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从来不搞大排场，每次调研都是轻车简从，他也从来不给基层提特殊要求。平时和我们交流工作，他也很喜欢听我们讲意见建议，让我们畅所欲言，从来没有架子。
习书记非常注重党的红色传统传承。有一次，我听到他感慨地说，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有革命根据地或纪念地，陕西有延安，河北有西柏坡，福建有闽西苏区，浙江有南湖，上海有中共一大会址，还有二大、四大召开地。他还说，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我理解，也正是基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考虑，党的十九大一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回望来时路，坚定前行路。
习书记还非常尊重老同志。2007年7月，习书记带队到江浙调研的时候，有一天住在杭州刘庄，晚上10点多钟，他忽然叫我过去，我当时以为有重大的事情。结果习书记对我说，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稿子叫我特地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其中对于王力平（上海市政协原主席）和周克（上海市委组织部原部长）两位老同志，让我亲自上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习书记也专门邀请老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对党代会报告的修改意见，可见他对老同志的尊重绝不是表面做做样子，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采访组：这些年来，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交往也比较多，请您从日常接触的角度谈谈您的感受。
王战：我为习书记直接服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的联系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认为这是信任，也是缘分。
2007年3月，习书记到上海任职不久，有一天他问我：“2005年是不是你陪我到洋山港去参加活动的？”我说是。2005年，总投资130亿的上海洋山国际深水港一期工程竣工并开港。实际上洋山这块地是浙江的，因此开港仪式也邀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我奉命去枫泾接他。我想，这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我陪他坐面包车，总要聊点什么。后来想起，他在农村插过队，又在正定当过县委书记，那我就跟他谈谈农村吧。习书记上车以后，我们就从农村改革聊起。我说，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古而有之，均田制就是封建社会的家庭承包制。习书记听了，感觉我的观点很新鲜，来了兴趣，让我接着说下去。我说，中国和欧洲的一大区别就是，中国北魏开始搞均田制，欧洲搞的是长子继承制。按照均田制原则，15岁的男丁分地60亩，地多人少，种不过来，一方面催生了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中国农村“多子多福”的习俗，认为多生儿子，有了强劳动力，就能耕作更多的土地，获得更多收益。一代代下来，中国的国情就变成了人多地少。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是现象，根源是均田制崩坏，黄河频频泛滥，老百姓在中原地区活不下去，就出现了唐宋两次大移民。而欧洲是长子继承制，次子就到城市自力更生，或者参加十字军东征，或者到海外参与扩张。之后，文艺复兴、新教革命、思想启蒙运动直至工业革命，都可理解为“次子们”讨生活的所思所为。
没想到，习书记到上海以后，就想起两年前我和他在车上交流的情景。他对我说：“你当时在车上给我讲的欧洲长子继承权问题，我后来还专门请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这让我感到意外，说明习书记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又非常有心的人。这是我与他的第一层缘分。
第二层缘分是我们都是知青，曾经有很长时间的插队生活经历。有一次习书记说起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他说，“文革”初期离开北京去“大串联”，第一站就到了上海，品尝了阳春面，还到国际饭店去看了看。后来，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受到了当地淳朴老百姓的关爱。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担任大队书记，帮农民搞沼气，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还获得了先进称号。我在江西吉安地区的新干县插队11年，农村所有的事情都经历过，对习书记讲的事感同身受，也非常能够体会他对中国普通农民的那种朴素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始终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他的为民情怀根深蒂固。
第三层缘分可能就是我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对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有一定的了解，与习书记共事的时间虽短，但他很善于听取意见和建议，有时还会聊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种信任感，令我十分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上海以后，您和他见过许多次面，您后来做的很多工作依然是围绕他的要求部署来开展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王战：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后，认为上海在许多方面做得比较靠前，经常会请上海的一些干部建言献策，或是让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到上海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所以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而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的一种体现。我参与的工作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从2007年开始参与，除了2009年生病没去，一直参与到现在，包括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一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不仅是中央有关部门参与，也会从我国东中西部找几个有代表性的省市的同志一起参与，目的是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起草工作开始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都会给大家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主要思路和要求。在讨论过程中，我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多提地方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从来不讲大话和客套话。
