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里有营养
来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专辑 作者:张韧 时间:2021-08-05 点击:
张韧
张韧（前）在田间劳作
我1943年出生在上海，1962年高中毕业于华东师大二附中，考取大学后自愿到安徽当农民，在皖31年，其中8年种地，后来历经省内十来个工作岗位。50岁回沪定居，说我是安徽上海人，没错，说我是上海安徽人，也对。
怎么会到安徽的？这不能不提到我生命中两谱重要的底色。
最基础的一谱，是青少年时期受到的良好教育。
最关键的一谱，是务农的宝贵经历。
启 蒙
我父母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工作者，他们为了工作不顾生死，颠沛流离、吃苦耐劳和忠诚不移、严守机密，给了我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解放了，上学了，学校要我们做到“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现在看来，这正是当下不少小公民缺少的品行。小学里，我的几位老师季佩玉、严秉冬、王惠炎都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年轻师范生，徐汇区一中心的校长韩慧如是个老革命，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用“全面发展”的模子来塑造我们这些“作品”。老师真有本事，让我们上课听得津津有味，下了课跟着他们“疯”，踢球、打乒乓、画图、捏泥人、溜冰、划船、演戏、爬猴子架……样样来！那时候的小学生真快乐，玩着唱着，成绩也很好。更感激不尽的，是老师为我们打开了读书的世界，我迷了进去。从此，翻开一本喜爱的书，就是独自享受的好时光。古丽雅火一般的热情和喜欢挑战新高度的性格；卓娅的自律和无畏；保尔和牛虻面对沉重打击和艰难困苦，仍然是“钢铁”和“快乐的大牛蝇”；《红岩》里的战士明知道胜利就在眼前，毅然为理想和原则在黎明前献身；苏联和中国的共青团员分别在西伯利亚荒原和鄱阳湖荒滩，艰苦卓绝，白手建起“共青城”；西方还有一些公益自愿者，选择了个人到未开发的海边当医生、到偏远乡村当教师、到莽莽森林去研究动物生态。所有这些，对于我的性格和精神追求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在我的成长期不知不觉地熏陶着、养成着人文情怀和秉性，这个一言难尽，现在老了，这种影响还在延续，所以，虽然我很喜欢外国文艺，也很认可国外很多好的东西，但骨子里是中国人。
1959年进高中后，班主任蒋国华老师又把学生引进哲学大门。指导我们在课外阅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些理论著作，以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许多文章，课外组织我们谈天说地，议论人生。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饿肚子，又遭苏联反目、美国高压，我们热血青年体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当时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出席了上海市学代会，大会的主题就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时期我最大的收获是在爱祖国的情感上多了理性思考，明确了人生座标：做一个于国家有用、于人民有益的人，就有我的价值。只有诚心与工农相结合，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才能有实际本领，实现志向。这就是我的初心，至今未改。
说到这里，你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会跑到安徽当农民了。
解放了，上学了，学校要我们做到“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现在看来，这正是当下不少小公民缺少的品行。小学里，我的几位老师季佩玉、严秉冬、王惠炎都是解放初参加工作的年轻师范生，徐汇区一中心的校长韩慧如是个老革命，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用“全面发展”的模子来塑造我们这些“作品”。老师真有本事，让我们上课听得津津有味，下了课跟着他们“疯”，踢球、打乒乓、画图、捏泥人、溜冰、划船、演戏、爬猴子架……样样来！那时候的小学生真快乐，玩着唱着，成绩也很好。更感激不尽的，是老师为我们打开了读书的世界，我迷了进去。从此，翻开一本喜爱的书，就是独自享受的好时光。古丽雅火一般的热情和喜欢挑战新高度的性格；卓娅的自律和无畏；保尔和牛虻面对沉重打击和艰难困苦，仍然是“钢铁”和“快乐的大牛蝇”；《红岩》里的战士明知道胜利就在眼前，毅然为理想和原则在黎明前献身；苏联和中国的共青团员分别在西伯利亚荒原和鄱阳湖荒滩，艰苦卓绝，白手建起“共青城”；西方还有一些公益自愿者，选择了个人到未开发的海边当医生、到偏远乡村当教师、到莽莽森林去研究动物生态。所有这些，对于我的性格和精神追求都有深刻影响。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在我的成长期不知不觉地熏陶着、养成着人文情怀和秉性，这个一言难尽，现在老了，这种影响还在延续，所以，虽然我很喜欢外国文艺，也很认可国外很多好的东西，但骨子里是中国人。
