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的剑与兰
来源:上海老底子 作者:上海通志馆 时间:2020-12-28 点击:
何为“南社”？
南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文化团体，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文学性，引导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要的文化运动潮流。
南社由高旭与柳亚子、陈去病等人一同创立，以苏州吴江、上海租界以及金山张堰为主要活动场域。南社社员遍布长江三角洲，远及华中、华南、西南、华北及东北诸省，而上海则是南社活动的重要场域之一。
南社创始人：高旭、柳亚子、陈巢南（去病）
何以上海能够孕育出南社，南社何以能在上海发展壮大，发挥积极的历史作用？何以南社由上海人参与创立，且引领全国文坛、舆论多年？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海文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而南社在一段时期内堪称上海文化界的象征。于是上述问题可理解为：上海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何能产生南社这样的极具思想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从而推进、影响全国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而此过程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什么？
从海派文化到南社
所谓“海派文化”，最初不过是北方人称董其昌、赵之谦、吴昌硕等画家潦倒无聊、卖画为生，带有自嘲意味。其实，上海因商业经济发达，催生出新的艺术交易模式，董其昌等“松江画派”已然开启先声。其后赵之谦、吴昌硕等卖画海上，渐有“海上画派”之说。而京戏向以北京为正脉，近代上海京戏崛起，又与当时上海商业经济、男女平权等思潮息息相关。北方京戏行当中，遂称上海京戏为“海派”，言下之意功夫不到，带有戏谑意味。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化，上海剧院晚上灯火通明，又大量安排旦角戏，吸引女性观众，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海派”京戏，逐渐才无戏谑意味。
如此则海派文化，实际以新的时代要求为源头，对传统文化作了很大改动，又为民众所喜见。其突出特点就是兼容并蓄，富有创造性。
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有一项基本的条件，就是书籍报刊的大量出版作为最高效的知识载体，书籍报刊对一个时代所能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而上海正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尤其是出版社林立。稍微举例，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出版社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扫叶山房、点石斋、广益书局、文瑞楼、同文图书馆、久敬斋、文澜书局等皆在上海。其次是报刊如笋。上海报刊之多，不胜枚举。其内容之多元、开放，也是研究者所共知的。出版中心的地位，使得上海成为各种思潮的主要战场，各种文化展示的主要舞台。逐渐崛起而成为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又是书籍报刊的出版中心，海派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近代时局巨大的动荡变化中的海派文化涟漪，是值得关注的。南社就是海派文化的产物。
在近代国门开启、列强环伺之际，西方科技、文化都自上海涌入，而近邻日本书籍也大量被引入，四方辐辏，中西交流为文化荟萃之地。而20世纪伊始，北方拳乱方殷，八国联军攻占津、京，皇室仓皇西奔之际，东南几位总督发起了“东南互保”。
南北之争，在当时实际仍主要是南方士大夫与北方清朝廷之争。在民族革命的思潮被鼓吹起之际，海派文化孕育出了“南社”。南社是传统的，其发起人向往“几复风流”，就是明代几社、复社的遗风。南社又是全新的，以文学为旗号，目的却在于推翻帝制的革命。只有上海才会成立南社，只有海派文化才能孕育出南社。
