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的最新署名文章：《难忘的岁月 珍贵的纪念》
来源:山西日报 作者:齐心 时间:2020-12-06 点击:
习远平转达了齐心同志对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的祝贺，讲述了习仲勋、齐心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陕西日报及其前身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的深厚情缘和亲切关怀。他说，80年来，这份报纸始终站稳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新闻立场，保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新闻作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新闻工作者，呈现出一篇篇优秀新闻佳作。希望陕西日报在新时代依然保持人民情怀，秉持办报宗旨，发扬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讴歌的优良传统，把对群众好的事情宣传好，把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反映好，为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让三秦父老生活得更加幸福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下是齐心的署名文章：
1947年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延安花石砭中共西北局驻地。
今年3月25日是《陕西日报》创刊80周年，我对此表示衷心祝贺和诚挚祝愿！回顾《陕西日报》的光辉岁月和奋斗历程，也让我不禁回忆起仲勋当年对这张报纸的亲切关怀和深厚情意，回忆起我在陕北度过的那些难忘岁月，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陕西日报》的前身是《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是一张具有红色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党领导的在延安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这张报纸当年随同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历经艰难，坚持出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舞了人民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并且因为它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离群众很近，和群众很亲，因而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喜爱，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独特而宝贵的历史记存和精神财富。可以说，一部《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的历史，就是我党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真实缩影。成为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报《陕西日报》以后，报纸继续发扬延安时期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心聚力，鼓舞士气，扎根人民，书写时代，为我党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延安花石砭中共西北局驻地。
《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作为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积极宣传我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有力的宣传推动作用。仲勋当年对这张报纸十分关心，十分支持，也十分喜爱。1946年3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出满300期之际，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撰写了饱含热情的庆贺文章，充分肯定了报纸6年来的工作，称赞《边区群众报》是边区的“喇叭筒”，是干部群众的好“学校”，“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欢迎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
仲勋高度重视报纸工作，也非常善于运用报纸开展工作。他先后在《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以及《陕西日报》上发表了59篇署名文章。仲勋在西北局担任领导工作期间，经常和边区群众报社、群众日报社的同志交换意见，就报纸的宣传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指导。1947年秋天“义合会议”之后，为了做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仲勋明确要求边区群众报社参加土改的记者采访要带回群众对工作中的意见。他说，这就叫实事求是。你们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如果西北局作的决定，我讲的事群众不同意，你们也要反映。报纸宣传影响很大，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后，仲勋和贺龙、林伯渠、马明方、杨明轩等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当时所在的绥德，与群众日报社派往各地参加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团采访的记者座谈，通报了有关情况，要求通过大家的采访不仅能及时掌握西北各战场和新解放区的情况，而且对老解放区的恢复和土改、救灾、生产等工作也能作一些比较具体的了解，希望大家特别要认真学习关于新区工作的政策，重视反映新区情况，切实搞好各项报道。
仲勋一贯强调报纸工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他不仅对报纸宣传报道的方向、原则问题予以正确引导，并且十分注意从编辑记者的工作方法上加以指导。1948年 9月14日，《群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仲勋在延安记者节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群众日报》改为日报以后，“对于报纸必须和党的当前任务密切结合，及时宣传党的政策这一点”上有很大进步。他要求报道工作应加强记者通讯员思想政策指导，报道要有系统有中心有分析；报社编辑工作要和领导机关研究工作结合；报社应重视和改进边区新闻，克服与边区实际割裂思想。这为改为大型日报不久、主要面向西北局中高级干部的《群众日报》进一步明确了办报方针。1951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召开西北报纸工作会议，仲勋针对当时报纸存在的问题，作了《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的报告。他说：“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群众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减租、清匪、反特、生产建设、学习等等活动，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得群众化了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要使报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他指出，“编辑人员要轮流到群众中去，记者要经常到群众中去”，要“去了解群众，熟悉群众”，“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有可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凡真正写出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热情，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创造，群众的要求，群众运动的经验……那么，不论是通讯还是评论，都具有真实的指导性”，“也只有这样的记者和编辑，才能团结更多的写稿积极分子。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报纸的读者来信和通讯网工作，“读者来信、通讯网办好了，可以求得稿件来源的面广、量多，而且更可以系统地、深刻地反映群众运动”。