1959年进高中后，班主任蒋国华老师又把学生引进哲学大门。指导我们在课外阅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些理论著作，以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许多文章，课外组织我们谈天说地，议论人生。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饿肚子，又遭苏联反目、美国高压，我们热血青年体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当时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出席了上海市学代会，大会的主题就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时期我最大的收获是在爱祖国的情感上多了理性思考，明确了人生座标：做一个于国家有用、于人民有益的人，就有我的价值。只有诚心与工农相结合，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才能有实际本领，实现志向。这就是我的初心，至今未改。
说到这里，你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会跑到安徽当农民了。
到大田里去生根
1962高中毕业我欲报考师范，班主任说：“你有发展文艺的基础，党需要自己培养的艺术人才，考艺术类吧。”于是，我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正在这时，在大中华橡胶厂担任保卫科长的母亲告诉我，国家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打了报告积极要求到农村去。我是上大学还是下乡？当时徐建春、邢燕子毕业后当农民的事已经传开，但高中毕业生下乡并没有渠道，我决定边参加高考，边随母亲报名下乡。巧的是，当我收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录取通知时，母亲单位所在的徐汇区也来了通知，同意我们家下乡落户。于是区里劝我，既然考上大学就别下乡了，导演系领导叶露茜老师找我谈：我们在全国只取了十二个人，你怎么能放弃呢？我说，我喜欢学导演的，现在国家需要时先下乡干一把，您帮我保留学籍，以后再来！她说：哪有这规矩啊？！当时我决定，先下乡，大学嘛，以后总还可以念，所以再三向徐汇区委表示自愿弃学务农，以后绝不会怪他们。我那时不是所谓“小资狂热”也没有被“动员逼迫”，心里就象当年抗日青年奔赴延安那样，充满报效祖国的激情，很明白此去将有困难艰苦，但愿意经风雨、见世面。那年妹妹初中毕业，弟弟升初二，也要求一起去。下乡前全班同学为我集会送行，蒋国华老师在大家赠我的一面旗上题字：“敢笑七尺男儿定破魑魅痴梦”。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意气风发，与我有同样价值观的很多，后来上了大学的或者留上海的，都勇敢地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遍布西藏、新疆、内蒙、黑龙江、吉林、贵州、宁夏……所以说，为国奉献、坚定乐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性。
1962年9月，我们启程，经过两天两夜，辗转火车、马车、轮渡、卡车，在合肥百里外的柿树岗下车后又走了十里路，到了陌生的安家之地——安徽肥西县山南区袁店公社利和大队塘拐生产队的小局子庄，现在叫柿树乡利和村啦。
先养活自己
要在农村落脚生根，先得养活自己。我母亲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干部，她要求下乡，按当时的政策，就要办退职，只领到一次性的退职金，我们三个知青和母亲是“插”在下放居民的行列里下乡，国家供应半年粮食后，就完全靠自己了。1963年国务院有新政策，1945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自愿下乡的可保留关系，以后国家经济好转或本人丧失劳动能力可以收回。而我母亲1962年退职时没这个政策，只有背水一战。
落户第一件事是分到一亩责任田，傻眼了！啥也不会。多亏庄上的唐昭华、廖继文几个乡亲帮着犁地做墒，好心指点，终于不误农时种下了麦子。我下了狠心，赤脚挽袖啥都干，大清早勾起粪筐跟在猪后面拾粪，几个小孩起哄：上海大眼镜子捞屎啰！我不怕笑，“猪多肥多粮多”嘛。当年冬天，肥西按上级要求改正责任田恢复集体生产，实行记工制，一个劳动日是十分，我的基本分低，干一天记三分半。在我们生产队，即使好年成，全年得做上八九百分才能分配到够一个人生活的粮草。照这么算，除了农闲和下雨下雪，天天出满勤也可能不够吃，不行，我不能就值三分半！瞄准了庄上的能干女子吴基英、廖圣芝，学！拼！她们看我无所谓脏累，也就乐意教我。女子不干的活，我也干，早春挑河泥，我愿意下到刺骨寒的水田里倒河泥；队里的大粪窖出粪，愿意站到窖底去清粪缸，一来，这都能加两个工分，二来，就是表明，我能行！被水田的蚂蝗吸血；被陌生的狗咬腿；睡熟了被蜈蚣夹嘴唇肿了半个脸……这些味道都尝过啦。