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名将黄维之女黄慧南，听她讲述在延边农村下乡的前前后后

黄维将军

黄维（1904年——1989年），字悟我，祖籍江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战役，在罗店战役中表现最为神勇，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当时的十二兵团被称为“黄维兵团”。黄维在抗日战争期间战功赫赫，在解放战争中兵败被俘，成为战犯。1975年，黄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后来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致力于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1989年3月20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黄慧南出生于1948年，她是黄维最小的女儿。在黄慧南的记忆中，她从小就没有看到过亲生父亲。黄维上战场前把妻女托付给了自己的连襟，黄慧南从小就与姨夫、姨妈、外婆等人生活在一起，她喊姨夫为爸爸，喊姨妈为妈妈。而把自己的母亲叫“姆妈”。姨夫和姨妈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黄慧南，因此黄慧南一点儿都不缺少家庭的温暖。

母亲蔡若曙是杭州军政父母官蔡仲初的一颗掌上明珠。蔡若曙大家闺秀，美丽贤淑，才貌双全。
黄维1948年12月15日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母亲蔡若曙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被接去了台湾。几个月后，母亲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直觉，她不相信丈夫已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母亲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在上海。
之后，她母亲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了上海图书馆，当上图书管理员。黄慧南母亲就是这样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黄慧南与母亲蔡若曙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母亲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50年代的人都比较和善，所以与街坊邻居关系都相处得不错。有一次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得知战犯黄维的妻子工作也得到了妥善安排，对上海有关部门的安排很满意，周总理指示说：“黄维妻子能够自食其力，不错嘛”。
黄慧南的姨父叫黄崇武，是淞沪会战中第一个战死的将军黄梅兴之子。可能就因为他也姓“黄”吧，所以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初二那年，班里同学都写入团申请书，她也写了，申请表“父母”一栏，就填上姨父姨妈的名字。由于她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平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按照当时的情况，完全符合团员的标准。可到了初三，一拨一拨的同学都入团了，可她的入团问题临到初中毕业还没有通过。
班级团支部书记报名参了军，临行的前一天，他诚恳地对黄慧南说：“你没有入团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父亲，所以你不要有包袱，只要你好好表现，以后还是有机会的。”这时候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是黄维，是一名战犯。
父亲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黄慧南的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她的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家人注意听广播，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名单里却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破灭，母亲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后，她的妈妈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决定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后来被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立刻送往医院才挽回了生命。
母亲蔡若曙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战犯的释放，她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妈妈时常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终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所以黄慧南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只有27.5元，但每个月都按时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退休后，黄慧南妈妈到北京去帮助大女儿看护外孙，这种含饴弄孙其乐融融的生活，使得黄慧南妈妈的病情大有好转。
在考高中时，由于黄慧南成绩和评语都很优秀，她第一志愿是复旦附中，校领导看了她这么特殊的档案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是在1965年。
有一天，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主任告诉她：“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但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一见到父亲，黄慧南轻轻地地喊了声“爸爸”，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父亲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女儿特别高兴。他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开始向女儿问起话来：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黄慧南告诉父亲以后想当医生，父亲并没有反对。
黄慧南后来得知，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也是便于改造。
文革刚开始，住在北京大女儿家的妈妈蔡若曙受到了冲击，被北京“红卫兵”批斗完押到了上海，妈妈很自觉，每天到居委会去“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领导对她说：“你又不是黑五类，你只是一个反革命家属，不用这样做！”可是妈妈每天都自愿去扫大街。一直以来，邻居们没有为难母亲，他们大多都很友善。
黄慧南是上海市北郊中学67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毕业生分配的政策是“四个面向”，而家里留在母亲蔡若曙身边的，就只有黄慧南一个子女，母亲得了精神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顾显然不行，如果按照当时的政策，黄慧南铁板钉钉地应该分配到上海工作，可是学校进驻的工宣队坚决反对，说：“现在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不照顾，而去照顾这个反革命的子女？必须把她分配到最艰苦最遥远的农村去，让这个反革命的子女去接受再教育！”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同情黄慧南的处境，副班主任老师也是毕业分配小组的成员，他偷偷地到上级反映黄慧南的情况，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特意给学校一个厂矿的机动名额，想不到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却安排给了科长的千金。
1968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黄慧南特别绝望，妈妈怎么办？这个家庭以后怎么办？妈妈从小就教育她要好好学习，要听老师的话，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不要给社会添麻烦。妈妈虽然命运坎坷，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国家，抱怨过社会，抱怨过自己的丈夫，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她能做的事。而现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境遇，是黄慧南一辈子都难以释怀的!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上海中学生分配方案由“四个面向”变成了“一片红”。当时黄慧南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实在不行，哪怕分配到上海近郊，或者是离上海近一点的安徽或者江西下乡也行，再不行到黑龙江农场，至少有一份工资，好补贴一下家里的经济困境。
可是在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坚持下，黄慧南被分配到了远离上海千山万水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太阳公社合作大队插队落户。 
 

