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一代人的精神力量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肖彤 时间:2021-09-06 点击:
——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拍摄故事
记者 肖彤
“很多时候采访到一半，我会突然觉得进行不下去了。我就像一把刀子，把老人的心剖开，往里面一看，血淋淋的，我特别对不住他们。”宋坤儒说。
宋坤儒是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圆脸光头、彬彬有礼，一副成熟老练的模样。坐在他面前，很难想象这个男人在剪辑室里失声痛哭、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的样子。
他的作品《1950他们正年轻》9月3日上映。影片中，26位平均年龄88岁的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回忆着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这部影片的拍摄团队最初只有两人，他们历时4年，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约50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用镜头录下近100小时珍贵的影像资料。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是对一代人精神力量的追寻之旅。他们追寻着一个时代独有的朝气和硬气，追寻着中国人骨子里打不倒的韧性。
寻访
对宋坤儒来说，拍出这样一部电影纯属意外。
此前，他最擅长的是拍摄短片、宣传片。为拍摄一部短片《寻找英雄》，他走访了几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他酝酿了一个剧情与抗美援朝相关的电影剧本，为了丰富剧本，他开始走访更多的老战士。就这样，2018年他意外地踏上了这段寻访之旅。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都上了年纪。寻访中，上了年纪的他们往往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甚至常常答非所问。本想只采访战地故事，“可是我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往往是另一件事。”宋坤儒说，“这时候只能听他说完这件事，把问题再问一遍，可他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就这样，关于老战士们的素材越拍越多，远超拍摄一部剧情片的需要。
最初，这是一个只有两人的拍摄团队。李牧是《1950他们正年轻》的联合编剧，也是宋坤儒在电影学院的同学。整理素材时李牧发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战争相关，更多的则是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两人迅速达成共识：这么好的内容只用作一个剧本，太可惜了。李牧觉得，这些老人特别像他的爷爷奶奶：“他们那种气质，那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也会哭、也会崩溃，但甭管多大岁数，腰杆特别硬、特别直。”
2020年6月，宋坤儒找来一小笔投资，拉起了一个不到15人的摄制组，这是在保证录音、摄影、灯光、化妆等部门配置齐全下的最小规模。这笔投资小到影片中穿插的战争素材画面每分钟7万元，他原计划买20分钟战争素材，最终只买了3分钟。
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补拍行程。从北京出发，南到成都、攀枝花，东到上海，北到沈阳、大连、丹东，他们的行程走遍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镜头下，有的老战士一生默默无闻，聊起往事就像邻家的老人家；有的老战士战功赫赫，一开口就把人带到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有的老战士有些糊涂了，但依然能认出他当年的战友。
“片名中，1950这个年份信息特别重要。”宋坤儒说，1950年不仅意味着抗美援朝开始，它也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间。那是一个刚刚走出百年屈辱的民族，那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一切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充满极大热情建设这个国家。这个时候，这个新生的国家受到外部威胁，那一代年轻人为了保家卫国爆发出的精神力量令人动容。