就是吃上一口饭也不容易，要经过扬瘪稻、舂稻籽、筛大糠、舂米、筛面糠，揹稻草、挑井水、烧大灶，才能端上熟饭。苦不苦？说起来，今天的年青人也许不相信：我的皮骨苦，心不苦，特别快乐，特别昂扬！当时的日记上记着用大锹挖泥做田埂的心境：这一锹，给老修的！这一锹，给美帝的！这一锹，给你们反华大合唱的……意外的是，四十年后，我在上海新民晚报社工作，才得知《新民晚报》的老社长赵超构先生在1965年看到了这个知青的日记并以此写了篇评论，赞同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在一起、把普通劳动和爱国爱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的情怀。可见，在国家有难之际，“匹夫有责”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我等小知青的共同语言。
四季轮回，学会了基本农活，我的工分见涨，两年后，拿到了生产队女劳力的最高工分，干一天，八分半，成了“三大女主力”之一。送妹妹、弟弟上学参军以后，我一年挣上一千七八百分，够我和母亲两个人的粮草，母亲也有出产，种菜养鸡，烧煮积肥。
能养活自己，在队里就算上个人，在乡亲们眼里，就不是外人。他们看中我的公正和不怕得罪人的傻气，要我当记工员，派我看过大瓜田、守过麦场。队长还让我领着姑娘们下田上地。能自食其力，就有底气，有豪气。
困惑
对于劳动的艰苦和生活的为难，因为早有思想准备，所以适应也快，可是，对于当时面临的乡村社会环境，却完全出乎预想。先是周围有议论：“为什么被下放了，犯错误了吧？”还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有怀疑：她家的家具（上海带来的）比地主老财都好，是什么来历？这些误解在我们和老乡熟悉后逐步消散了。包产到户后，自己都能做主了，老乡起早摸黑到责任田里精耕细作，盼望更好的收成，忽然听说，又要改掉责任田了，都惶惶不安。出于对当地的了解和责任心，我和母亲以“共产党员张惠英、共青团员张韧”的实名写了一封信，反映农民的迫切意愿，要求多种几年责任田。送到哪里？我家那时订到报纸了，就按新闻信息寄给“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没想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单干风，要坚持集体生产。我一边自责，觉悟这么差，想法离中央太远，另一边又担心，农民对共产党又有意见了吧？至于那封信，怕要受处分了吧？还好，没人追究。那时候农民虽然不舍得责任田，但随着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全国的日子好过了，农村也稳定了。现实教育我走出困惑，生平第一次懂了，共产党伟大，不等于不犯错误。农民受到伤害，就有意见，甚至骂娘。应该实事求是承认有错误，但我们更要理直气壮地说，正是党自己改正了错误，这就是党的伟大生命力！党为什么能改正错误？因为党的宗旨就是完全为人民。只要真心为农民着想，再曲折再艰苦，农民还是跟共产党走的。
1979年，我在当涂任县委副书记时，又经历了“搞不搞包产到户”的大争论，这时候就不困惑了，知道县委只要顺应民心，终究会解决问题。这以后，农村生产力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迸发。经过这几十年来国家经济大发展，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又有新的复杂问题急需解决，“农”始终是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
知识的声音
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自愿下乡务农的，包括“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都是想锻炼自己，也想为改变农村落后状态发挥作用，我们毕竟有些知识文化。农村，文化饥渴。上海人来了，很稀奇，成年人要听上海的情况，小家伙要听故事。下田薅草，每人薅四五行，唐世元和几个少年总抢着挨在我旁边干活：“我帮你带做两行，你讲故事！”吃过晚饭，几个人就跑到我家：讲呀，多讲几个！直讲到口干舌燥。不久，本大队团支书初中毕业生廖德庆和廖继应、解正文等一批回乡知青先后都来作自我介绍。我这儿吸引他们的，有隔几天一送的报纸，有从上海带来的两大书橱各种各样的书，有青年人自由驰骋的谈论，大家都想打破封闭，了解外面的世界，都愿意一起做点事。1963年夏，我被选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当然是不脱产的啰。秋后，我们这群年轻人自己动手制作当地喜闻乐见的“花船”，自编自唱，吹吹打打到各庄去“闹花船”，乡亲们太高兴啦，早早等着“接船”，此起彼伏与“花船心”“老艄公”对唱，还兴奋地跟着我们跑了一村又一村。这以后，我们年年都是这一带农闲时节文化娱乐的主力军。
我是很想科学种田的，但不敢盲动，环境教育我：农民眼见为实。我先在家里的自留地试验新法种棉，收成果然好，不用费劲自然推开了。从报上知道有了“农垦58”这个高产新品种，我先到三十里外的舒城县农场挑回两箩稻种，再约了本庄青年农民刘志树等，向生产队长要了块边缘田试种，因为有怀疑、有压力，我们就保证不占队里的工时，不用队里的肥料，收了都归队里。1964年春，从泡种到收割我们几个兢兢业业，一刻不敢大意，而且全部用收工后的时间和自家的肥料。生产队的骨干唐昭华几个也希望我们成功，经常主动指点。秋天，这块平时亩产300斤的水田收了600斤稻，“农垦58”走红啦！