二是人大方面的工作。我从2008年开始当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机会在每年3月份和习书记见上一面。他每年在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总是不断为上海出题目，与时俱进地对上海发展提出一些新的更高要求。我也积极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责，在人代会上建言献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4年，我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提了五条建议。在那一年春节前，上海社科院做了一个调研，向139位国内外专家发放问卷。结果显示，大家对过去3个月国家出台的12项改革中的7项评价良好，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党风廉政建设、单独两孩、废除劳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成立上海自贸区。也有反映不佳的，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我觉得这项改革方向是对的，问题是落而不实。说到这里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就拿起笔认真做了记录。我接着说，老百姓看重改革如何落实，以此来评判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巩固改革共识。国家要有统筹全局的深化改革时间表，现在说是有时间表，但还是比较粗的。
我当时还说，我们统计到共有339个改革项目，一下子推出会造成“交通拥堵”。建议第一阶段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最大公约数原则、瓶颈原则安排改革事项。这时候，习总书记放下笔，微笑着纠正我：“不是339项，是336项。”随后，他转身对一起参加上海团审议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讲：“王战同志刚才提的五条建议‘照单全收’，择善而从之。”
参加两会审议的这几次，每一次见到习总书记，他都会问：“最近身体还好吗？”“看你挺精神的。”我2009年患肝癌动了切除手术，第二天他就请秘书来电问候。他对其他人也一样亲切，每次讨论结束以后都要一一和大家握手，一边握还一边向对方询问近况，就像老朋友叙旧一样，体现他极强的人格魅力。
三是专家座谈。我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两次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对专家学者非常尊重，对大家的发言听得都很认真很仔细，有时还会插话，问一些问题，和专家们互动讨论。2016年那一次发言，习近平总书记插话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王战同志就是帮我搞文稿的。”然后，他又转过来问我：“上海社科院现在也是国家高端智库吧？”我说是的，当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说明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地方的智库也非常关注，这极大鼓舞了我们上海社科院搞研究的同志们。
四是高端智库建设。还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到我，握着我的手问：“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不错，向总书记报告，我现在到社科院工作了。”他一听，说：“多帮我做点战略性研究。”
2015年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研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军事、法律、国际各领域，有10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机构，2家是部委直属机构，占入选智库总数一半，只有5家不在北京，上海社科院占其中一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多次作出批示。中国本不缺智库，党政机关本来就有很多研究机构，高校也有很多研究所。但中央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就需要有更多建言献策能力强、含金量高的智库。
早在2007年，习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充分发挥“一室三办”的决策咨询作用，所以我们特别能理解后来他提出要建设新型高端智库的要求，也一直努力提高自身研究水平，争取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和我交流过一个话题。他说，他在浙江待了五年，把全省大大小小的地市跑了一遍，认为浙江的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三教合一”。我当时听到这个观点感到很惊讶，第一次看到一位市委书记对文化方面的工作这么重视。随后，我就策划世博会主题演绎之旅搞了个课题研究，到浙江专门作了考察，设计了七条世博主题旅游线路，然后写了一篇报告，赶在世博会举办之前报给他。这篇报告主要是研究“三教合一”对中国农耕社会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2009年，我提了一个观点，唐宋两次大移民，大部分是落脚在江南的，“三教合一”实际上解决了移民的安身立命问题。道教解决了人与自然怎么相处的问题；儒教解决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相处，包括村庄和村庄、宗族和宗族怎么和谐相处；而佛教解决了人的内心问题，怎么对待生死苦乐。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了，移民就实现了安身立命。这也可以从文化角度解释江南为什么在长达600年间始终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结果，已到中央工作的习书记非常重视，不仅认真看完，还作了批示。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同志还就此来沪拜访过我。现在，上海社科院在智库建设方面成绩也比较突出，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不少材料。我们希望，上海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央决策提供可参考借鉴的依据，这不仅是我们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地方高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的一份赤诚之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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