困惑
4年的寻访中，老战士们真实的遗憾、痛苦让他感同身受，以至无数次痛哭流泪。为了拍摄，一次次小心翼翼地揭开老人们早已愈合的伤疤又让他困惑、动摇：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薛英杰曾是志愿军47军司令部的军医，也是宋坤儒第一批拍摄的战士之一。最初拍摄时，老人非常抗拒。不久之后，老人却通过外孙女主动联系了宋坤儒，说自己来日无多，往事再不讲出来恐怕就要带进坟墓了。第二次的拍摄中，老人终于打开心扉，讲起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那是朝鲜战场上，关系极好的两个年轻战友兼同乡，一个是41军军医薛英杰，一个是41军的警卫排排长贺殿举。前一天他们还在聊，如果对方死了，遗体怎么办。没想到，这一次的聊天变成了永别。他们坐的车遭遇了敌机轰炸，正好那天贺殿举跟薛英杰换了个位置，让薛英杰坐到后面去，结果贺殿举牺牲了。
“如果他没有跟我换位置，死的是我。”薛英杰说。
当时的环境，战友的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还好那里不是战场，如果埋在战场，尸体可能是今天埋了，明天又被炮弹炸出来，不知归属。
70年后，94岁的薛英杰依然能清晰地画出他给战友埋骨的地图。这是他一生的心愿，他希望能找到战友的遗骸，带回祖国。不幸的是，他今年4月份去世，没能等到战友遗骸回国的那一天。
还有一次，摄制组找到曾亲历上甘岭战役的谈学贤老人。老人是志愿军24军72师214团7班班长，1953年守卫上甘岭地区的马鞍山。战斗中，全班21人，牺牲19人，仅剩两人坚守住了阵地。
那天的对话宋坤儒现在还记忆犹新。他问老人：您当时的战场环境是怎样的？
老人沉吟良久，答：我当时是7班班长，会说朝鲜语，我们班跟朝鲜群众沟通都靠我。
他再问：在您印象中，马鞍山的环境是怎样的？
老人努力回忆，却想不起来了。
这段采访实在进行不下去，宋坤儒半途放弃了。影片中只留下了他的一个画面：某天的午后，谈学贤老人独自在阳台上锻炼身体。
有段时间，宋坤儒觉得特别困惑：白天采访时，老人在他眼前落泪，但他还得继续拍摄。一些问题他明知道会让老人不舒服，但他还得继续问。每到这时，他都会怀疑：自己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采访到一半，我突然觉得干不下去了。”那段时间，他不想再拍摄任何素材，不想再看任何画面。他记得，中途有三四个月，他拿着剪好的40分钟素材不断接触各种纪录片导演，请别人来制作这部纪录片。
然而，他觉得这些老人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安慰自己和拍摄团队：老人们为抗美援朝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他们在做的，是为这些老人献出自己的4年时间和敬意。
最终，他说服了自己：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碰到这些老战士，不是所有人都能花这么长时间采访这么多老战士，这或许是他的使命。
英雄
导演宋坤儒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他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里，保存着他从业生涯各个阶段执导过的影片。
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4级进修班毕业以前，他拍了10年的商业广告。2008年，他曾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视觉组担任执行导演。国家体育场的开幕式上，国歌奏毕，烟花璀璨。随后灯光暗下，古琴声起，一段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短片《笔墨纸砚》在现场放映。短片中的画卷慢慢收起后，舞台上的巨大画卷缓缓拉开。这段1分半钟的短片，可能是他参与过的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技巧化繁为简，情感朴实真挚，是他作品的一贯特点。在他的镜头下，英雄们往往褪去光环，朴实的情感却愈发动人。
1953年7月的金城反击战中，志愿军607团侦察连13名战士奇袭白虎团指挥部，当场击毙团长，活捉美军顾问。战斗英雄包月禄缴获了白虎团团旗，他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奇袭白虎团》里鲍玉禄的原型。
“包月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我之前对他特别好奇。”宋坤儒回忆，第一次见到包月禄，他觉得老人和他设想的英雄形象完全联系不上。“他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瘦老头，特别爱笑。”