这一年，我还通过省知青办帮助，从省农机厂“引进”一台脚踩脱粒机，那时候袁店不通车不通电，我们庄上两个人抬了十里路把它请来了，公社在我们队开了现场会，老乡们亲眼看到，可以不用弯腰曲背往地上掼稻把子就能脱粒啦，真轻松！40多年后的今天我旧地重返，亲眼看到，农村的种植技术和农业机械发生巨大变化，一步步迈向现代化，水稻亩产2千斤不稀奇，现在的小青年可能想象不到，上一代农民是怎样从落后和繁重中一点点进步过来的，而我切身感受每一步都来之不易，不能忘了，值得珍惜！
1963年，皖西日报记者刘家松（后任总编）听到口传后，找到我家采访，写了报道。接着，《安徽文学》的苏中、刘天明老师也来住了几天，发表了报告文学《南来的燕子》。以后《安徽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青年报》……都来了，我有些惶恐，怕把我“拔”离乡亲。我也明白，能不能生根，在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同时，这些记者的到来，给我和青年伙伴们带来大量信息和鼓舞，我和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尤其苏中和马鹤青、马福龙几位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
1964年6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席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与大会代表合影后，接见了约30个青年，来自安徽的仅我一个，所以我抓住机会向毛泽东说上了一句话：“毛主席！安徽青年向您问好！”那天，大家围着主席，我蹲在他面前，身后站着云南青年英雄徐学惠，她为了保护乡里信用社的钱箱，被歹徒砍掉双手。代表中有许许多多青年英模，可敬可叹，比起他们，比起支撑着国家的工农民众，我自觉渺小。我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就是“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要学更多的知识，为农村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回来以后，我报名安徽师范大学函授班，每天干活再累，收工后都坚持看课本、做作业。1965年10月我入党了。
1964年底以后，合肥市和淮南市都有高中毕业生组成知青小组来我们公社，我特别高兴。我们和回乡青年一起，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组成青年突击队到潜南干渠水利工地打硬仗、做耕读教师、办新式婚礼、演出节目——自然形成了一个青年团队。这些都是安徽在“文化大革命”前较早志愿下乡的知青插队小组，他们带来了一股又一股新鲜活力。
有风有雨也有晴
1966年初，团省委让我和小鲍等知青到定远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年底，我接到母亲来信说，她在乡里因革命资历最老，虽然只担任不脱产的大队党支委，也被造反派定为老走资派，斗了多次，已伤了一条腿不能走路。我立即要求重回袁店，团省委同意了。回去后，乡亲们帮着把母亲抬了十里路搭上车到合肥，团省委的几位朋友帮着让母亲去上海治疗，我不能陪同，因为公社里的造反派要接着斗我。那时候，批走资派、批先进模范很时髦，我轮不上走资派，就戴上“刘少奇修正主义黑典型”“铁杆老保”帽子。本乡的造反派也就一两个不务正业的在挑头，但全国大势所在，他们一时得势，给我挂上了铁牌，扛上铁杆游乡十里，跟着跑的人稀稀拉拉。我那时怎么想？斗志昂扬！我行得正，站得直，你看我们庄大人小孩一个都没来，我靠劳动吃饭，你能把我怎么样！造反派头头一路喊口号：打倒张韧！我也喊：打倒张韧。这一下跟着的人都笑了，我反而带头喊起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个头头也只好跟着喊，呵呵，这游乡算游行了。回到家，我把牌子一摘就挑水煮饭，吃饱了下田干活。乡亲们不吭气，心里明白。白天车水时，力气大的主动和我搭档，让我省点劲；晚上，姑娘媳妇来看看我，送点小菜；住得近的良福、继忠都没少帮忙。一天，我收了工从李大妈家走过，她一把把我拽进门：“你一个人太累，今天就在我这吃饭。”我知道她是打抱不平，心疼我，可他丈夫老孔是粮站正式职工，我不能连累他家。李大妈生气了：“我不怕，你还怕？”非让我吃了几天现成饭，正是乡亲们和许多同志朋友撑劲，我度过了“落难关”。
没几个月，所谓的批斗搞不下去了，非党的头头宣布把我的党籍“挂”起来了事。而乡亲和青年团队的正气却迸发出来，我的屋子里晚上往往挤满人，都说：张韧，我们继续干！我说：“好！现在乡下看戏太难了，我们排一出像样的戏给大家看吧。”一致赞成，说干就干。我把京剧《沙家浜》改成庐剧台词，青年农民廖继玉有天才，给全剧配上庐剧曲调，本人自任导演，挑选宋淑德、唐昭彬、李世武、廖继玉……等几个扮演主要角色，廖继应守在后台提词。至于乐器班子，都抢着报名，而且自带乐器。连那个造反头头的亲弟都找到我：“让我参加吧，我会拉二胡。”我答应了，革命不分前后嘛，我不记仇。当时，党团组织瘫痪，没有红头文件，没有领导指示，我们自然形成团队，无论是不是党团员，是不是我们大队的，都可以参加。好多人收了工就来，为排这个戏出力。人多力量大，办法多。没经费，陈良福、宋自同十几个男青年去粮站扛包，一个粮包一二百斤重呢，挣来的钱全用于买汽灯、纸张、化妆品；没服装，演员自己想办法，“阿庆嫂”小宋自己花钱去买布做衣，军服向部队借；没布景，就地取材，乡亲们搬来自家的方桌长凳。我家的两把藤椅成了胡传魁和刁德一的“专座”；没报酬，没名义，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有时整夜排戏直到天麻麻亮，出了我家门，各自直接下田干活去了，激情燃烧呀，集体英雄主义，有劲！