曾经在吉林延边插队落户的黄维之女——黄慧南
1969年3月初，黄慧南随同18000名上海知青先后来到延边下乡。同一个集体户有14个人，她和她的同班女同学是高中生，其他都是来自新力中学的初中生。
这是一个汉族生产队，社员大部分都是山东人，勤劳朴实，生活上对上海知青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但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很贫困，队里庄稼基本上都是玉米高粱大豆，没有水田，所以吃不上大米等细粮。开春时，青黄不接，乡亲们即使自己生活不好，也会时不时地为知青集体户送点白菜土豆萝卜或者辣白菜，以解知青们的燃眉之急。
知青们开始了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每一个知青都很努力，努力地适应新生活，努力地学习干农活。黄慧南是集体户户长，这个集体户是先进集体户。她还当了好几年队里的出纳。
刚到生产队时，集体户还没有盖房子，几个女生就住在牛棚的打更房里，牛棚四面透风，又冷又湿，一到深夜，牛群“嚒嚒”直叫，吓得这女些孩子睡不着觉。城市长大的孩子爱干净，可是住在老乡家没几天，身上就长了虱子，女孩子们急得哇哇直哭。
一年以后，在老乡们的帮助下，集体户自己和泥、扣坯，费了很大劲盖起了一幢土坯房。
大家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孩子，黄慧南由于是67届高中生，年龄还大些，大部分人在上海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娇生惯养的生活，现在到了农村，根本没有生活经验，连做饭都不会。每天干重体力劳动，菜里连一点油水都没有，12窨的大铁锅，下面是白菜汤，汤里没有油腥味，锅周围贴上玉米饼子，等到饭菜熟了，就是一股猪食味道，哪有什么香味啊？那个时候，能够吃饱饭就不错了。知青们过日子不会算计，一到开春4、5月份青黄不接，集体户连锅都揭不开了。每当路过老乡的家门口，闻到屋里豆油炝葱花的味道，都会浮想连连，直流口水。
当时生产队吃水成问题，乡亲们也是要到很远的河边去挑水喝，更苦了这帮知青了，夏天还行，一到冬天，黄慧南他们肩上挑着两桶水，三步一滑，摔倒是经常的事情，到家连半桶水都剩不下。　
当时乡亲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这里，起码会调剂啊，只要知青踏进他们的家，他们都会客气地说：“上炕，吃饭！”哪怕他们碗里只有一碗粥，都会毫不犹豫地分半碗给知青吃。70年代，正是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农村别说养猪，哪怕是养鸡鸭，上面也得有指标，每户不能超过多少只。日子虽然困难了一点，可是一旦老乡家做点好吃的，都会请知青们去他们家品尝，乡亲们就是想让知青们别太想家了。
老乡每年做两次豆腐，老乡们都会邀请知青们去家吃豆腐，那个时候总觉老乡做的豆腐真香啊，知青们开心得不得了，至今都难以忘怀。这滴水之恩，黄慧南说会铭记一辈子的。
农村的劳动极其繁重，春天铲地时候，一根垄一眼望不到头，铲一天都不到头。头铲地累得直不起腰，秋天打场连轴转，又冷又困乏。72年秋收时，黄慧南与老乡用牛车运大豆，由于车装得太高了，老乡让两个女生坐牛车顶上，好压车，途径一道壕沟，黄慧南和一个女生从车上颠了下来，差点要了命。
冬天到山上去修水库，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抡起10来斤的镐头，砸到冻土上只是一个小白点，震得虎口直出血，一点劳动效果都没有。