宋坤儒问他：影片《奇袭白虎团》中，有一个踩到地雷的桥段怎么回事？
“那是编的。”老人悠悠地说。
那天的拍摄过程打碎了宋坤儒对那场战斗的浪漫想象。在包月禄的回忆里，没有惊险的死里逃生，只有实实在在的牺牲，和视死如归的平静。用老人的话说，“打仗，命都不是自己的。”成为英雄，只因为他恰好是幸运的那一个。
当年，包月禄刚刚跟随新兵部队跨过鸭绿江，还没打仗，部队就被飞机炸散了。他们十几个不同部队的新兵凑在一起寻找大部队，晚上天冷，就挤着躲在一个弹坑里过夜。清晨的时候包月禄忽然闹肚子，跑出去的工夫，弹坑里的新兵被美军飞机发现，全都牺牲了。
对于奇袭白虎团，包月禄对着镜头的描述也很简略：“只许联络员说话，咱们战士一律不吭气。走到指挥部，他们在开会，韩军团长好像还在指挥。我们冲锋枪、手榴弹往山上打。也不知道老虎旗是什么旗，我们就把它拔了，往腰上一缠，继续打。”
这场战斗被改编成文艺作品以后，包月禄在人们心中越来越像个英雄。但他对自己的经历一向不愿多谈，甚至不和子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不觉得自己在那场战斗中有多了不起，只是服从命令，打完就走。
从朝鲜回国后，他随部队辗转江苏、山东、吉林，转业后又从万源回到攀枝花。这很常见：很多老兵都不是本地人，部队到哪里，他们就跟着落哪里。转业后，包月禄在当地的一座水电站工作，退休后就住在单位的老楼里。老楼没有电梯，老人住在六层，年龄大了，每次下楼得花一个小时，渐渐就不下楼了。
巧合
拍摄中总有各种巧合。
汤重稀是宋坤儒最早认识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之一。1951年，17岁的文艺兵汤重稀跟随志愿军12军文工团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在拍摄中，老人告诉宋坤儒，他是部队里最有天赋的小提琴手，在上甘岭战役转移阵地途中，他的右手却被一枚炸弹击中，永远留在了朝鲜。
1960年出生的汤颂是汤重稀的三儿子，从小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在汤颂的回忆中，“父亲在朝鲜时总是到一线演出，在战壕里、在坑道里拉手风琴给战士们听。他还常跟我讲，上不了一线，他们就在坑道里通过电话给前线战士演出。有时演到一半，电话那头传来声音：敌人又冲上来了，暂停一下，一会儿再演。”
复原回四川后，失去右手的汤重稀本可以成为荣军院的优抚对象，但他觉得自己只是少了一只手，还能继续工作，于是放弃了成为优抚对象的机会，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汤颂记得，因为失去了右手，汤重稀只能用左手五指按琴键，用右手的残臂拉风箱。可这样一来，手风琴的键盘完全反了，他不知父亲为了继续拉手风琴练习过多久。
父亲还会拉二胡，他小时候经常看见父亲独自一人时，把弓弦绑在右臂上，弓着身子拉二胡。音乐是父亲的梦想，但汤重稀从不因失去右手而失落，因为从战场上活下来已是幸运。
完成在四川的拍摄后，摄制组来到上海。拍完老兵任红举后，宋坤儒跟老爷子闲聊：您是文艺兵，我们在四川也采访了文艺兵，也是12军的，汤重稀您认不认识？
任红举说：哦小汤啊，我认识啊，我们当时在一个队，我30多年没见过小汤了。
宋坤儒灵机一动，赶紧给汤重稀拨了一个视频电话。电话接通，他们非常巧合地拍下了两位老战友多年后重逢的一幕。
另一次巧合是志愿军工兵政治部秘书刘素谦和熊朝瑞两位“战友姐妹”的重逢。
在沈阳，需要拍摄的老人有七八位，摄制组此前不知道谁和谁可能认识，只是把这些老人随机地分成3天拍摄，每位老人设定一个时间段。
那天刘素谦来晚了，她记性也不好了。导演问她问题，她的记忆却仿佛一直卡在文工团一次照相的事上。下一位老战士熊朝瑞已经到了，坐着电动轮椅正慢慢开进来，宋坤儒没办法，说您回头看看这个人是谁？他万没想到，已经有点糊涂的刘素谦一回头，一眼就认出了熊朝瑞，说：这是我老战友。
后来的拍摄中，就出现了刘奶奶的手一直牵着熊奶奶手的那一幕。
遗憾
片尾一幕特别动人：一位志愿军老奶奶说，“你们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
寻访中，有很多类似的遗憾。雍卫太老人是志愿军15军44师130团的侦察兵，也是邱少云的战友。执行任务时，他和邱少云一起趴在草地上。燃烧弹落在邱少云身边，他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一点一点不动了。
这些是第一次拍摄时，老人在家里面对镜头讲的。但因为当时声音特别杂乱，老人有的方言听不清楚，一些镜头需要补拍。可摄制组再去补拍时，老人已经糊涂了，无法再采访到更多的内容。
如果能快一点，或许能记录更多的志愿军老战士们的故事。宋坤儒说，“电影上映也不能再拖了，在制作和等档期的时间里，我们片中有几位老人已经过世，没有让他们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可能是我最大的遗憾。”