南社创立之后，在上海广泛发挥其革命鼓吹的功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上海报刊为全国舆论之本，而报人之中南社社员比例惊人。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最先响应武昌的，就是南社领导的上海革命者。南社社员陈其美自任上海督军，这使得武昌不再是一盏孤灯，而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以对抗北方清朝廷。其后，江渐联军溶血奋战攻占南京，才有临时政府之成立。
辛亥之关键在于推翻帝制，而当时革命军并无兵力与北洋新军抗衡，于是希望落在袁世凯反正之上。南北关于袁世凯反正、清帝退位的谈判，都是在上海举行的。其后政局的重大变化，如袁世凯称帝、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上海的南社都站在舆论的风尖浪头，发出南方士大夫的声音。当时报刊执掌笔政者，九成都是南社社员，足可见南社对舆论的影响之巨。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大事，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引领各种思潮的正是上海，是南社。要全面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进城，必须对新文化之前的文化史作深入研究。上海与南社，就是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
除了头两次为避清政府矰缴，有意出游，分别在苏杭之外，南社雅集大多在上海愚园、徐园举行，一年两次，为其时美谈。而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的几次活动，都在上海举行。
南社是一个社会团体。其成员非常多元化，概括来说，皆为革命志士；分析而言，国粹派占有很大的比例。我们以“社会团体”来定性南社，并未否定南社兼具“革命团体”和“文学团体”的性质。实际上这几种性质，正是构成了南社的特性。南社的创立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革命与文艺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说到南社，必须要说高旭。高旭，金山张堰镇人，字天梅，号剑公、钝剑、江南快剑。1909年，高旭发布《南社启》，昭示“南社”之第一次出现于神州大地。高旭不止是文士，更有同盟会员、革命家身份。他作有“花前说剑图”，题诗于其上，说：“提三尺剑可灭虏，栽十万花堪一顾。人生如此差足奇，是真风流真英武。”
南社的“剑”，又不仅是高旭一人。与他声气相通的，有俞剑华、傅屯良、潘飞声，此四人被誉为“南社四剑”，其中，剑士潘飞声、剑华俞剑华、君剑傅屯良、钝剑高天梅（高旭）。
如果说“南社四剑”还只是以剑为字号者偶然并称，那么从“南社”的创立根本我们还可看到南社成员的侠气、“剑气”。虽然说“琴心剑胆”多为旧小说描绘文武双全之主人翁所用，但“剑”并非只是武勇之谓。《庄子·说剑》云三剑：“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其中天子之剑“匡诸侯，天下服矣”。而诸侯之剑则“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可见剑之意象，非好勇斗狠，而在于安天下。
南社以“南”为社名，取的是“操南音不忘其旧”的意思，本身以诗社文坛为形式，其内核实际是革命。花月之吟、诗酒之思是其形骸，集会革命、鼓吹起义是其精神。故而，我们不可忘记南社的革命性质，而仅仅以文学团体视之。
以南社为名，高旭、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大约有以明代的“几社”、“复社”为榜样的意思。崇祯元年（1628），松江府杜麟徵和夏允彝在京师，与28位士人结下“燕台十子之盟”。当时东林人士受到阉党的沉重打击，燕台十子之盟自始即确立志向，要继承东林，参政治、斗阉党。苏松诸人大多落第，南归之时约定立社。崇祯二年（1629），复社和几社成立。苏州张溥是复社的创始人，陈子龙、夏允彝等人为几社的创始人。何以名几社？杜登春《社事始末》：“几者，绝学有再兴之机，而得知其神之义也。”绝学再兴，隐含的意蕴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复兴，也就是士人的参政权。
复兴明末士人的斗争目标是阉党与朝政之乱象，清末的士人有所不同，斗争的对象是腐朽的朝廷本身。经历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将来临，进步士人为此奔走，为此相结。苏松地区再度成为这种进步力量的聚集地。在松江府金山高旭就在这时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
