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

1997年，刚刚小学毕业的李默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玩伴消失，暗恋的女同学突然提笔刺向老师，父母整天提心吊胆地商量着给领导送烟送酒，而东北的夏日依旧干燥炎热，像一首缓慢无知的朦胧诗。那时他还没有确切地体认，父母口中的“停薪留职”是什么意思，也不曾知晓“下岗”这个词将携泥沙直下，浸没东北一望无际的平原，还有比平原更遥远的地方。

这是小说《聋哑时代》中主人公之一李默的1997年夏天，也是作家双雪涛亲历的1997年夏天。他们的父母和许多社会主义工人一样，少时进了工厂，捧上了国家的“铁饭碗”，准备按部就班地过完一生。在那个属于工人的黄金年代，要说厂子关停、工人遣散，没人会相信这样的话。后来，一种名为“时代”的力量兜头罩下，他们还来不及想，就干了许多从未想过的事：卖茶叶蛋、搞批发、撬锁摸包、回家啃老、管亲戚借钱给孩子凑学费、为了生计背井离乡。

直到90年代末，“下岗”才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提出，但工人饭碗不保的阴云几乎覆盖了整个90年代，并延续至21世纪初。光是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中央与各地安置下岗工人的举措不断出台，实际效果却因地域、基层管理状况等原因而各异。离开原单位后，有人高升远走，有人疲于奔波，也有人潦倒惨淡，郁郁平生。当年下岗的工人年龄大多是四五十岁，随着他们的老去，那段过往似乎快要成为改革的历史“阵痛”，而疼痛已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生命的底色，无论走了多远，人的影子永远落在厂房的废墟上。

谈及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时常听见的一句话叫“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下岗工人的利益在做大蛋糕的过程里被牺牲掉了，而当蛋糕做大后，他们的所得与所失比起来甚为微薄。从后来的经济形势看，国企改革成效巨大，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所言，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并不代表工人就应该理所应当地做出牺牲，今天的人们需要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更要正视那段历史，总结经验，以便减少今后改革的阵痛。

在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准备加入WTO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工人的遭遇虽是时代之困，但回望过去即是凝视当下。

砸破“铁饭碗”：从工厂到市场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1999年，黄宏在春晚小品《打气》里的这句台词触痛了许多下岗工人的心。那是时任总理朱镕基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减负裁员后的第一个春节。自有关改革的决策在上一年五月出台后，短短数月里已有上百万国企工人下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预料——1998年至200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截至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2818万人。劳动研究学者周舒璇曾经是一名“厂子弟”，她回忆说，虽然裁员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但前面一直在“试着改”，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阵仗，其来势迅猛，一下子震住了所有人，创伤浓到化不开。

下岗的历史可以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2月，劳动人事部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这份通知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进工厂，当工人，有粮吃，有衣穿，逢年过节有补贴，生老病死有人管，这是众人皆知的铁律。彼时，国家与工人之间有直接的终身契约关系，引入劳动合同制后，这种关系逐渐削弱。具体地来看，以1986年全国正式推行劳动合同制为界，先前入厂的职工与后来入厂的职工在劳动关系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正式工，但后者是与用人单位产生雇佣关系的国有合同工，前者则在国家的就业保障和分配制度下，经劳动局来到工厂工作，是为固定工。固定工由国家统筹，单位负责处理工人的具体劳动与生活问题，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条龙式包办，最关键的是，单位无权解雇工人，而在劳动合同制下，只要符合相应的条款，单位就有权解雇合同工，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不过那时候，解雇这样的问题很少发生在正式工身上，他们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事务上的待遇远比临时工以及农民合同工要好，质疑进厂需要签劳动合同的人也不多。80年代中期，劳动合同制曾引发过激烈讨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已故所长蒋一苇认为，引入劳动合同制无疑会使中国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纸合同，实际让“国家的主人”沦为了到市场上讨饭吃的“受雇者”。聂辉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劳动合同制打破了国家与工人之间的隐形终身契约，从工人的视角看，这的确不公平，但这是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必要的一步，不应该简单地斥为“倒退”。

到了九十年代，劳动合同制的推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固定工也开始向合同工转化。1992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新三铁”破“旧三铁”运动，要用“一张铁面孔、一颗铁心肠和一副铁手腕”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干部的“铁交椅”以及所有的国营职工的“铁工资”。落到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就是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固定工逐步转化为合同工，到2000年实现劳动合同制对国家劳动力的全部覆盖。

