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路旁静静小巷，青春信仰激荡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刘雪妍 时间:2021-02-03 点击:
繁华的淮海中路上，聚集着当下众多青年潮流社群。百联TX淮海店一墙之隔，是新渔阳里的深深小巷，清水砖稍显古朴，安静而低调，可这里，曾激荡着最热血的青春。
百年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正式发起成立。青年团的发起者，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后浪”，平均年龄25岁左右——金家凤，生于1903年；俞秀松和施存统，生于1899年；叶天底，生于1898年；袁振英，生于1894年；陈望道，生于1891年；李汉俊，生于1890年；沈玄庐，生于1883年。
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青春信仰在此启航。
东南西北的人
1920年初夏，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十几个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开会，商量准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用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时，有人打起退堂鼓，不愿意参加共产党，这让陈独秀很不高兴，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室内的空气凝固了。
突然，俞秀松站了起来，举手表明自己赞成中国共产党用劳工专政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僵局被打破，气氛旋即热烈起来，讨论再次展开，留下的人起草了党章草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陈独秀在俞秀松身上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勇气和锐气。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等人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他特别委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这项工作。
俞秀松，时年21岁，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期间，他和同学们发动杭州3000名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又与同学共同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改刊名为《浙江新潮》）。
“韵琴同志……”1919年底，俞秀松看到北京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韵琴同志”，气得父亲只汇了他一元钱。
“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俞秀松临别时告诉弟弟俞寿乔，“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后来，《浙江新潮》因施存统的《非孝》一文被查禁，俞秀松也被迫离开杭州，真成了“东西南北的人”。经李大钊介绍，他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从此再没回过家乡。
因信仰而相遇
五四运动前后，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上海是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除了1920年从北京迁回上海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索与宣传。
由于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一群最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脱离家庭和学校，在上海相聚。毛泽东、俞秀松、陈望道、李汉俊……一时星汉灿烂。
湖北青年李汉俊，“身材不高，血色不足，目带才气”，出身于书香之家，1918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受新思潮影响，他放弃了做一名工程师的想法，来到上海，在一所中学任教，并与戴季陶共同编辑《星期评论》，还通过不同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
浙江义乌人陈望道，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的高才生，戴季陶和邵力子希望他能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陈望道欣然应诺，带着厚厚的一叠书回到家乡义乌，在分水塘贫瘠的小山村的柴房里，点亮油灯，夜以继日地翻译。书稿译好后，他来到上海，和俞秀松住在一起。
那时，由陈望道推荐，叶天底来到印刷所校对《新青年》文稿，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北大学生袁振英参与编辑《新青年》，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编辑《新青年》杂志的17岁青年金家凤，以“赴法留学”之名，向家中筹措了六千大洋，送给陈独秀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
百年前的余温
1920年8月22日，暑气升腾。新渔阳里6号，木门紧闭，屋内讨论热烈，温度更高。大家认为：将那些要求进步、来上海找寻出路的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十分必要的，时机也完全成熟。
于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场宣告成立，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发起者还有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
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党的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党部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基础。
如今，站在新渔阳里的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内，还能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的余温。展品里有一份小楷书法折页，布面封皮的花纹已经斑驳，并不显眼，但仅其中的一句“直接为社会青年谋公众之福利，间接实兴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就能让人感受到书写者的凌云壮志。这是俞秀松在建团初期亲笔撰写的《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豪迈之情力透纸背。
团组织成立后，俞秀松担当起了发展组织、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任。他起草了一系列团的文件，还将章程寄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建团过程中，上海团组织客观上起到了发起与指导的核心作用。后来，上海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1年，俞秀松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赞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上海的组织是中国的中心……完全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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