责任编辑：日升
宋坤儒（左二）为拍摄《1950他们正年轻》寻访志愿军老战士，搜集拍摄素材。均 受访者供图
摄制组在拍摄老战士们当年留下的照片。
记者 肖彤
“很多时候采访到一半，我会突然觉得进行不下去了。我就像一把刀子，把老人的心剖开，往里面一看，血淋淋的，我特别对不住他们。”宋坤儒说。
宋坤儒是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圆脸光头、彬彬有礼，一副成熟老练的模样。坐在他面前，很难想象这个男人在剪辑室里失声痛哭、在深夜里辗转难眠的样子。
他的作品《1950他们正年轻》9月3日上映。影片中，26位平均年龄88岁的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回忆着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这部影片的拍摄团队最初只有两人，他们历时4年，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约50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用镜头录下近100小时珍贵的影像资料。在他看来，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是对一代人精神力量的追寻之旅。他们追寻着一个时代独有的朝气和硬气，追寻着中国人骨子里打不倒的韧性。
寻访
对宋坤儒来说，拍出这样一部电影纯属意外。
此前，他最擅长的是拍摄短片、宣传片。为拍摄一部短片《寻找英雄》，他走访了几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在与他们的交谈中，他酝酿了一个剧情与抗美援朝相关的电影剧本，为了丰富剧本，他开始走访更多的老战士。就这样，2018年他意外地踏上了这段寻访之旅。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都上了年纪。寻访中，上了年纪的他们往往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甚至常常答非所问。本想只采访战地故事，“可是我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往往是另一件事。”宋坤儒说，“这时候只能听他说完这件事，把问题再问一遍，可他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就这样，关于老战士们的素材越拍越多，远超拍摄一部剧情片的需要。
最初，这是一个只有两人的拍摄团队。李牧是《1950他们正年轻》的联合编剧，也是宋坤儒在电影学院的同学。整理素材时李牧发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战争相关，更多的则是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两人迅速达成共识：这么好的内容只用作一个剧本，太可惜了。李牧觉得，这些老人特别像他的爷爷奶奶：“他们那种气质，那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也会哭、也会崩溃，但甭管多大岁数，腰杆特别硬、特别直。”
2020年6月，宋坤儒找来一小笔投资，拉起了一个不到15人的摄制组，这是在保证录音、摄影、灯光、化妆等部门配置齐全下的最小规模。这笔投资小到影片中穿插的战争素材画面每分钟7万元，他原计划买20分钟战争素材，最终只买了3分钟。
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补拍行程。从北京出发，南到成都、攀枝花，东到上海，北到沈阳、大连、丹东，他们的行程走遍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镜头下，有的老战士一生默默无闻，聊起往事就像邻家的老人家；有的老战士战功赫赫，一开口就把人带到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有的老战士有些糊涂了，但依然能认出他当年的战友。
“片名中，1950这个年份信息特别重要。”宋坤儒说，1950年不仅意味着抗美援朝开始，它也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间。那是一个刚刚走出百年屈辱的民族，那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一切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充满极大热情建设这个国家。这个时候，这个新生的国家受到外部威胁，那一代年轻人为了保家卫国爆发出的精神力量令人动容。
困惑