率先改革的是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厂内十万名工人全部被转为劳动合同工，随后，北京、广州、苏北、河南等地都相继走上了改革的前沿。在这个过程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成为了国有的正式合同工，为了节省用人成本，工厂管理层一是将部分工人转化成“准合同工”，二是进行劳动力优化，把一部分年老的、身体不好的、关系不够硬的人精简掉，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富余工人”。换句话说，他们在实质意义上“下岗”了。

下岗与现在所说的失业不同。下岗员工并没有与单位企业脱离关系，而是被以“放长假”、“提前退休”等方式从劳动中劝退。全国妇联负责研究所政策法规室主任蒋永萍告诉界面文化，一般情况下，员工下岗后多少可以从企业获得部分福利，比如说少量的补贴、生活费、医疗报销等，具体多少视企业的盈利状况而定，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企业重新让员工上岗，发展得比较差的，可能最后连生活费也不发，社保也不交了，还有一些则与员工买断工龄，一次性支付约定金额，解除劳动关系。

据统计，“破三铁”运动中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被精简为富余工人。生活一夕巨变，工人们在震惊、愤怒与恐慌中为维权奔走，各地相继出现了工人请愿、罢工、持刀伤人、自杀等现象。受此局面影响，《人民日报》于1992年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企业改革与工人阶级》的文章，“破三铁”运动终止。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国企裁员依旧是大趋势，各地陆陆续续有工人被放长假、薪资减半、停薪留职。时间来到李默小学毕业的夏天，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企积弊日益严重，而中国迎来了加入全球化市场的关键时刻，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在压向一个时间节点，等待爆发。

1998年，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紧接着便是中国最大的一波下岗潮。当年的举措到底是果敢进取还是牺牲了工人的利益，至今存有争议。在聂辉华看来，没有这一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无法取得后来的增长，“九八年国企改革就像做了一次大手术，如果没有手术，病人也很难健康地活到现在。”

80年代以来，国企一直被视作改革重点，到了1998年，国企经营不善问题更是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经济学家和政府文件中常用的一组数据是，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国企明亏，三分之一暗亏，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盈利。裁减人员，一方面是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改变劳资关系，为中国加入WTO做准备。

当初，与“破三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说法叫“船”论。它将国家比喻为一艘无所不能巨船，因为冗员过多而行驶缓慢，要保障巨船和船上人的安全，就得把人疏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船上去。过去，工人拿的是一张由国家颁给和兑现的终身船票，他们在船上劳作生活，也被称为船的主人，到了90年代，这张船票逐渐被废弃，工人们或凭借技术本领，或凭借关系运气才能攀上小船，那些没能爬上来的，乒乒乓乓落进了水里。

“懒汉”、“爱面子”、“吃低保”？

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困境

在错愕、愤怒、惊惧、茫然等情绪发酵前，去哪儿讨饭吃的问题压倒了一切。对习惯了工厂生活的工人来说，外面的工作既缺乏稳定和保障，又不够体面。过去在厂里是为社会主义劳动，领导和工人之间有上下级关系，但大家到底还是同志，共有生产资料。现在去到市场上，要么给老板打工，要么打一枪换一杆，当个流动的自由职业人员。若非如此，就只能依赖大家庭网络的资助维生，假使运气好一点，拥有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居民身份，或许还能靠补助政策过活。

“破三铁”运动后，国务院于1993年就发布过关于安置富余员工的文件，其中提到的一个主要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1994年，社会学学者赵明华在河南某棉纺厂调研时，该厂成立了“六通公司”，由精简下来的低层男干部负责业务，吸纳其他富余女工，承包原厂职工非生产方面的生活服务供给，如托儿所、食堂、宿舍区公共区域保洁等等。与很多工厂的“三产”相比，六通公司发展得不错，两年内就实现了自力更生，但赵明华观察到，公司内充满“愤怒、挫折、失望、不确定和玩世不恭相混杂的气氛”。公司总经理说：“他们把我们六通公司当成垃圾桶，他们觉得谁不中用了，就扔到这里来。”另一家棉纺厂厂长在分享“三产”经验时也表示，国家不允许把工人直接推向社会，发展第三产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见，对工人而言，有个去处无法填补离开原厂的失落，在“三产”里的待遇也未必尽如人意。

