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新民报》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萧岩 时间:2021-07-07 点击:
胡作霖烈士
胡其芬烈士
陈丹墀烈士
刊出第一篇延安消息的新民报（1938.1.24）
《延安通讯·毛泽东保证打胜战》，新民报1938.2.25
朱德《太行山书感》，新民报（南京版）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萧岩
《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有着很深的“红色血脉”：它曾聘请多位共产党作家编辑副刊，曾多次刊登来自延安方面的诗文、消息，并且吸纳、隐蔽了大量的地下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时，让我们再次走进历史，走进往事……
圣地消息
1938年1月24日，冬季的重庆寒冷潮湿。这天本是旧历的北方小年，但从天南海北汇聚于此的各地人民却大概没有什么好心情。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关心战事的人，在街头买过一张《新民报》，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那时的重庆，《新民报》是第一张内迁后复刊的报纸，许多人对它感到特别亲切。翻到第二版，下方的副刊《血潮》中，蓦然，“出延安城的北门”字样跳入眼帘，细心而敏感的读者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这篇署名“友民”的文章标题为《特区托儿所一瞥》，介绍了延安在窑洞里开办托儿所，照顾忙于革命工作的同志的孩子，这些孩子其中有的还是经历过长征磨难的。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在国统区见诸报纸正面介绍延安情况的文字仍然极为有限，因此不得不引起当时人，以及现在的我们的好奇。
写作此文的友民，全名邓友民，是《新民报》经理邓季惺的胞弟，1933年入党，1937年去延安工作，其弟邓友辛、邓友理亦于1938年3月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邓家一门三兄弟都赶赴革命圣地，令人感叹。做姐姐的邓季惺及报社一个与邓友民要好的同志，趁此机会邀请他给《新民报》写通讯；此外另有报社的其他同志根据各自的关系，约请去延安的同志写稿。由此，《新民报》上就有了一组共十二篇有关延安的珍贵消息。
1月25日续完《特区托儿所一瞥》之后，2月16日、19日，又分两次连载了《废历新年在延安》，记述了延安用国防春联、改良秧歌舞、戏剧联合公演、武装示威大会等方式旧年新过，展现了延安的勃勃生机。而在此后的2月25日至27日，《新民报》连续三天以“延安通讯”的栏名，在四版新闻版的左上角醒目位置，刊登了邓友民对2月11日“陕甘宁反侵略大会”的系列报道，其中第一篇标题为《毛泽东保证打胜战》，相当惹眼。这个大会是呼应同时间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毛泽东为名誉主席之一）的系列活动而举办，大概可以称为“延安分会场”吧，于是，《新民报》可以理直气壮地高调处理这批稿件，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此后不久，这些通讯、消息、报告文学，再度“移师”副刊《血潮》。此后的撰稿人还有苏笛汉、齐语。齐语，原名王冰之，1937年入党并去延安，此后一直工作在新闻战线。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稿件全面地介绍了延安抗战方方面面的情况，给国统区读者以新鲜的信息：《陕甘宁边区医院巡礼》《鲁迅艺术学院》《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日兵在延安演剧》《延安女自卫军》《活跃的延安——记“七一”和“七七”》……
根据老报人陈理源的回忆，当时从延安寄平信来重庆，有时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作者是没有能力负担航空邮费的，但读者渴望读到延安信息，报社也希望能够及时地“抢新闻”，因此便预先寄稿费给他们，请他们用航邮寄稿。但当时延安重庆间的交通常生梗阻，之后随着战事吃紧，9月《血潮》也停刊，9月4日刊出最后一篇，这组稿件即遗憾地告一段落了。饶是如此，它依然在《新民报》乃至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日后，赵超构在《新民报》上连载轰动一时的《延安一月》之时，不知道《新民报》同仁是不是会想起几年前这难忘的一段“飞书传信”呢？
绵里藏针
其实，《新民报》与共产党人的联系远不止此，亦远非自此始。
1935年秋，《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与徐悲鸿小聚，再次说起心心念念的话题：有没有好作者可以介绍给《新民报》？“有啊！”徐悲鸿立即说，“田寿昌、华汉都在南京，你可以去找他们！”
田寿昌、华汉即田汉、阳翰笙，都是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老共产党员。1935年2月他们被捕，押解到南京，如今虽说被保释出狱了，但行动还是受到监视。不管陈铭德是否知道底细，他一贯兼收并蓄的办报态度，或者说勇气，让他毫不犹豫地第二天就去拜访田汉。田汉一口答应。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为《新民报》撰文五十多篇。紧接着，陈铭德又去拜访阳翰笙，并请他主编副刊。说起来，当年在上海的时候，阳翰笙还曾动员过邓季惺参加革命哩。能有一个左翼戏剧界施展手脚的舞台，阳翰笙自然也很高兴，不过出于谨慎的考虑，商定署名主编为《新民报》的总编辑赵纯继，他负责实际工作。就这样，从1935年12月1日起，副刊《新园地》问世了。在这片园地上，大量的进步文章得以发表。
副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绵里藏针、曲笔讽议的平台。许多中共党员作家通过较为“软性”的副刊文字，传递进步信息。1946年，重庆《新民报》日刊增开一系列周刊，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共产党作家负责的：聂绀弩主编的《呼吸》、力扬主编的《虹》、孟超主编的《人间乐园》等。《呼吸》也正是因1947年3月刊发《无题》讽刺国民党士兵“武力至上”，遭到迫害停刊。
也是在1946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夏衍曾参加过副刊《夜光杯》的编辑工作，并长期开设专栏《桅灯录》。这个专栏经常为《新民报》其他各版转载，一度几乎成为五社八版的“共同语言”，一文既出，天下共读。此后，1947年至1948年，早已是《新民报》长期作者的袁水拍（马凡陀）也曾主编《夜光杯》。