4年的寻访中，老战士们真实的遗憾、痛苦让他感同身受，以至无数次痛哭流泪。为了拍摄，一次次小心翼翼地揭开老人们早已愈合的伤疤又让他困惑、动摇：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薛英杰曾是志愿军47军司令部的军医，也是宋坤儒第一批拍摄的战士之一。最初拍摄时，老人非常抗拒。不久之后，老人却通过外孙女主动联系了宋坤儒，说自己来日无多，往事再不讲出来恐怕就要带进坟墓了。第二次的拍摄中，老人终于打开心扉，讲起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那是朝鲜战场上，关系极好的两个年轻战友兼同乡，一个是41军军医薛英杰，一个是41军的警卫排排长贺殿举。前一天他们还在聊，如果对方死了，遗体怎么办。没想到，这一次的聊天变成了永别。他们坐的车遭遇了敌机轰炸，正好那天贺殿举跟薛英杰换了个位置，让薛英杰坐到后面去，结果贺殿举牺牲了。
“如果他没有跟我换位置，死的是我。”薛英杰说。
当时的环境，战友的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还好那里不是战场，如果埋在战场，尸体可能是今天埋了，明天又被炮弹炸出来，不知归属。
70年后，94岁的薛英杰依然能清晰地画出他给战友埋骨的地图。这是他一生的心愿，他希望能找到战友的遗骸，带回祖国。不幸的是，他今年4月份去世，没能等到战友遗骸回国的那一天。
还有一次，摄制组找到曾亲历上甘岭战役的谈学贤老人。老人是志愿军24军72师214团7班班长，1953年守卫上甘岭地区的马鞍山。战斗中，全班21人，牺牲19人，仅剩两人坚守住了阵地。
那天的对话宋坤儒现在还记忆犹新。他问老人：您当时的战场环境是怎样的？
老人沉吟良久，答：我当时是7班班长，会说朝鲜语，我们班跟朝鲜群众沟通都靠我。
他再问：在您印象中，马鞍山的环境是怎样的？
老人努力回忆，却想不起来了。
这段采访实在进行不下去，宋坤儒半途放弃了。影片中只留下了他的一个画面：某天的午后，谈学贤老人独自在阳台上锻炼身体。
有段时间，宋坤儒觉得特别困惑：白天采访时，老人在他眼前落泪，但他还得继续拍摄。一些问题他明知道会让老人不舒服，但他还得继续问。每到这时，他都会怀疑：自己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采访到一半，我突然觉得干不下去了。”那段时间，他不想再拍摄任何素材，不想再看任何画面。他记得，中途有三四个月，他拿着剪好的40分钟素材不断接触各种纪录片导演，请别人来制作这部纪录片。
然而，他觉得这些老人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安慰自己和拍摄团队：老人们为抗美援朝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他们在做的，是为这些老人献出自己的4年时间和敬意。
最终，他说服了自己：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碰到这些老战士，不是所有人都能花这么长时间采访这么多老战士，这或许是他的使命。
英雄
导演宋坤儒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他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里，保存着他从业生涯各个阶段执导过的影片。
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14级进修班毕业以前，他拍了10年的商业广告。2008年，他曾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视觉组担任执行导演。国家体育场的开幕式上，国歌奏毕，烟花璀璨。随后灯光暗下，古琴声起，一段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短片《笔墨纸砚》在现场放映。短片中的画卷慢慢收起后，舞台上的巨大画卷缓缓拉开。这段1分半钟的短片，可能是他参与过的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技巧化繁为简，情感朴实真挚，是他作品的一贯特点。在他的镜头下，英雄们往往褪去光环，朴实的情感却愈发动人。
1953年7月的金城反击战中，志愿军607团侦察连13名战士奇袭白虎团指挥部，当场击毙团长，活捉美军顾问。战斗英雄包月禄缴获了白虎团团旗，他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奇袭白虎团》里鲍玉禄的原型。
“包月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我之前对他特别好奇。”宋坤儒回忆，第一次见到包月禄，他觉得老人和他设想的英雄形象完全联系不上。“他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瘦老头，特别爱笑。”
宋坤儒问他：影片《奇袭白虎团》中，有一个踩到地雷的桥段怎么回事？