我们的庐剧“沙家浜”大获成功，因为表演有水平，
又全免费，从1968年秋后到第二年春耕前，演了一场又一场，“剧组”一出动，一大阵戏迷跟着走，临近的公社也来邀请出演，大家演完戏吃上一大锅萝卜青菜和米饭特别开心！这也是今天社会学家们呼唤的“民间社会组织”(NGO)的一次实践吧。
这段曲折经历让我懂得：民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
情义无价
现在要说到我的婚姻。任大文是我在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中同班同学，先后的学生会主席，志向一致，联系又多，自然而然亲密了。那时学生谈恋爱近乎犯错误，哪能公开？但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台海局势紧张。军队在学校选征新兵，大文毅然投笔从戎，我十分支持并去送他参军，这就公开化了。两个月后，我选择了弃学务农，这对于我和他都是大事，他没有半点含糊，立即给我回信：支持！提醒我要作充分的准备。下乡后，每周都能收到大文一封有三角邮戳的信，这也是我特有的快乐。他知道我夜间组织学习和文艺活动靠煤油灯，就寄来一包包蜡烛，帮我省钱，其实他的家庭负担也很重。
我们母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时，大文正在执行“支左”任务并随师首长前后，我十分担心对他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左思右想，写信给他：既然我已是批斗对象，我们的关系就不要保持了，你好好干下去。他立即回信，坚决不同意。为此，他很不放心，1968年夏末请假到乡下看我，并提出明年就结婚。大文带来了充足的正能量，乡亲和知青伙伴都为我高兴，但我的党籍还挂着。1969年春，大文的部队为他的结婚申请报告派人来肥西山南区外调，袁店公社的老书记廖继坤当时已在区里工作，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调查：“张韧有什么问题！她就是思想好，劳动好，她容易吗？斗她是瞎搞！”他还详细介绍了我几年来的情况，继坤同志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为我们结婚扫除障碍。之后，还在“靠边站”的团县委书记杨耀南，到合肥找到了已被结合到省革委会班子的老领导杨效椿，讲述我的情况，杨效椿很快回应：张韧没问题，她是知青，应给予关心支持。长期分管农业的省委领导王光宇也鼓励我“有志气，坚持下来！”肥西县委恢复正常工作后，资历很深的老干部陈硕峰来担任县委书记，他多次了解关心我及其他知青的实际情况，从全局出发解决问题。不久，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恢复了工作，我也恢复了组织生活。
1969年夏，大暴雨接连下了几天，我家的房子倒塌了。那时母亲治腿刚回来，乡亲们帮着搭了一个棚顶，用家具和竹片围住一张床，临时住着。大家出主意，干脆拆下旧料盖新屋吧。于是请了邻近陈小庄会造房子的老乡们，他们冒着酷暑，连天加夜干。你说乡亲们这样尽心尽力急我所急，我能不感动吗？我妈拄着拐为他们烧饭做菜，我跑腿。那时候，铁钉玻璃石灰什么的都要到二十五里外的山南镇买，不通车，靠两条腿。有一天，为了跟得上盖房师傅的需要，我当天跑了两个来回，一百里。就这样，三间半房子加灶屋在九月中旬盖好了，名副其实的新房。我和大文是十月初结婚的，我们结婚时，我是农民，大文是军队干部，大文有情有义；那些在困境中仍为我直言和支持我的干部有情有义；许多在我困难时出手鼎力相助的乡亲们有情有义！这些都不是能用金钱、物质换取的，我今生今世难忘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故事有点老，说说故事，是因为强烈希望当代年青人熟知过去，直面未来，成为创造中国“两个百年”宏伟事业的中坚力量！
（本文系2016年3月作者应安徽省党史研究室约稿，本刊有删减）
责任编辑：日升
1962年9月，我们启程，经过两天两夜，辗转火车、马车、轮渡、卡车，在合肥百里外的柿树岗下车后又走了十里路，到了陌生的安家之地——安徽肥西县山南区袁店公社利和大队塘拐生产队的小局子庄，现在叫柿树乡利和村啦。
先养活自己
要在农村落脚生根，先得养活自己。我母亲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干部，她要求下乡，按当时的政策，就要办退职，只领到一次性的退职金，我们三个知青和母亲是“插”在下放居民的行列里下乡，国家供应半年粮食后，就完全靠自己了。1963年国务院有新政策，1945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自愿下乡的可保留关系，以后国家经济好转或本人丧失劳动能力可以收回。而我母亲1962年退职时没这个政策，只有背水一战。