等到九八年下岗潮时， “三产”能安置的职工就更有限了，想要实现再就业，还得到市场上去谋出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确有新行业在崛起，但受学历、技能、年龄的限制，半生已过的下岗工人很难抓住这些机会，大部分人能做的就是在城镇上卖菜、维修、吹拉弹唱。

就像电影《钢的琴》里那群东北钢厂下岗工人，他们各有专攻，技艺精湛，却沦落街头：陈桂林和女友淑贤拉起一支小乐队，红白喜事，轮翻转台；工人“老大哥”季哥靠倒卖废弃钢材维生，最终被捕；曾经厂里最优秀的车钳工一度撬门溜锁；卖猪肉的大刘混得最好，因为他有自己的“产业”，符合新时代标准。他们为生活拉下了脸面，用陈桂林的话来说，这叫“解放思想”。听说二姐夫面子矮，不愿意出来做木匠小工，他两手一拍：“你怕笑话现在就挣不着钱。你首先就得解放思想，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

为了安置下岗工人，国家推广设立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工人提供为期三年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服务。理想情况下，下岗员工应在三年服务期内转变为社会人，实现正式再就业，如不能，则向国家领取社会保险津贴，如果还不能实现再就业或家庭生活苦难，可以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不过，政策实际运作的效果在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异。

上海在国家推广再就业服务前就展开了试点工作。九十年代，上海约有100万工人下岗，2001年时，这些工人基本通过中心实现了市场化就业、提前退休或签订协保协议。但在东北地区，保障制度的宣传普及工作不到位，很多下岗职工对政策不了解，无保、中断参保等现象普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曾与课题组一同前往东北的两个省会城市调研，他们发现，有58.5%的下岗人员没有领取过失业救济金，仅有35.5%的人缴纳了养老保险，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的比率更低至5.4%。

吴清军指出，新旧保障体系衔接困难是影响政策落实效果的主要原因。伴随着劳动关系的转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也由“单位制”向“社会化”过渡，安置下岗职工的各项保障举措正是在这样的大方向下制定的，单位人通过再就业转型为社会人的那一刻，其保障也由国家包办的体系赚到了各项社会保险上去。然而，现实的过渡远非如此顺利，单位人与社会人之间，还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进入21世纪后，再就业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1998年，大约有一半的下岗工人实现了再就业，但到了2001年，再就业率只有30%，次年则下降到15%左右。此外，企业应当给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但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很多单位存在不缴或欠缴情况，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用来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

上个世纪末，捧“铁饭碗”的国企工人被一些人抨击为“懒汉”、“蛀虫”，说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要求他们回到市场上来，各凭本事吃饭，而“铁饭碗”砸碎之后，大批下岗人员没有真正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再就业，而是成了“领低保的困难户”。国企老员工思想转不过弯、没竞争力、拉不下面子，各种指责的声音纷至沓来，一些下岗工人也会以此来解释自己的失败。但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郭伟和看来，下岗工人在21世纪初面对市场时表现出的退缩，其根源不在于工人的品性能力，也不在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水火不容，而是在于劳动者和个体户的权益缺乏保障。

2006年，郭伟和在北京的几个老国企家属区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调查走访。他发现，80年代，国企职工曾积极地参与到市场机制当中，开展副业，这说明市场化的工作至少吸引了部分“铁饭碗”工人，但到了21世纪初，这些人宁愿吃低保也不去参加灵活就业，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老个体户也转吃低保，他们普遍感觉，生意不好做了，开饭馆、服装店、小卖部之类的小本买卖很难经营下去。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曾经让小个体户尝到了甜头，那么伴随着有官方背景特权阶层的大量介入，市场资源逐渐向精英集团倾斜。下岗工人被全面抛向社会之际，商业环境却出现了逆转，对他们来说，灵活就业、做生意，还不如靠城市人的身份吃低保划算。