有一年冬天，集体户大部分人都回上海探亲去了，只剩下几个女生到山上去割烧柴，趟着没膝盖的大雪，两个裤脚都冻成冰坨子，连路都走不动了，好在路遇解放军同志，把她们接到军营，让她们烤干衣裤，还做了一炖热气腾腾的饭菜招待她们。黄慧南说，解放军同志做的红烧带鱼，味道真是香啊，感觉从来就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美味！第二天，解放军同志又把她们送回了集体户，等到开春，又用军车把烧柴运到了集体户。
那个时候特别想家，艰苦的劳动黄慧南不怕，咬咬牙能挺过去，但非常惦记患精神病的母亲，当年，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使母亲整天恍恍惚惚，昏昏沉沉，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能照顾自己。黄慧南不停地给妈妈写信，可是妈妈这个身体状况，连给女儿回一封信的能力都没有。好在有几位同学、邻居和母亲的朋友，常常看望妈妈，但是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都告诉说妈妈挺好的，不要挂念，可是黄慧南心里清楚得很。所以许多个夜里，她默默地爬上村外的高岗，望着北斗星，注视着遥远的南方，悄悄地流泪，心里暗暗地祝福着远方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
由于黄慧南在农村表现出色，年龄大又是高中生，一旦有招工名额，合作大队都会推荐她，但最后总是政审不合格。大家知道黄慧南是战犯黄维的女儿，成分不好。
74年吉林铁路局到延边招工，公社和县知青办又把黄慧南介绍过去，吉林铁路局同志看了她的档案，惊呼地说：“我们是军管单位，这样的出身，我们实在是不敢要的！”县知青办的同志说：“这个女孩表现特别出色”，可是铁路局的同志说：“怎么出色？连个团员都不是！”事情过去后，知青办和公社领导同志多次动员她写入团申请书。
黄慧南是背负着父亲的“原罪”到农村下乡的，总觉得要好好劳动，改造世界观，这样也可以为父亲减轻一些罪孽。繁重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另外冬天集体户大部分都回上海了，为了节约烧柴，舍不得烧炕，受了凉气，体力严重透支，每天38度的体温，肝胃心脏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胃疼，疼得她满地打滚。由于风寒气滞，阴阳不调，黄慧南昏厥过好几次，被下放到生产队的医生和大队的医生救了过来。
1973年前后，中央有一个内部的“26号文件”，对知青中间有特殊困难的，确实病重的知青，可以搞病退困退回原籍，于是黄慧南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她，这样的身体条件，完全符合病退要求。但是，上海的知青办明确说：你永远排在最后一个。所以黄慧南又回到了延吉农村。
那年春节临近，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联欢。管教刘家常回忆，得知黄慧南有病，黄维常常独坐一处，两眼发直。他告诉管教：“小女儿慧南身体不好，有心脏病，肝胃都不好，现在吃了许多中西药，就要过春节了，也不知道她娘俩怎么过，我存有70元钱，烦请管教帮我寄回去，以解燃眉之急。” 钱寄出之后，黄维仍放心不下，黄维再次给妻子写信：“我一月廿三日给你的信和汇出的七十元，为慧南医药费，想可在春节前收到。我现在写这封信，就是唯恐上述信款到迟了，以致慧南春节后回吉林去了，将误及不浅。”
 