“那是编的。”老人悠悠地说。
那天的拍摄过程打碎了宋坤儒对那场战斗的浪漫想象。在包月禄的回忆里，没有惊险的死里逃生，只有实实在在的牺牲，和视死如归的平静。用老人的话说，“打仗，命都不是自己的。”成为英雄，只因为他恰好是幸运的那一个。
当年，包月禄刚刚跟随新兵部队跨过鸭绿江，还没打仗，部队就被飞机炸散了。他们十几个不同部队的新兵凑在一起寻找大部队，晚上天冷，就挤着躲在一个弹坑里过夜。清晨的时候包月禄忽然闹肚子，跑出去的工夫，弹坑里的新兵被美军飞机发现，全都牺牲了。
对于奇袭白虎团，包月禄对着镜头的描述也很简略：“只许联络员说话，咱们战士一律不吭气。走到指挥部，他们在开会，韩军团长好像还在指挥。我们冲锋枪、手榴弹往山上打。也不知道老虎旗是什么旗，我们就把它拔了，往腰上一缠，继续打。”
这场战斗被改编成文艺作品以后，包月禄在人们心中越来越像个英雄。但他对自己的经历一向不愿多谈，甚至不和子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不觉得自己在那场战斗中有多了不起，只是服从命令，打完就走。
从朝鲜回国后，他随部队辗转江苏、山东、吉林，转业后又从万源回到攀枝花。这很常见：很多老兵都不是本地人，部队到哪里，他们就跟着落哪里。转业后，包月禄在当地的一座水电站工作，退休后就住在单位的老楼里。老楼没有电梯，老人住在六层，年龄大了，每次下楼得花一个小时，渐渐就不下楼了。
巧合
拍摄中总有各种巧合。
汤重稀是宋坤儒最早认识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之一。1951年，17岁的文艺兵汤重稀跟随志愿军12军文工团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在拍摄中，老人告诉宋坤儒，他是部队里最有天赋的小提琴手，在上甘岭战役转移阵地途中，他的右手却被一枚炸弹击中，永远留在了朝鲜。
1960年出生的汤颂是汤重稀的三儿子，从小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在汤颂的回忆中，“父亲在朝鲜时总是到一线演出，在战壕里、在坑道里拉手风琴给战士们听。他还常跟我讲，上不了一线，他们就在坑道里通过电话给前线战士演出。有时演到一半，电话那头传来声音：敌人又冲上来了，暂停一下，一会儿再演。”
复原回四川后，失去右手的汤重稀本可以成为荣军院的优抚对象，但他觉得自己只是少了一只手，还能继续工作，于是放弃了成为优抚对象的机会，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汤颂记得，因为失去了右手，汤重稀只能用左手五指按琴键，用右手的残臂拉风箱。可这样一来，手风琴的键盘完全反了，他不知父亲为了继续拉手风琴练习过多久。
父亲还会拉二胡，他小时候经常看见父亲独自一人时，把弓弦绑在右臂上，弓着身子拉二胡。音乐是父亲的梦想，但汤重稀从不因失去右手而失落，因为从战场上活下来已是幸运。
完成在四川的拍摄后，摄制组来到上海。拍完老兵任红举后，宋坤儒跟老爷子闲聊：您是文艺兵，我们在四川也采访了文艺兵，也是12军的，汤重稀您认不认识？
任红举说：哦小汤啊，我认识啊，我们当时在一个队，我30多年没见过小汤了。
宋坤儒灵机一动，赶紧给汤重稀拨了一个视频电话。电话接通，他们非常巧合地拍下了两位老战友多年后重逢的一幕。
另一次巧合是志愿军工兵政治部秘书刘素谦和熊朝瑞两位“战友姐妹”的重逢。
在沈阳，需要拍摄的老人有七八位，摄制组此前不知道谁和谁可能认识，只是把这些老人随机地分成3天拍摄，每位老人设定一个时间段。
那天刘素谦来晚了，她记性也不好了。导演问她问题，她的记忆却仿佛一直卡在文工团一次照相的事上。下一位老战士熊朝瑞已经到了，坐着电动轮椅正慢慢开进来，宋坤儒没办法，说您回头看看这个人是谁？他万没想到，已经有点糊涂的刘素谦一回头，一眼就认出了熊朝瑞，说：这是我老战友。
后来的拍摄中，就出现了刘奶奶的手一直牵着熊奶奶手的那一幕。
遗憾
片尾一幕特别动人：一位志愿军老奶奶说，“你们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
寻访中，有很多类似的遗憾。雍卫太老人是志愿军15军44师130团的侦察兵，也是邱少云的战友。执行任务时，他和邱少云一起趴在草地上。燃烧弹落在邱少云身边，他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一点一点不动了。
这些是第一次拍摄时，老人在家里面对镜头讲的。但因为当时声音特别杂乱，老人有的方言听不清楚，一些镜头需要补拍。可摄制组再去补拍时，老人已经糊涂了，无法再采访到更多的内容。
如果能快一点，或许能记录更多的志愿军老战士们的故事。宋坤儒说，“电影上映也不能再拖了，在制作和等档期的时间里，我们片中有几位老人已经过世，没有让他们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可能是我最大的遗憾。”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