《新民报》副刊的巅峰时刻，无疑是1945年11月14日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此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也就不多说。其实，《新民报》副刊还曾发表过朱德的诗。
1946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正式复刊，这天除了常规的四版，还出了共四版的“国庆增刊”。在增刊的第二版中间偏左位置，有署名朱德的一首诗《太行山书感》。此版本与现通行的《太行春感》有个别字词差异，抄录如下：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万雄师惊贼胆，三年苦战献吾身。从来燕赵多豪侠，驱逐倭兵共一樽。这首诗最初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1940年11月15日），原题《住太行春感》。《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这首诗如何会流传至《新民报》并得以发表？或与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作用有关。可能也因经过辗转传抄，故与《沁园春·雪》一样，与原件有了字词上的偏差。有研究者发现，1941年胡适日记中就记载了通过媒体转载读到朱德这首诗（李传玺：《毛泽东、朱德诗词最早传入美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9月9日），说明当时各种传抄的情况都是有的。不管是从何渠道得到此诗吧，特地编发在“国庆增刊”中，必定是有深意存焉：因为就在相邻的“增刊”第三版，编者就大做特做慈禧生日（旧历十月十日）的内容，实为暗讽蒋介石的“六十大庆”——“双十”前一天为旧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旧历生日，各地正在大做吹捧文章呢，而《新民报》此举，无疑是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在惹眼位置扎一根“朱德”的刺，当然也是有意为之。
登出来，当然是让人看的，懂的自然懂，也包括国民党。次年年末，在一次聚会上，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见到时任南京社总编辑曹仲英，拍拍他的肩：“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至少是和共产党有关系的报纸……在国共两军决战的日子里，你们还登了朱德的诗……”曹仲英从容应对：“我们标榜的是超党派的民间报。”但他或多或少大概有数，此时，《新民报》的“偏左”已经逐渐势不可挡。
地下烈火
《新民报》报社人员中极少是有党籍人士，共产党员当然是只能以地下党的身份存在。抗战开始，《新民报》与共产党关系渐次建立，报社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地下党员的身影，其中相当多是为了隐蔽身份，而报社中进步人士也暗中保护。时任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回忆，“重庆《新民报》在解放前接纳的中共地下党员，据我所知，先后共达二十六人之多，超过国民党党员人数。这在国统区内，以一个常有职工总数仅二百多人的民营报纸，能够容纳这样多的共产党员者，是不多见的。”
陈理源本人就是一位颇为“激进”的青年——当时报社同事送他雅号“理源洛夫”。1943年他因为曝光孔祥熙大小姐飞美国结婚的消息，引起极大风波，一气之下，曾去找当时以资料室主任身份隐蔽的地下党员张志澄，要求去延安或《新华日报》。张志澄出于战略考虑，劝说他留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他相似的还有一位张鸣正。张鸣正绰号“鸣正斯基”，1936年他还是校对，就以所谓“共党嫌疑”而被捕过。1946年，在“五二〇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风潮中，时为上海社记者的张鸣正再次被捕（陈理源同期在重庆被捕）。张鸣正一直想要去延安，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会见赵超构，赵说起此事。毛泽东对潘梓年说：“为什么把一些进步青年都往延安送？国统区也很重要，新民报这样的阵地，我们派人去还来不及呢，我们要多多支持才是。”1946年出狱后，张鸣正在张志澄安排下，转移去了中原解放区，并终于如愿入党。此后他与刘淑贤回到《新民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刘淑贤曾为《新民报》外勤记者，在中原解放区入党并与张结为夫妻），后来，还介绍党员张先畴进入成都《新民报》，任总编辑。
地下党员就是这样以星星之火，在《新民报》“五社八版”全面开花。按入社工作时间，简单列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在《新民报》工作过的中共党员的部分名录吧：张西洛、田伯萍、张志澄、高汾、陈翰伯、胡作霖、孙大光、陈丹墀、成幼殊、贺家宝、蒋文杰、刘淑贤、陆善本、宣谛之、张白山、程海帆、胡其芬、田钟洛、吴让能、张鸣正、张大中、张先畴……他们有的因工作需要或发现敌情，短期内便离开了；有的则在报社工作了较长时间。
而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红色血脉中最浓烈的那一抹。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对关押在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屠杀。犯人实在太多，来不及分批处决，于是被集中关押，特务端起机枪，疯狂扫射……倒在这一片血海之中的，有三位《新民报》的党员同志。
胡作霖，1938年入党，1945年入社，是重庆版外勤记者，常深入贫苦群众采访，揭露社会黑暗，被称为“硬火”。1948年6月7日被捕。在狱中，他曾为叶挺著名的诗歌《囚歌》谱曲，这首鼓舞斗志的战歌，唱响了整个渣滓洞。
胡其芬，1938年入党，1947年参与《新民报》工作，曾代编重庆版《女声》周刊，后任英文电讯翻译，写译过许多为妇女呼号的文章。1948年4月11日被捕，时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妇女书记。
陈丹墀，1938年入党，1946年到《新民报》工作，任编辑，发表过许多抨击时事的杂文。1948年4月2日被捕。
他们三人与张朗生（重庆社）、刁侠平（成都社）一起，同日在重庆渣滓洞殉难，均追认为烈士。他们倒在了黎明前，却照亮了后世百年。这是《新民报》红色血脉中，最鲜艳凝重的华彩！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