2005年再就业服务中心关停后，社区成为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基本平台，但社区提供的工作以及经营摊位很少有本地人做。以北京为例，2006年玉河社区发布了一则招聘，社区超市以每月900元的薪资聘用收银员和生鲜管理员，郭伟和猜想，这个工资或许还有人来应聘。然而，社区志愿者告诉他，这900元不包“三险”，员工自己缴了保险以后也就到手北京市最低工资，还注明不要35岁以上者，摆明了不招下岗工人。按政策规划，下岗工人可以从基层市政机关租用集贸市场和地摊摊位做生意，但在现实中，往往是有关系的大经营者包下摊位，再以高价分租给前来务工的外地人，因为他们比本地人“更简单”、“更好管理”。换句话说，原本分配给下岗工人的资源被精英阶层重新敛聚回手中，看上去是外来务工者抢占了本地下岗职工的就业机会，真正获得好处的人却藏身幕后。

与下岗潮同时兴起的，是下岗工人步步高升、实干家盘活企业的神话。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是大部分人的定心针，却也是不少人的枷锁。分配的强制性、单位与单位之间、工种与工种之间的封闭，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新型劳动合同雇关系的引入，将劳动力释放到自由市场上去，促进了部分人口的流动，一些人到大城市打拼，当上了老板，一些人则从工厂重返校园，对他们来说，下岗不失为一次机遇。

作家黄灯算是下岗工人里“过得好”的那一批。大学毕业后，黄灯被分配到湖南一家国有纺织印染厂工作，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下岗潮。1999年，她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得知这个消息后，厂里另一位下了岗的本科生同事告诉她，你的选择是对的，羡慕的眼神里又透着冷静。后来，黄灯一路拿到博士学位，成了一名高校教师，而当年的那名同事早已埋骨地下——黄灯在作品《我所亲历的90年代国企下岗》中描述，离开原单位后，这位同事为一家不太正规的建材公司工作，无意中掌握了一些重要材料，被人困在房中用砖头拍死，遗体在亲人赶来前就被送进了火葬场，而法院给出的结论竟是自杀。

多年后回想起车间里的同事，黄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阴云下的女性与家庭

2002年，社会学家潘绥铭、黄盈盈等人曾在东北进行了一次关于东北小姐的调查研究。在他们访谈的103位小姐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占到95%，她们大多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下岗后，又做过美容美发、按摩、保姆、小商贩、服务员等活计，最后在工作带来的收入、声望、权力等综合回报的考量下，选择了性服务行业。和民谣里唱的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些下岗妹的普遍处境，为了家计，她们不得不出来工作，为了颜面，她们不得不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上班，最后又为了能时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选离家50公里以内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男女都参加工作，共同挣钱养家”成了许多中国人对男女平等的朴素理解，也是中国家庭普遍采取的经济策略。另一方面，女性又需要勤俭持家，承担家务劳动。下岗破坏了她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却没有减轻其养家的负担，在生计与家务的双重重压下，女性大多只能就近找活路。提供性服务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暴自弃式的对抗，但从潘绥铭的研究来看，性工作恰恰是出于理性计算，女工们并非从骄傲的工人一坠为堕落的小姐，而是从稳定体面的单位跌入缺乏尊严与保障的非正式就业，在洗碗工、小商贩与小姐之间进行转换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因为性的关系，东北小姐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还有很多下岗女工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70年代末，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的就业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而在90年代下岗人员中，女性却占大多数，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在2000年达到57.5%。同期，社会上又刮起了一阵“妇女回家”的风潮，女性再就业比率远低于男性，仅占再就业群体中的38.8%。

要求妇女回家，一来对人们的情感和观念造成冲击，二来，这种看似回归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的做法实际损害了许多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利益，它打破了这种家庭生计的策略，也打破了原有的家庭关系、女性的尊严感和意义感。90年代中期，出现了“二保一”、“一家两制”的说法，意思是双职工家庭下一个、留一个，一个进市场，一个保体制。总体来说，双职工家庭保工资更高的丈夫，让妻子下岗，下海经商创业的也是丈夫较多，妻子要么留在家中，要么尽力挂靠在体制内，给家庭一个收入稳定的象征和安全兜底。

女性工作的意义逐渐从“劳动光荣”、“自立自强”下沉为“养家糊口”。对比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数据，1990-2000的十年之间，为维持家庭和个人生活而工作的女性上涨了13.6%， “经济上自立”、“充实生活”、“发挥才能”等动机全部呈负指数下降，“为社会做贡献”一栏甚至从40.1%跌落至5.8%。与此同时，2000年，有37.3%的受访女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甚至于许多当过领导、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赞同此种说法。