黄慧南与母亲蔡若曙
黄慧南觉得，也许是因为出生得特殊，父亲对她总有一种隐隐的歉疚感。她记得 9岁那年，母亲突然带她去虹口公园照相，黄慧南当时并不知道，是拍了照片给父亲寄去。直到父亲出狱后，她才听沈醉（曾与黄维一起在战犯管理所改造）说起：“你爸最牵挂你了，上衣左兜里一直放着你的照片，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像宝贝一样藏着。”
1973年，黄慧南回上海探望母亲后准备回东北，计划到父亲在押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探望父亲，可是手里没有钱，也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再说了，一个小姑娘，去监狱探望犯人，总觉得不是光彩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成行。
1975年3月份，公社领导突然通知黄慧南马上去北京，告诉她，父亲黄维释放了，目前在北京前门饭店等待全家团圆呢。于是黄慧南东拼西凑地弄到了路费，匆匆忙忙地准备赶路去北京，想不到吉林铁路局的领导得知情况后，热情地邀请她去吉林，想见她一面，招待她吃一顿饭。
见面时，铁路局的领导对她说：“现在好了，父亲出来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因为父亲的原因，一家人的确吃了不少苦，特别是母亲蔡若曙，丈夫在监狱呆了27年，母亲一直独自支撑着这个家。1959年，在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上原本都写了有父亲的名字，但被取消了，而母亲就因为这个事情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1975年3月21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终于有了黄维的名字，为了这一天，母亲蔡若曙苦苦等待了27年！
黄慧南记得，到北京后，母亲见到她长叹一口气，对她说：“这下好了，你爸爸回来了，我也就放心了”。得到消息的黄慧南赶到了父亲所住的饭店，父亲对黄慧南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让黄慧南住在那。
父母相逢那天，是在北京前门饭店，令当时在场的人颇感意外的是，场景非常平静，夫妻之间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默默无言，双眼流泪。
1976年春天的一个中午，蔡若曙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 …
父亲听说后，他虽然不会游泳，但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想救母亲，可是一切都晚了！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父亲就重病了一场。
在和丈夫仅仅重聚一年后，母亲选择了以这种极具悲情的方式告别人世，让人为之心酸落泪。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她一个人用孤独来坚守，等待一家人的团圆，当历经磨难已经看到光明时，却选择了与亲人们阴阳两隔，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2005年，黄慧南受到邀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胡锦涛主席发表了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015年9月3日上午，黄慧南和抗战名将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芳等十多名抗战将领的后代，被安排在天安门华表西侧观礼台，黄慧南坐在第三排，参加观摩这次大阅兵，她十分感动与欣慰。10年前，国民党正面抗战第一次被肯定，作为家属，她替父亲领到了一枚纪念章。
黄慧南对我说：“我太激动了！原来我总感觉父亲好像有很多不光彩的事儿，我一直背着很大的思想包袱，但现在父亲做过的很多事被国家认可了！后来，我把大会颁发的纪念章，带到八宝山父亲墓前，在一片寂静之中跟爸爸边哭边说，讲了很多心里话，我要用这枚纪念章告慰他”。
 

黄慧南应邀参加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黄慧南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副主席、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副主任药师，她现在生活得很好。
（根据黄慧南口述整理 作者：何永根 原创首发）
 
作者简介
何永根，上海知青网吉林频道编辑，热心参与知青公益事业，退休后足迹涉及到延边各地，行程几千公里，背着采访包，坐大巴，高铁，拖拉机，甚至牛马车，爬山涉水，走进了几十户留守延边上海知青的家。作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去记录周围其他亲历者的生活轨迹，发表了50多篇采访文章，出版了知青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岁月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