仲勋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既有严格的要求，也有亲切的关怀。当年他与《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许多记者有过工作交往，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许多人多年后回忆起依然十分感动。1947年秋天，西北局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新解放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在之后进行的土改工作中，他批评了《群众日报》一位记者的“客里空”报道，要求记者报道要深入实际、深入采访，特别是写批评报道一定要实事求是。1948年春，群众日报社派出一批记者分别赴前线、新区和陇东、绥德等地区采访。行前，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专门接见了他们，他十分关心地叮嘱记者要注意当地政策和实事求是，还要注意安全，并且幽默地提醒他们：“到前线时，眼睛放亮。你们都是赤手空拳，遭遇到敌人时，就脚后跟抹油，溜快点！”
仲勋到北京工作后，依然挂念着家乡、挂念着家乡的报纸。1985年《陕西日报》创刊45周年时，仲勋再次为报纸撰写了充满感情的纪念文章，他说：“《陕西日报》的前身是《边区群众报》，后改名《群众日报》，我一直是个热心的读者。”他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在延安时期，人民群众十分喜欢《边区群众报》，说它是‘咱们的报纸’。报纸来了，大家都抢着看，看新闻，看政策，看经验，学知识，还利用副刊活跃文化生活。那时群众报能及时把党的声音传达给群众，也能把群众的呼声反映上来。我和群众报社的许多同志很熟悉，他们在下边听到群众的要求，就给我反映。我也常请他们到西北局来，对一些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发表意见。”他肯定了《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的办报工作和队伍作风，指出“群众报的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说的都是真话，都是群众的心里话。不管什么事，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夸大，不缩小。看报就象是互相谈心。这也和报社同志踏实的工作作风分不开。那时记者背着铺盖下乡，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很了解他们的心声。记者写下稿子念给他们听，叫他们评论写的对不对，问他们能不能听懂。当时，报纸不仅起了宣传的作用，还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文化水平”。他对进一步做好报纸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报纸宣传的任务更重了，要刊登大量新闻，要宣传党和国家重大决策，要迅速传播信息，要探讨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要给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新鲜知识，要为活跃商品经济服务，要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文化娱乐服务。”他指出新闻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真、短、快、活、强”这五个字，要在“可读、可信、可亲方面多下功夫。决不能搞‘假、大、空’，不能搞一轰而起、到处刮风那一套，也不能板起面孔教训人”，并且希望报纸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采取引人入胜的形式进行宣传”，“把《陕西日报》办成陕西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1989年2月，仲勋在西安考察调研期间，在西安人民大厦会见了张光等《陕西日报》新闻工作者，勉励他们进一步办好党报。1990年5月，仲勋又为陕西日报社所属的《陕西农民报》复刊10周年题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为陕西农村经济建设服务”。
2000年春夏之交，受仲勋嘱托，我赴陕甘宁老区，沿着仲勋战斗过的地方作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历时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来后，我向仲勋报告了考察的情况。仲勋满怀深情地表示，想亲自回延安看看！遗憾的是，这成了他的未竟之愿。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应该说我和《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也有着十分特殊的“缘分”。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仲勋先后在关中、绥德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我第一次接触仲勋是在1943年。当时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简称绥师）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我是主要带队人（党支部书记），这时我才知道仲勋是新任绥德地委书记。我和仲勋的直接相遇就是在这年夏天。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和仲勋举行了婚礼。这一年夏天，我从绥师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仲勋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深入联系群众。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并说：“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仲勋的教诲，使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工作的决心。
1944年至1949年期间，我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边区政府组织的历次土改。最初，我在绥德地委、县委重点乡当乡文书，记得当时《边区群众报》及后来的《群众日报》就设在绥德义合，我常在工作之余为《边区群众报》投稿，因而和报社的同志时有来往。后来我在绥德义合区、延安市北关区担任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几年下来，也有十数篇稿件刊登在报纸上。当年我在《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上发表的《郝家桥读报顶开村民会 三年不断成绩大》（1947年2月22日《边区群众报》头版），反映郝家桥模范村的读报组帮助农民识字，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义合区如何动员干部参军》（1947年7月13日《边区群众报》二版）介绍了义合区动员区乡干部参军的经验；《男人自组变工组 妇女纺织又上山 郝家桥全村组织起来 加强领导组成生产委员会 个人与自然村间展开竞赛》（1948年4月3日《群众日报》头版），写郝家桥群众积极开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奋发气象；《妇女勤纺织 娃娃学耕作 刘玉厚全家生产忙》（1948年4月3日《群众日报》头版），反映劳动英雄刘玉厚一家带头进行生产节约；《新社会的好公民 刘绍雄互助友爱热心为公》（1948年5月15日《群众日报》二版），反映曾在土改中受了委屈，但因相信党的政策积极参加纠偏的进步商人形象；《办义仓、搞副业、互助救济 黄家川团结渡春荒》（1948年5月30日《群众日报》头版），反映干部带头捐粮救济，用发展副业帮助群众顺利度过春荒；《绥德阎家沟村民 自发进行生产节约 缺乏具体领导 灾情依然严重》（1948年6月8日《群众日报》二版），反映当地160户农民以自发热情进行生产节约自救活动。这些70多年前的报道和报纸在今天都成为十分珍贵的纪念。我对这张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并且深受欢迎的报纸，既感到亲切，也无比怀念，至今仍然坚持读《陕西日报》。
今天，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伟大时代，各项事业前所未有地迅猛发展，报纸也迎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时期。衷心祝愿《陕西日报》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光荣传统，忠诚党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紧跟时代要求，改进宣传报道，讲好陕西故事，将报纸办成符合新时代要求、广受群众欢迎、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党报应有的贡献。
希望《陕西日报》永远和群众在一起，祝愿根深叶茂的《陕西日报》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