蒋永萍和美国明尼苏达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左继平于2005年到2007年间，在北京、上海、兰州等城市就城镇妇女工作和家庭生活进行了调查访谈。她们的采访对象大多都经历了下岗潮，其中已婚妇女按对家庭和工作的投入多少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回归家庭型；兼顾工作和家庭型；倾向工作和事业型。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女性往往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有追求，较强的社会家庭支持帮助她们冲破了充满性别歧视的就业和工作环境。这部分女性是少数，更多的还是为了家庭不得不工作，或者在职场大环境对女性不友好情况下退守家庭的妇女，她们的家庭婚姻关系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动荡中经受着挑战。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周舒璇对下岗工人婚姻状况的大体印象。她告诉界面文化，下岗人群中离婚率普遍很高，一是家庭的困难增加了夫妻双方的争吵概率，二来，为家庭生计，夫妻双方往往异地而居，在不同的地方打工或照顾老人孩子，分居离异的案例非常多。

丈夫经济能力强，妻子安心在家相夫教子，也未必能家庭美满。蒋永萍至今记得自己在兰州采访过的一位家庭主妇。黄女士原本所在的单位连续几年走下坡路，2005年，她终于下定决心买断工龄，回家操持家务和子女教育。一方面她的儿子上学离家较远，成绩也不太好，黄女士想花更多时间照顾辅导他，另一方面，自己的丈夫是电视台编导，收入不错，一直在积极鼓励她回家。黄女士在采访之中反复强调相夫教子的必要性，可是又对自己买断工龄的决定感到后悔，长期居家后，她发现自己在社会交往上变得笨嘴拙舌，面对婚姻，又有极深的恐惧，害怕自己越来越配不上步步高升的丈夫。有一次，她问丈夫出差带几个记者，男的还是女的，丈夫只回了她一句话：“你好无聊。”

猜忌、冷漠、贫困、家暴，很多下岗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遇到这些问题，比这更普遍的，是隐秘难言的暗流涌动。考上市重点中学的李默和双雪涛享受着镀金的夏天，骑着自行车满世界借钱凑学费的母亲被他们有意无意地抛在脑后。那是介于儿童和少年之间的年龄，对时代大震荡的一种迂回反馈——目视自己如新星升起在两个行将淘汰的老工人头顶，陶醉于肩上的重担与厂房外的无限可能，同学的哂笑、老师的冷眼、身上的旧衫、父母的命运、旧居的乡愁，通通延迟至夏日的尽头，而停驻进生命的长河。

尾声

行过21世纪的头二十年，刘欢的这首《从头再来》还是令许多人感到熟悉。只是对与90年代擦身而过的年轻人而言，副歌耳熟，前情早已模糊。在更年轻的00后，10后那儿，《从头再来》不过是昔日金曲。直至今日，九十年代的下岗洪潮依旧没有得到足够的正视，相反，它正在被遗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常以这个句子开头，言说80年代以后的中国。在这样的论述中，各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被抹平了。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认为，如果说在8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性改善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个体，那么90年代，就是由于资源迅速向精英阶层收拢，边缘和弱势群体暴露于风险之中，失败者突显的年代。潦倒失意，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远没有“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豪情与闯劲，多的是黄灯笔下对渺小而安定生活的期望。

回望1998年下岗潮，聂辉华不认为今人能比当年做得更好，但他坚信，改革与开放是必要的，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总结经验、分好蛋糕，让更多人享受经济成果也是必要且紧迫的。除了完善审核会保障体系、创造更好的就业条件之外，他还建议降低家庭和企业的负债率，“现在中国家庭的负债率一直在上升，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对普通家庭而言将是灭顶之灾”。

谈论下岗总是尴尬的，正如孙立平等人所指出的，在“改革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中，下岗所涉及的公平性问题找不到“应有的”和“合适的”位置。当年在改革的大潮中谈工人权益，极易被视作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而遭到敌视，今天重提下岗问题，依旧可能落入“改革是对是错”的窠臼。如何突破两极化思维看问题，找到第三种视野和声音并维护其存在，或许是下岗背后所潜藏的更深层、本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