落户第一件事是分到一亩责任田，傻眼了！啥也不会。多亏庄上的唐昭华、廖继文几个乡亲帮着犁地做墒，好心指点，终于不误农时种下了麦子。我下了狠心，赤脚挽袖啥都干，大清早勾起粪筐跟在猪后面拾粪，几个小孩起哄：上海大眼镜子捞屎啰！我不怕笑，“猪多肥多粮多”嘛。当年冬天，肥西按上级要求改正责任田恢复集体生产，实行记工制，一个劳动日是十分，我的基本分低，干一天记三分半。在我们生产队，即使好年成，全年得做上八九百分才能分配到够一个人生活的粮草。照这么算，除了农闲和下雨下雪，天天出满勤也可能不够吃，不行，我不能就值三分半！瞄准了庄上的能干女子吴基英、廖圣芝，学！拼！她们看我无所谓脏累，也就乐意教我。女子不干的活，我也干，早春挑河泥，我愿意下到刺骨寒的水田里倒河泥；队里的大粪窖出粪，愿意站到窖底去清粪缸，一来，这都能加两个工分，二来，就是表明，我能行！被水田的蚂蝗吸血；被陌生的狗咬腿；睡熟了被蜈蚣夹嘴唇肿了半个脸……这些味道都尝过啦。就是吃上一口饭也不容易，要经过扬瘪稻、舂稻籽、筛大糠、舂米、筛面糠，揹稻草、挑井水、烧大灶，才能端上熟饭。苦不苦？说起来，今天的年青人也许不相信：我的皮骨苦，心不苦，特别快乐，特别昂扬！当时的日记上记着用大锹挖泥做田埂的心境：这一锹，给老修的！这一锹，给美帝的！这一锹，给你们反华大合唱的……意外的是，四十年后，我在上海新民晚报社工作，才得知《新民晚报》的老社长赵超构先生在1965年看到了这个知青的日记并以此写了篇评论，赞同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在一起、把普通劳动和爱国爱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的情怀。可见，在国家有难之际，“匹夫有责”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我等小知青的共同语言。
四季轮回，学会了基本农活，我的工分见涨，两年后，拿到了生产队女劳力的最高工分，干一天，八分半，成了“三大女主力”之一。送妹妹、弟弟上学参军以后，我一年挣上一千七八百分，够我和母亲两个人的粮草，母亲也有出产，种菜养鸡，烧煮积肥。
能养活自己，在队里就算上个人，在乡亲们眼里，就不是外人。他们看中我的公正和不怕得罪人的傻气，要我当记工员，派我看过大瓜田、守过麦场。队长还让我领着姑娘们下田上地。能自食其力，就有底气，有豪气。
困惑
对于劳动的艰苦和生活的为难，因为早有思想准备，所以适应也快，可是，对于当时面临的乡村社会环境，却完全出乎预想。先是周围有议论：“为什么被下放了，犯错误了吧？”还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有怀疑：她家的家具（上海带来的）比地主老财都好，是什么来历？这些误解在我们和老乡熟悉后逐步消散了。包产到户后，自己都能做主了，老乡起早摸黑到责任田里精耕细作，盼望更好的收成，忽然听说，又要改掉责任田了，都惶惶不安。出于对当地的了解和责任心，我和母亲以“共产党员张惠英、共青团员张韧”的实名写了一封信，反映农民的迫切意愿，要求多种几年责任田。送到哪里？我家那时订到报纸了，就按新闻信息寄给“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没想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单干风，要坚持集体生产。我一边自责，觉悟这么差，想法离中央太远，另一边又担心，农民对共产党又有意见了吧？至于那封信，怕要受处分了吧？还好，没人追究。那时候农民虽然不舍得责任田，但随着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全国的日子好过了，农村也稳定了。现实教育我走出困惑，生平第一次懂了，共产党伟大，不等于不犯错误。农民受到伤害，就有意见，甚至骂娘。应该实事求是承认有错误，但我们更要理直气壮地说，正是党自己改正了错误，这就是党的伟大生命力！党为什么能改正错误？因为党的宗旨就是完全为人民。只要真心为农民着想，再曲折再艰苦，农民还是跟共产党走的。
1979年，我在当涂任县委副书记时，又经历了“搞不搞包产到户”的大争论，这时候就不困惑了，知道县委只要顺应民心，终究会解决问题。这以后，农村生产力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迸发。经过这几十年来国家经济大发展，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又有新的复杂问题急需解决，“农”始终是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
知识的声音
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自愿下乡务农的，包括“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都是想锻炼自己，也想为改变农村落后状态发挥作用，我们毕竟有些知识文化。农村，文化饥渴。上海人来了，很稀奇，成年人要听上海的情况，小家伙要听故事。下田薅草，每人薅四五行，唐世元和几个少年总抢着挨在我旁边干活：“我帮你带做两行，你讲故事！”吃过晚饭，几个人就跑到我家：讲呀，多讲几个！直讲到口干舌燥。不久，本大队团支书初中毕业生廖德庆和廖继应、解正文等一批回乡知青先后都来作自我介绍。我这儿吸引他们的，有隔几天一送的报纸，有从上海带来的两大书橱各种各样的书，有青年人自由驰骋的谈论，大家都想打破封闭，了解外面的世界，都愿意一起做点事。1963年夏，我被选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当然是不脱产的啰。秋后，我们这群年轻人自己动手制作当地喜闻乐见的“花船”，自编自唱，吹吹打打到各庄去“闹花船”，乡亲们太高兴啦，早早等着“接船”，此起彼伏与“花船心”“老艄公”对唱，还兴奋地跟着我们跑了一村又一村。这以后，我们年年都是这一带农闲时节文化娱乐的主力军。