有关高旭的事迹，柳亚子的叙述当属第一手资料。在《南社纪略》中，柳亚子首先写的是《我与南社的关系》，而他最先叙述的两个人，就是陈去病和高天梅（高旭）。
对后者，柳亚子说：
高天梅，名旭，字剑公，原名，更名堪，字枕梅，一字钝剑，别字慧云。江苏省金山县张堰镇秦山乡人。家世读书，也富有田产。叔父吹万，老弟卓庵，都以诗文著名，人称一门三俊。
柳亚子首先介绍了高旭的身世。其一，他是世家子，家世读书，富有田产，是典型的苏松富裕家族。其二，其门户多读书人，叔侄二代有三人以诗文名世，“一门三俊”，可见是耕读之家中的佼佼者。柳亚子接着叙述：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廿六年），唐才常烈士在汉口发难，失败流血。天梅作诗哀悼，有“汉儿发愿建新邦”之句，此时革命思想业已成熟了。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元配周红梅夫人去世，便去游学日本，在留学界中，是一位活跃的分子。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提倡革命，有第二“爱国学社”的倾向。同时，他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声名很大，江督端方屡次想速捕他，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他的诗词也越做越好了。
这一段非常重要，说明了高旭或当时以其为代表的苏松士人的进步发展。前文说到几社、复社的士人，其学问不得不说精深，其品行不得不说高尚，其气度不得不说慷慨。但从根本上来看，明代的士人，无论是几社、复社，还是东林党人，与东汉士人何异？数千年以降，并无本质变化。然而短短二百多年之后，同样是在这块中国最富庶的土地上，高旭等进步士人已与数千年的前辈有了本质的区别——汉儿要建的是“新邦”。
“新”，这是自维新运动以来，留给中国士人的精神财富。何以新？西化。西欧遥远，何以学习西化？日本。高旭去了日本留学，并成为留学生中的活跃者，他更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员，江苏分会的会长。
1906年柳亚子到上海健行公学读书后，与高旭等同盟会会员合办《复报》，取“光复中华”之意。
值得玩味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屡屡想要逮捕高旭这个革命党人。端方曾是戊戌变法中的开明人士，作为五大臣之一远赴西欧考察政治，预备立宪。他也非常支持留学。而时至光绪末年，士人对于清朝廷业已完全灰心绝望，决意走更激进的革命之路。而此时端方这位开明人士也早已是革命之阻力。由此也可见高旭等士人的卓著见识和进取精神。
再看高旭直抒胸臆的诗作，也足可见其心境：
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
自笑摧残遽如许，只看萧瑟欲何之。
青山似梦生秋鬓，红豆相思付酒卮。
怕听夜乌啼不了，沼吴陈迹泪丝丝。
“沼吴”，典出于《左传·哀公元年》，说的是吴越争霸的故事：“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以外，吴其为沼乎！”金山自为越土，而以吴比喻敌国，则暗喻满清朝廷。从这一用典，可看出高旭在家居郁郁，百无聊赖之际，仍有“三千越甲可吞吴” 的卧薪尝胆之壮志。
柳亚子评论此诗：“说到“几复风流赖总持’，是已经走上发起南社的道路了。”
“剑”，代表了南社诸人的革命之志。高旭“提三尺剑安天下”的革命情怀，与南社之创立关系匪浅。据柳亚子《南社纪略》说：
天梅杜门家居，一隐三年，不免静极思动。我们三个书呆子，函牍往来，诗词唱和，酝酿复酝酿，动荡复动荡，直到1909年（清宣统元年），南社的名词，便以我们三个人的努力，正式出现于世界。
足见高旭对于南社创立的重要作用。而“三个人”云云，系指柳亚子、高旭、陈去病。这三人意气相和，都带有任侠气、仗剑气。
陈巢南，名去病，字佩忍，原名庆林，字百如，一字柏儒，江苏吴江同里镇人。其曾祖父、祖父以商业起家，有江湖任侠之风。其父亲、叔父也以材武著称，孙中山先生曾为其书墓碑“二陈先生之墓”。陈去病自少意气不可一世，甲午海战后，在同里创立“雪耻学会”，响应康梁维新运动加入中国教育会，东渡日本，加入拒俄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回国后任《警钟日报》主笔，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赴徽州，道芜湖，加入中国同盟会。从陈去病的经历来看，他出身苏松一带富庶之地，家世殷实，文采飞扬而又任侠。他的任侠并非江湖气，而为革命意志，为国家命运而奔走呼号。
