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大-上海：“基石”再次选择上海，指明中国革命方向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洪俊杰 时间:2020-11-28 点击: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资料照片
■记者 洪俊杰
记者轻轻翻开早已泛黄的1951年《解放日报》，3月24日三版底部有一行《寻人启事》：“张静泉（人亚）一九三二年后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者请告。”
这是一位历经战乱的父亲，正在苦苦寻找儿子：1927年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张静泉悄悄回到宁波老家，托付给父亲张爵谦一个包裹。几天后，父亲对外佯称“不肖儿在外亡故”，于是在山上修一座墓穴，葬一个空棺，埋入那个包裹。从此，老人独守秘密。
寻人启事刊登数月后，仍杳无音讯。父亲这才打开空棺，取出包裹，交给新中国。里面，是一批中共早期珍贵档案，其中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铅印小册，内有中国共产党的首部党章。它诞生于1922年，那年共产党人再次相聚上海，召开二大。
“再次选择上海”
穿过延中绿地，青瓦灰墙的辅德里625号（现老成都北路7弄30号）静卧于延安路高架旁。当年这里是李达、王会悟夫妇租住的寓所。98年前，12位代表由此门进，共商大业。
由于缺少档案文献、仅凭当事人回忆，12名与会代表中尚有一位姓名不详，而且多数一大代表未能出席二大。对此，党史专家的看法是：作为“初期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一大代表们忙于培养党员、宣传革命思想，无法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
当时的毛泽东已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正深入当地建立基层党组织。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年冬天（应为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据多位当事人回忆，曾有过在广州开二大的计划，但革命者还是再次选择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当时中央局设在上海，多位代表在上海或周边工作生活。”而且在一大召开后，党领导的工青妇运动也率先在上海蓬勃开展。中央档案馆选编史料记载：“到l922年6月底，中共有195名党员，其中上海就有50人，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6%。”
历史竟如此巧合——一大召开地叫“树德里”，二大召开地名“辅德里”。一“树”一“辅”，一个开天辟地，一个相辅相成；一个指明了方向，一个制定了章程，共同奠定了党创建的“基石”。
“重要的里程碑”
1922年7月16日，辅德里内，12位代表齐聚八仙桌旁，在昏黄的灯光下热议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王会悟日后回忆，“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会，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鉴于一大召开期间有过不速之客，为确保会议安全，二大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当年王会悟就抱着孩子坐在后门灶间“放哨”。8天会期中，只进行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代表分散开会。
纪念馆中展示了二大的累累硕果。会议共产生11份文件，并创造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
二大闭幕后，中央领导机构将党章与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同时将文件铅印成册，分发给党内人员学习。作为中共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张人亚也得到一本，他小心保存，直到1927年送到父亲手中。
翻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可以描绘出一幅革命图景——明确了革命对象：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革命动力：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
二大还辩证地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最高纲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奋斗目标。从一大确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进行民主革命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一大重大转变。“二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里程碑，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苏智良说。
走进二大纪念馆党章历程厅，一面红色基调的党章墙格外醒目，80余本各个时期党章复制件挂于墙上，最珍贵的是从张人亚空棺中取出的首部党章陈列件。
张人亚却再没有音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找到张人亚的埋葬处。但是，无数像张人亚这样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从石库门出发，毅然奔赴革命战场。
夜色如墨，风雨飘摇，革命的火种在树德里与辅德里悄悄点燃，徐徐燃烧，渐渐燎原，映红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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