我是很想科学种田的，但不敢盲动，环境教育我：农民眼见为实。我先在家里的自留地试验新法种棉，收成果然好，不用费劲自然推开了。从报上知道有了“农垦58”这个高产新品种，我先到三十里外的舒城县农场挑回两箩稻种，再约了本庄青年农民刘志树等，向生产队长要了块边缘田试种，因为有怀疑、有压力，我们就保证不占队里的工时，不用队里的肥料，收了都归队里。1964年春，从泡种到收割我们几个兢兢业业，一刻不敢大意，而且全部用收工后的时间和自家的肥料。生产队的骨干唐昭华几个也希望我们成功，经常主动指点。秋天，这块平时亩产300斤的水田收了600斤稻，“农垦58”走红啦！
这一年，我还通过省知青办帮助，从省农机厂“引进”一台脚踩脱粒机，那时候袁店不通车不通电，我们庄上两个人抬了十里路把它请来了，公社在我们队开了现场会，老乡们亲眼看到，可以不用弯腰曲背往地上掼稻把子就能脱粒啦，真轻松！40多年后的今天我旧地重返，亲眼看到，农村的种植技术和农业机械发生巨大变化，一步步迈向现代化，水稻亩产2千斤不稀奇，现在的小青年可能想象不到，上一代农民是怎样从落后和繁重中一点点进步过来的，而我切身感受每一步都来之不易，不能忘了，值得珍惜！
1963年，皖西日报记者刘家松（后任总编）听到口传后，找到我家采访，写了报道。接着，《安徽文学》的苏中、刘天明老师也来住了几天，发表了报告文学《南来的燕子》。以后《安徽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青年报》……都来了，我有些惶恐，怕把我“拔”离乡亲。我也明白，能不能生根，在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同时，这些记者的到来，给我和青年伙伴们带来大量信息和鼓舞，我和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尤其苏中和马鹤青、马福龙几位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
1964年6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出席了共青团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与大会代表合影后，接见了约30个青年，来自安徽的仅我一个，所以我抓住机会向毛泽东说上了一句话：“毛主席！安徽青年向您问好！”那天，大家围着主席，我蹲在他面前，身后站着云南青年英雄徐学惠，她为了保护乡里信用社的钱箱，被歹徒砍掉双手。代表中有许许多多青年英模，可敬可叹，比起他们，比起支撑着国家的工农民众，我自觉渺小。我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就是“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要学更多的知识，为农村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回来以后，我报名安徽师范大学函授班，每天干活再累，收工后都坚持看课本、做作业。1965年10月我入党了。
1964年底以后，合肥市和淮南市都有高中毕业生组成知青小组来我们公社，我特别高兴。我们和回乡青年一起，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组成青年突击队到潜南干渠水利工地打硬仗、做耕读教师、办新式婚礼、演出节目——自然形成了一个青年团队。这些都是安徽在“文化大革命”前较早志愿下乡的知青插队小组，他们带来了一股又一股新鲜活力。
有风有雨也有晴
1966年初，团省委让我和小鲍等知青到定远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年底，我接到母亲来信说，她在乡里因革命资历最老，虽然只担任不脱产的大队党支委，也被造反派定为老走资派，斗了多次，已伤了一条腿不能走路。我立即要求重回袁店，团省委同意了。回去后，乡亲们帮着把母亲抬了十里路搭上车到合肥，团省委的几位朋友帮着让母亲去上海治疗，我不能陪同，因为公社里的造反派要接着斗我。那时候，批走资派、批先进模范很时髦，我轮不上走资派，就戴上“刘少奇修正主义黑典型”“铁杆老保”帽子。本乡的造反派也就一两个不务正业的在挑头，但全国大势所在，他们一时得势，给我挂上了铁牌，扛上铁杆游乡十里，跟着跑的人稀稀拉拉。我那时怎么想？斗志昂扬！我行得正，站得直，你看我们庄大人小孩一个都没来，我靠劳动吃饭，你能把我怎么样！造反派头头一路喊口号：打倒张韧！我也喊：打倒张韧。这一下跟着的人都笑了，我反而带头喊起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个头头也只好跟着喊，呵呵，这游乡算游行了。回到家，我把牌子一摘就挑水煮饭，吃饱了下田干活。乡亲们不吭气，心里明白。白天车水时，力气大的主动和我搭档，让我省点劲；晚上，姑娘媳妇来看看我，送点小菜；住得近的良福、继忠都没少帮忙。一天，我收了工从李大妈家走过，她一把把我拽进门：“你一个人太累，今天就在我这吃饭。”我知道她是打抱不平，心疼我，可他丈夫老孔是粮站正式职工，我不能连累他家。李大妈生气了：“我不怕，你还怕？”非让我吃了几天现成饭，正是乡亲们和许多同志朋友撑劲，我度过了“落难关”。