柳亚子其人更无需多言，他自己说其家世与高旭差相仿佛，自高祖、曾祖以降，都是以文章道德，望重一方，也就是出身于所谓的书香门第。柳亚子更“把唯物史观来解剖”自己，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小资产阶级而兼充智识分子的了”。他的父亲“头脑很新，在戊戌政变时代，左祖康梁，大骂西太后”。他与高旭等人相识，共同确定了革命的理想和志向。
在清政府的虎视眈眈之下，进行革命党的集会危机重重，故而南社以雅集的形式，以诗酒作为掩护。选择文人雅集的形式，并非偶然，也不是随意为之。这群具有超越性的新士人群体、知识分子，其对于旧有文化、文学、艺术的喜爱，是根深蒂固的，是不可磨灭的。因此，“说剑”之余，“描兰”兴浓。
我们现在来推测创立南社的几位士人的思想，往往要从其诗作中去描摩，这便是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极具超越性的新士人身上有着难以预测的积极作用，能够中和超越性的张力，维持必要的个人心理平衡，乃至社会心理平衡。
事实上，我们有时甚至难以确定这些革命党人的聚会究竟是在为革命而“说剑”，还是内省自照而陶冶心性的“描兰”。
说到“描兰”，我们不得不说到金山的白蕉。
在高旭等人酝酿南社成立的1907年，白蕉出生在金山张堰一个世代从医的书香门第。白蕉本姓何，小名菊馨，字馥，号远香，又名旭如，字治法。他的祖父何朗甫、父亲何锡琛都是负有时誉的名医。白蕉自幼颖悟、酷爱书画富有天才，用功不辍。据说白蕉早年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皆可以与拓本透光重合，其勤勉天赋如此。
白蕉的“兰气”渊源十分久远。白蕉故里张堰古镇，旧名赤松商市，相传汉初留侯张良从赤松子游曾居于此，故又称留溪、张溪，晋朝已形成商市。近代以来，张堰古镇有“浦南首镇”的美称，也是南社的发源地之一，南社创始人之一的高旭就是在万梅花庐撰写了《南社启》，吹响南社成立的号角。南社社友中著名书画家黄宾虹、“江南三大儒”之一的高吹万、社会名流陈陶遗、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南社第二任主任姚石子等，都十分器重白蕉的才华气质，常有书信往返、诗词唱和，并多有指点提携。在古镇传统和南社文化的浸润下，白蕉诗文、书画、金石莫不精深，传统文艺修养相当全面，是沪上公推的“江南才子”。
这位南社的“江南才子”，秉承了高旭等南社元老的“兰气”。白蕉最出名的是画兰，他的诗文也十分优秀，影响很大。1929年出版的白话诗集《白蕉》，就收录了他在1926年至1928年创作的《白蕉》《使梦也睡去》《这是一张白纸》等四十余首白话新诗，内容大都是爱的悲愁和欣喜的歌咏，让我们看到一个向往自由、期待爱情、追求浪漫的青年白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20世纪的中国，士人文艺心的大绽放。在天翻地覆的革命排满、推副帝制时代，这股幽香的文艺“兰气”都一直在南社诸人之间飘荡。所以革命之后，新时代中“兰”也渐渐盖过“剑”，发挥着南社士人的文化影响。
还有另一个借助白蕉可以看到的南社文化之张力，或者说借助南社文化之张力可见白蕉自身的思想复杂性。白蕉生平爱兰、画兰，写诗作文，文化影响巨大。但他毕竟是新时代的土人，不是传统的隐士。他关心时政，积极参与社会革新。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白蕉曾参加群众示威游行1926年，白蕉参与创办《青年之声》半月刊，宣传三民主义。国民党当局却认为此刊“过激”，下令停刊。白蕉又创办了《复活》，继续其革命思想的宣传，1927年，白蕉经李一谔介绍参加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金山县党部青年部部长。1929年，经黄炎培、张一麟等推荐，白蕉担任上海人文社史料月刊《人文月刊》审订，发表了多篇政论、史论文章。特别是1935年，他开始在此刊上连载《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议论时政，讽喻当局，受到极大欢迎。1936年，在沈恩孚鼓励下，白蕉加以增订润色，并由上海人文社正式出版，得到了黄炎培、柳亚子、叶楚伧等前辈激赏。《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后来多次再版，成为研究袁世凯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史料。这些都表明，在“兰气”之余，白蕉胸中又有着如南社诸人一般的革命“剑气”，勃发不可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