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中央特科的传奇故事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叶孝慎/徐蓓 时间:2021-04-30 点击:
图片由上海图书馆提供
■叶孝慎
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不仅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初心之地。党的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就诞生在这片热土上。日前，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共同主办的活动中，中共党史专家、作家叶孝慎讲述了中央特科传奇而悲壮的故事。
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且还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初心所在、源头所在。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在上海的始发，永远也不要忘记那些英勇献身的特科英雄们。
回顾走过路，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唯有如此，才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叶孝慎
“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共隐蔽战线。
史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就是把1927年中央特科的成立作为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起点，我认为这并不确切。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就开始了。中共隐蔽战线的应运而生是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曾经进入一个“穿灰色长衫、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几十年来，关于这个陌生中年男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说，这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是因为有法国巡捕在街上听到了“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还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有了另一种说法，说1921年7月30日法租界颁布新章程，规定各团体如要集会，“须在48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于是，法租界巡捕房分派各中西捕探四下通知，其中之一来到望志路（今天的兴业路），向李公馆边上的上海各界联合会传达，结果一头闯入中共“一大”会议。还有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是法租界的警务人员，他多次说到那个陌生人就是时任上海法租界警务处探目的程子卿。薛耕莘说，程子卿亲口告诉他，当年北洋军阀得知中国共产党将在望志路开会的消息，于是派人来搞破坏，还带了两颗手榴弹，被法租界巡捕房抓到了。他们不希望在他们管辖的区域内发生什么事，就派程子卿先来报信，让“一大”代表们及早撤离，之后才有大批巡捕进来搜查。
不管薛耕莘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共产国际的马林来华，行踪始终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日本警方已有“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将召开该党大会”的确切情报。这一切至少说明，中共“一大”的召开确实充满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所以，中共“一大”把“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而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被真正看重，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后。一方面，苏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即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亲自主持，通过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总局、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等机构选拔优秀的情报人员，组团派往中国南方，出任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协助中共创办“反间谍工作与情报工作学校”。另一方面，中共上海区委在工人纠察队中组织“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成立了“打狗队”，“打狗”就是打那些破坏罢工斗争的工贼。这些工纠队里的“打狗队”骨干，后来大多成为中央特科成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卅运动中工纠队的“打狗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的雏形。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情报保卫部门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做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工人纠察队为全新的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即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从高高的浪尖一下子跌落到深深的谷底。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周恩来同志曾说：“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
随着中共“五大”的召开，周恩来在武汉领导创建了中央军委特科，其主要负责人是顾顺章。顾顺章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他出身工人，入党很早，并于1926年9月与陈赓、陆留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同年11月9日、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参照苏联模式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成立中央组织局，下辖一系列的科，其中包括特务科，与文书科、交通科、组织科、军事科等并列。也就是说，中央军委特科从此发展成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组织完善、分工明确、纪律严明、特别有战斗力的情报保卫部门。顺便说一下，“特务”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它是一个中性名词，是执行特别任务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一下和顾顺章、陈赓一起被派往苏联的陆留同志。我们在苏联的解密档案里，只见“陆流”，不见“陆留”。以前的研究资料都说陆留同志回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但以两份陆流本人亲笔填写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履历表及一份陆流本人亲笔书写的“我的履历”来看，陆流“1927年11月调至中央特科”，直至1929年3月尾，一直在“中共中央特务科支部和机关”工作，而且历任“中央特务科秘书处秘书、中央特务科党支部委员、中央特务科党支部书记”。
关于中央特科的工作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准”。“三个任务”：一是搞情报，搞与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有关的情报；二是惩处叛徒；三是筹款以及承担其他各项特殊使命。“一个不准”，就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事实证明，正是这“三个任务、一个不准”，有力保证了中共隐蔽战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忠诚为本，以奉献为荣，崇尚理想，坚定信念，成就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朽伟业。
分工明确的战斗集体
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也称“红队”）和无线电通讯科。这4个科是根据实际斗争需要陆续成立的。
最早成立的是总务科和行动科。
因为当时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需要重设机关、落实领导人的住处等等。此外，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接济被捕同志、为牺牲同志办理善后事宜等等，也都由总务科负责。
行动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狗”，这里的“狗”特指万恶的叛徒。当时，叛徒太多，对革命的危害太大，直面特定条件下的残酷斗争，我们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情报科于1928年初成立。情报科的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二是在敌人的谍报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准确掌控敌人动向。情报科的主要成员除科长陈赓外，还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是我们常说的“龙潭三杰”，他们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龙潭三杰”最突出的贡献，是在1931年4月下旬，将顾顺章叛变投敌对党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武汉特派员的蔡孟坚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有两件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顾顺章叛变事件。正是在关键时刻，由于“铁三角”的努力，才化险为夷，使中共中央得以保全。