没几个月，所谓的批斗搞不下去了，非党的头头宣布把我的党籍“挂”起来了事。而乡亲和青年团队的正气却迸发出来，我的屋子里晚上往往挤满人，都说：张韧，我们继续干！我说：“好！现在乡下看戏太难了，我们排一出像样的戏给大家看吧。”一致赞成，说干就干。我把京剧《沙家浜》改成庐剧台词，青年农民廖继玉有天才，给全剧配上庐剧曲调，本人自任导演，挑选宋淑德、唐昭彬、李世武、廖继玉……等几个扮演主要角色，廖继应守在后台提词。至于乐器班子，都抢着报名，而且自带乐器。连那个造反头头的亲弟都找到我：“让我参加吧，我会拉二胡。”我答应了，革命不分前后嘛，我不记仇。当时，党团组织瘫痪，没有红头文件，没有领导指示，我们自然形成团队，无论是不是党团员，是不是我们大队的，都可以参加。好多人收了工就来，为排这个戏出力。人多力量大，办法多。没经费，陈良福、宋自同十几个男青年去粮站扛包，一个粮包一二百斤重呢，挣来的钱全用于买汽灯、纸张、化妆品；没服装，演员自己想办法，“阿庆嫂”小宋自己花钱去买布做衣，军服向部队借；没布景，就地取材，乡亲们搬来自家的方桌长凳。我家的两把藤椅成了胡传魁和刁德一的“专座”；没报酬，没名义，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有时整夜排戏直到天麻麻亮，出了我家门，各自直接下田干活去了，激情燃烧呀，集体英雄主义，有劲！
我们的庐剧“沙家浜”大获成功，因为表演有水平，
又全免费，从1968年秋后到第二年春耕前，演了一场又一场，“剧组”一出动，一大阵戏迷跟着走，临近的公社也来邀请出演，大家演完戏吃上一大锅萝卜青菜和米饭特别开心！这也是今天社会学家们呼唤的“民间社会组织”(NGO)的一次实践吧。
这段曲折经历让我懂得：民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
情义无价
现在要说到我的婚姻。任大文是我在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中同班同学，先后的学生会主席，志向一致，联系又多，自然而然亲密了。那时学生谈恋爱近乎犯错误，哪能公开？但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台海局势紧张。军队在学校选征新兵，大文毅然投笔从戎，我十分支持并去送他参军，这就公开化了。两个月后，我选择了弃学务农，这对于我和他都是大事，他没有半点含糊，立即给我回信：支持！提醒我要作充分的准备。下乡后，每周都能收到大文一封有三角邮戳的信，这也是我特有的快乐。他知道我夜间组织学习和文艺活动靠煤油灯，就寄来一包包蜡烛，帮我省钱，其实他的家庭负担也很重。
我们母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时，大文正在执行“支左”任务并随师首长前后，我十分担心对他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左思右想，写信给他：既然我已是批斗对象，我们的关系就不要保持了，你好好干下去。他立即回信，坚决不同意。为此，他很不放心，1968年夏末请假到乡下看我，并提出明年就结婚。大文带来了充足的正能量，乡亲和知青伙伴都为我高兴，但我的党籍还挂着。1969年春，大文的部队为他的结婚申请报告派人来肥西山南区外调，袁店公社的老书记廖继坤当时已在区里工作，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调查：“张韧有什么问题！她就是思想好，劳动好，她容易吗？斗她是瞎搞！”他还详细介绍了我几年来的情况，继坤同志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为我们结婚扫除障碍。之后，还在“靠边站”的团县委书记杨耀南，到合肥找到了已被结合到省革委会班子的老领导杨效椿，讲述我的情况，杨效椿很快回应：张韧没问题，她是知青，应给予关心支持。长期分管农业的省委领导王光宇也鼓励我“有志气，坚持下来！”肥西县委恢复正常工作后，资历很深的老干部陈硕峰来担任县委书记，他多次了解关心我及其他知青的实际情况，从全局出发解决问题。不久，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恢复了工作，我也恢复了组织生活。
1969年夏，大暴雨接连下了几天，我家的房子倒塌了。那时母亲治腿刚回来，乡亲们帮着搭了一个棚顶，用家具和竹片围住一张床，临时住着。大家出主意，干脆拆下旧料盖新屋吧。于是请了邻近陈小庄会造房子的老乡们，他们冒着酷暑，连天加夜干。你说乡亲们这样尽心尽力急我所急，我能不感动吗？我妈拄着拐为他们烧饭做菜，我跑腿。那时候，铁钉玻璃石灰什么的都要到二十五里外的山南镇买，不通车，靠两条腿。有一天，为了跟得上盖房师傅的需要，我当天跑了两个来回，一百里。就这样，三间半房子加灶屋在九月中旬盖好了，名副其实的新房。我和大文是十月初结婚的，我们结婚时，我是农民，大文是军队干部，大文有情有义；那些在困境中仍为我直言和支持我的干部有情有义；许多在我困难时出手鼎力相助的乡亲们有情有义！这些都不是能用金钱、物质换取的，我今生今世难忘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故事有点老，说说故事，是因为强烈希望当代年青人熟知过去，直面未来，成为创造中国“两个百年”宏伟事业的中坚力量！
（本文系2016年3月作者应安徽省党史研究室约稿，本刊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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