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无线电通讯科。它的前身是交通科，专门负责通讯联络，护送党的干部进入苏区。1928年11月上旬，从苏联开完中共“六大”回到上海的周恩来，要求交通科科长李强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负责建立电台。于是，李强把原来的交通科改成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春末，李强成功研制出中国共产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年，建立起中共第一座地下电台。1930年3月，又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些举措，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铲除叛徒是行动科的主要目标
在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队”的第一次行动，打的是女“犹大”贺稚华。
贺稚华又名贺治华、贺子华，和她丈夫何家兴（又名霍家新）都有留苏背景。他们信仰动摇，理想丧失，竟想用自己手里的一份有300多位共产党员名字、住址的名单，去换取两张出国护照和一大笔外汇赏金。于是，贺稚华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头目，无耻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的突然被捕，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所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随即制订了严密的计划，通过中央特科实施营救。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由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装成出殡的样子，在棺材里暗藏枪支，待囚车经过，便取枪上前，一起开火，拼死救出引渡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罗亦农。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准确掌握囚车的经过路线及时间，而这恰因为贺稚华的百般干扰而功亏一篑。罗亦农最终壮烈牺牲。
李维汉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下令锄奸。陈赓亲率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冲进了何家兴、贺稚华夫妇的藏身之处，当场打得一对狗男女一死一伤，血肉模糊。
另一次有名的锄奸行动是公开镇压叛徒白鑫。白鑫是中央军事部的秘书，由于他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澎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和负责兵运的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人被捕，最后英勇就义。当年镇压叛徒的壮举就发生在和合坊，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里。现在有些文学作品中这样描述那段历史故事：有10多人持枪埋伏在和合坊周围，一见白鑫等人出来，就扣动扳机，“将复仇的子弹像暴雨般打在叛徒身上”。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的，只有行动科的蔡飞、邵达夫、谭忠余、胡兰波4人，总共仅有“白郎林二支，盒子炮一支”。可见行动科的队员们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执行了铲除叛徒的艰巨任务。
中央特科结束在上海的斗争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由陈云任特科主任。中央特科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模式，先后“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接头”。在那些特科开办的小铺子里，既有米店，又有家具店。
来说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搞地下斗争，往往先要租个房子，建立联络点。有一次，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戚元德夫妇看中了一套房子，房东也愿意租给他们。但是等他们把家具搬进去时，房东一下子翻脸，怎么说也不行。他们再三恳求，房东就把他们带到杂物间，一看，里面已经堆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家具。房东说，前两次来租房的都是共产党，已经被抓了，你们不也是共产党吗？吴德峰赶紧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结果，陈云马上布置开了一家木器店。这样，保证了我们的同志在购置家具时，能方便买到“符合身份、职业的各不相同的家具用品”，从而避免“露出破绽引发不必要的问题和麻烦”。
后期，中央特科在邝惠安等人向死而生、英勇就义后不久悲壮落幕。
邝惠安（又名龚昌荣）原籍广东江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央特科。1931年4月，邝惠安临危受命，出任中央特委委员，率“红队”队员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殊死搏斗，特别是暗杀了曾经策划丁玲被绑架事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并且在10天内两次策划锄奸行动、成功枪杀了叛徒“老龚”，使敌特闻风丧胆。
最终，租界当局与国民党特务完全勾结，双方“签订了一张临时合作的书面协定”，于“6个不同处所”分头逮捕了邝惠安等人，并以“犯有人命重案”宣判邝惠安等人死刑。当法官问邝惠安等人是否知罪、认罪、服罪时，他们义正辞严地回答：“为民除害，何罪之有？我们杀死马绍武等人，绝对不是泄私愤，报私仇。我们是为我们的事业伸张正义。我们是为我们的同志讨还血债。马绍武等人是大特务，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实在是十恶不赦、恶贯满盈。”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等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刑场上被“套以麻绳，绞决木椿”。这是中央特科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也是最惨烈的一幕。
邝惠安们的牺牲，使中央特科结束了在上海长达8年的壮烈斗争。
8年辉煌，初心可鉴
从1927年到1935年的8年间，中央特科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可歌可泣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央特科创立了几个“第一”：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研制了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编制了第一份密电码，设置了第一个中央文件存放库，第一次公开镇压叛徒，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第一次成功转移中央机关。
实践证明，中央特科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重要卫士。他们都是一些无名英雄，正是他们，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最初的印记。
历史上的谍战早已有之。在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间谍和妓女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逐利成性、见钱眼开，所以间谍在西方的情报史上，往往就是一种战争的工具。
然而，中共隐蔽战线的那些特科英雄们，他们却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在奋斗。他们绝对忠诚于我们党的事业，忠诚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始终信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生前曾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李克农有一件大衣，大家都管它叫“申普罗斯”，听上去怪怪的，像是洋文。李克农曾说，那时候太穷了，当有同志来家里开会、接头，到了吃午饭时间，大家都饿着肚子，他就把“申普罗斯”拿到当铺里去换几个钱回来，买面条给大家吃。过几天有点钱了，再把“申普罗斯”给赎回来。时间一长，次数一多，“申普罗斯”在同志们中间出了名。
还有一位可敬的老太太，她生前一直说自己是“中央特科的最后一个小兵”，她就是沈安娜同志。沈安娜在敌营整整14年，她和丈夫华明之同志一起打入敌人心脏。沈安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有一段时间，沈安娜的上线徐中航突然被捕了，导致她和党完全断了联系。她一家五口，挤在重庆上清寺街75号一间10来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天棚上到处漏雨，地板上积满雨水。可是她就是坚持不搬家。她坚持不搬家，是生怕哪一天组织上派人来，再难找到她。
从李克农到沈安娜夫妇，都体现了隐蔽战线同志的初心，那就是一种为了理想信念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今天，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我们回顾中央特科的这段艰难历程，百年回眸，百年风雨，百年初心，百年伟业。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且还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初心所在、源头所在。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在上海的始发，永远也不要忘记那些英勇献身的特科英雄们。回顾走过路，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唯有如此，才是我们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